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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的精神气质看其政治倾向/施卫江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0日 来稿)

从习近平的精神气质看其政治倾向

1) 世人对习近平的预测
    

    习近平登基新初,海内外人士普遍作观望、期待,看他能否实施改革措施。世人纷纷预测,左倾乎?右倾乎?中道乎?莫衷一是。
    民谚云:三岁看老,这是幼儿的心智成长发育规律,而对于一个非常成熟老到的谋政者来说,半载的上任已是足够有余以考察其心智禀性及未来走向,况且有多年积累的逐级台阶升迁的从政历程。
    置身于中国官场许久,身价日渐显赫,最终摇身为一国之尊,我们可以此推想其人其心起码是相当的健全者,因此有着确定的人格特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可以获知习近平的人格特征及精神气质。
     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健全的人格具就必有统一性和稳定性,我们以此作推论,从某人所内禀的气质与秉性,复推出其思维定势及趋势行为——事物的内在价值相关联。这个思路可由格式塔心理学,荣格的自性说,曼德勃罗的分形学,宇宙全息统一论等理论中,获得充足的支持。

2) 人生观与价值偏好
    
    任何政党的执政都有价值偏好,政治家亦然,作为政治家的个人在自身归属的政党立场的价值偏好的基础上,尚可进一步细分,有特定的政治作风与倾向。个人的政治倾向是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综合。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人生观是由人所领悟的世界观,与自身精神气质特质进行整合后定位的价值。
    人生观有价值偏好,因此,人与人之间有进步与落后之分,进取与保守之差。同样,政客之间也有好坏之分。价值的偏差在于有意识的事物的构成与发展两者之倾向。
    因为有所(特定的)爱,方可对其有所倾心,有所尽力。何况宏大的事业更需要深厚的激情,以积聚巨大能量参与,为此需要坚定的信念投入,而信念的长期培育需有特定的价值趋向做质料和形式,于是政治上左倾或右倾的价值观或两者兼具,便预设地作投资殖入,并长期培植。正如德国作家歌德指出:“人们只能认识自己所爱的,爱,或激情越强烈越充沛,认识就越深刻越完整。”
    M.舍勒对于道德意向的思索表明:“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

3) 事物进步的评估参照系
    
     在此,我们不妨作科学上的还原论尝试,将高度复杂性的事物进行简单性的解构,还原成几种较为低级的事物以作解析。据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复杂的实体事物其都有着构成和发展的历程。
    世上的万事万物不外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类东西复合构成,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说”,认为构成世上万事万物的事物,不外是经由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产生并引起运动而变化。四因说中,质料因是形成事物的基础。然而质料因本身是消极被动的,只有在形式因需要的一定的动力下,并根据形式因规定的目的,质料才能变成形式。这样,形式因似乎包含了动力因和目的因。因此亚里士多德又把他的四因说简单化,只归结为质料因和形式因二种,(现代的耗散结构理论认识到,凡是非自组织功能的系统,形式因已经足可以涵盖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因与形式因的概念,在逻辑学的发展中被后人改造成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质料因是事物的发展之前的原初阶段,相对地比较低级形式。每一个与质料因对应的形式因,是高一等级的发展阶段,预留着由潜在发展趋势的质料因来完善之,亦即形式因是比质料因更具有精神性的内容。转化成生物进化论语言,具有生命本质的形式因VS质料因,是分别处于进化过程的高级与低级阶梯之上。质料是潜在的形式,而形式是实现了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结合的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二因”是事物建构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在实际的具有生命建构过程中二种元素的侧重有所不同,于是形成了物质倾向(低贱性)和精神倾向(高贵性)的气质和禀性。
    对于非主体性的事物来说,无所谓精神性的偏向,他们在“质料 ̶̶̶̶ 形式”梯度上的构成取向,是自在自然的,而人类则不然,人类是自为的价值存在,文化的存在。人类的活动按对象划分,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两大类,由于每个人的内在“气禀”(儒家用语)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各色各异的差别来。哲人们常说,人是野兽与天使二种元素的综合混和物,也就是从低级的物质质料算起,直至至高的精神形式,由各种成分的组合。对于绝大多数的人士,自然地不处在二个端点上,而介乎于两者之间,但是总会依据自己的秉性做出适当的有利于自己的有所侧重和倾向性,也就是价值偏好的决策。
     同样,中国国学中的“阴阳学”、“五行学”、“易经八卦”等学说都具有建构复杂事物的功能。通过类比推理、分解还原,拆分成相互之间相生相克的元素,使之构成万事万物,在一定程度上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说”有类似之处。在构成发展事物的元素中,有“阴”、“阳”二种性质属性。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属于负面性。而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属于正面性。因此,人总是性、习、情之分,人之性情总是落实在“阴与阳”之间,尚有程度的多寡之分。不过国学在总体上是轮回转的发展图式,缺乏进步蕴含。
     对于事物进步的描述我们可以采用科学的还原论方法,这样有利于简便地剖析社会机制和个人品行的好坏。在物理学里,用“熵”的概念来描述某一种状态自发变化的方向 。比如把有规则排列的状态称为“低熵”而混乱的状态对应于“高熵”。而熵则是无序性的定量量度。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结论是:“一个孤立系统的熵永不减少。”换句话说,物质世界的状态总是自发地转变成无序;“从低熵”变到“高熵”。比如,当外力去除之后,整齐排列的分子就会自然地向紊乱的状态转变;而箱子左边的烟一定会自发地向右边扩散。这就是著名的“熵增定律”。第二热力学定律不仅仅适用于物质世界和非自组织的系统,它甚至还可为人们所推导用于解释复杂的人类社会的现象。
     按自组织理论,系统欲获得进化,则必须满足条件:1)系统向外界开放;2)远离平衡态——也就是对称性破缺;3)引起巨涨落;4)多元的分支路向。5优胜劣汰的机制。我们可以参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建构和发展理论,不妨把这些条件称为自组织系统的进化“形式”,而把构成系统的物质条件称为“质料”。因此,如此进化的系统同样可以还原为一个“质料—形式”的发展体系。
    对于个人及人类社会来说,都是一个至高级别的生命系统、自组织系统和耗散结构。生命进化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同样个人及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成为了生命进化、人类进步的“形式”;与此同时,一切物质形态的事物,乃至级别低于这种“形式”的一切“质料——形式”构成物形态,全都成为了“质料”。由此,我们衡量个人及社会是否进步,不妨从上述五点的条件来参照之。
     有了参照系的价值目标,我们列出如下的范畴表格,表明为个性气质、阴阳两性等事物所对应的左右政治倾向。各个形式之间都有着契合对应关系,同理,质料亦是如此。每一纵列里的上下栏目,表示同一范畴事物的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对应,即为高级与低级的价值等级关系:
    
    高级 形式 阳性 独立 精神 主动 法治 多元 个人 优胜劣汰 对立 智慧 知识 高贵 差异 普世性 主人 西方人 创造 开放 理性 自由 冒险 尖锐 民主 进取 主体 改革 右倾
    低级 质料 阴性 依附 物质 被动 人治 一元 集体 中庸得道 合一 愚蠢 无知 低俗 平均 国情论 奴婢 东方人 适应 封闭 感性 约束 拘谨 模糊 专制 退守 客体 维稳 左倾
    义理阐释辨析 亚里士多德术语,表示事物价值等级 中国阴阳学术语,表示事物价值的正负 社会熵值表明进步状态 形式与质料的另一种称呼 积极与消极、求变与守成的人生 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的表征 多元性为生命进化方向,一为原始混沌 社会进步的分殊化状态标志 社会机制运作的优劣状及价值观 对称性破缺与对称性 上智下愚,人的智商区分 知识即美,自知自己无知即知 精神在实现自我途中完成的等级 对称性破缺与对称性保持 精神扬弃与自我的直接同一而至更高普遍性 尼采的道德观,表明进取与退守 国民性显现为先进与落后 破缺与维持对称性 对称性破缺的边界条件 人的认识等级 实施对称性破缺与否 破缺对称性需伟力,无勇则难成事 表明社会进步的熵值指数 社会政治制度基本模式 积极与消极的人生 人性本质之显现 突破现状与守成现状 政治立场突出个人自由或大众利益

4) 习近平前半生的经历
    
     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教育心理学普遍认为,人生的早年教育和社会经历对于其人格塑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天习得的人格、性格、气质、秉性在获得了习得性的遗传后就具有稳定性,使后天习得在先天的“自性”(荣格意义上的)上再增添分量,从而强化了人的行为的元初意义的动力,即原型(荣格)。
     由此来观照一番习近平的人生早年的经历及从政道路。我们知道,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其祖籍是陕西富平,那块地方接近于“黄土地”,于是乎,习在人格原型上便天然地趋近于那种吹嘘得发紫的“红色”的禀性。
     首先让我们粗略了解一番中国历史地理人文的特征。翻开中国历史册可以得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通商口岸、洋人租界、洋务运动、同盟会、孙中山搞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经济特区,开发区、出口贸易区,等等,凡是与普世价值理念相联系的或接近些的事物,都是在南方沿海省市率先进行或起步的,由此拉开了北方与南方、内陆与沿海的差距(确切地讲,中国文明的南北差距从唐宋时期起就已经拉开了,到了西方殖民势力侵华之前就已经显然)。这样的历史画卷必定在当今中国地域的人文心理习俗上打上烙印。而“黄土地”这个符号所代表不是“黄色”的物质质料,而是“红色”——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形式,而且同时也内陆文明的象征,亦即落后的内陆农耕文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两者形成了同构对应,其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为体力劳动者效力的,认定物质比精神有价值,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更体现“人的本质”,按此推理,动物要比人类进步,植物价更高、矿物最值钱,因为越是后者越具物质性,越是需要“唯”住它,方可贬低精神,“红色”的低贱秉性昭然若揭。而中国人的精神性兴趣匮乏(黑格尔云),群体本位意识强烈,于是形成同构对应。
     当然,在倡导普世性的文明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不排斥中国北方的文明价值和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是现今的问题在于,作为国家的首脑,凭其强权和固有习性,倾其偏好而倡导红色经典,使之上升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表明其主流价值导向,这倒是使得人们担忧起其低贱性和劣根性。
     “黄土地”,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意识的符号,一个现代政治的图腾,一个政治意向的能指。在地理上是指狭义的陕甘宁交界地区。盖因其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养育着庞大的极左势力群体,支撑起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精神,在东方的土地上持久而不倒。悠久的历史使人流连忘返,上溯有闯王的流寇传承,下传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版本,即为几代人传下的红色“传家宝”。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却依旧在远东的大地上上演低贱的盛典。
     如今,与习近平一生中的前半部分撘上钩的恰是这个“黄土地”,也就是说,塑造中国国家首脑习近平的人格的是黄土地上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但是这种程序的运作却是以极度的虚假去塑造人的极度虚伪,知识青年在社会大学中的魔炼,被打造成为了不敢直面社会与人生的各个方面,只好制造出骗与瞒的逃路来。试想:倘若确是一个正义凛然的政治领袖,一位道德良心充盈的知识分子,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会心系坚定的崇高信念,定要痛改前非,思虑前半生的斑斑劣迹,好好反省自己在极左年代被洗脑的历程,矫正被扭曲的灵魂,去严肃思索被极左路线毁坏的社会百象和损害的凋敝民生,而绝不会吹嘘一番自己是怎么的一位插队落户的好好知青,以此充资历去光荣自身。
     习近平作为知青插队能去延安,即“革命”的圣地,倒是随了习的“朝圣”心愿,即为未来迈进朝廷庙堂打下坚实基础。难怪习往后要时时“重温延安精神”:弘扬延安精神,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习强调:“伟大的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以求真务实作风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组织保证。”(2009年11月16日新华社)
     于是乎,触类旁通,头脑里早已酿造好的模式时时会冒出。习近平又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他对着当地干部群众群众说道,毛泽东当年搞的“两个务必”,依旧是今天的指路明灯——“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究其实质,无甚新意,却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自我克制、自我修养那一套,如“四毋” 、“三省四勿”、“克己复礼”之类,而绝非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外在法律制裁和权力制度制衡。
     真情是,在那个极左疯狂年代,专制横行,霸权挡道。当了村干部,无非就是本地的地头蛇,说一不二的土皇帝;而生存在十分闭塞的乡村的朴实敦厚乡民,驯驯然犹羔羊,唯有拜服在地,谢恩谢罪,方可饶恕。然则在习近平的回忆录《自述·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中, 农村干部和社员之间,却被描绘成了诗意盎然的“官民鱼水情”的团结友爱关系。威权的孵化和伪善的养育,就是知青时期底层的体验和收获。
     此外,习近平还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了三年多,之后,习常来故地作重游。习宣传是“来接接地气充充电”,这样清楚表明了,习想充的“气”与“电”其性质定位于传统的北方农业文明,而这些旧事物、旧掌故的价值指向与红色经典更为相似、颇为相通,乃依依不舍。

5) 习近平的言行及评估
    
     尽管习近平执政初始,大力推行反腐廉政,抓出了几把老虎和苍蝇,受到公众的好评。但是这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传统惯例而已,无甚新奇。
    在此列举几条为中国官方所热捧的讲话经典,可以代表习的个性特质:
     “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急功近利,目光短视,肤浅浮躁。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 ——逻辑混乱,概念含糊,思辨差劲。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机会主义,功利为尚,实用至上。
     “高新技术区搞建设,不能装进篮子都是‘菜’。” ——阿世媚俗,格调低下,缺乏道义。
     习最近亮相多次引用毛泽东思想,运用毛式整风的作风——缺乏独立人格和见解,无能力创建,重复借用故人,老弹党八股调子,拉虎皮作大旗。
     说习是机会主义者,是当薄熙来在政坛风头正健时,大搞唱红歌读红书活动,推广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却受到习近平的肯定和赞扬——习近平其人其神,可见一斑。
     重温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今年7月份习考察武汉时,参观了位于东湖之滨的毛泽东故居,特意作指示要捧起毛泽东的传家宝——大唱反腐高调,祭旗道德重整,动辄道德自我约束,似乎只需口中念念有词,放下屠刀立地即成佛,还是儒佛传统的一套,回避法治和宪政之路。
     习言必称:“人民”、“群众”——大而无当,且又落入俗套。
     习猎取假博士学位——明明无知,偏要装作有知,只得拉大旗作虎皮。显见的弄虚作假,引领高官带头作弊风尚。苏格拉底曰:自知自己无知即为有知,其弟子柏拉图曰:不知自己无知,是双倍的无知。可是现今的高级官员带头用作弊去装作有知,该是几倍的无知呢?
     总括言之,对照习近平的言行,都是位列于价值范畴表中的下方一栏,即对应着低级的“质料因”一端。
     现代中国语境中,所谓政治上的左倾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结合体,两者都是以“人民大众”的名义来作下层的政治总动员,两者相结合便强化了群体至上的东方农业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其操作要诀是靠人头的数量来取胜人种的质量;而右倾主义则是相反的政治价值趋向。由此可见,在生命进化——社会进步的体系坐标上,前后两者恰形成了质料VS.形式的同构对应关系。如此考察人性之精神秉性,便大体明了习近平今后的政治走向。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3年9月19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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