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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竞民主制与中共执政——读刘亚洲内部讲话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1日 转载)
    协竞民主制与中共执政
    读刘亚洲内部讲话《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
    

    桑潮流 旅美历史学政治学学人
    
    刘亚洲“内部讲话”轰动疯传,真假难辨。笔者对讲话真伪兴趣不大,仅就此文的核心概念“协竞民主制”及相关要点,以漫谈方式而非严谨学术论证方式,参与讨论,关心中国国家大事。无所谓“反共”或“媚共”。如此而已。
    
     一
    
    刘文将自己的“协竞民主制”界定为“通过民主实践达到将来的‘协商加竞争’的协竞式体制。中共作为执政党可以让参政的民主党派、甚至反对派组织自己的政党,协商竞选。实行新的政党政治。” 而达到协竞式体制的具体措施是:新思维,化敌为友,活化人大政协的政治功能,民选官员,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查处贪腐分子。
    
    笔者就刘文的“协竞民主制”及相关要点讨论如下。
    
    刘文的“新思维”是要“抛弃敌对思维,冷战思维”。而敌对思维、冷战思维又具体表现为:“体制外的人士与代表,无一不被我们敌对化,变成我们的维稳对象”。“所有不同于官方的言行都被要求消灭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维权律师、环保志愿者、写文章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和家庭教会的牧师都成了我们的敌人”。
    
    那么,如何抛弃敌对思维并且化解这些敌人呢?刘文认为应当化敌为友,“把这些‘敌对势力’看成是中共的‘反对派’,他们不能成为反对党来取代中共,但以监督者存在。欢迎海外一切所谓的‘敌对人士’回国。让他们进入体制内。人大政协为他们进入体制提供了法理依据。”
    
    笔者认为,某些“敌人”本来就是中共制造出来的。例如,对待六四学潮,中共反应过激,本来是可以考虑以其他方式予以平息的,李鹏本人事后有此相同的说法。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当时就明确反对走极端。就连邓家人若干年后也是闪烁其词“集体决定,集体负责,而不是某个人承担历史责任。” 又例如,当年的法轮功是否可以考虑纳入民政局、体委和佛教协会的有效管控,而无需动用公安力量呢?再例如,维权斗士陈光诚主观上是否一定要投奔美国人呢?
    
    所有这些“制造的敌人”都可以回归体制之内,“推出去”是可以“拉进来”的。因为,第一,六四学潮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是“推翻中共”,而是“诉求民主”、“反贪官不反皇帝”。本质上是为中共“照镜、洗澡、治病”,即对中共的诟病痛加指责,敦促中共自己加以矫正以利于国家人民;敦促中共清理队伍,最终有利于中共执政。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当时明确肯定“学生的要求与政府一致”。甚至今日,民运人士也未必全体坚决反共。这就是诉求“平反”而不是“推翻中共”的根本原因。出于同样的政治立场,维权人士坚持“上诉”,而不是“揭竿而起、聚众山林”。第二,尽管他们是被“逼上梁山”推向对立面的,他们仍然反对国家分裂,没有丧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虽流亡海外多年,寄人篱下,但没有成为汉奸、卖国贼。第三,中共的“爱国统一战线”并不拒斥那些“不爱中共、甚至反共”的海外境外爱国人士。只要爱国(一个中国原则),都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共同奋斗。中共也明确表示“对于那些曾经主张或实践过台独的人士,只要他们不再坚持其立场,都持欢迎态度。” 如此“外宽”,何必“内忌”。更何况“制造的敌人”中已有骨干分子明确表示“原谅”、“学习曼德拉”。第四,他们没有思想、理论、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干才,因而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纲领和路线,也未形成组织严密、结构严整的统一强大的反对党,甚至像模像样的社团(民运骨干分子也是这么看的)。在海外如此“自由”的政治环境中,尚且不能,回归后怎么可能凝聚成一个与中共分庭抗礼的强大反对党呢?
    
    刘文所说的“活化人大政协的政治功能”,就是“恢复人大政协的参政议政监督作用,而不再是橡皮图章、举手工具。由群众选出真正的代表,反应百姓的心声。海外反对派人士中的为民服务者,也可以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地方官员。” “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前提下,所有政党都是社会主义政党,都是为人民服务,都在协竞式体制内进行选举、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
    
    笔者认为,表现为“选举、参政、议政,监督”的“政治兼容性”本来就是中共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说“党内的不同意见与争论是党的政治生活的健康表现。反对党的领袖的意见不是反党”。 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代表的,政党是由领袖领导的”。毛泽东说“要照顾各个山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 中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基础决定上层,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的多样性,阶级阶层的多样性及它们切身利益的多样性,当然产生政党及其领袖、进而思想与政见的多样性。执政的中共当然应当建立兼收并蓄的政治体制。因脚选鞋而不是削足适履。
    
    “政治兼容性”本来也是中共执政的历史实践。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七大选举时,毛泽东坚持王明入选中央委员,计票处坐等王明入选。建政时,成立联合政府,而不是苏共清一色的工人阶级政府。如此,把不同政见者、反对派或可能的反对派纳入体制内,有利于执政和稳定;同时也达到中共政策、思想和言论的兼收并蓄,有利于对中共执政的监督,避免决策偏颇失误、甚至一意孤行。
    
    遗憾的是,后来的政治斗争不断升级,斗争对象不断扩大,导致中共执政的包容性越来越窄;人大政协中的代表类型虽然增多,但中共的执政理念却越来越纯。各级人大政协举手盖章;全体中国人“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思想言论复敍或变通复敍领袖讲话,以至于“竟无一人有主见”。更不要说“争鸣与监督”了。
    
    关于“民选官员”,刘文认为选举不会导致中共下台,而是相反,“共产党凭借现有的执政资源,完全可以在大多数的县市选举中获胜”。
    
    笔者认为,民选问题就是宪政问题。时下,政治体制改革“宪政与反宪政”论战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呈现为“体制内论战”和“体制内外之间的论战”。
    
    “体制内论战”呈现为刘文所说的“红二代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反宪政派认为,宪政就是让中共下台;宪政派认为,要想国家好,只有实施宪政,别无选择”。可见,两者虽然针锋相对,但只是方法途径之争,政治立场却是一致的,即坚持和巩固中共执政。
    
    “体制内外之间的论战”呈现为“反共”与“拥共”。反共的宪政派(普世价值派、全盘西化派,等等)竭力主张宪政,欲以“非暴力革命方式”(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多党选举,竞争执政)导致中共下台。拥共的反宪政派则在理论、思想与政治上竭力反对宪政以捍卫中共执政地位。可见,两者政治立场与政治目的虽然针锋相对,但双方的逻辑结论却是一致的,即宪政必将导致中共下台。
    
    宪政果真会导致中共下台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中共不仅可以在县市选举中获胜,而且可以在全国选举中获胜。
    
    假定,现时就按照美国式选举游戏规则(全民理性有序,军队中立,多党竞选,新闻自由)在中国举行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全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候选人走向民众,发表竞选演说,阐明政策纲领与具体措施。媒体现场直播,跟踪采访、报道、评论。这样的选举当然不是“中共操纵的假民主、假选举”,甚至顶礼膜拜“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园”的人士也不会认为这是假民主、假选举。
    
    习近平、毛新宇作为中共候选人竞选,刘晓波、李洪志、陈光诚或其他人士作为某党候选人竞选。选举结果如何呢?肯定是前者当选,得票为全国直选票的七、八成(70-80%)和全部各省选举人票,其中包括大多数受过西方正宗教育的海归人士、也包括部分反共人士。后者仅能获得全国直选票的二、三成(20-30%)而无选举人票。(对此选举及其结果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政治论证,需要另撰专文,限于篇幅,此处无法申论。)
    
    “宪政与反宪政” 论战也似曾相识。例如,当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曾有过“举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砍旗”,“拥毛还是非毛”的种种争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惊心动魄。历史已经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未导致中共下台,而是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从而才有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又例如,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时曾有过“包产到户” 、“国企改制” 、“市场经济”等等的论战。也是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惊心动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采纳那些被传统观念斥之为“姓资部分”而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并未导致中共下台,反而强化了中共执政,即强化了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更不要说,提升了中国(中共)的国际地位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人不搞门户之见而兼收并蓄,也对自己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充满自信。经济体制改革的兼收并蓄可以导致“善”而不是“恶”,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以呢?
    
    更何况“协竞式体制”的前提是中共执政,只是采纳宪政中若干可用部分以巩固完善中共执政。至于“军队国家化,多党平等竞选”这些宪政的核心内容只字未提。凭什么说“宪政必将导致中共下台” ?
    
    关于司法独立,笔者认为,它至少有两点好处: 一是发挥法制的监督功能,监督党政官员;二是发挥法制的社会功能,处理非政治的社会问题,为中共与政府卸却包袱。“司法独立危及中共执政”论,牵强附会,不敢苟同。
    
    关于新闻自由,刘文认为“要有言论自由,而网络时代也无法防堵言论的传播”。
    
    笔者认为,思想言论的管控是需要的,问题是如何管控。马克思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说“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共管控意识形态和思想言论以巩固执政,天经地义。问题在于如何管控,是堵截,还是疏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史事实多次证明,堵截是不可能奏效的。何况在互联网时代。例如,当年堵截邓丽君歌曲在大陆的传播,导致“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即“白天听邓小平讲话精神,晚上听邓丽君反动歌声”的奇特现象。“孟姜女哭倒长城”只是民间故事,“邓丽君唱倒中共”则是杞人忧天,天方夜谭!
    
    堵截的结果适得其反。合法媒体上官方文论千篇一律、单调枯燥,导致低俗无聊的花边八卦补充其上以招徕读者观众,污染精神情操;导致各种异见与消息通过“小道”或“暗流”到达社会各个角落。思想言论的关注点与其说来自官方的大政方针,不如说来自小道消息。与官方八股言论相比较,小道轶闻幽默诙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构成人民群众精神食粮的组成部分。以至于一篇社论不敌一则八卦。
    
    实际上,新闻自由与思想管控是可以相辅相成的,问题在于如何相辅相成。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而不是简单的堵截。
    
    关于查处贪腐分子,刘文认为“贪腐分子是中共的敌人”。
    
    笔者认为,苏共中央委员会解散,树倒猢狲散而基层党组织也随之解散。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党内贪腐致富的当权者们,早就巴望着党组织解散。没有党组织的管控与监督,何需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藏匿转移贪腐所得;又何需担惊受怕某年某月被追缴不义之财、投进监狱,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下场。于是乎,戈尔巴乔夫台上一呼,众百官员台下响应,苏共顷刻瓦解。“竟无一人是男儿”,全党唯恐有“男儿”。苏共倒台是贪腐的结果,而贪腐致富的当权者们也在自己党的葬礼上获得了解放。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中共及其政权内部贪腐分子的层级、数量及他们的贪腐程度早已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群体行为、阶级行为,称之为“党权资产阶级行为”更为确切。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获取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而党权资产阶级则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作为资本获取民脂民膏。两者的性质是一致的,区别只是方法途径,即利用“生产资料”还是“地位权力”不劳而获。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已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
    
    习近平及其中共的反贪腐斗争,实际上是一场党内的阶级斗争(是否这样界定,无关紧要)。这个“党权资产阶级”宁可与全党(中共)同归于尽,而不甘自身灭亡;也只有全党(中共)倒台才有自身的起死回生。然而,当前中国党政军中的贪腐已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习近平若不做亡党亡国之君而步崇祯皇帝之后尘,就必须反贪腐。双方你死我活,斗争之艰巨、复杂与残酷,无需赘言。
    
    当前中共反贪腐斗争小有成果,势头可喜,贪腐有所收敛,有所抑制。顺民意,得民心。然而,历朝历代,反贪腐虽不乏成功之例,但多数是虎头蛇尾。终究逃脱不了人亡政息、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可见,反贪腐之难难于上青天。
    
    习近平及其中共当前的反贪腐斗争,可能表现为五:
    其一,循规蹈矩。通过现有既定的党政纪律机制、程序与方法,查处贪腐分子。实践已多次证明,效果非常有限。
    
    其二,改革机制。启用党政军中的理想主义者组成反贪腐队伍,改革现有的纪律机制、程序与方法,查处贪腐分子。例如,刘文所说“强化反腐机制,设立直属中央的廉政机构、或政安局,专门针对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调查。” 实际上,无需再设什么新机构,各级党的纪委会与党委会平行工作,垂直隶属直至中央即可。列宁建政时就曾设立“工农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后来斯大林将前者并入后者,遂成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失去监察作用,甚至狼狈为奸。纪委“平行垂直”,再辅之以网站等现代手段加强与群众的直接联系,必将产生积极效果。例如,银行系统“平行垂直”后,不再是同级政府的小金库,是众所周知的。
    
    其三,群众运动。贪腐分子的层级、数量及贪腐程度已是“积重难返,查不胜查,处不胜处”,反贪腐机构与力量也“不堪重负”。必须开掘人民群众中蓄积已久的火山般反贪腐力量,发动有序可控的群众运动,形成反贪腐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不过,文化革命的失败证明,开国领袖毛泽东尚且不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取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即革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的命)”的胜利,接班领袖习近平尽管有着太子党的根基和底气,能够成功驾驭这样的人民战争,能够安全航行于这样的汪洋大海之上吗?
    
    其四,适可而止。列宁说“当上层不能照旧统治、而下层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要爆发了。”发贪腐是为了“不爆发革命”,而不是其他。为此,宏观战略上,当贪腐导致“下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即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就必须反贪腐以保持社会稳定;当反贪腐导致“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即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就必须停止反贪腐以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微观战术上,反贪腐要避免水清无鱼,甚至鱼死网破。因此,反贪腐是适可而止的。“适可而止和浑水有鱼” 将会有效地解决“不反贪腐亡党亡国,反贪腐也亡党亡国”的两难困境,从而巩固中共执政。习近平当然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掌控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更何况身边不乏高参智囊。
    
    其五,重蹈“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之覆辙。蒋经国当年主政江西赣南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不失为理想主义者。黄赌毒三禁。反贪腐大义灭亲,处决情同手足的核心幕僚,遑论其他。一时间,赣南成为全国的一方净土,空气清新,政通人和。他本人也博得“蒋青天”之美誉。十几年后,蒋政权去台前夕,经国再度亮剑于上海,反贪腐打老虎,力挽狂澜于既倒。没想到,要打的大老虎恰恰是自己的至亲表弟孔大公子。再次大义灭亲吗?只能偃旗息鼓,卷起铺盖走人,从上海走向南京,从南京走向台北。
    
    上述五种可能中,其四适可而止是最大的可能。
    
     二
    
    坦率地说,刘文的“新思维”根本谈不上“新”。他自己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推倒一切重新开始,而是现有体制的完善。” 即使就完善而言,也只是从体制内外的理论界、学术界、民间人士、异议人士的各种观点中,择录中共可接受部分而成。理论创新,无从谈起。
    
    如果真要说“新”,一是,刘以太子党核心人物和军队要害部门高官的特殊身份发表此《思维》, 区别于此前的几位文官,从而引起轰动与疯传,引起种种议论、猜测甚至联想。若别的什么学者、人士发表此《思维》, 也只是“离经叛道的老生常谈”而已。
    
    二是,刘文敢于无所顾忌地用这些“离经叛道的老生常谈”突破现有的中共执政理念,从而为当前海内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争论与探索,吹进了一丝新风。
    
    三是, 刘文试图在“宪政派”与“反宪政派”之间找到一块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地带”,从而巩固完善中共执政。因为前者将以西方模式逐渐瓦解中共执政,后者则因僵化而最终导致中共倒台,步苏共之后尘。
    
    四是,刘文正本清源,重新回归中共执政的“政治兼容性”,并且试图刷新“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即确保中共执政为前提和底线,让更多不同的声音畅所欲言,甚至允许有某些政治活动与组织活动。
    
    总体而言,刘文的“协竞式体制”,不失为完善巩固中共执政的一剂良方。如果中共真的实施了这一体制,既安外又攘内,化解党外敌对势力为体制内助力,割除党内肿瘤,中共执政的完善巩固是不言而喻的。
    
     三
    
    当前,“海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争鸣”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若干消极倾向应当杜绝。
    
    消极倾向一,逢共必反。反对中共的一党专政,以至于反对中共的一切,它的历史、现实甚至未来,而且波及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诸如,万恶的中共欺骗白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干革命,赶走蒋政权;全体中国人民是“无头巨人”,把中国由东亚病夫建设成为世界强国、今天的世界第二;假设没有中共,中国会发展的更好;批判习近平的任何政策方针,对他引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成语谚语,也要揶揄一番,甚至对当前的反贪腐也不以为然。
    
    中共历史上当然有错(它自己也承认),但不是万恶。反对它的一党专政,不能反对它的已有成就、甚至尚未出现的未来。应当给习近平时间,封建王朝尚且有明君贤相,中共为什么不可能有呢?至于波及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那就更不应该了。
    
    消极倾向二,扩大化。反对中共的一党专政,以至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反马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理论,中共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而中共就是一个错误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政党,它的错误理论与恶行具有劣根性、是与生俱来的。
    
    即使中共万恶,也不是马克思的错。子孙错误怎能追究祖宗,花和尚恶行岂可怪罪佛教。理论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能称得上科学地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尽管在某些观点或问题上有所探讨争鸣。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多种模式,诸如,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铁托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的若干社会主义,还有社会民主党的西欧模式和北欧瑞典模式,等等。这些主义与模式都各有特色,成就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岂可因为错误而否定成功;岂可为了否定中共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让无辜者们也趟着中枪。更何况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还要实践,还会有其他理论与模式。
    
    消极倾向三,教条化。把美国政治体制教条化,认为它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楷模。为在中国实现美国政治体制而努力奋斗,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美国政治体制真的具有普世价值吗?姑且不说中共对其不以为然,西欧、日本、俄国、东欧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不对其顶礼膜拜,奉为楷模。美国政治体制真是那样的完美吗?姑且不说它有若干弊病,仅就它造福于人民的福利制度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黑洞,这个“黑洞”恰恰是美国“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和候选人迎合选民的产物。
    
    政治体制是人民“价值取向” 的产物,而价值取向是时空的、历史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从来没有超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取向。美国政治体制是美国人民价值取向的产物,基于美国的历史与文化。即使它是完美的,也是对美国人民而言,它的“复印件”未必对其他国家人民也是完美的。适合自己国情的体制才是好体制,他人的金鞋银鞋水晶鞋,未必也合自己的脚。
    
    消极倾向四,宗派化。讨论争鸣呈现为无数个门派、教主、理论、观点,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未尝不是好事。但是,各门派观点都自封为正宗的理论与思想,往往不是相互学习、兼收并蓄,而是唯我正确、相互攻讦。争鸣往往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甚至激化为谩骂。即使在否定中共的门派观点之间,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了。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一是基于美国的“民主自由”环境,二是基于自身的理论学术“功底素养”。这种局面尤如议会内议员们骂架,是不成熟的表现。
    
    消极倾向五,非逻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选择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体制模式呢,还是推倒中共的一党专政而实现民主化?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即使后者能够实现并且完美,也只具有手段意义,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不同,手段各异。若要美国的政治体制,那就“拆毁中式旧屋,建造美式新楼”;若要英国、日本、泰国的君主立宪制,那就“保留中式屋顶,彻底翻新墙壁门窗”;若要韩国、新加坡、俄国的新威权体制,那就“拆毁旧屋建新屋,建的新屋如旧屋,劳民伤财瞎折腾”;还有其他等等。讨论争鸣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手段而不在目的,即把手段当目的,为破而破,只破不立。一窝蜂地高喊“拆!扒屋顶,挖墙基”。至于“要不要拆,拆什么,拆了以后住哪里;如何建,建什么,建的新屋合不合住” 还根本没有搞清楚,甚至连想都没想,岂不笑话。应当更多地讨论争鸣“体制、模式”,而不是“推翻、民主”,不可舍本逐末。
    
    讨论、争鸣和批判在方法论上,往往表现为逻辑混乱,假设否定现实,一知半解,张冠李戴,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时间空间的无序化,甚至迷信化。这都是理论学术功底素养不足的表现。
    
    消极倾向六,非理性。讨论争鸣往往不是理论分析,学术讨论,心平气和,以理服人;而是先入为主、强词夺理、强加于人;往往表现为情绪化、甚至低俗化。须知,偏激只会招致反感而适得其反。指责中共不民主,为何自己不民主呢?
    
    上述可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包括艰苦的学习与探索,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讨论与争鸣。
    
    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中国究竟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已经无以为继,必须改革,已成各类人士包括中共高层人士的共识。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
    
    “复印”美国政治体制吗?在世界行不通,在中国不可行。
    二战后,亚非拉一系列前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如何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成为各国领导集团的头等大事。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自然地选择了欧美体制。其结果是,既无内部条件,也无外部环境,“一事无成,全军覆没”,没有一个国家取得成功。随之出现“发展经济学”,研究探讨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如何基于国情和国际环境,搞建设、谋发展。其结果是,相当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
    
    韩国与新加坡也选择过欧美体制。“头破血流”之后探索出自己的“新威权体制”,结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苏联改革伊始,不但选择欧美体制,而且还煞有介事地邀请哈佛大学相关学科博士学者作为顾问,前往助阵,献计献策。其结果更惨,改革失败加苏联解体。以至于后来的俄国竟然如此懦弱,对付不了一场小小的车臣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丢尽颜面,让人笑掉大牙。想当初,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俄国是苏联的核心。更不要说,国内一片混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了。真是风光不再,不堪回首。惨疼教训终于让俄国人民认识到“宁要沙皇不要民主”。普京之所以成为“新沙皇”,与其说他有多少能耐与个人魅力,不如说他这个政治强人适应了俄国人民的需要,只不过这个“需要”是通过形式上的多次民选(所谓普世价值)“走走过场”实现的。
    
    中国与上述国家有相同、相似、相近之处。但它们的问题与中国相比较,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十五亿人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素质悬殊极大。周边国家众多,对外关系复杂,剪不断理还乱。若真的“复印”美国政治体制,其结果决不是美国选举那样的全民理性,有序公正,君子风度,而必定拉帮结派,威胁利诱,贿选闹事,混乱不堪,甚至全面失控。
    
    混乱不堪尚可再次掌控使之复归有序。若真的全面失控,远比苏联更惨,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全国乱局,只不过赋有土洋结合的现代色彩而已。天下大乱,一盘散沙。无数个理论与观点,无数个门派与教主。进口的教条,本土的国粹(就中国当前民间思想言论而言,已经如此。好在没有失控而泛滥成灾)。若是笔墨官司口水战,也就罢了,而是中央政府名存实亡。中原升狼烟,边疆起烽火。各派势力武装混战,群雄逐鹿。处处山头土围子,本乡有民团,他村有家兵。军人军车拉大炮,平民肩扛火箭筒;轿车送民兵,牛车拉军火;胡子兵、娃娃兵、知识兵、文盲兵、头戴钢盔兵、脚穿草鞋兵;手提机关枪,腰挂砍柴刀。网络传输,手机联络。东西南北大小外国,不仅隔岸观火,而且插手其间;不仅幸灾乐祸,而且趁火打劫。联合国磋商,国际维和,今天东边枪声寂,明日西方炮声隆,循环往复,旷日持久。国际人道援助,四月盼望救济粮,十月等候御寒衣,杯水车薪,沙漠下雨。(此情此景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地展现在电视上,所幸不在今日之中国。)分久必合,政治强人最终统一天下。回过头来,重新搞建设、谋发展。如此折腾,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社会成本巨大。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受害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任何一个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人,都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更不要说拿中国的未来、人民的命运搞试验了。
    
    笔者认为,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不具备全民自由直选国家领导人的社会条件。现阶段,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刘文所说的“协竞式民主制”不失为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因为,一方面它滿足人民对財富均衡的希望,對清廉政府的期待,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另一方面又維持了中央控制权。这个体制尽管不是完美的,但它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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