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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丰:中国民主转型的相关因素分析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27日 转载)
    作者: 郭永丰
    对于任何独裁专制体制来说,真正让其垮掉的力量之源在其体制内,而不在外部。尤其当体制本身铁板一块时,在外部首先极难形成强大有效的反对力量不说,极少数力量弱小的人物或团队的冲撞与对抗基本都难以动摇专制体制的根基。但是当总体性危机爆发时,民间民主力量如果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力量联合起来,就一定会大大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一、体制的分裂源于高层核心人物之间争权夺利的激烈内斗,这在当下难以期待。
    
    对于任何独裁专制体制来说,真正让其垮掉的力量之源在其体制内,而不在外部。尤其当体制本身铁板一块时,在外部首先极难形成强大有效的反对力量不说,极少数力量弱小的人物或团队的冲撞与对抗基本都难以动摇专制体制的根基。如此说来,内部激烈的争斗与哗变,才是唯一导致其加速崩溃垮台的有效力量。因此,对于中共独裁者来说,为了确保内部团结一致,一旦内部出现任何争斗时,都会以大局为重,而牺牲个体的小利益。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在毛时代就已开始,比如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对野心勃勃的毛皇帝的不断容忍,甚至还做其最得力的帮凶。以华国锋为首的一派彻底斗倒四人帮集团,中共是经历最大分裂风险的。当邓小平带头赶胡耀邦、赵紫阳下台时,风险则不是很大,似乎轻易就成功了。作为胡耀邦和赵紫阳本身,在被无辜赶下台后,虽然也坚持真理,但还是向体制认错了。直到后来江泽民团伙与胡锦涛团伙的明争暗斗。今日的中共,就更加学得非常精明了,无论如何,为了确保同坐贼船的安全平稳,他们全都可以化私人恩怨和仇恨为玉帛,只顾维护所谓大局的稳定与和谐,这也是胡锦涛的和谐理论大行其道且还能被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来,如果薄熙来没有那么狂妄,犯急躁冒进的错误,对已经升为副市长的王立军的家奴态度放缓和一些的话,比如至少不煽其耳光让其受尽屈辱丢进面子,也对王立军本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甚至还让其更加官运亨通,王立军就一定不会背叛薄熙来,而是会更进一步地为薄主子效尽犬马之劳。果真这样,中国历史确实就要有所改写了。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叛逃美领馆,就绝对没有薄熙来那么早的垮台。也许今日的薄熙来,一定就是中共政治局地位极为显赫的常委,甚至还负责人大或政协什么的,其在政治局的排名也非常靠前。再加在许多重量级元老的直接辅佐下,如果按照外界的分析,薄熙来果真联合军方及其前任常委,比如吴邦国委员长、周永康政法委书记等,笔者想确实如报道所说谋划除掉习近平,然后自立为王,这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且没有任何悬念的。固然,虽然薄熙来的上台对中国人民可能造成又一次如同毛魔王在位时的浩劫,这也许在当时情景下是不可能避免的。
    
    但由于今日薄熙来远没有当年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如此过激行为,肯定会激化体制内进步势力的强力反弹,尤其是中间派的紧急刹车和偏右行动,势必导致中共体制内两派的激烈争斗,这也是势所难免的。从而真正造成中共铁板体制从内部瓦解分裂,一定就是水到渠成的。届时,也许中国会走前苏联被分化瓦解的道路。也许比前苏联更加动荡凄惨,也许不是。总之,只要体制存在如此高端核心人物的激烈争斗,瓦解分裂中共独裁专制体制,一定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可惜此事由于薄熙来的狂妄自大和急躁冒进没有发展成功。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万幸,有人则说这是中国的最大悲哀和不幸。之所以万幸乃是由于中共体制内再不会出现如毛魔王的真正祸国殃民的元凶了。悲哀的则是中国不能够借此机会突破中共专制堡垒,为实行民主宪政切实打开一个突破口,而完全丧失一切机会和可能性了。
    
    总之,自薄熙来被打倒之后,中共体制内似乎在短时期内很难再出现如此的人物造成该体制内的激烈冲突和动摇。虽然据外界分析,习皇帝与李首相有些摩擦与不和谐,但由于李首相势力实在一般,且性格平稳随和,即便他们之间有冲突,李首相也会全面隐忍接纳,俯首听命称臣。就像当年的周恩来被毛泽东完全掌控和把捏,周恩来本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不法私利,甚至有恃无恐穷凶极恶地帮助毛泽东大张旗鼓地做尽坏事。尤其根据越来越多曝光的史料,在毛泽东时期冤死的很多人士,全部都是经过周恩来之手批示才有所执行的。所以,这周恩来本身也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绝不可饶恕。所以,这李首相必要时还是习皇帝作恶执行最得力的帮手。虽然按照现任排名,李首相已排在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之前了,由此可知,该届总理级别是高于人大的。而在上一届,吴邦国委员长则是居于温首相之前的。但论起绝对的势力,李首相毕竟还是李首相,必须只有做好辅佐习皇帝首相本份。
    
    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激烈矛盾冲突,尤其巨大事件的不断发生,这也可以诱发高层核心阶层的分裂,但这种事件的发生眼下似乎没有任何可能性。
    
    目前的中国,应该说官民矛盾与冲突,已经达到白热化状态,但由于专制机器的绝对垄断性和严密控制性,所有真相、事实和真理被完全抹杀,致使大众极难了解真情和真相,所以,这种矛盾与冲突便不是很明显,极难被大面积,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虽然网络防火墙形同虚设,但由于经常上网的人的比例不高,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所以,对于不经常上网,甚至偶然上网,水平能力有限,上网只是为了玩玩游戏、看看影碟,发发邮件,传播广告等等的绝大多数网民来说,实际也是起不到丝毫启蒙开导的作用。所以,虽然在国内经常会发生许多群体性维权大事件,但由于媒体的全面封锁,就极难触动全国人民的共同关心和动摇。实际上,这也正是习近平之所以在内部重点推出“七不讲”的根本原因所在。习近平非常清楚,中共的这种流氓统治手法对于维护中共独裁江山是非常见成效的,所以就更进一步极为明显地公然反人权反人道而倒行逆施了,比如故意推出“七不讲”来,只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中共独裁江山不倒,且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的疯狂实施愚民和维稳的政策。
    
    这固然是最为明显不过的严重侵犯和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但由于联合国本身根本无力制约中共,所以,才致使中共长期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如此任意残暴、野蛮和凶狠,固然这些所谓执行公务的人,由于事不关己,基本都不存在丝毫怜悯之心、慈悲心肠的。就彷佛怪兽的诞生,只能以怪兽的暴劣行为维护中共腐败权贵的不法私利,坚决拒绝人民群众强力高效的监督而真正依法治国,让法律至上,让官权首先能够做个守法公仆,而带领全民都做守法公民。
    
    由于绝大多数民众被蒙骗,本应该早日掀起的巨大而又极其强烈浩荡的官民冲突事件就极难有效发生。在中国当前的大环境下,似乎也不可能有任何此类事件发生的任何机会。比如,八九学运,如果当时舆论环境没有那么自由开放,尤其没有高层极端开明放任的治国手段,就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掀起全国范围内浩荡的八九学运风波。说来说去,导致社会巨变的真正动力之源仍然在于中共高层的统治是否开明向善,尤其是新闻自由开放的程度如何。果真有八九时代的自由舆论大环境,比如中央电视台可以采访直播现场画面,当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很多大型集体性维权事件,一定都会有可能随时掀起如八九学运的浩荡风波,而真正有能力和力量迫使中共独裁体制的彻底结束。如2005年的广东汕尾血案,2011年的乌坎事件等等。
    
    三、中共下级官僚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的全面觉醒与执着追求,最终与民主派力量的有效结合,这也许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之源。
    
    中共官员无论官位有多高,只要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享受不到集体皇帝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就很难保证自己绝对安全。只要稍有不慎获罪到某上级,一旦得到上级以反腐败之名的清算,就都是无能为力极为弱小的小鸡,没有丝毫反抗能力。不过如刘志军的厚脸皮的奴才,可以向党妈妈哭鼻子哀求,可能会保留下性命来。但问题是,很多贪官,即便死,骨气还是多少有一些的,绝不会学习刘志军的软骨头和脓包相的丑恶面孔。由于这类斗争,抓捕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人也是被连根被断掉的,根本都没有任何反抗之力。除非那些仍旧在位的,似乎感到一旦受到此类威胁时自己必须自保反抗,如果早有充分准备,可能会有一些反抗的基本能力或者报复的行动的,否则,绝对不会有任何机会的。很多人,在高层没有明显出击前,都不会贸然出击或有所潜水的任何作为,当发现危险时已成阶下囚了,此时反抗肯定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中共的双规制度可以说比任何黑社会组织更加突如其来,防不胜防。尤其是谁会知道什么时候确实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呢?如此说来,绝大多数官员,也便只有被动等待被杀猪的任意摆布。一旦被突然杀到身上,也便只有甘心认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份。毕竟,在中共体制内,任何官员,只有在忠于上级并给上级做好一个最勤快能干驯服的狗的情况下才能换得上级的垂青、重用、提拔以及坚强的保护,固然就不可能拥有任何其他真诚的朋友帮助自己了,比如一旦自己被消失时,有人还能为其呼吁呐喊,或者说说好话什么的。
    
    这是因为,在官场里,平级之间都是竞争的关系,下属之间是主子与家奴的关系,上级之间是家奴与主子的关系。毕竟所有官员所做事态都是见不得人和光的,人人都心知肚明,所以,这便决定了每位官员在体制内绝不可能结下真诚可靠的朋友,普遍规律都是下山老虎不如一条死狗。除非利益相关,长期沆瀣一气的伙伴,而这类人,凡是没出事者首相想到的是杀人灭口,免得让其把自己也供出来,哪里还会保护此类的首先倒霉蛋?更不要指望其能够向有关部门说好话了,除非是办此案的有关部门不想杀人灭口时,才会出此下策而官官相护。于是,这便迫使号称无神论者的中共官员全都信了佛,求如来佛和菩萨保佑,也无论自己已犯下多么的滔天罪行,他们都认为只要自己求这类神的保佑,就有可能化险为夷,为此众多官员竟然就信之入骨了,便边干坏事边求菩萨保佑,而把人世间各种各样的坏事干尽做绝,真正使自己到了毫无回旋的余地。
    
    如果中共体制内的下级官员都充分认识宪政民主政体对于自身合法权益坚强自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早日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工作,比如与民主派力量秘密联系,加强沟通,并为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下大功夫和气力,说不定,中国民主派力量的成长才会飞速发展起来。固然,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才能得到坚强的保障。否则,只能一辈子窝窝囊囊地做好上级的奴才和走狗,一辈子都是可怜楚楚的。只能在下级和弱势的百姓面前逞能耍威风而牛逼哄哄一下。这正如出身于中共太子党家族的广州老民运范一平先生所说的,在体制内捞得一官半职的人,基本都要给上级做一辈子奴才和走狗的,而作为我们这种人,谁又愿意将自己的良心和灵魂出卖给这类魔兽呢?
    
    四、企业主的主人翁意识的完全觉醒与执着追求,最终造成对官权犯罪行为的严重鄙视和仇恨,这也许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之源。
    
    做中国的企业,正如很多企业家的坦言,不行贿政府官员,做政府官员的孙子和奴才,甚至与政府官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抢劫人民大众,绝难发到巨额财富的。严格按照中共政府管理企业的制度和政策,任何企业在一开始时,都是极难保本生存的。更不可能存在发展或者大发迹的任何机会。比如笔者当年所办企业,之所以倒闭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愿意与政府官员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巧取豪夺赚取非法的资财,如果笔者确实是那种只知渔利,没有任何远大理想、抱负和追求的人,且毫无做人的道德底线和基本的原则,说不定笔者也大发昧心之财,正在耀武扬威着,也买个政协委员或人代代表做着,或者干脆不做企业也做官了,与体制同流合污随波逐利把坏事干尽做绝了。也许笔者就绝对不是今天的笔者了,老婆也换了好几任了。但上帝却没有让我那样做,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之天生秉性决定了我必须只有走向邪恶体制的背叛者才会心有所甘。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确实就是真理。在独裁专制社会,如我性格的人就决定着我们必须只有走向体制的对立面,与邪恶体制斗争一辈子。其实,眼下坐牢或者正在做民主的人,谁又不是如此性格的呢?所以说,我们这类人乃是天生的。
    
    由此并不能说明所有发大财的人都完全败坏了,其实很多人还是蛮有才能和良心的。也许由于其天生条件优越,环境良好,其根本就不需要那么低声下气很费气力地去赚钱,就大发了。实际上,据有关资料显示,当今中国的亿万富翁,绝大多数都是直属太子党或者低级太子党的后裔、嫡系。而真正属于平民阶层的,虽然也有赚到亿万家财的,由于毕竟没有任何背景,且受的罪和苦最大,最后都很低调地生活着。当然这种老板我也认识很多。虽然他们已认识到体制的问题,但为了自保绝无丝毫反抗的精神,几乎大气不敢吭。或者即便有成熟民主思想的大亨,由于怕遭受牵连,也轻易不敢与我们这类人士见面认识,如此说来,如果要让掌握巨额财富的企业主为民运投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他们像原来的亿万富翁王功权一样完全背叛了体制,甚至有必要时逃到国外。据说,万科的老总王石就曾变相资助过刘晓波的家属,王石本人为此也被迫在国外以求学为名逍遥法外了。
    
    作为中国的企业,正如正义的律师,每时每刻都在见证官权的腐败与滥权行动。企业见证官权的贿赂以及越来越大胃口鲸吞行为,基本都是最心知肚明的。很多时候,由于都捞到了一些好处,大多人都不说,认为世事世理本该如此,自己只是顺应潮流和环境,一般都存在苟且心理,而且还很心安理得。尤其在贿赂成功后都只顾自地尽情享用,也与官员一样干尽做绝了奸淫妇女的坏事。固然,他们这些人绝不会想到也改变这种现状的。甚至有人由于被长期蒙骗的缘故,梦想突破禁区,立刻冒出冲动的想法,如生于1968年的河南省兰考县人,198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当过律师、记者,现任河南风雅颂置业有限公司总裁的曹天,2011年6月,他只是声称出资一亿元人民币作为竞选资金,参选郑州市市长,此番言论放出以后,他的公司就被税务部门罚款三四千万。
    
    由此可知,中国企业确实要赢得尊严和面子,尤其确保自己合法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必须清醒认识到宪政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并秘密与民主力量结合起来,迅速发展属于民主反腐的浩荡团队力量,否则,即便多么有良知的企业,多么才华横溢的企业主,都极难获得公正安全的大环境而高效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神圣不可侵犯。
    
    五、个别民主派人士或团体的激烈行动,可能会造成核心权贵向良好方向转化,这种人士和团体在现有国际国内大势下的出现几率较高,可能性极大。
    
    正如台湾民主转型前的各种因素被迫,笔者认为,1、台湾与大陆对峙的压力,是造成蒋经国不得不许可开放两禁的关键因素之一。2、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让台湾与大陆比较,只能率先在制度建设上首先优越于大陆,台湾才能讨得国际社会的欢心。3、来自民间各种民主运动的压力逼迫,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比如美丽岛事件的发生,以及有人暗杀蒋经国的激烈行动等等。
    
    因此,在中国民主大转型前,如果中共统治者依旧顽固不化,甚至还倒行逆施,公然反人类大道而行之。笔者想,在举世正在关注中国大陆民主化转型的关键时刻,有激烈组织或个人尝试用最激进的方式震慑逼迫习李新政右转,比如首先开放两禁,是有可能的。毕竟中国这么大,职业从事民主运动的团体和个人又是这么多,绝不可能都是追求温和与非暴力的。而对个别掌握核心权柄的人物采取极为激烈的手段和措施,这一定是势所难免的。比如,如果在国际社会公开成立民间审判法庭,对中共现任倒行逆施的某重要官员首先判处应得的刑罚,并号令有条件的个人或组织强力执行,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纵观古今中外多少史实说明,梦想毫无不流血就实现社会的正常进步与发展的国家少之又少,即便在最和平理性中由执政当局主导转型的台湾民主,也是流下很多先烈鲜血的,很多人还为此经受漫长牢狱之灾。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八九六四就是一次最大的流血事件,以及后来众多志士和良心的被入狱,这本身代价已经很大。目前仍有大量志士和良心前赴后继被入狱,这说明,中国绝对不缺乏勇猛刚强敢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铁骨铮铮的志士仁人。
    
    为了给子孙后代缔造恒久福祉,中国一定会产生各种类型的超级英雄。关于这一点,由于笔者长期与众多这类志士打交道,绝对是由衷敬佩的。的的确确,很多人的凛然正气、浩荡作风、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着实让笔者很汗颜。不过作为现代民主化,强调全民皆动,人人独立自主抵制奴性争取公民权,笔者不主张极个别极少数英雄人物的激烈行动,并为此付出牺牲性命的极为昂贵的代价。
    2013年7月10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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