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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推进改革的一些思考 /吕朴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24日 来稿)
    
    (一封致友人的信)
    

    作者:吕朴
    
    你好:
    
    你提出的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和一个愿望,
    
    1、政治制度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2、中共绝对不愿意改变政治制度。于是就有怎么办的问题。
    
    3,希望“红二代”能挽救当前的局面、推进改革。
    
    对此我有以下看法。不过在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讲讲与此有关的背景认识。凡是朋友问到面对当今中国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都首先要谈及这一前置性的想法。
    
    当局总爱提及顶层设计。为此我总希望当局能够先把开展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但始终未能如愿。因此我来提供一个考虑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三点一线”的改革(此后大多数时间我将以转型革新一词替代)指导思想。
    
    “三点一线”是指,一,转型革新的方向和理想社会,包括明确的社会形态(结构与机制);二,“比较发现现实”是根据理想社会的社会形态对比出当今的社会现实。这是指体制性认识,而不仅仅是对于现状的现象描绘。因为只有这样才知道现实和理想社会到底存在些什么差距和要完成的总体任务;三,掌握发展中国家转型革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社会(国家)的客观规律。包括对于这一过程里到底需要完成哪些转变,这些包涵诸多变化因素之间相互都具有什么样的条件结果关系,进程都需要经过哪些阶段等等?。“一线”是指开展转型革新实际工作的整个过程。这三“点”内容的功能结构,方向与理想社会的正确与否将决定转型革新是否具备生命力;而只有通过“比较发现现实”,才具备脚踏实地开展转型革新发展的基础,才能真正了解转型革新的总体任务。没有这一条,谈转型革新只能是云山雾罩;通过借鉴成功转型革新的经验教训,掌握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才可能有序、有效地开展革新发展工作。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在缺乏社会转型革新规律思想指导下的必然结果。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又看到了世界上明明存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案例和模式,也存在成熟的转型革新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认识、掌握这一规律,因为只有掌握规律、把握进程,才在“一线”------开展工作的进程里,确保转型革新的成功。因此,掌握规律和把握过程是成功的关键要素。至于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顶层设计,其内容完全被“三点一线”的革新发展思想所包容。反之顶层设计绝对替代不了“三点一线”思想。
    
    “三点一线”的转型革新发展思想才具备真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素。科学是指符合客观规律,不存在客观规律的思想怎么谈得上科学;没有现实起点、终点目标和过程这些基本要点的思想怎么能谈得上是发展观呐?
    
    你首先问到的,“政治体制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实际涉及到在转型革新过程里,政治体制与其它体制所组成的功能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总的来说,它主要涉及社会主要领域(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相互之间的条件结果关系,谁具有基础的性质(自变量),谁是反映性的事物(因变量)。其实它是种辩证的关系。以政治体制来讲,它的本质属性是对经济方式、社会方式的反映,通俗一点儿讲,它属于因变量。将遵从整体、一般的普遍规律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政治领域对于整体、一般的普遍规律发挥特定积极作用的内容。,例如执政者在掌握“三点一线”转型革新发展思想之后,可以自觉的、代价最小、时间最短的开展深化改革工作。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实现转型革新,它在各个领域里都不会是齐头并进、齐步走的。而是需要依照经济、社会、政治的顺序规律进行。经济方式的转型革新肯定是整个社会转型革新的基础性内容。它既是整个社会转型革新的先导,同时又是社会领域、政治领域转型革新的基础。凡是违背这一顺序,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人们自由了,有了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多党制和各种社会、政治权力,但是保证基本社会秩序的责任反倒未能形成。因为人们对于新的、开放的经济方式、社会方式、政治方式、思想方式所必需的新秩序需要学习,这种学习首先是在经济领域里完成的,然后才向社会、政治领域逐渐拓展。这种真正有成效的学习不是当政者告诉你、教育你的方式,而是人们为了协调社会上与自己阶层(阶级)相关的各阶层(阶级)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关系,而参加的社会自治组织,从而在自治组织的各种活动而得到的的。这种学习方式所得到的责任观念、秩序观念才是他本人内心的真实要求,才具备秩序观念的自觉性。因此社会自治和在社会自治组织里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包括精英代理观念和制度),是政治体制转型革新的基本条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即使形式上宪政体制已经很完备了。而且还不只是三权分立,已经有了“五权”宪法和体制。但是由于国民群众(包括执政者在内的各阶层)头脑里根本还不存在普遍的责任观念、秩序观念,更不存在对于社会、政治事务产生制约能力。所以宪政体制根本无法运行的原因即在于此。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实际也无法普遍深入实行的原因也在于此。由此可以看出,宪政民主目标的实现是要有一个由诸多逻辑环节构成的发展过程的。绝不是单凭几句学院派的言辞就可以推广实现的。所以我们讲,民主不是教育出来的,而首先是经济出来的,而后再社会出来,政治出来。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是错误的。
    
    像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埃及这些,他们政治体制在表面形式上的进步,既缺乏经济方式转型革新为基础的支持;又缺乏执政者根据转型革新发展思想的指导,对于转型革新进程的准确掌控,任凭不负责任的自由权力的横冲直撞,其实际效能,只能是社会混乱,而绝不是有序、有效的转型革新发展。社会无论是平时的稳定发展还是转型革新的变动时期,都存在有序、有效运行的需要。社会有效的运行是所有正常人的需要,而社会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社会存在基本秩序,而这种基本秩序,除了法规制度这些对于人们行为直接约束的外部条件之外,还必须在绝大多数人们头脑里存在对于基本秩序需求的动机,即秩序观念和主动性。。秩序的存在不能单凭法律的约束,更要以人们头脑里形成普遍存在的秩序观念(机制)为动力。也只有这种动力机制的存在,人们对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活动秩序的才会形成自觉,社会秩序才会有效的运行。否则一定不会存在秩序的有效性。为什么同样处在灾难当中,在海地、菲律宾、印尼这些底层的发展中国家就能出现大量的抢盗现象;而在日本和发达国家就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区别就是源于广大国民群众头脑里的秩序观念(机制)不同。而秩序观念(机制)的形成,是从经济领域通过经济方式对国民群众开始训练,而逐渐向社会领域(行为),继而向政治领域(行为)拓展形成的。这种诸领域的逐渐拓展过程反映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具体的秩序,除了法规这些外在的表达形式,还需要动力机制,这就是存在国民群众头脑里的秩序观念(机制),而这些观念(机制)本身是具有结构性内容的,主要是由责任、权力和取利方式(利益)共同构成。而这三项内容的重要性绝非等量齐观,肯定是责任最为重要,它既是权力和取利方式存在的基础,也是为责任实现所必需的行为延伸。正是责任(实际最终形成的是遍及全社会的责任网络)的实现才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存在和运行的有效。人们对于秩序观念(机制)的接受,有两类,一类是自主形成、自觉遵守。一类是外源强制、被迫遵守,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予以挣脱。
    
    前者主要是在发达国家。正是在社会自治的环境里,秩序观念是因为参与社会自治组织的运行而逐渐自主形成。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已经经过长期的训练和适应,已经深知这种秩序观念(机制)是对自己合理权力和利益的保障,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意识,所以自觉地遵守,整个社会井然有序。而观念(机制)的形成过程实际也就是自然人转化成社会人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以市场(商业)意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社会、政治意识为主的公民社会都不可能形成;而没有公民社会为基础,宪政体制即使存在表面的形式,也不可能正常有效的运行。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埃及和中国的例子还不够生动吗?
    
    后者是在发展中国家,正是人们未能长期接受这种训练和适应,人们对于秩序观念(机制)的接受是被外来强制的结果。特别是在专制政权统治生活的国民群众。对于这种被强制接受的秩序观念(机制),他们的内心随时都准备抛弃、颠覆。而且专制政权从来最看重、最追求的是把握在手的权力和利益,根本不承认需要以尽责为得到权力和利益的前提。正是这种对于责任的推卸和漠视,一方面成为特权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成为特权阶层炫耀特权的标志。结果整个社会成为不负责任的大赛会。不负责任但还要穷尽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手段争夺权力和利益,这已经成为社会性质和权力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成为无耻人们引以骄傲的依据。正是权力和财富对于责任的蔑视,导致了整个社会(人们)正常秩序(责任、权力、取利方式合理关系)的崩解。也正是这种荣耻现实颠倒了原有社会的道德基础。你就是把“八荣八耻”吹到了天上,人们都不会在乎的,有的只会为社会的伪善再添一层保护色。面对这样是非颠倒机制的社会,还口口声声声嘶力竭的叫喊什么“软实力”,真以为拿着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大批金钱满世界抛洒,就能为所欲为、征服世界。殊不知人家一方面表面上敷衍、耍弄你,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占你的便宜;而另一方面又在心里暗自嘲笑这个傻瓜所举着的“软实力”旗帜,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怕你那“崩坏”的机制。只不过他们在占便宜的短期利益和因为占便宜而对长期能力所形成的损害之间维持平衡而已。而我们这些管理者还由于别人的表面敷衍而沾沾自喜;更由于不承担责任而无畏自以为得意。真是不知天底下还有没有比他们更无知、愚蠢的人了。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以为依靠严重缺失责任的传统社会主义、党权体制,只要启动物质利益动员机制(即市场经济手段)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既没有建成现代化,更不存在社会主义,有的只是党权权贵国家主义社会(国家),连资本主义的边儿都沾不上。资本主义是追求资本增值的,党权体制追求吗?他根本不用靠这个得到财富,他靠得是掠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质是经济手段的进步、发展方向的错误。
    
    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问题,很多人在讨论,是应该向人口要红利还是向分配机制、退休制度要红利。我觉得最应该看重红利来源的应该是正常的秩序,是责任的普遍实现。这种思想也为今后改革的深入提出了方向的矫正和对于进程实质的把握。
    
    那现有的政治体制能对需要长期转型革新的整个社会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呐?即转型革新与政权条件的合理关系问题。这里存在一个关键变量,即政治体制的主导者对于“三点一线”转型革新发展思想的掌握、运用程度,这将对于今后改革的深入发展能否顺利的进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缺少权力和财富手段,最缺的是思想。由于我们谈的是转型革新,是指非暴力的和平的进行转型革新。这就需要执政当局为改革提供足够的空间和必要的条件,包括合理的管理和必要的禁令。在过去我们经常提到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而现在需要处理好转型革新、避免混乱的继续执政、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一关系,只能是在“三点一线”发展思想的影响下而采取的主动。当然也存在在灾难的推进下被动改革的前景,不过那样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三点一线”的转型革新发展思想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即使是灾难纠错。当然,如若政治新星在运用转型革新发展思想起着主导作用,那主动的程度会更高,社会转型革新的进度会更快、代价会更小。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是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伊拉克、阿富汗,还是今天的中国都逃脱不了“三点一线”这一客观规律的制约。所以面对中国社会转型革新,的确存在依据“三点一线”客观规律对中国现实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是坚持现代教条主义还是努力争取接受客观规律的指导,力求现实主义?这个问题是放在管理者和思考者面前摆脱不了的社会实践试卷。
    
    具体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应该干些什么?我想这将因个人条件、环境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取向。不过总体上来讲,本人更看重发展中国家实现转型革新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归纳和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落地。当前的中国确实急需这样一面思想旗帜。靠原旨马克思主义不行,毛泽东思想更不行,邓小平理论也失败了,其它什么“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也都不行。只有向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成功模式去探寻和发现。
    
    你讲的第二个问题,“红二代”在未来的革新发展是是否可以起到引领性的历史作用。至少你是这样希望的。回答这一问题,一定要看看“红二代”们到底和旧体制、未来的新体制以及革新发展的过程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首先,“红二代”普遍和旧体制具有必然的利害关系,他们固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经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旧体制中极端势力(毛泽东“左”倾路线)的损害,但是整体都是正常旧体制的受益者。甚至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利用旧体制发展贪腐的积极分子,这些贪腐分子对于正常旧体制而言是超越者,是提前完成了正常旧体制需要更长时间才会完成的历史性变化。而大部分正常的“红二代”一方面还未能在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实现对于正常旧体制变化速度上的突破,没有走向腐败,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实现对于旧体制的革新性突破,其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些“红二代”还未能像当年的父母走向社会、走向社会矛盾的焦点。只要你还在体制内,打算只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对体制进行革新性的改变,你就没有任何希望。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对此不是已经充分的予以了说明吗?现在也只有这一个指标能表达“红二代”是否真正要对旧体制实现转型革新。不过还有一个更短期的检验尺度,那就是他们是否愿意探讨和接受对旧体制实现转型革新的指导思想。
    
    本文所指的旧体制,其主要来源有六。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决定论(也可称之为泛阶级斗争论、阶级灭绝论),以及依据此思想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其经验教训已经从反正两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思想理论都是错误的。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两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前苏联为代表),已经被历史发展所抛弃。而这种被抛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恰恰还是我国现体制框架的骨干。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其本质实际是新式(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决定论启发)农民革命。在这场革命斗争种所形成的的,形式极其辉煌的成套革命战争方式,实际只适应开展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非常态社会;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运用则完全不适应正常社会的需要。如若革命政权不能尽快实现向和平建设方式的转变,只会形成在红色外衣掩护下的农民革命历史归宿,即形成新形式的封建专制。这种历史归宿必然成为新历史条件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左”倾束缚,形成对于社会转型革新的扼杀。毛泽东、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无一不是如此结局。所以往日的辉煌反倒成为今日的障碍,这种异化的现象在今天表现得再充分不过了。但是即使如此,许多领导人对此如此重大历史现象,至今仍然置若罔闻!四是毛泽东模式传统社会主义对于现今体制的影响还远远未能清除,很多内容还连续几届被领导人奉为不可触动的金科玉律。五是具有严重缺陷和错误的邓小平模式的改革开放,至今仍然未能得到认真的清理,其负面影响仍然在发挥着严重作用。六是,当今的中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新形式的专制制度)的束缚,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普遍具备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全面成果,即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成果、社会成果、政治成果、思想成果都在同时进行。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各领域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极端畸形状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中国社会目前很大程度上呈现为新型的传统社会,一方面使用着手机、电脑和网购,但是仍然遵从人情社会、专制权力体制的陈规陋习。不但未能全面进入现代社会,反倒在很多方面距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远,在转型革新的很多方面甚至较民国初年阻力还大。而有些人特别是有些领导者,对此不但没有丝毫的觉悟,反倒以为这才是软实力之所在,反而对诸多人类文明成果,如普世价值、宪政体制等反其道而行之,为今后必须进行的转型革新设制了诸多障碍。目前在思想领域,民粹主义、新“义和团”思潮的泛滥,新“左”派和毛泽东(文革)意识的回归就颇具代表性。实际目前在决定转型革新生命的方向上,主导力量仍然处在“反其道而行之”的取向,社会各界就更是沟通渠道不畅,真相被严密封锁,思想被强力钳制;,真知难以传播,荒谬大行其道的优败劣胜状态。
    
    “红二代”的大多数对这一艰难的时局具有基本感受吗,就是感受到之后的倾向又有谁能把握呐?能否过这两关都说不清楚,还能指望他们引领革新发展吗?俄国当年的“十二月党人”的历史可能在当今的中国再现吗?我看不可能。正义高于利益的道德原则在党权体制内有过存在吗?没有,毛泽东是权术高于一切,周恩来是政治生命高于一切,到底政治生命为什么道统而存在他就不管了。所以周有一句名言,“宁犯思想错误,不能犯政治错误”。他的一生至死也就是这样实践的。周恩来到底还是个聪明人,他这样做,百年之后能对得起谁?他自己心里完全明白,留得痕迹越多,受到的清算就越多。所以不留遗言、不留骨灰,自己死后让邓颖超搬出中南海,永远远离政治。他就是要不留任何痕迹,尽量减少被历史清算的痕迹。刘少奇最后完全明白是毛泽东把他害死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原因刘少奇到底是否彻底明白,我们已经永远不可得知。但是直至今天,真正明白全部原因的思考可惜还未能见到。所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权体制之内都不存在正义高于一切的道德原则。“红二代”自然也难以免俗。
    
    当然任何专制体制,实现和平革新转型,都离不开体制内政治新星的作用。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必须要有赫鲁晓夫、安德罗勃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历史革新人物的出现和接力发挥作用。中国同样如此,仅有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当代的政治新星。但是这和把希望寄托在“红二代”身上那是两码事儿。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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