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社会”的北京地铁丐帮/李宝元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23日 转载)
新京报记者关于“北京地铁的乞讨江湖”深度调查，给我们呈现了一群以欺诈行乞而敛财暴富为生的丐帮群体真实生态情景。这些骗子行乞者自称“丐亦有道”，其所谓“道”无非就是滥用世人爱心、不劳而获欺世盗财，利用黑社会模式维持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秩序。
这样的“道”，虽然有很多无奈之处、很多值得理解和同情的地方，但它毕竟是一种诈骗之道、欺人之道、欺骗善心之道，是一种属于假恶丑怎么也算不上真善美的 “黑道”。我们不禁要问：这样见不得人的“黑道丐帮”，为什么能够在皇城根下、首都北京的“地下”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形成一种产业群体？
其答案就在我们“假公济私”的社会游戏规则上：我们的公共资源、公共权力、公益活动是驾驭于私有财产、个体人权和私人利益之上的，或者说缺乏私有财产、个体人权和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实基础，我们的“为人民服务”、“做好事、献爱心”至今没有建立在（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没有）个人通过正当市场交换、市场经济和基于职业道德及使命“为客户服务”的最普世最大众最主要利他理念及行为基础之上；在这样一种社会游戏规则下，其结果必然是肯定是：个别聪明的、精明的、自私自利乃至别有用心的人，这样的人上到贪官污吏下到地铁丐帮，利用广大善良民众的“爱心”、“大公无私精神”和“利他主义行为”，无所畏惧、堂而皇之、毫无廉耻地假公济私损人利己，各行各业上上下下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丐帮欺诈算得了什么？这还是所有坑蒙拐骗、欺世盗名行当或群体里最无奈、最值得同情的一类。
在这种社会游戏规则下，一般来说，欺诈程度与“公”域大小呈现正相关关系，后者越大，公权职位越高、公共资源规模越大、公共事务数量越多，钻“公共”空子的人就越多，假公济私、以公权谋私利、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的机会就越多，成功的机会也越多，干这行营生的群体规模也就越大。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北京是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公共福利最集聚的地方，由此推断，北京也应该是骗子最多、欺诈行为最为严重、坑蒙拐骗最有利可图的城市。多年来，北京骗子、来北京的骗子、来自北京的骗子，都是级别最高、层次最多、数量规模最大的，其根源就在于此。
北京地铁之所以成为来自全国各地机警咋骗行乞丐帮的大规模聚集地，其根本原因外乎一个“公”字：其一，这里有全国其他所有城市不可比拟的四通八达公共地铁交通网，这个网具有进入门票门槛低（进入地铁只需要2元钱，这对于据说月收入可达八九千乃至上万元的“丐帮富豪”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行乞收益规模效应大（可以全天候享受空调等公共设施及大规模行乞市场人群）的“无比优越性”；其二，这里有悠久优雅“爱民如子”的数百年皇城文化传统渲染、根深蒂固的“一大二公”官方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支撑下长期积淀以致于泛滥成灾的N多“爱心”精神、“爱心”人群、“爱心”行动，这就为这帮有胳膊有腿、正当壮年就是不想自食其力的男女寄生虫们提供了通过乔装打扮成残疾人、租用学龄前儿童行乞赚钱的“无比优越软实力”，他们有的是泛滥成灾的“爱心”精神可以利用，有的是人潮滚滚涌流不息的“爱心”客源可以高几率成功欺诈，有的是愿意为他“服务”（哪怕很多是为了装模作样”学雷锋“也罢）的“人民”大众……
这种社会游戏规则，按照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国情”的著名清华教授的话说，就是所谓“人民社会”。据说，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这种“人民社会”是“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这里的‘公’相对‘私’而言，‘人民’相对‘市民’而言，‘市民’注重的是私利，‘人民’注重公利和公益，但是并不排斥私利、私益。正是有了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才有了每个人的私利、私益。”（我们不知道这位教授在大作中为什么没有给出“市民”与 “公民”两个概念的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就将与“人民”相对应的“公民”换成了“市民”；按照常理，在中国，“市民”显然对应的词语应该是“农民”。此小节问题，先不谈）
显而易见，这位著名教授发明的“人民社会”，其基本含义显然与我们上段描述的“大公无私”、“假公济私”的社会游戏规则并无二致，而这样的社会规则之极端形式，就是已经被执政党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情景。难道这种“一大二公”的黑暗时代，我们还要再来一次吗？这样的动乱社会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
如果这样下去，别给我扯什么“中国梦”，我看，到时候我们终究会沦为北京地铁丐帮江湖那样的“黑社会”，而这将成为全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永远走不出来的“大噩梦”！但愿这样的噩梦千万不要成真！但愿中国梦应该从北京地铁接触丐帮黑道噩梦做起——因为动上面动不了，拿基层底层乃至地下深层小民乞丐流氓无产者开刀，应该最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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