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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公务员已成高危职业?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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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有青年来信说他们很纠结,不知该不该考公务员,请我提点意见。我说,如果是想为人民服务,如果想进入后让这个体制的纯洁度高一些,那就去吧,公务员职位虽说清贫一些,毕竟比较安稳,福利也还可以。可是,如果你是被公务员的灰色收入、贪腐便利与利用脏钱和手中权力包二奶、过奢靡生活,那就要三思了。打开报纸尤其是互联网,“每日一星”几乎都是与小三、二奶合影的公务员,贪官污吏落马比神舟十号上天还令人振奋。“公务员”都快要沦为“犯罪团伙”的代名词了,你还往里面挤?
    

    
    
    从我那时大学毕业后比较优秀的才分配进“国家机关”,到现在每年公考的人依然挤破头,不得不说公务员队伍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才。可这批人才,怎么就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上面对他们喊打——民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语),党对他们会手下留情?下面对他们喊杀——他们的贪污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死存亡,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几乎颠覆了现代文明国家对公务员的定义,中国的公务员不再是一种公职,而是一种商业职位,当公务员就是为了发财。过去三十年,中国发财最快的群体确实是公务员。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管理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却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这不但让他们自己,也让执政党与国家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
    
    
    
    公务员中那部分掌握权力的人贪污腐败堕落到什么程度,恐怕最高层的领导人与普通民众都不那么清楚,现在的媒体能查出的也只不过是皮毛,更不用说允许报道出来的。以我对体制的了解,恐怕只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中国公务员队伍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奢靡堕落,一个是实行赋予民众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第二个就是走毛泽东的路,发动群众,上下结合,用“文革”的方式把官僚阶层与利益集团彻底摧毁。第一种方式中国追求百年而不得,第二种方式证明对付官僚集团“行之有效”,但却给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见拙文《反腐不靠“文革”靠什么》)
    
    
    
    其他的办法我都不看好,历史也这么证明了。两种“终极”解决办法实行之前,中国的公务员里掌握一定权力的,还会像世界末日要到来似的疯狂敛财,弄得天怒人怨而死不罢休。他们会继续扫掉绊脚石,靠权力打压媒体与普通人对他们的监督,就像过去一直靠“维稳”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样。但民心的向背既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共高层也会想一切办法对付贪污腐败,可目前的办法主要还是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不可能太大。如果走向极端,那就是效仿毛泽东的办法,同群众结合起来。如果是这样,公务员队伍中落马的还会越来越多,民众自发对他们的监督与揭露也会越来越深入与无所顾忌。
    
    
    
    制度与道德资源消耗殆尽的公务员渐渐沦为“弱势群体”。现在一个普通人受刑受冤枉,大家都蜂拥而上帮他讨公道,可一位官员在双轨时莫名其妙死亡,基本上都会有八成以上民众拍手称快。这次出国,一位外国人同我开玩笑,说现在在海外打中国人甚至把他们杀掉,不会引起大陆中国人的愤怒了。我不解地问为啥,他说,只要说那是官员的子女就行了。你看,连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人仇官超过了仇外,甚至超过了对犯罪份子的愤怒。
    
    
    
    也许你觉得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高,紧跟党中央,不站错队,又绝不贪污,靠个人才能与努力最终捞到一官半职,反贪腐与你关系不大,可你也要记住,你这辈子最好不要戴名牌手表,不开豪车,别人外遇被曝光顶多家庭破裂,你则有可能家破人亡。而且,你的孩子已被打上了“官印”:他有经商的才能所以去做生意,但一定会被说成官商勾结;他立志像父亲一样去当官为人民服务,但一定会被指责为裙带关系;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把孩子送出国?问题更严重了,因为“裸官”和贪官一样受到民众鄙视与追骂!
    
    
    
    别以为我在耸人听闻,事实上,如果你上网或者走进民间,同大家敞开心谈谈,你会发现我这还是保守的描述。如何对付贪污腐败?如何拯救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除了不痛不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血流成河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当然有,但那得从制度上入手,从限制权力,民主监督与公民参政议政入手。可现在抵制向这个方向走的,恰恰是自认为还有机会贪污与享受绝对权力的公务员队伍与一些习惯了奢靡生活的党政官员。
    
    
    
    走出困境,走出恶性循环,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如果讳疾忌医,把这种贪腐当成小疾小病,能压就压,能拖就拖,恐怕有一天,中国民众对中国特色的公务员体制的失望会从政治、社会向文化、经济与银行金融领域蔓延,中国会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出一个你根本解决不了的危机,历史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愿你那时安好。
    
    
    
    杨恒均 2013.6.23
    
杨恒均:反腐不靠“文革”靠什么?

    
    文革带给父辈的苦难也许只有等到他们离开人世才能够最终消除。就算我们这些当时年纪不大的,身上也都或多或少留下了文革的创伤,至于整个民族,则被深深烙上了也许再过几十年、一个世纪都无法消除的烙印。看了我的题目,稍微有理智的中国人都会斩钉截铁地说:不能、也不会再有下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想大家都不能够否定,那就是毛感觉到政权不稳了,想发动文化大革命来保卫用枪杆子打了几十年才夺得的江山。那么,毛为什么觉得自己的江山不稳?
    
    在发动文革前,毛已经把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弄得很高了,如果说他想更高,那也有可能,但却不足以让他发动对社会和文化具有摧毁性的文革。至于中国所有朝代面临的最大威胁——农民起义或者武装起义,老毛比谁都清楚。老毛自己就是靠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所以,1949年后他三下五除二,从经济、思想上彻底解除了农民的“武装”。熟读史书的毛也很清楚,因为中国历史都无情地显示:中国农民不被一个腐败的朝代折腾个七八代人,弄得民不聊生了,卖儿卖女的话,仁厚、老实、胆小的农民是不会揭竿而起的。至于第三个原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胁,就更是无稽之谈了,老毛即便错误地判断美苏要入侵中国,他也从来没有害怕过。
    
    我没有任何理由为老毛辩护,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把老毛说成是一个心眼狭小,说成是一个变态的人,发动文革就是想折腾,或者干脆说他七十岁以后老糊涂了,很容易解决问题,大家就不用讨论了,可是,果真如此吗?毕竟,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类似文革的运动,有些规模很小而已。这就让我们不能只是从老毛个人因素来考虑问题,而要深入到制度,把制度和人的因素结合起来,探索一下文革爆发的最大根源。
    
    老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1949年后他就脱离了中国和世界的实际,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了如指掌,却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稀里糊涂;他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窍不通,却对自己创立的继承于“秦体制”清清楚楚。他感觉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在腐化堕落,他感觉到周围的战友都开始享受革命果实了,这和他的理想相差很远——他怎么办?等着那些贪污腐败的同志和部下把民众激怒起来,最后弄得人民揭竿而起打倒他们也大倒自己,推翻几百万人头换来的江山?
    
    那种事就是中国几千年密密麻麻的历史上每一页都记载的,老毛不会重蹈覆辙,可是由于他创立的这个体制却从本质上无法消除权贵们沦落为鱼肉民众的贪腐分子,建国后他虽然搞了各项运动也都毫无作用,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办法(说是发明,其实这个体制里的每一个最高领导都会走上这一步),从下面发动群众来对付夹在自己和群众之间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精英们。于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管现在那些曾经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文革遗老们如何怀念那场“自发的”革命,他们其实都是在老毛操纵下的扯线公仔,从头到尾,老毛——只有老毛一个人,没有失去对文革的指导权和控制权。
    
    文革是灾难,但为了贬低文革而把文革前描绘成和谐时代,也是有问题的。文革前时的那个体制难道比现在的更进化?我只觉得, 当时一个人民公社的书记几乎就是一个小皇帝,用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搞女人不说,还享受了当时民众根本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当时民众没有钱,有钱也无法享受到)。会不会文革前的种种美好,只存在于被民众愤而起来折腾的官员和精英们的身上?就像现在一些官员把当今贪污腐败的时代,描绘成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说起文革,他们脑海中出现的图片和文字都是那些类似的批斗场面:国家主席惨死,国家主席的老婆脖子上挂着乒乓球串起来的珍珠项链,省委书记的家被炒,省长被插上牌子被批斗,他们贪污腐败的生活被揭露,各级党委被清洗,他们家里的物件包括黄金和值钱的字画被抢夺,知识分子精英被批斗,一些领导人被迫搬出了小别墅,有些领导人甚至失去了保姆,连司机也没有了(哇噻,多悲惨啊!?),在一个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里生活的走资派的子女们享受到特权,结果被勇敢的红卫兵打得遍地找牙……
    
    啊!这就是文革?如果这就是文革,你走到街上随便拉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一下,问一下他们是否想再来一次?我告诉你,他们不但想再来一次,而且他们这一次还想把所有的官僚都拉到街上去排队,要枪毙他们。他们说什么来着?对了,他们说,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保不准会漏掉一大批鱼肉民众的贪污腐败分子!他们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说:上一次文革我们被老毛忽悠了,我们是为他而造反,这一次,嘿嘿,我们是为自己!
    
    共和国在1965年遇到的问题,现在照样存在,因为基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普通民众在当时看到的问题,现在不但依然存在,很可能更加严重;毛泽东当时感觉到的挫折,现在的领导人也一样碰到。然而,由于体制的弊端,贪污腐败和绝对权力无法彻底铲除,所以毛泽东也在万般无奈中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我想,如果毛泽东如果真能够七、八年就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创立的那个制度应该还可以继续长治久安下去的。
    
    上一场“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三十年了,然而,我们却没有几个人感觉到彻底地摆脱了文革的阴影,而且,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我们的制度继续在给民众提供文革的土壤,这个制度继续在培养那些破坏这个制度的贪官污吏,而要铲除他们的话,只靠这个制度,也许就只有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干脆回到北朝鲜时代,除此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历史上不可能出一个在维护老毛创立的体制上,比老毛更有能力更有办法的领导人?!
    
    真正要避免文化大革命其实很简单,简单得连大半个世纪前的毛泽东都明白。1945年七月,老毛满怀信心地回答黄炎培时说,对于那种因腐败而引起的兴亡周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可惜,真正的民主是让民众来监督他,而不是让他来监督民众闹“文革”。于是,他选择了“文革”。
    
    不想继续使用老毛的文革来清除腐败保卫政权的领导人,除了类似“文革”的运动,其实还有选择,那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已经选择并用实践证实了的方法:那就是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结束所有在恶性怪圈里循环的人类历史的一种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从善如流,让文革这种悲剧永远成为历史。
    
    节选自《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有多远》
    
    杨恒均 2013.6.22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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