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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批判宪政是为了阻挠政治体制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17日 转载)
    
    ——三評楊曉青的反憲政宏文
    

    楊小青文章(以下簡稱楊文)裏的“對兩種基本制度架構的比較”,從第二項到第五項,都是政治領域的。在這些比較中,她把一些迄今只是停留在宣傳上、或者是用來掩蓋專制主義的理論概念,甚至是違背現行憲法的說法和做法,都說成是我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這是毛時代以來禦用文人的一貫伎倆,流傳至今,不足為奇。但它出現在中共十八大之後的今天,卻有著特殊的意義,那就是阻撓政治體制改革。楊文雖然沒有一字提及政治體制改革,但她的全文論述,特別是她的四項比較,實際上都集中在這個焦點上。如果說,她的第一項比較是從經濟上論證憲政屬於資本主義的話,那麽,這後四項比較則是從政治上論證憲政屬於資產階級專政。
    
    我們不妨先看看這些比較的內容。
    
    楊文認為:“憲政實行議會民主政治。憲政主張主權在民”,“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主權在民”不就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嗎?而且,議會民主和人民代表大會制都屬於“代議制”,都是由人民選出代表,組成會議,代行國家權力,只不過是形式有所不同罷了。楊曉青把兩種本質相同的東西對立起來,證明它們互不相容,豈不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嗎?
    
    這項比較的中心內容是:憲政實行的是“多黨競選,輪流執政”;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民主革命勝利的成果,並且為憲法所確定,中國共產黨不經競選而執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其實,“多黨競選”同“輪流執政”是矛盾的,既然是競選,勝者上臺,就不可能輪流執政。長期以來,許多批判西方政治制度的人都指責“輪流執政”的弊端,以襯托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理性。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2011年3月的人大常委會的報告裏提出“五不搞”,第一個就是“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但是,海內外有哪個人主張過、提倡過“多黨輪流執政”?有哪個國家實行過或實行著“多黨輪流執政”?沒有,一個也沒有。在一個民主國家裏,任何政黨都要通過選舉,得到多數選民的擁護,才能取得執政地位,不是輪著次序就可以上臺的。得不到多數選民的擁護,你休想上臺。
    
    所謂憲法確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有兩點迷思需要澄清:首先,關於共產黨的領導是在憲法的序言裏提到的,包括兩個具體內容,一是對民主革命的歷史敘述,一是對發展前景的預測,“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如何如何,都不具有憲法的規定性。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都在總綱裏列有“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明文規定了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1975年憲法甚至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1982年的憲法就刪去了這些條文,說明“八二憲法”的制定者已經意識到在憲法條文裏寫上共產黨的領導是不符合憲法原則的。其次,領導和執政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領導的概念比較寬泛,可大可小,大到全國全社會,小到某個特定範圍或群體,同政治權力有關,卻沒有必然的聯系,也不必經過任何法定手續;執政則意味著掌握政治權力,也意味著對國家的領導,但必須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中共十三大提出黨政分開,實際上厘定領導和執政的界限。用領導來論證執政的合法性,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現行憲法規定國家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只有經過這個憲法程序上臺,才具有執政的合法性。履行這個程序就是憲政。應該承認,歷屆共產黨政府都是按照這個程序執政的,但由於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家機關的產生都缺乏應有的民主性,才使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受到質疑,大打折扣。所以,共產黨要確立執政的合法性,就必須嚴格按照憲法規定,通過民主選舉上臺,並制訂相應法規,接受人民代表和廣大民眾的監督。這也就是說,共產黨只有實行憲政,才能確立執政的合法性。光憑宣傳是不可能獲得“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的。
    
    楊文的第三項比較是:“憲政實行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國家政權體制”;“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國家政權體制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議行合一’”。
    
    什麽是“三權分立”?我近幾年在多篇文章裏指出:三權分立不是具體的政治制度,而是一個分權制衡的政治原則。指的是國家的不同權力機關之間,應該建立既有分工,又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機制,以免權力過於集中導致獨裁和腐敗。而通常國家機關多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種不同職能的部門組成,所以概稱為“三權分立”。在封建專制社會裏,這些權力都集中在國王手裏。17 世紀英國革命時,新興資產階級通過鬥爭,一步一步地把立法權向國會轉移,行政權向內閣轉移,司法權向法院轉移。從王權分別獨立出來的這三種政治權力,一開始就有著相互制約的功能,既同王權相互制約,也有三權之間的相互制約。法國啟蒙學者孟德斯鳩正是根據英國政治結構的演化,在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一書裏,提出三權分立的理論。可見,三權分立是資產階級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的產物,是杜絕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復辟的利器,也是防止權力濫用、腐敗叢生的柵欄。迄今為止,這個政治原則為所有民主國家所接受。盡管具體形式有所區別,或三權,或四權五權,權力分工也各有不同,但都有著在不同權力部門之間實現相互制約與監督的法規,以保證三權分立原則的落實。我國正因為權力缺乏必要的制約與監督,才造成濫用權力、遍地腐敗、甚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楊曉青認為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議行合一”,“是體現我國國家性質的最好形式”,顯然是不妥當的。所謂“議行合一”,指的是立法和行政的權力統一於一個機關。按照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雖然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它行使的是“國家立法權”,掌握行政權的則是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議行”並不合一。按照憲法規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都是獨立行使各自的職權,但三權之間未能實行有效的制約與監督,關鍵在於三權之上還有一個“黨權”。黨權高於一切,是憲法難以實施、憲政難以推行的根本原因。黨權至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形式,而不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權形式,更不是“體現我國國家性質的最好形式”。
    
    
    第四項比較是:“憲政實行‘司法獨立’及司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而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判斷多麽荒唐!司法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卻“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既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還能獨立行使職權嗎?這是對憲法的公然嘲弄。記得1987年在組織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時,我們曾邀請十幾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省高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座談。有一位院長說:“這幾年的冤假錯案,有百分之八九十是黨委辦案的結果。”這個事實,是對楊曉青的第四個比較的最好的解讀。
    
    第五項比較:“憲政實行軍隊‘中立化、國家化’”,“而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軍隊接受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這個比較再一次暴露了作者的無知與偏見。軍隊國家化是國家在現代化民主化進程中必不可免的歷史趨勢。我國軍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壯大起來的,一直處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是歷史事實。但在革命勝利取得全國政權後,就應該把它交給國家,實現軍隊國家化。這個轉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就已經開始了。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此前兩天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五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的職權之一是“組織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為國家軍事的最高統轄機關”。這些規定都已經把軍隊歸入國家機關的序列,可見當時共產黨領導人在軍隊國家化的問題上是有著理性認識的。1954年憲法第四十二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正是上述理性認識在憲法上的體現。但是,一方面是由於繼續解放南方地區和剿匪,戰鬥頻繁,軍隊不能不保持原有的指揮格局,繼續受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作為國家機關的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後來的國防委員會都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制主義的理論和綱領,取代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壟斷政權、壟斷經濟、壟斷文化,對於已經牢牢掌握的軍隊領導權,當然更不會松手。1975年憲法第十五條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1978年憲法第十九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都在憲法裏肯定軍黨化,否定國家化。這是歷史的倒退。
    
    1982年憲法恢復了軍隊國家化的發展趨勢,第二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意味著不屬於任何政黨。在第三章“國家機構”裏,專門列了一節“中央軍事委員會”,在第九十三條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可惜,這個軍隊國家化進程只停留在憲法的文字上,絲毫也沒有改變軍黨化的實際,以致在1989年發生本不該有的慘案。
    
    從以上歷史回顧可知,軍隊的國家化還是軍黨化,反映了維憲還是違憲的博弈,是順應還是違反歷史潮流的矛盾與鬥爭,也是民主與專制的矛盾與鬥爭。楊小青反對軍隊國家化,認為軍隊必須接受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才是真理所在,卻沒有發現自己正在同憲法唱對臺戲,成了違憲反憲的急先鋒,求吉得兇,情何以堪!
    
    綜觀這四項政治領域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的比較,楊曉青充分肯定我國現行的名為人民民主、實為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認為中國共產黨“上臺執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體現我國國家性質的最好形式”,“真正實現了‘人民主權’原則”;憲政符合和適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需要,但“作為完整的制度架構並沒有普適性,其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並不適合”於中國。字裏行間,充分展現了她保衛現行政治制度、拒絕憲政的戰鬥姿態。
    
    但是,由於她用人民民主制度偷換了人民民主專政,在關於我國現行政治制度的描述中,只談一些虛妄不實的大話,卻沒有觸及專政體制的最本質的特征:政治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公民的權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而推行憲政,正是要革除這兩大弊端,實現對政治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公民權利的有力保障。近幾年民間日益強烈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歸根到底也沒有超出這兩大訴求。但是,對於既得利益的權貴資產階級來說,改革政治體制,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讓公民獲得應有的權利,卻無異是挖掉他們安身立命的根基,使他們今後再也不能濫用權力繼續掠奪人民和國家的財富,甚至已經到手的權勢和財富,也有失去的危險。所以,他們不遺余力地抗拒、阻撓政治體制改革。在意識形態領域,前幾年掀起的批判普世價值的高潮,針對的目標不是普世價值本身,而是以憲政民主為主要訴求的政治體制改革。這次有如狂飆突起的對憲政的批判,兩報一刊齊發力,來勢洶洶,實際上也是為了壓制民間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是反普世價值後的又一波反政改高潮。從意識形態的實際涵義來說,與普世價值相比,憲政同政治體制改革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兩者內涵一致,前者表現為意識形態的理論思想,後者表現為付之實踐的方針政策。抹殺憲政在中國的實際意義,也就鏟除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撕開這一層薄薄的外衣,再來看包括楊文在內的那些反憲政的叫嚷,其實質就昭然若揭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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