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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说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25日 转载)
来源:炎黄春秋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突破19世纪和苏联时期的思维框架及思维局限,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用新的话语体系,对苏联瓦解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信息认知论是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解决信息认知方式的一种理论。在信息社会,通讯工具多样,计算机普遍应用,互联网发达,人们从各种渠道都能轻易获得或发布大量信息。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权和发布信息的自由权,以至于不限于书刊就能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信息质量的问题,即所得信息是否经过了检验核实,是否确实可信可靠的问题。近些年在研究苏联解体瓦解原因问题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些人拿出子虚乌有或虚无缥缈的材料,就来论证重大严肃的历史政治问题,比如,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来论证他的“背叛”:这个讲话,后来经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查证,该国根本就不存在一所叫“美国大学”的高校,何来戈氏在这里的讲话?!况且,经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核实,标明戈氏该讲话日期的那一段时间,戈氏就没到过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件没经核实,只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被抛出的纯属子虚乌有的资料,就被我国某些学者到处引用。甚至在核实此材料为乌有的十年之后,不久前在我国被号称为最有权威的学术刊物上还在传播。近年,在谈论苏联解体问题时,一些学者运用类似这类乌龙性资料尤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正是根据信息社会中信息爆炸、出现信息质量问题这一现象,信息认知论才应运而生。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种验证方式保障信息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以确保信息的质量可信度。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依据这种理论和方法,对涉及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信息及其来源,通过构建现实实在的认识动机,用信息可靠性标准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以筛选,区分真实信息还是过手(虚假)信息,是学术创造型信息还是转播宣传型信息,是经过操控腐蚀而变形的信息,还是真实直接的学术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信息来源者的历史意向和行为动机加以分析,就能鉴别、确定信息资源的质量来。这位严肃的俄罗斯学者,依靠这种严格的信息分析法和信息筛选法得到的资料,进一步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灭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其长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官方也承认)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能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明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如何稳步而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

这段话言简而意赅,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重要论断尽含其中。笔者尽量严格按其原义并用易懂的语言翻译了出来。尽管如此,对于某些非专业读者恐怕仍显得不易理解,出于这一考虑,在此不妨再多费点笔墨,对其主要含义略作一些阐释。

第一,这里主要强调指出,“这种”苏联“模式”是其解体瓦解的根本性的、也是主要的因素。这位俄罗斯学者特别强调:“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是决定苏联解体瓦解的整体性因素,即起着全局性、长时期、全覆盖影响的因素:因为“这种模式”作为“苏联的基础”性因素,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国到其历史的终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它对苏联的作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超过前述各种原因论因素的权重和分量;前述七种因素都是由这个整体性因素派生出来,并由它所决定的。
前面曾经论及,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其他七种原因论解释与他的“体制模式说”,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可“归结于”后者,后者可涵括前者。这样看来,梅杜舍夫斯基实际上是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排除前者在学理和资料信息上的一些非理性成分、附加杂质和虚妄因素之后,在前七种原因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提高、锤炼和升华。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也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解释。在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方面,梅杜舍夫斯基没有责难个人,而是归结为整个“精英集团”,归结为他们不懂得“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如何一步步“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而且,这个“精英集团”在改革问题上纷争不断,曾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对抗,这样就贻误时间,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解释与我国学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把苏联解体灭亡的责任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在改革上的错误和失败,而是将责任归之于整个“精英集团”。这倒是别开生面,应该引以深入思考的。
从梅杜舍夫斯基的结论看,他关于苏联瓦解的“体制模式说”,倒是同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多数主流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客观地说,他的论证更深刻一些,方法论显得更严谨。不过,我国学界就“体制模式说”提出的时间,要比这位俄罗斯学者早得多;我国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就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这种观点,较之他在2010 - 2011年提出,要早了10多年时间。

就世界学术界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是对苏联瓦解原因问题研究最给力的国家,我们两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对问题开掘得最深,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就目前我们对俄罗斯学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可以说我们两国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相当一致的。在两国学术界,分歧和激烈争论都存在,但这是表面现象。剔除一些学者在学理、动机上的非理性,以及在资料信息上的虚妄杂质外,总的来看,几乎把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所有因素都可以归拢、统一于“体制模式说”这一总的结论中来。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在这里笔者不妨举出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我国有一个学者,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上,他认为,是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造成的;在这三大原因中,每一原因的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在他看来基本是各占一半。说实在的,这种看法较之“王小石”的观点,更客观一些,但基本属于“王小石”观点的范畴。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他预先形成的定见,是“先入”的观点。但在论证问题的过程中,他通过对“三大主要原因”的阐述,在做结论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这里明显表现出了这位学者“先入论断”与其“下意识”“逻辑结论”的矛盾:在该学者那里,是历史逻辑的强大力量在一闪念之间占了上风,让他得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之上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正是同他在文章开头,甚至同这句话后半句得出的“先入论断”相矛盾的。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属于王小石观点范畴的一类论说,实质上是可以归入“体制模式说”的,因为这一结论有强大的内在历史逻辑力量。

我们从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联系到了中国学界的情况,从俄国学者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联系到了中国学者的“体制模式说”,这似乎扯得远了一些,但这样联系起来,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更贴近我们自己,更容易理解一些。

上面我们集中谈到的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体制模式说”,也就是梅杜舍夫斯基从分析历史和信息认知理论出发,对苏联崩溃原因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八种理论解释。再加上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提出的“三垄断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也就是说,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灭亡。这是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九种理论解释。这第九种解释,实质上与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异曲而同工,只是更集中着眼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这样看来,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上述9种理论或9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因为正是这一原因论解说,不仅涵括了“帝国论”、“社会经济论”、“现代化危机论”,而且覆盖了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说”和“综合论”的各个因素,甚至在筛除其情绪因素、信息杂质和不实因素前提下,也包括了“阴谋论”中某些合理的“戈尔巴乔夫因素”等。可见“体制模式说”,是解说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提高、深化和升华的集大成者。(Modified on 2013/11/2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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