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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民主社会政治的核心是民权,权威社会政治的核心是吏治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16日 来稿)
     4月19日习近平启动的新整党运动,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思想界、舆论界的强烈质疑:习这样做是不是要重走老路?会不会重现当年“延安整风”的“打击扩大化”?按照自由派对知识界20多年辛勤“启蒙”所形成的共识,只有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才是制衡官权的有效手段,其他方法都是做无用功甚至适得其反。这种观点虽然流行且已成为主流,但对照于中国当下,这既是杞人忧天,也是食洋不化。首先,时代不同了,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背景下,必然表现为不同形态,产生不同效果。当代中国早已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土壤和内外气候条件,执政党发动群众的结果,很可能首先就是置自己于险境。所以,不必再担心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出现。其次,认为只有西方式民主和法治才能有效制衡官权,则是混淆了不同的社会情境,抽离了民主、法治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
    
     如何一种制度设计的有效性,都须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西方式民主与法治的有效性,离不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最简单的例子,法律手段在法治建设已经健全的社会确实有效,但在人治社会却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社会难题上,当我们借鉴西方“成功经验”时,往往效果不彰甚至适得其反的原因。可笑的是,面对结果,借用者往往不反思引进方法的现实适应性,只知道一味地指责现实。现实不可能因为你而遽然改变,需要作出改变的,只能是决策者自己。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为权威(或威权)社会,后者为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政治的核心是民权;在权威社会,政治的核心则是吏治。民主社会中,依托一定的程序设计,民众对于选择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对民权的保障越多,就越能促进社会变化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而在权威社会,政府是绝对性的主导力量。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哪一方面的运转和进程,都是由政府维系和主导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任一目标,都需要政府官员这样一支队伍来推动、贯彻和执行。因此,这支队伍质量的好坏和优劣,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各方面的好坏和优劣。正因如此,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归因到吏治上:高房价与地方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食品安全问题乃监管失职所致,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恶果……用官方传统的理论话语说,吏治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其他非主要矛盾中,吏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吏治是个纲,纲举则目张。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多项棘手难题,必须从整顿吏治入手,牢牢抓住吏治不放。

    
    正因如此,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将吏治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毛泽东为此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发起,不排除有“倒刘”的因素。但以毛当时的巨大权威(实际上,在文革前夕刘的党内地位已下降,文革初期群众还没有广泛起来,刘就已经被打倒了),显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欲澄清吏治,即践行毛泽东在著名的“窑中对”中所阐述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只不过毛泽东的心志过高,幻想着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于是采用了“斗私批修”的极端方式,希望通过遏制人性之私彻底解决问题。这显然不切实际,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做不到真正的“无私”,只不过他一身寄一国之重,“私”中包含了很多“公”的成分而已。设计既然有错,加上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了胜利不怕牺牲”、“只要大方向正确不计小的损失”等工作方式和作风,原本意在加速社会进步的文革,就成了许多个人的现实灾难。越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在进行尝试时,往往越需要献祭更多的牺牲。在这里,毛实际上陷入了苏区时期他的政治对手“布尔什维克派”同样的左倾错误之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政治价值之可贵。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流派之所以始终能够屹立不倒,核心就是决不通过献祭牺牲的方式来获取进步,而是依据现状本身的趋势引导进步。这样得到的进步,必然是龟速的,但胜在可以持续。就像龟兔赛跑,乌龟虽然跑得慢,却可以坚持不断,直至最后赢得胜利;兔子固然跑得快,但反复折腾自己,反而输掉比赛。同理,今天的中国也经不起折腾,不能以付出大的牺牲或震荡的方式来追求理想中的进步目标;只能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走向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不应该成为某一思想派系或政治势力的专利或禁脔。真正的思想解放,既要敢于洋为中用,也要敢于古为今用,包括敢于运用改革开放前曾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法治为例,虽然法治也是解决吏治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法治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既需要时间,又需要条件,包括吏治方面的条件,因为“徒法不能自行”,它需要人来推动、执行。因此,在法治建成之前,不应排斥法治之外的其他方法;在法治建成之后,同样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方法。所谓破除思想僵化,既要破除左的僵化,也要破除右的僵化,“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而不能像朱学勤教授所说的那样,“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
    
    搞改革不能僵化为一种模式,不能固定在一个方向。同样,抓吏治也不能僵化。要倡行“拿来主义”,善于运用一切有利于吏治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在西方民主社会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造。以被许多人普遍寄以厚望的民主制度为例,执政党曾多次强硬表态决不走西方式多党竞争的“邪路”,其实,除此路之外,还有一种民主方式是可以与中国的国情相容,与权威政体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西方民主制之所以可能对中国造成震荡,是因为它强调多党竞争。正是多党竞争,要求把沙发搬开来打扫卫生,要求将现行的整个政治秩序推倒重来,要求全面放开政治参与,才可能导致社会的震荡、失序和混乱。而执政党最害怕、感觉对自己最具威胁的,也是多党竞争。所以,在中国搞民主,完全可以抛开多党竞争,搞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选举——虽然执政的还是共产党,但各级主要负责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都由党内差距提名,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在权力体制外部进行制衡的问题,这也是权威社会最大的难题——官员的位子再不完全由上面和内部搞定,而是需要民众的选票,如此,官员就不能不顾及民众的利益。这种民主方式无须改变整个政治秩序和结构,一切过程可控,不会造成大的震荡。可以说,这是一种最适合于中国国情、最具有相对可操作性的“中国式民主”。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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