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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从一家民间智库说开去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10日 转载)
    从一家民间智库说开去
    ——中关村文化的核心是科学和民主
    

    李锐
    
    最近又与王德禄交谈,使我决心介绍他的事业,即科学与民主在中关村所结的果实,而中国的希望,始终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光大发扬。
    独立的民间智库
    
    我认识王德禄有20年了,他原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工作。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上马的决定后,由我的朋友范岱年介绍他来采访我。不久,这篇采访记就发表在刊物上。没想到,第二年他便下海创办了民间咨询机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决定。因为他想以“经济独立”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从属于人的生存方式。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缺乏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地位,我在许多文章中论述过,以下作一些引述:“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士人习惯依附权门,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变成‘奴才学’大师,代有传人。北宋以后,称夷为父,变为奴才的奴才,如秦桧(状元)、贾似道、洪承畴等。当然也不乏人格独立的学者,如叶水心、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等。我国自古无科学传统与民主传统,甚至不存在对自由的向往。无视自由妄谈民主,实缘木求鱼。个人自由乃民主社会的前提。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三百年的努力实践,实现了工业革命,发达了自然科学,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早就不在议事日程了。”
    
    “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许多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为了所谓‘不断革命’,知识与知识分子却化为异己的对立物。这个问题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可怕的弯路不彻底弄明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搞不好的:我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澄清这些问题。”
    
    毛泽东“长期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理论上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毛’,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面。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持这种态度?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回顾一下,把问题弄清楚。对待知识分子,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长期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认识。”。毛泽东“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是由来已久的”。“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也是从农业合作化的困难而言。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毛泽东“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将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从而总是将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看待”。
    
    “我这里只简单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过去叫做‘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关系到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创造的剩余价值论,都值得重新研究,现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不少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体力劳动是简单劳动,似容易说通;但应用到复杂的劳动上,就比较困难了:尤其应用到脑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更说不通了。人的智力、灵感这些属于知识水平与思维能力的脑力劳动,因人而异,是不可能计量化的。《红楼梦》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得出来,你怎样计算其劳动价值?现在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宝贵的财富,如何计算其价值?比尔•盖茨的资产几百亿美元,怎样计算他创造的价值?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怎样对比计算?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其载体是知识和知识分子,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是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所有这些人、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一样,都是生产力,都是创造劳动价值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人体作比喻,知识分子是人的头脑。”
    
    以“独立、科学、低调”为其生存之道,二十年来,王德禄创办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1986年万里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讲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改革。在我看来,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独立的民间咨询机构,不存在独立的民间智库,没有他们做出的独立性研究和判断,政府就很难做到决策的科学化。2011年5月6日,王德禄和范岱年又来我家时,送我他这几年的《博客集》共四本,知道他在市场经济具体事务的所思所想,特别他在硅谷与各种人物交流,所体现出新经济的新模式时,感到兴奋。他还谈到,不要称“海归”要称“海鸥”,同硅谷的有关人士应经常来往。2012年,我与王德禄见面时,主动为他大写了“民间智库”四个字,这里面既有我对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期许,也有对长城所取得成绩的赞誉。
    新技术革命与民间智库
    
    由于我对王德禄的一些咨询实践很感兴趣,就关心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王说他是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的,他的导师是戈革。戈革是研究玻尔的权威。王2010年6月21日《在哥本哈根拜访玻尔研究所》这篇博文中说:“这次欧洲之行中,瑞士的苏黎世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苏黎世我去拜访了爱因斯坦生活和工作过的苏黎世理工大学;而在哥本哈根则是另一个上世纪伟大的科学巨匠尼尔斯•玻尔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玻尔研究所。这两位大师和我是有渊源的,我的大学老师戈革先生一辈子都在研究尼尔斯•玻尔,而影响我最深的许良英老师则一辈子在研究爱因斯坦。这两位长者对我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从七十年代末至今,我都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今天行将拜访的玻尔研究所,我有很多的期待。”参观完玻尔办公室后,他在留言薄上的留言是“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
    
    中国的新经济发展,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胡赵执政时期的“新技术革命”大讨论。当时关于新技术革命大讨论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认为“新技术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胡耀邦有一句反驳的话,很经典:“我们要过的两条河,不是长江与黄河,是愚昧与贫穷。无知是可以的,但是狂妄自大是不对的”。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全面应对新技术革命的问题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技术市场、鼓励创业、发展风险投资以及建立科技园区等一系列政策。在国务院总理的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中关村一个科技园区,也就是今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现在看来胡赵时期对新技术革命的讨论,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深远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为王德禄他们下海提供了机遇,新技术革命为长城所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王德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正是受到新技术革命影响很大的一批年轻人。他回忆说,当时三本美国未来学家的书使他心潮澎湃:丹尼尔•贝尔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1982年的《大趋势》。他正是受这些影响,选择了咨询业创业,决定用大脑里的知识、智慧创造财富,独立思考养活自己,贡献国家。
    中关村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我在“十八大“书面发言中专门讲到科学与民主:“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的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
    
    今年2月12日王德禄与范岱年、刘志光来我处,整整谈了一上午。我同他们谈到,如果说世界上有些独裁者用专政的手段统治,毛泽东是他们中最厉害的,因为他想尽办法给人洗脑,都当螺丝钉(学雷锋就是当螺丝钉)。中国要走向民主、走向宪政,必须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我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教训方面一共出了5本书,《早年毛泽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晚年悲剧》。我最后出的一本书是香港版《何时宪政大开张》。因为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的权术,有吸收了近代专政的手段,所以我认为总结毛泽东的教训是比较难的,从中国人来讲,政治家玩弄权术似乎非常自然,政治家从来没有感到权力容易给人民造成伤害;对西方人来讲,似乎很难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帝王的权谋。
    
    在王德禄的《博客集》里对温家宝的关于“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表述,有一个很好的诠释:温总理说得很诚恳,很多都是对的,温总理表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却对权力的可怕性缺乏警觉。西方有名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他没有意识到,权力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东西,它像一只老虎,随时会侵害无辜的人。权力不但侵害无辜的人,也会侵蚀执掌权力的人的心灵。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意识到了权力的可怕,认识到权力就像一只老虎,所以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对权力产生过恐惧。当权者一旦拿到权力,往往就在某些方面丧失了自制力,开始玩弄权术,丝毫不会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扭曲;比较好一些的,尚能在操守上把持住自己,但这并不等于对权力的警觉——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产生坏的结果。所以,一定要监督权力、约束权力。“如何来约束权力”,正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让媒体监督权力,第二是让权力多元化,第三是让权力受到真正的制衡。
    
    中关村成为中国的科学城,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清华学堂和近代的燕京大学,陈毅决定科学院选址在中关村。今天,在市场经济和创业自由方面,中关村做出了很多探索,并取得了成功。在读王德禄的博客时,我注意到了关于“中关村文化”的讨论,核心观点是:中关村的文化是“科学、民主、与时俱进、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可以说,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精神,只有在中关村的发展中才真正得到了继承。
    
    首先,中关村发展的“科学”突出体现在两点:一是依靠科学技术创造社会财富;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和新经济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体制将科学与经济分离,其负面影响至今还需持续清除。历史上中国不遵循客观规律的事太多了,并因此拖了中国发展的后腿。而这两点,在中关村都有本质的改变。
    
    第二,中关村发展的“民主”,突出体现在基于市场规律的经济民主,以及创新型企业内部的思想民主。没有前者,就没有今日中关村数以万计的自由创业者,也无法形成政府服务于企业的新型的政企关系;而没有后者,则无法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大公司。
    第三,中关村的成功,也得益于思想自由,这种思想自由体现在对“想法”的尊重、对“创业”的尊重,许多自由思想来自于从硅谷回国的创业者。
    
    2012年12月13日,温家宝考察中关村时说,中关村发展的经验,一是人的解放,让人活起来,自由地去创造。这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也是中关村发展的根本。二是体制创新,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这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中关村成功的道路。我认为温家宝的这两点说到了根本。
    中关村是中国的希望
    
    王德禄告诉我,近几年,他频繁来往于硅谷和中关村,并且写了《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他说,如今硅谷许多经济现象都出现在中关村,像系列创业家和天使投资网络等等。
    
    在王德禄的《博客集》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反思:2012年2-3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更大的开放性和普世人权的保护是促进所有国家创新的最好方式,中国也不例外”,认为“专制体制限制人们的思考,禁锢创新精神”,“美国的经济相比中国经济,至少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创新”,而这种优势又依赖于“美国自由”。他认为“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而“依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中国无法主导世界,美国才能主导世界”,并不客气地说“中国缺乏创新能力”。王德禄由于做“海鸥”的身份,感触太深,才引出拜登这段话。这里,我举出一个统计数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占70%。这就说明,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确实在一张白纸上画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应该说,“创新”是美国人真正值得骄傲和沾沾自喜的地方。的确,自由主义的文化,创新条件的完备,大量技术移民的融入,全球经济霸主及新兴产业引领者的地位,等等,使美国在全球呈现出创新环境最好、创新群体最大、创新能力最强、创新阶段最高的发展态势。中国在中长期科技规划后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后,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创新方面的努力。拜登的这次讲话应该理解成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泼了一次冷水,应引起中国各方面关注。中国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高端创新领军人才匮乏等现实障碍,还存在长久以来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包袱,也存在限制人们思想自由、抑制原创等不利的体制、机制障碍。不过,拜登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同的国家或时代需要有不同的创新范式,而不同的范式则取决于一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战略需求。就技术层面、需求层面、竞争层面而言,发达国家往往需要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而欠发达国家更多的需要集成性创新、适应性创新和跟随式创新。对于中国创新发展的判断,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欠发达的发展阶段,着眼于中国的超赶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就是通过大量跟随式创新紧紧跟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我们确实需要从原有的创新范式逐步向集成创新、适应性创新同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并重的创新范式转变。但是,创新范式的转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弥补人家发展几百年沉淀下的差距,还要破除几千年来留下的思想文化包袱,更要扫清60年来积累下的体制机制障碍。就这一点而言,拜登说的是正确的。
    
    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有没有希望,在于今后的30年是否能走上原始创新、原创产业发展之路。所谓原创,必须来自思想自由,从本质上来说,只有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原创。要想真正做到思想自由,就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的中国急需第二次思想解放,只有打开一切束缚人们手脚的锁链,才能最大地激发人的潜能,发挥出无限的创造力。
    
    中关村一直在努力追赶硅谷,与硅谷间建立起了发达的人脉网络,二者差距正在缩小。根据长城所的研究,中关村是世界第二大高新区,仅次于硅谷。近些年,中关村出现了很多“海鸥”、系列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也出现了怀揣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他们来到中关村,为中关村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而中关村也越来越强调原创、鼓励改变世界、不断扩大思想自由。
    
     科学、民主、自由的深化与相应的新的制度安排,已渗透到中关村的所有人、所有事、所有环节中,并且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本文发表于2013年第8期《炎黄春秋》“一家言”栏目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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