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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棘路 幸福路——银婚感怀(一)/陈子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16日 转载)
    转自作者博客
    
     2007年1月,对我和之虹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五十五岁生日,之虹五十岁生日,我们俩的银婚纪念日,都在这个月里。回顾我们并肩走过的四分之一世纪,不禁感慨万千。这是充满艰辛与苦难的岁月,也是充满甜蜜与温情的日子。

    
    (一)
    
     我和之虹恋爱期间,我在读研究生,她在上电大,两个人都很忙,不能经常见面,通信就是不可缺少的。当时之虹与同桌的女同学,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彼此的情书可以交换着看。那位女同学,几乎每周都可以接到男朋友的情书,每封情书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几大篇,全都是情意绵绵的词句。经过一年多的交往,她已经以未来儿媳妇的身份参与了男朋友家里的一些活动,最后的结局却是对方的移情别恋,导致她一度痛不欲生。相比之下,我给之虹的信,平均起来一个月不到一封,一般每次不超过一页纸,有时候只有一两句话。她的同学不用拆信封,对着太阳光就可以读出信的内容,此事一时成为之虹的笑柄。其实,我的多数信件只能称为约会通知书,只有寥寥的几封可以算作情书。而正是这几封信奠定了我们婚姻的坚实基础。
    
    子明致之虹(1981.6.21~22夜):
    
     你一定看过小说《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的这篇小说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却算不上艺术的佳品。不过平心而论,其中也包含着一些作家对社会的洞察。小说中写道,多数的人们都要“搞对象”,结婚,生孩子,却永远尝不到爱情的滋味。有些人是因为终生不知爱情为何物,有些人是因为缺乏追求爱的勇气和耐心,有些人则是被自然与社会剥夺了爱的权力。有一句著名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尽管我不是裴多菲、贾宝玉那样的多情的种子,痴心的男儿,毕竟还不甘心像芸芸众生那样去“搞对象”。我相信,至少我希望,你也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子,你做事有主见,能分析,能判断,能决策。你对爱人的选择,是遵循社会上的习俗和“一般社会价值”呢?还是经过你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用你的心作出唯独属于你的抉择?这是我一直想要深入了解的。
    
     ……如果满足于你来我还,不痛不痒地扯几句,不久我们就要结婚了,大概这不会有太大的疑问。但是,过于顺利的婚姻是否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痕呢?所以,我从来不愿意用层层伪装把自己的弱点掩盖起来博取你的好感,我倒宁愿层层剥笋,让你看清我的信念和为人。推心置腹,真诚相待,是我对待所有朋友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爱人了。清醒的刺痛或者甜蜜的梦幻,你更愿意要哪一个呢?在我看来,坦率的言语是沟通心灵,灌溉情感的惟一渠道。……我想要知道你的心情。无论是驳斥,争辩或者抱怨,我都期待着。

    
    之虹致子明(1981.6.23~24夜):
    
    如何地选择爱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在选择的问题上我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初次恋爱时,面对而来的求爱的人不是一个,而是最少五个。甚至前前后后相继而来的还要多。有的我对你说过,有的我没对你说过,我主要是尊重本人的意见,既然不成,替他保密,这个事只有我一人知道,连最要好的朋友也没告诉。面对这些我如何选择呢?这个问题我考虑再三,以至我那些晚上常常失眠。如果我要遵循社会上的习俗和“一般社会价值”的话,我会选一个身高1.80,3长相风流的美男子;或选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外交的“大使”;或选一个忠厚老实会干的人也很实惠。甚至有些跟我不错的人还告诉我,不要找知识分子,书呆子,不会干家务,工资也不很高(工人奖金高)……等等。对于选一个美貌能干的男子,我当然愿意,但这不是重要的标准,我选择爱人主要是看这个人的人品、为人、思想、事业心等。
    
    子明致之虹(1981. 7.29):
    
    我是一个很有意志力和思辨力的人,这就决定了我在诸如爱情的问题上,也是理智型而不是感情爆发型的。爱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充满占有欲和排他性的东西。真正爱情或者更恰当地说理智型的爱情不应只考虑使自己得到快感,更要考虑到给对方带来幸福。我自己知道,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社会上像我这样的青年不是很多的,我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别的许多人不可能带来的一些方面的新的、丰富的,甚至是高尚的境界,但这不一定就是幸福。因为幸福来自每一个人不同的主观感受,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幸福标准。与此同时,我也可能会使你的生活在另外一些方面缺少色彩。我对你的内心世界了解得还不深,因此我不能把握我的介入是否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幸福,而我是不愿意给别人带来不幸和后悔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每一次深谈时,我都要反复地涉及这一个话题,以便找到最终的答案,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答案已经找到了。我知道,我想你也知道,我们不是具有同样的经历和思想类型的人,但我以为,这并不一定对建立爱情或者家庭有妨碍。不同类型人的结合可能使生活更丰富、更美丽,但这要有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相互谅解和宽容。……如果我自认为抓住了你的内心世界,我就会抱一种更有竞争性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我担心你会因为现在的不慎而导致将来的悔恨,在我的眼里,你总归是比较缺乏人生的经验。
    
    我的生命,不论过去或将来,都和政治有不解之缘,如果你愿意和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势必更多地卷入政治的漩涡。……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政治上的专家,但可以比较容易地激发自己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我所希望你的,也就是这一点。当然,是否能满足这一点,并不是我的一个条件,我尊重别人的选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个自由、民主的信仰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容忍,求同存异。

    
    之虹致子明(1981. 8.1~2夜):
    
    在关于爱情的有些观点上我认为我的想法和你是一致的,首先,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相互谅解和宽容的基础上,另外恋爱应使双方获得幸福。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但也受到了一些风波和挫折,但跟你的经历来比可能微不足道,算不了什么。的确我踏入工作岗位晚,接触社会少,对于人生的经验比较缺乏,特别是从小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思想上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能偏激。但我对我经过思考而决定了的事,还是不会悔恨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为我做出的某一件事而后悔过。咱们俩的联系,我已经过考虑,其主要地就是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经过考虑后,我同意和你交朋友,已经是准备把你和我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通过你我这一段的接触,我已或多或少地开始关心起政治时事,已开始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通过上述的通信,我曾经担心的两个人政治阅历上的差异,已经不再是两颗心彻底交融的障碍。于是,我便采取了“一种更有竞争性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我们的恋爱关系很快从“言”的阶段发展到“行”的阶段,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登记结婚了。
    
    (二)
    
    把“政治的漩涡”和“爱情的漩涡”掺和在一起,并不是一种无的放矢的情景设想或者说情感测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考量。
    
    我和之虹恋爱的时候,头上有几个耀眼的光环——著名的四五英雄“小平头”之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主席,海淀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如果我不向她竹筒倒豆子般地坦白一切,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家人和同学,都不可能知道被这光环所掩盖的悬在我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由于我是1980年冬季首都高校竞选运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参加者,第二年春节前后我几乎遭到了没顶之灾。 1981年1月8日(这一天正是我的二十九岁生日)和2月10日,《国内动态(清样)》两次向最高层密报我的活动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听取公安部门和内参部门的不实之辞后勃然大怒,称竞选运动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以前的大鸣大放运动;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他的讲话已经作为白头文件送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印刷厂,但后来又从印刷机上撤了下来。由于韩天石、李昌、张黎群等党内改革派人士(同时也是胡耀邦的团派嫡系)及时的劝告,胡耀邦醒悟了过来,撤销了他对竞选运动的政治定性。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党组书记李昌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于1981年3月6日向上递交了有关我参加竞选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的结论是:“根据陈子明同志在我院的表现,我们认为陈子明同志的政治态度和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前后的活动情况,没有越轨的行为,即使在有的问题上有点偏激的认识,发现以后也是引导和教育问题。”这样,我总算逃过了一劫。但这些内幕我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的,同时也获知,中国科学院系统对我的宽容态度并没有影响公安部门对我的立案侦查和长期监控。
    
     即使不算从民主墙运动到竞选运动这一段,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中就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跌宕与坎坷已经成为我的宿命。在和之虹结合之前,我必须让她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只能选择一位在幸福观上与我契合的女性作为终身伴侣。我不能让我深爱的人在事后追悔莫及。
    
     文革前夕,我是北京八中初一年级数学考试的第一名,是班级体操、短跑、举重等体育项目的第一名。受到老师的器重,同学的羡慕,我的自信心也非常饱满。当时八中正在进行数学程序教学实验,我的学习进度非常快,自我感觉在初中毕业前就可以掌握高中的全部课程。文革狂飙起,由于我是“非红五类”出身,不仅不能成为“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决定权也掌握在别人手里。虽然还没有像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那样被挂牌批斗、剃阴阳头,但是自己受到班上“红五类”同学的羞辱,家里被宿舍大院“红卫兵”查抄,爷爷奶奶在恐怖的“红八月”中被赶出北京。然而,我并没有一蹶不振,在“批判资反路线”后发起了以班上“非红五类”出身同学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在军训后担任了班级的红卫兵排长,并因为在“复课闹革命”方面的表现当选为军训师(西城区中学)“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
    
     下乡插队期间,我最早抵制矛头针对蒙族干部群众的“挖肃运动”,最早下浩特放羊,最早用自己的医疗知识和药品来为牧民看病,因而博得了基层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的好感,在十八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我拒绝利用手中权力——根据大队干部的工作分工,社员杀羊食肉须有我的批条,这在牧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为公社干部提供优惠,由于我在公社团代会上作为知青代表批评了公社主要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立马受到了政治上的报复。公社组织了对我的外调,然后突然取消了我的持枪基干民兵资格,收缴了我所持有的枪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伯达事件和林彪事件先后爆发,我的整个思想都转移到对官方理论和社会制度的怀疑方面,与公社领导人的矛盾也就逐渐淡化了。1974年,我作为大队第三批工农兵学员,离开生活了六年的阿巴嘎草原。
    
    在北京化工学院,我一入学就担任了学习委员,继而又担任理论学习小组组长。由于我已经自修了全部中学课程以及部分微积分及大学物理课程,比只有小学四五年级或者初中一二年级文化程度的同学明显高出了一截,同时我也十分乐于为别人提供辅导和帮助,因而在班上颇有人望。就在班级党支部将我列为重点发展对象的时候,有关部门缴获了我与内蒙插队同学的通信,我被抓进了看守所,并被定性为“反革命”。共青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在插队期间与徐云(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陈的思想反动,系统全面,性质严重……团委研究同意二系7404班团支部和二系团总支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的处分决定。”1976年4月初,学校对我宣布了开除学籍和团籍的决定,将我送到通县永乐店农场劳动改造。两年半之后,学校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为我平反,恢复学籍和团籍,并让我做了参加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事迹报告。又过了一年,我是7604班应届毕业生中惟一一名考上研究生的工农兵学员。
    
    在1976至1981年间,我参加了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本人虽然在这三次民主运动中都没有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但我知道: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并肩战斗的“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成员在“四人帮”倒台前曾被内定判处死刑;一起在西单民主墙并肩战斗的民办刊物《探索》主编魏京生和《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四年;一起参加高校竞选运动的许多同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及各种变相的政治报复。我在1980至1981年间放弃了美国亲戚帮我联系的赴美攻读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后,就已经下定决心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崎岖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条道路上充满了政治的险恶,随时都有掉进陷阱的可能性。因此,我和之虹在热恋的花前月下,也躲不开一些沉重的话题——我在此前被捕、被批斗、被管制劳动的经历,以及以后再度身陷囹圄的可能性。
    
    (三)
    
     当之虹表示她看重的是我的人品,并准备把两个人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完全相信这是她的由衷之言。我深深地知道,之虹是一个有头脑,有决断,“言必信,行必果”的女性。
    
     我和之虹从小就认识。我比她大五岁,我和他哥哥之钢是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她和我弟弟子清是小学和高中的同学。我们两家在上海就是对门,那时候之虹还没有出生,我妈妈抱着我,她妈妈抱着之钢,傍晚时候常在各自门口边乘凉边聊天。两家先后搬到北京后,再一次成为一个大院里的邻居。我的外婆和婆婆(妈妈的舅母)与她妈妈走得很近,经常你来我往,互相串门。
    
     之虹说,她二十几年人生中的“风波和挫折”和我比“算不了什么”,事实上,她所经历的坎坷并非“微不足道”。文革期间,之虹父亲因为台湾光复后去那里参加过中国工程师年会,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了牛棚。之虹从“三条杠”的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以及年级班级多种头衔的学生干部被一撸到底。她母亲因为“反革命家属”和“资本家女儿”的双重身份,被红卫兵勒令每天打扫院子。我多次看到之虹和之钢在清晨的寒风中陪着母亲用大扫帚扫院子。在一段时间里,之虹父亲高级工程师的工资被扣押,单位每月只发生活费,家里的储蓄和财产也被查抄一空。之虹母亲过去家境富裕,在生育四个孩子后就离职做了家庭主妇,现在只好到街道缝纫组接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外婆告诉我,当时只有九岁的之虹已经能够帮助母亲踩缝纫机加工工作服了。我也曾看到之虹背着三岁的弟弟之青,在合作社门口捡拾散落的大白菜帮子。
    
     之虹母亲曾担任居委会委员,她为人乐善好施,在邻居中很有人缘。但在开过之虹父母亲的批斗会之后,院里的人大多不敢再接触他们一家子了。只有包括我家在内的两三户邻居还跟他们有来往。据之虹回忆,在自己家的电视机被抄走后,她当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到我家来看电视。
    
     在我去内蒙插队期间,之虹一家去了河南。父亲和之钢、之锋在一机部干校劳动,母亲和之虹、之青被安排在附近的农村居住和上学。因此,之虹和我一样,也有过一段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们从干校返回北京的时候,原来的住房已经被别人占去了一半。全家三代八口人(之钢已经娶妻生女)挤住在仅有的一间屋子里。外婆和婆婆曾在我家帮助照看过之钢的女儿,所以两家人的来往比以前更频密了。从我1968年下乡插队到1978年平反重回北京化工学院读书,一晃就是十年,之虹已经从梳着两个小辫子的黄毛丫头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当时还没有什么名牌时装,但是之虹的衣服剪裁得体,更加凸显出她佼好的身材。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比当时也经常到我家来的妹妹子华的女友们都要多。
    
    一次,王家姆妈(我当时对之虹母亲的称呼)来我家接孙女的时候见到我,便问我为何没有去学校。因为很熟,我就和她开个玩笑。“我生病了。”“生什么病?”“相思病。都快三十岁了,还没有人看得上我。”“这个病好治,我来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吧。你想要什么样的?”话说到这里,玩笑话变得认真起来,我有心试探一下,就说:“像你们家小妹那样的就成。”王家姆妈高兴地说:“那好啊,等之虹从昌平回来我就和她讲。”
    
    王家姆妈很快就把我的话告诉了外婆和婆婆。两位老人都拍手称快。我的爸爸妈妈和王家伯伯也极表赞成。之虹当时在北京手表厂(厂址在昌平)读电大,她这个当事人反倒是最后一个得知此事的。她点了头,我们便开始处朋友。要是按照双方老人的心意,恨不得我们马上就确定婚事,可是我和之虹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是相处了三年朋友。就我这方面来说,婆婆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院子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之虹。从她很小的时候起,每次看到我从合作社买菜回来,都会帮我提菜篮,送我回家。她对普普通通的邻居老人都这么好,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婆家人就更不用说了。之虹这样的好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你可不要从眼皮底下错过了。”
    
    当时我想,家庭门当户对,从小青梅竹马,彼此知根知底,这些都是婚姻的重要考虑因素。因为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也是两家人的事,如果男女之间的爱情都不到双方家庭的祝福,他们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会大打折扣。待人真诚,性格爽直,做事麻利,既有女性温柔贤惠的一面,又有男性果断沉着的一面,这些都是之虹压倒性的优点。在1979、1980年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很认真地分析:“现在有许多官复原职的高干的女儿待字闺中,你和军涛既有政治荣誉(所谓“四五英雄”)又有高学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本科生),是钻石王老五,可不要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把自己打发了。”对于这种过于政治功利化的考虑,我一笑置之。
    
    (四)
    
    在我和之虹结婚前夕,妈妈单位里分配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妈妈就给我做了新房。小两口一结婚就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在1980年代初还是比较罕见的。我们家立刻变成北京青年知识分子聚会的一个场所。可以说是“谈笑有奋青(艰苦奋斗的青年,对现行体制忿忿不平,但与现在的仇外愤青不同),往来无白丁(当时是研究生、本科生,现在大多已经成为院长、系主任、博导、在欧美大学执教的华裔教授、副省部级干部或者厅局级干部)”。有时是个别人来访。例如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刘力群在爱人来北京工作前,常来寒舍造访,大衣口袋里一边装着一瓶啤酒,一边装着一包花生米,一侃就是一个通宵。有时是成群结伙的聚会。当时我们用煤油炉做饭,十来个人围着一个煤油炉,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大家都很愿意到我家来,一则是离大学区很近(我当时住在海淀区的四道口),二则是有个善解人意、热情招待的女主人。有一次,七八个客人要和我谈一整宿,吃饱了喝足了,就把之虹轰回娘家睡觉去了。
    
    经过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我结识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社科院的、中科院的、发展中心的、体改委的……。尽管有1981年2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九号文件”——其中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根据该文件精神全国各地有上千人被捕、判刑、劳教——原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原民刊《北京之春》编辑部主要成员陈子明还是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副所长钟沛璋、李景先),先后组建了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简称就业组)和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简称国情组)。
    
     1983年夏秋季节,国情组的规模已经搞得很大,下设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部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若干研究组,有上百名刚刚毕业和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参与课题研究。但是到了冬季,国情组就成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的牺牲品。青少年所被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视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自身已经难保;公安部门又向青少年所施加压力,让他们与“非法刊物的成员”脱离关系,否则就会有大麻烦。这样一来,青少年所只好宣布与国情组脱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们为历次民主运动积累起来的力量如何继续存在下去发愁的时候,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了,“公司热”升温了。我们这批人决定以民办公司的方式重新集结。然而,当时办公司只能办集体性质的公司,而且必须要有上级挂靠单位,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走了很多路子,都没能解决挂靠问题,只好到之虹身上打主意了。
    
     之虹电大毕业后,先后担任北京钟表工业公司学校教员、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当时之虹既有文凭,又有多篇青年研究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和团内刊物上,再加上年轻女干部的年龄优势和性别优势,仕途的大门似乎已经向她敞开。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报纸上有关外地团组织创建“团办企业”的报道,就说动之虹仿行。她在取得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刘敬民的批准后,在北京钟表工业公司团委下面开办了一个“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由她担任法人代表。只要有一个合法的生长点,我们这批人的聪明才智就能迅速地施展开来。很快,我们就在自强公司下面开出了子公司、孙公司,搞起了一大摊子事业。公司开张不久,之虹就接到了调令,调她担任团市委研究室主任,这是一个正处级的职务。当她退回调令的时候,她的同事和领导都惊呆了,怀疑她的精神是否还正常。因为刚起来的这摊事实在离不开她这个法人代表,之虹完全是为了我们而放弃了自己的仕途前程。紧接着,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党政机关与公司脱钩,“团办企业”不能再办下去了,之虹必须在团委书记和公司经理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她选择后者,就必须带着自强实业公司与钟表工业公司彻底脱钩,这就意味着放弃国家干部身份及其所附带的“铁饭碗”和社会保障。之虹再一次义无反顾地为了我和我的朋友的事业而选择了牺牲自己。
    
     当事业初见成效的时候,团体内部又出现了摩擦。有的合作者不尊重之虹的意见,想把她排斥在决策圈的外面。为此,我写了一个致主要合作者的备忘录:
    
    本备忘录的目的在于提请诸位注意王之虹在创办公司及其衍生事业上做出的重大牺牲及贡献,以及由此她作为我们的事业的合作者之一理应获得的尊重。
    
    王之虹所学的专业是机械,她自幼以来的想望是从事技术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1983年,当她根据我的意见转行到政工口时,即是为不是她个人的事业做出了牺牲。正是由于她牺牲个人的兴趣担任了团委书记以及她与局、市团委领导的交往,才使公司得以成立,使我们赢得了多年来所企求的法人地位。
    
    在创办公司初期,主要是由于王之虹的努力与活动,才筹到了开办公司所需的资金,找到了公司的落脚之处和专职人员。从无到有比从一到二要经历更多的艰辛和困苦,恐怕是不难理解的。
    
    当我们在前面各路出击时,王之虹作为殿后的法定代理人,默默地承受着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心理压力。当真正遇到麻烦时,还是要由她来抛头露面排难解纷。不论是自强打官司,北方与工商局、出版处交涉,还是经济所与银行的矛盾。
    
    诸位包括我在内,从事这项事业不妨碍个人今后的发展。王之虹则不然,她走出这一步,即意味着断绝了她在团的系统和钟表公司内部升迁的可能性,她今后的发展只能与公司的命运栓在一起。而这样做并不是她自己的本意,仅仅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事业。近一年来,由于吃不好,睡不好,心理压力大,之虹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也是她做出的牺牲之一。
    
    在王之虹做出如此重大牺牲的情况下,如果换来的是不把她视为事业的合作者之一,重要决策不让她知晓,同时又让她承担决策的后果,对于她提的仅有的几个请求不予尊重,因此而造成她的极度痛苦和悲伤,这一责任只能由我承担,因为是我把她导入了我们合作的圈子。
    
    由于我对王之虹负有的道义与法律责任,特写此备忘录提请诸位了解我的不满与担忧。

    
    尽管之虹内心有许多的委屈,她为了维系我与同人之间的合作,减少所谓“家族统治”的色彩,忍痛淡出了团体的决策圈。然而,所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是首先落在她的头上。之虹曾写道:
    
    奉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之命,北京市审计局、成人教育局和文化局的三个副局长带工作组进驻函大和青年书刊发行社审计。……审计工作组进驻的时候,曾经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式,有的职工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一点也不怕,因为君子坦荡荡,无私者无畏。
    
    当时有的朋友对我颇有一些意见,因为我对财务开支卡的比较紧,有些事子明同意了,在我这里又碰到钉子。我这样做是基于以前的教训。自强公司开办初期,因为我仍然担任共青团的职务,就把经营方面的事完全托付给子明的一个朋友。当时正赶上银行为扩大1984年的贷款基数,拼命大放贷,银行信贷员甚至主动上门追着给你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自强公司也借了一百多万元的贷款。主持经营的朋友用这笔款进了一批摩托车,转手又加价卖给外地的一家公司,但只收了定金而没有收全款,此后追款的事就不再过问了。既是朋友,又是兼职人员,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跑银行、工商、法院,出庭打官司,全是我这个法人代表的事,最后还是砸在手里一批摩托车,赔了不少钱。这说明对于民办企业来说,同样要解决权与责必须相符的问题,如果有责无权,则缺乏积极性,如果有权无责,就很容易大手大脚,拿花钱不当一回事。
    
    但是,我对钱的紧张是出于对事业的负责,而不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在经历审计之后,专职工作人员和一些兼职的朋友才知道,我和我的家人没有谋取丝毫的个人好处。我们经手创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有十来个,但我和子华作为专职人员只领取一份很低的报酬;所有兼职人员都在我们的系统内至少领取一份兼职工资,唯独子明一个人不拿兼职工资,只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领一份“皇粮”。有的人办函授总收入不过几十万元,就为自己购置了房产(当时只需要花几万元人民币);也有人向我和子明游说买房产的事,我们马上予以拒绝,虽然在办公司办函大期间,我和子明的居住面积减少了一半(两居室的单元分出一间房给子明弟弟结婚用)。自己的手脚干干净净,就不怕有关方面在经济问题上做文章。

    
     当局想要从经济犯罪入手,搞垮我们这支以“非法刊物的成员”为主体的潜在政治力量,但是他们翻来覆去,始终找不到我和之虹以及其他团队骨干的任何把柄,不得不黯然收场。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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