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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三样/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23日 转载)
    
     论毛三样
    

     武振荣
    
     何谓毛三样?
    
     “毛三样”是我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种概括,具体讲有以下三点:
    
     一、 毛不认为在共产党“民主革命”之后,所建立的社会是“民主的”;
    
     二、 毛不认为他所建立的社会“解放”了人民;
    
     三、 毛不认为他所在社会失去了“造反”的必要性。
    
     质言之,晚年的毛泽东在“理论”上反复强调“民主”、“解放”和“造反”,此三样被我称之为毛三样。
    
     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毛,那么,你便会发现在他所生活的“共产主义世界”里他是一个地道的破坏者。因此,在归类上,他和斯大林、布哈林、赫鲁晓夫、金日成、铁托、霍查、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等是一类人,可是呢?他的晚年却一直在“揭”社会主义的“黑锅”,不但揭了“前苏联”的“黑锅”(说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也揭了中国的“黑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他起了中国共产党黑社会的底,支持造反的人民把把数以万计的 “老革命”们的“黑肠子”、“黑心黑肺”都给“掏”出来了,晒在了中国城乡的“光天化日之下”。正因为如此,我在前几年写作的文章中,把毛叫“共产主义中的尼采”。而我的观点,在国内毛泽东学者萧延中那里得到了回应。尼采是基督教社会里的思想家,他的口号却是“上帝死了,”毛是社会主义的领袖,他却用“理论”摸黑社会主义。两相对比,何其相似啊!
    
     毛三样是一种很私人的东西,和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彭德怀那里,在刘少奇那里,在邓小平和周恩来那里,你根本找不到它,只有在林彪那里,你才可以发现它,但是,你发现的东西或者是林对毛的心悦诚服的领会,或者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式的迎合。所以,毛三样和中国共产党整体绝对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毛死后,中国共产党清理了毛三样,那时非常自然的,十分的合乎逻辑。
    
     中共领导人为何从不参拜“毛主席纪念堂”?
    
     就在我构思此一篇文章时,程映虹用上述标题所做的文章,在网上疯传,想必得到了好评。对此一文所阐述的观点,我不去计较,我只是说,当毛三样已经与毛泽东划上了等号时,那么,现任中共领导人公开参拜“毛主席纪念堂”(华国锋就公开“参拜”过,他算不算“中共领导人”?同时我不排斥个别人不报道式的“参拜”),就有可能惹起很大麻烦,中国的风气完全有可能随之出现重大变化。
    
     毛三样在毛泽东思想中是矛盾式存在的,其价值之兑现只能借助于破坏;而破坏力之强大,犹如三桶烈性炸药,足可以把共产党的整个体系炸掉。正因为这样,在毛三样形成后,毛和共产党的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
    
     值得指出的是,当毛在生前已经意识到他个人和党的紧张关系时,并没有收回毛三样,而是把它冠以“科学论断”的字样留给了接班人。无容置疑的事实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 “踢开”了共产党组织(军队共产党组织除外),让“人民群众”直接搞,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以为,一种毛化了的“人民群众”组织被已经严重官僚化的党组织更听话,更容易指挥,所以,他宁可舍弃官僚化的当,而要听话的乌合之众。至少,此类组织对毛的情感是忠诚的,没有官僚化党组织常有的虚伪成分,于是,毛三样很快在造反的人民群众一方得到了积极响应。研究个中情由,它显然是一种十分正常的政治现象;但是,与此一正常现象同时存在的是,运动初期,共产党各级组织处于全面被动的地位,在运动的发展中,它走上了于人民群众敌对的立场,被毛斥为“站在人民群众的对面”。到文化大革命中期,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以至于反常到如此地步:各地共产党当权派被人民群众的革命组织当成了“斗争的对象”,人民造反矛头直接地指向了他们,以至于他们所在的组织,被人民斥之为“反革命的黑司令部”,遭了“火烧”和“炮打”,而他们——曾经不可一世的“老革命”——像老鼠一样地被造反者押着游街。显然,此时的毛三样,已经与共产党组织结仇了,而与人民政治组织“联姻”了。
    
     毛是带着他心仪的毛三样进了水晶棺的,所以,现任“中共领导人”对之的公开“参拜”就容易给外界造成错觉,毛三样是不是又在党内复活了?当毛三样中所包含的“科学论断”:“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4号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有可能再一次被认为是“真理”,那时,中国的情况会怎样?读者们无妨自己去想象?
    
     毛三样批判
    
     我认为,对于毛三样,共产党只是“否定”了它,而不是批判它。如果我的意思不至歪曲的话,那么,共产党不批判它,不是因为它不值得批判,而是共产党上层已经看到对毛三样的批判,有可能导致共产党体系的解体,于是,用一种“否定”而非“批判”的方式对待毛三样,是共产党人所有选择中最明智的选择。
    
     毛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神秘的,他生活在前网络时代,但是,在他个人身上却有一种网络时代所具有的“开放”性质,特别是在毛三样形成的那一场政治运动中,“开放”性大大地逾越出共产党统治的一贯秩序、一贯传统和一贯模式,以至于造成了共产党组织的崩溃和瘫痪,出现了迄今为止共产党建政后唯一的一次政治大失败。因此,我认为中国民主运动若不是把自己定位在反对个人,而是反对专制制度、专制政党的位置上,那么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在1966年政治大解放运动中(我叫六六运动)如何“砸烂”共产党统治,如何“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就是很重要了。
    
     要知道,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价值短缺的时代,而且还生活在一个文化分段的时代,所以,发现那些本身就很稀有的价值(哪怕它很小很小),整理那种分了段的文化价值,就不是喊一阵子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了。特别是对于那种外国根本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才有的微妙价值,我们更需要努力去捕捉。
    
     毛三样——作为一种设计来看,它至少设计了三种不同的事物:一革命的政党,二革命的人民;三处于两者之间的、调整两者关系的“斗争哲学”。咋一看,此一种设计是简单的,可是,深究起来却不尽然也。无论怎么说,此一种设计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毛一时间心血来潮的产物,他是毛——这位非职业思想家——对于自己的革命一种长期的思考和惨淡经营的结果。
    
     毛生活在一个“大动乱式”的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对于毛来讲,只有一直被动的接受,而不存在个人的出超,因此,在这个方面,毛不是一个主动的创造主,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接受时代塑造的人(大思想家不是这样),于是革命政党(以国民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师)就成为他设计毛三样的第一手材料,考虑到他投身革命后就一直生活在共产党内的上层,所以,党内生活在他身上所造成的种种感受就成为他而后设计所需要的资源。
    
     毛虽然是一个被动的思想家,但是,此一种被动型在他身上长期压抑后却形成了一种反向的特别主动性冲动,于是,毛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毛泽东棱角”就形成了。依据此一“棱角”看,毛认为革命的政党,在革命的道路上会不断地遇到来自“内部的阻力”,而此一阻力如果不被消除的话,革命的政党就会出现“脱变”,以至于最后变成为“反革命的政党”。
    
     依据毛的辩证法,革命的政党脱离不了革命的人民,于是毛的设计的第二个因素就形成了。如果说第一个因素——革命政党可以“脱变”的原理是毛对于现有事实的一种看法和评估的话,那么,第二个有关革命人民的设计却是一种对事实的重大偏离,失去了严肃理论所应该具有的事实支持。毛认为革命人民不是不会被“物质利益诱惑”的,不会被“金钱腐化”的,完全于事实不符,完全地脱离现实,仅仅是毛的一种意见,和真理本身没有多大的关联。其实,用金钱的方式统治人,无论在外国还是中国,都是古已有之,完全不需要“理由”的支持。
    
     毛在对革命政党的信心发生动摇的同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革命的人民,当然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却完全没有事实的支持。在毛三样中,毛想象事实的支持、希望事实的支持,自不待言,可在共产党的后来政策中,轻而易举就搞出来一种“不革命”的人民,似乎被毛搞革命的人民更容易、更方便些。
    
     论述了上述两点后,人们对造成毛三样价值的成立可能发生怀疑,一种事实对应于另一种似是而非的因素,何以造成价值呢?其实,问题的关键还有第三种建构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人所忽视,那就是毛一贯提倡的斗争哲学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虽然设计中的革命人民和现实的人民并不是一回事情,可是在现实之中生活中,人民被偶然事件或突发事件激厉到革命中去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是屡见不鲜,且数不胜数的。特别是在1966年的大政治运动之,当共产党当权派为一方和人民群众为一方的政治斗争局面形成之后,支持毛三样大发其威的机会就来了。于是,一个由于忍受了“17年”共产党一党专政(毛三样认为是“17年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不管口实是什么,毛三样坦然承认了“压迫”,为人民的“解放”提供了空间)的压迫,而迫不得已地寻求自我“解放”的人民,是需要发扬一种伟大的斗争精神的。此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成为人民造反的合法理论。
    
     依据毛三样的理解,原来在共产党社会里也照样存在着“造反有理”,于是,在共产党社会里人民运动合法性的口子,就此而打开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对共产党“造反有理”的重大事件;此一事件,无论是在过去和今天乃至于今后,都是空前绝后的,史无前例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不是在到处寻找合法性吗?此一中国社会充满最大合法性事件摆在了面前,他们却视而不见。
    
     毛三样触及人类生活中很重要的那个部分,即斗争乃是调整人类生活的一种必需,即使人之内心向往宁静,生活之水激起的涟漪,也最终会酝酿出斗争的风暴。关于这一点,我们舍过马克思去听另一位西方大师的话,也许有益。布克哈特明确无误地断言:“西方的生活即是斗争”。“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伟大力量,它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生成,这些斗争可能非常可怕”。(《历史讲稿》中译本73页、187页)
    
     就毛的主观愿望分析,革命人民对共产党的斗争,可以保证共产党不脱离革命的渠道,以至于最终地保持共产党“政权永不变色”(也等于永远专政),这当然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可是,一种因毛三样而激活了的人民斗争精神却绝不可以用“错误”去圈点,更不可能在推进中国民主运动这样的伟大事业上,丢掉了斗争精神。自由有恩赐的,但是,民主只有在斗争中才求得。
    
     要说明的是,此处,毛的主观愿望是用得着推动共产党前进,但是,任何人类愿望一旦付诸实践,就具有了事物的自性,并且获得了自身的法则。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就是如此,造反的“七亿人民”不是用斗争推动共产党前进,而是推它垮台。
    
     毛三样与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段:即革命的一段和不革命的一段。毛三样是前一段的产物,自然会成为后一段的破坏性因素。不革命阶段的共产党“否定”毛三样,是出于无奈,毛所运用的法宝在他们的儿孙们的头上,倒成为紧箍咒了。毛设计中的革命人民和共产党是不分离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特别是共产党在走上了不革命的道路之后,毛生前对党走此一道路的预言也都一一地演变成为事实。因此,消解毛三样便成为共产党在不革命时期坚持专政的一种保证。可见“中共领导人不去参拜”毛,不是出于“撇清与毛的关系”的需要,更靠谱的看法是,怕人民再一次地利用毛三样兴风作浪!
    
     因此,此一文章最吃紧之处就是要论证毛三样和人民的关系。如果我是左毛派,那么,还论证什么?只需要照抄毛三样出台时的那种政治言论就可以了,如果把今天共产党内的数不尽数的大贪官,如薄熙来、温家宝、江泽民、李鹏等“红色家族”的事实拿来做脚注,那就等于把事实完全装走了预言的框架里了,不啻于为僵死了的毛泽东唱一首赞歌(如今的左毛派就是这样做的)。可又能怎样呢?毛生前接受的赞歌还少吗?
    
     在这里,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人民与毛三样的那种历史关系,以及此一关系在今天中国社会里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此一种变化在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出现什么样的前景?
    
     产生了毛三样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没有自生的大面积的自由意识和民主思想,所以,毛三样的产生对于普通中国人的灵魂是一次重大的冲击,以至于事后我套用“灵魂革命”的毛泽东语言来表述,一点都不过分。于是,在一个异常僵化的思想环境中,意外的冲击终于造成了“灵魂深处的一次革命”,无论你对此革命价值与意义的评价是消极的或者积极的。
    
     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对人民灵魂深处的革命性给出一种价值的解读,那么,民主和自由的正面价值,就可以寻找出来。就表面现象看,人们在表述自己的“灵魂革命”时,所运用的都是毛语言,所以,你发现了毛泽东化的个人,一点不假,但是,你如果没有在这种毛泽东化的人的政治行为中发现另一种现象,即已经毛泽东化了的个人,却拒绝生活在一同一个政治组织里,你就发现了完全的异质于毛的另一种因素的存在;而此一种因素,正是我们中国人今天所苦苦寻找的自由与民主。可不是吗?所有的人都在迫不得已的压力下选择一个特定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却又必须与他所在的对立面组织冲突。也就是说,同一个毛泽东思想,被一下子齐茬茬地撕成为两半,你充其量只能拿到其中的一半,你拿到的这一半和你对立的组织的人比较起来,一点也不多,而别人和你比较,一点也不少,你即使使劲了浑身解数,也拿不到那另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自由中的人了,是民主中的人了,如此这样的自由民主环境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拿到完全的真理。
    
     在毛泽东个人那里,一个毛泽东思想就占有了全部的真理,可是呢?在你这里,只占有真理的一半,另一半,你不得不让给别人。思想上的革命,就在这里表现出了异常微妙性质的变化,结果,连思想者自己也堕在五里雾中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终于发现,那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其实不是他毛泽东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派性”,尽管它批着一种毛泽东思想的皮。于是,毛便号召人民用“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的方式去消除已经上人民之手的那“半拉子毛泽东思想”。问题在于,毛的这一发现,却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人民思想反省,相反,人民在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自己亲手打造成功的东西。说实在的,那东西就是人民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合理合法地打造出来的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此一种人民思想与毛三样有着“产生”意义上的联系的话,那么,在人民所经历的思想解放失败之后,对于自我思想的真切怀念,就容易造成在潜意识里对毛三样的留恋。近年以来,普通人拜毛的风气经久不衰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有可能浮出水面。在人民愚蒙的这个现象里头原来还包裹人民对过去革命的下意识的怀念和留恋。
    
     “让人民都知道”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已经不行了,快见马克思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已经是强弩之末,对于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了,于是,他就寄希望与人民。那时,我正在部队服役,军队中的政治笑话大面积传播,有一则笑话讲了个“都知道”的故事,梗概如下:
    
     故事说,此时,毛常常犯糊涂,说话又口齿不清,但权威又上到顶峰,随便的料下一句话,可以改变中国。一天毛脱口说了“都知道”三个字,因为口齿不清,王洪文没有听清楚,就传达说,“主席让人民‘都知道’周恩来是投降派,邓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邓小平耳朵聋,传达的话是:“都不知道”。最后两个人争论不休,打官司打倒毛面前,没有想的是,毛则撇开官司,指着桌子上的一本《水浒》: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尽管事后人们才知道,毛的“都知道”的“最高指示”是在1975年8月13日,与北大老师芦荻谈话时说了自己对小说的看法。但是,全国也还是戏剧地搞了一场“都知道”的政治教育。这一场教育尽管在流产的状态草草收场,但是,毛在自己死前,却表白了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人民群众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那一番苦心。言下之意,好像是说,共产党革命白搞了。
    
     毛的个性和内心是如此的固执,总是把自己和人民捆绑在一起,他以为中国人民只有一个他,其实,他根本就不懂丘吉尔时常引用的那一句古希腊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毛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变成为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一种催化剂,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和毛泽东个人要破坏共产党高层对于他的限制之事情发生于同一个时期,尽管如此,可是,他个人造共产党中央的反和人民造共产党的反,性质上区别很大,但毛偏执的思想和偏执的性格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给弄到一块了,形成了一“锅毛泽东的夹生饭”。
    
     分段的文化造成了我们自身内彼此不相干的多个人格冲突,而统一人格寻求的事业在争取不到合法的整合运动时,内部人格冲突就不难表现为一系列的怪人怪事。人民拜毛现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和黄河水一样,“才出昆仑便不清”。我其所以要在已被“否定”了30多年的毛三样上做文章,不是我自己意愿中的事情,是我被中国民主运动的现状所困扰之所为。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都曾经取得了多次“震惊世界”的效果,可是,到今天为止,它却像一条冻僵的了蛇,一丝不动的蛰伏着,好像100年时间内的那些曾经“惊天动地”的革命场面和运动场面于己无关?
    
     解释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于共产党分段文化手段所造成的那种局面,缺乏应对,不但如此,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分段文化的应声虫。在不革命的共产党阶段,共产党高层对于革命阶段中价值事物的那种“全盘否定”,非但没有受到到人民的抵制批判,恰恰好像是迎合了一部分人政治上的低级趣味。在此时,自由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矫正此一种风气,反而为之推波助澜,于是,在共产党前革命阶段人民所受到的那种革命的教育被人讽刺为“吃狼奶”,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民的现时任务就是吐出“狼奶”了,可是“狼奶”如果在人民腹里,30年后还没有消化,那么,吐出它何尝不好呢?能行吗?说到底,我们中国人即使承认自己是“吃狼奶长大的”,救治的法子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啊!
    
     但是,我们如果换一种思路,在分段文化中,采用一以贯之的我们中国人传统方式,问题就会出现另外一种结局,那就是我们采用新的价值组合方式,完全可以把不同价值配搭起来,以形成人民自己的价值体系,如果说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包容的,那么,上述共产党狭隘的心肠和偏执的文化以及自由知识分子们的荒唐都不在人民的话下了。
    
     退一步讲,如果被整理出来的人民历史充满了错误,那么,我说“错误是历史的一只脚”的话,就不至于招来致命性反驳。
    
     2013年5月22日与首尔特别市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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