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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需三个“转身”/刘小东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12日 来稿)
         
作者:刘小东
      
近看《炎黄春秋》座谈会摘要《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今年第五期),很感振奋。这至少是党内民主派支持、敦促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吧。然而,本想从这个座谈摘要中了解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目标、步骤、措施和前景,却有些失望,或者说想了解的这些东西依然一团模糊,或语焉不详。比如,党内民主是否就是完善选举制度,从党代会代表一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必须差额选举,或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党政分开,如何分开?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宪政民主究竟有没有关系?什么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后的国家政治体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回首100多年前的1908年,晚清政府宣布了宪政时间表,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几大步骤: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计划在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中明确提出了政改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相比之下,一百多年以后中共高层已呼吁了至少三个九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庐山真面目至今还是模糊一片,不得要领,或令人摸不着头脑,远没有晚清皇帝的政体改革计划步骤目标来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当然,晚清的政改路线图还没来得及走完,就被辛亥革命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所以我认为,以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势来看,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计划和表达,完全是被逼到历史的旯旮里迫不得已的一次转身,再不转身,不仅前方无路,而且要碰壁了。所以最后终于因这个身转得不情愿,不主动,拖拖沓沓,赖着不转,而碰得焦头烂额,人亡政息。那么,眼下的执政者,是不是也被逼进了历史旯旮,才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我想情形恐怕和晚清政府面临的差不多。而且我以为,中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至今仍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政体改革,在当今这个历史旯旮已经不得不面对三个“转身”,转,柳暗花明,不转,砰然碰壁。至于会碰得怎样,就看“造化”了。
              
第一个转身:执政党的自我认识 
         
俗话说,人贵自知之明。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事,是认识自已。我想,这个道理对一个党来说,也是一样的。而当前,执政党是否有清醒而客观的自我认识,不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命运至关重要,而且对执政党自身的命运,也至关重要。
           
我以为,执政党如今认识自已的第一步,是客观地为党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定位。即对党的指导思想和作为灵魂的理论学说,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文明方向,是否真的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祉,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比如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三大理论基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在执政党的政治实践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究竟是福祉多,还是灾难多?究竟是枷锁多还是自由多?这一种政治实践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它的历史性质是什么?真的能引领人类社会抵达大同世界吗?还有,中共建国已经六十多年,至少前三十年是一部血迹斑斑、灾难不断的历史。在这三十年中,至少有数千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或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或失去人身自由;有两千万人左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和死于动乱;有三千多万人死于执政党的社会大实验;五亿农民三十年来的生活处于温饱难以维持的最低生存状态;两亿工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城市各阶层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起码的生活资料,处于极为短缺的“票证供应”状态。可见,中共的建党模式和建国模式和苏联共产党几乎如出一辙。对于这些铁证如山、鲜血淋淋、牺牲了无数无辜生命的历史事实,应该怎样看?从哪方面吸取教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想,只要一个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和理性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得出如下三点结论:其一,马列主义的三块理论基石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方明方向,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其二,二十世纪以社会主义名义实现的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实践,制造了无数反人类罪行,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专制主义,必然也必须被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所抛弃;其三,目前仍然实行斯大林模式或半斯大林模式的执政党,除了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身”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途径能把它所统治的国家领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人清醒的思维模式。可惜,与之对立的还有一种非常怪异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底色没有人性,没有良知,没有心肝,没有起码的正义感,没有对客观事实清醒的理性认识,只有如下几个大字:我就是救世主,谁奈我何?比如张之峰先生十年前的一篇《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苏联解体10周年的回顾》一文,运用的就是这种思维模式。文中说:戈尔巴乔夫把“批判的矛头开始转向斯大林和他领导时期形成的‘社会模式’,把斯大林模式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那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极权官僚体制’,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碎这一体制’,这种不分良莠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然,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确有阻力,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改掉的是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不是全盘改掉现行的政治体制,用不着‘打碎这一体制’。戈尔巴乔夫却不是这样,而是从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出发,来制定他所谓改革的‘新思维’,实际上把矛头指向苏共各级领导机构。”
              
一个把数千万人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让数百万无辜公民一个早上就神秘失踪并不经法律程序审判就执行枪决的血淋淋的专制体制,居然不应该全盘否定,不应该彻底批判和抛弃,而且还有“良莠”之分。那么试问张之峰先生,这个体制中哪些是制造出那些人类灾难的“弊端”,哪些是还必须继续保留因为不保留这些东西人类就不会得到最后解放的因素?哪些是“良”?哪些是“莠”?这个“良”,就是张先生指的“苏共各级领导机构”吗?可据我所知,正是这个“各级领导机构”,是人类社会中最坏的“不受监督的权力”,也正是这个权力产生了一个贪得无厌特权阶层。我真想不通,张之峰先生的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方向”,究竟神圣到何种程度,能够高于和重于几千万人的生命和人身自由?这个“社会主义方向”,到底能给人类带来怎样一个大同世界?以至于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着但犯了一些“弊端”的“斯大林模式”,在犯下累累反人类罪行之后还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只要克服了“弊端”和“错误路线”,仍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XX”。那么,就请拿出什么是“克服了弊端和错误路线的”社会主义。张之峰也许会立即拿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来。他会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老二。那么我要告诉张先生:三十多年来,举凡激活经济发展的因素,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都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借鉴来的东西,都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身”的结果。诸如市场经济,诸如多种经济成分(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诸如“言论自由”,而这些东西,不正是和社会主义理论学说中的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原则背道而驰的吗?不是被中共的伟大领袖们批判为“资本主义复辟”吗?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许多畸形发展的沉重弊端,恰恰又是“斯大林模式”中的那些“良”制造出来的,比如类似张先生所说的苏共的“各级领导机构”,即一党制,即不受监督的权力。试想,吏治腐败泛滥,分配严重不公,假冒伪劣横行,社会道德溃败等等,哪一样不和这种权力有关?
              
其实,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并不陌生,在中国已经横行了数千年,那就是帝王思维,君主思维,皇权思维。我是天子,无论我犯了多少错误,杀了多少人,我都是天子,都是你们的天然统治者。这副嘴脸在张之峰的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说:“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苏联的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苏联的演变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也不可否认,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作为对历史的反动,它大大延续了历史的进程。”真是痴人说梦。张先生不妨去问问苏联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是否认为苏共的垮台是最大的悲剧?再去问问生活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千千万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是否愿意让“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苏共的垮台正是历史的进步。因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中制造出来的现代专制政体带给人类的灾难,丝毫不比中世纪的专制制度带给人类的黑暗逊色,甚至更恐怖,更血腥,比如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比如中国的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比如柬埔寨大屠杀中的钟屋。如今还留下一个这种模式社会主义的极为标准而典型的样板——朝鲜金家的世袭王朝。张之峰先生如此膜拜神圣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否愿意到朝鲜生活他几年,亲身体验一下让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最后解放”的那种“幸福生活”呢?
          
其实,面对已被历史事实无数次证明了的东西,执政党根本不用用理性思维,就用人类的良知思考一下,衡量一下,就可回到清醒状态。
              
那么,执政党认识自己的第二步是什么呢?我以为,是用大脑认真思考一下,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能几百年,也可能上千年)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神话,究竟真实不真实,靠谱不靠谱?是不是符合共产主义理论的鼻祖马克思老先生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作为执政党的精英们自己相信不相信这个神话?如果你自己也不相信,正如邓小平先生坦率承认的那样,我们至今也没有弄清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神话去欺骗人民呢?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思考,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早就证明,举凡想让自己的权力千秋万代传承下去的幻想,都是人类社会各种专制制度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们的专利品。而这个幻想的可笑程度,就像一个人声称揪着自己的头发就能离开地面一样荒谬。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所有专制统者,都过不了三个大坎。第一道大坎:专制者为了建立自己的万世统治,必须为其合法性找到理由,而且要把这些理由强加给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让人人都相信。比如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天派自己的儿子下来统治百姓的;再比如“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带领无产阶级以至整个人类走向最后解放”云云。而要让这一类神话占据每一个大脑,就必须愚民,就必须高度垄断社会意识形态,强行控制思想领域,大力推行精神专制。而人类向前发展的动力恰恰来自于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专制者的倒行逆施和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发生如此不共戴天的对抗,被碰得粉身碎骨的无一例外的是前者;第二道大坎: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吏治腐败无论在什么政治体制中都会产生。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专制政体中,由于缺乏体制外的监督,吏治腐败呈进行性恶化且不可逆转,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致人死命不可救药;而在民主政体中,由于拥有体制外监督,吏治腐败不仅可以逆转,而且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死于不可逆转的吏治腐败癌症,是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可逃脱的命运;第三道大坎:举凡专制统治者,都视手中权力为最高生命,所有一切对自己权力构成威胁的人或阶层、集团,都被视为敌人而严加打击。想想中共建国后的毛泽东搞了镇反揪胡风,搞了肃反又反右,打了彭张周黄又置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于死地,不正是遵循的这个逻辑吗?可惜,无论什么样的专制体制,都是制造敌人的机器。在专制政体下,奴役的加重,盘剥的加剧,权力的横行,都是呈进行速度恶化,因而制造出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最终均陷于专制者于灭顶之灾。试问,哪一个专制王朝覆灭前不是人心尽失,四面楚歌?请看眼下四周:底层诉求势如潮涌,吏治腐败愈演愈烈,群体事件越来越多,“维稳费用”越来越高,执政党不妨扪心自问,如果不向着现代政治文明彻底转身,这三道大坎真能过得去吗?
                
可见,那些死抱着帝王思维模式、总是幻想着自已的天下能“千秋万代”的专制王朝,之所以总是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皆因为他们的思维离真实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一个自称以探索社会科学真理为已任的政党,如果同样一味死抱着这种“我就是救世主,我就是人类天然的永远的统治者”的帝王思维不放,拒绝转身,并一路走到黑,岂不是太糊涂、太混账、太悲哀了吗?
              
第二个转身:党政分开有新途 
              
党政分开,从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时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从字面上看,党政分开,就是各级党委不要以党代政,不要大包大揽应该由政府做的行政事务。这样看来,所谓党政分开,就是各级党委抓各项工作的方向,抓指导思想,抓理论路线,各级政府抓具体行政工作和管理,各司其职,彼此配合,两相其安,皆大欢喜。然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中共“党国体制”下的党政关系有大学问。其实,多年来党政分开之所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皆因为中共在组织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皆以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运动为模式,这种运动模式有如下几个特点:一:以一个人为制定出来的总计划、总部署、总设计为蓝本,严密设定运动过程中的各个具体步骤和各阶段性目标,就像打一个战役。而社会实验运动的核心计划,是由党的最高领导集团制定的,而它各个步骤的实施进行,也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具体指挥,而各级党委,则是各地实施党的总计划的具体组织者和监督者,至于各级政府机关,则是这些具体步骤的执行者,如此,各级党组织和各级行政机关的关系形成大脑和双手的关系,党政还能分开吗?二,由于这些总计划总方案总设计的创意,都是从社会实验、从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视角出发,因而这个蓝本既不可能被纳入常规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被纳入常规的法律体系。相反,常规的社会关系和法律体系必须随着实验运动而改变和调整。比如1956年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就把常规的经济社会关系和法律体系统统打破,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被消灭,私有财产不受法律保护。而几十年后又随着一场运动式的社会实验将大部分中小国企进行改制,改回到个人所有。三,由社会实验运动形成的全国性大面积、大规模的社会关系的变动,直接关系到各个阶层利益和生存状态的变动,派生出大量的社会矛盾,需要出台大量的现行政策和行政法规、法律法规进行协调规范,而这些现行政策特别是核心政策的制定对党国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而言,是根本承担不了的,只有依靠党的总设计师们和各级党组织才能制定出来,贯彻下去,这是形成党权大于行政权力的根本原因。其四,这种不间断的社会实验运动时常违背社会发展的经济法则和自然法则,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命运不断处于变幻莫测之中,可用两个字概括:折腾。而折腾往往要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和行政成本。然而,正是这种折腾,使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生态,取是了合法性,也是党内各级官员紧抓党权不放的利益所在。
     
因此,如果实行真正的党政分开,可望成为结束党国体制的开端,也可视为在和平改革中走向宪政民主的必由之路。其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第一,意味着彻底放弃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运动,让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法律体系回归到正常的“自然形态”之中。比如常态的市场经济应以私有经济、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辅体,因为商品交换的首要前提,是商品的生产者的个体(不是个体户)性质,同时,必须配以相应而稳定的法律体系和诚信体系,再则,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内在的矛盾和规律使然,而决不是以政府发动的运动式的投资冲动使然,比如当前各级党政机关发动的各地“招商引资”热潮,只考虑上多少项目,而不顾及这些项目的市场需求,就根本违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而结束社会实验运动,让社会回归到“自然”状态,可使中国社会发生如下重大转型:其一,恢复政府系列的主体行政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除经济发展躯体上的行政束缚,把折腾降到最低限度;其二,恢复和维持社会各种关系的自然形态,可以以此构建稳定的、恒态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诚信体系,从而结束人治,转为法制,使广大民众对社会公德和社会正义有所信心和希望;其三,由于恢复了政府的主体行政地位,由于构建了稳定和恒态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诚信体系,则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和交接会变得规范和常规,从而大大减少了这种继承和交接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和政治成本。因为在党国体制中,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和交接实质上是最高党权的继承和交接,而一旦在这种继承和交接中出现差异很大的“社会实验总设计”,则会以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经济成本为代价,而党内产生稳定而长期的“良性”“社会实验总设计”及其“总设计师”,则十分难得。第二,既然结束了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运动,则党权高于一切、党权凌驾于一切社会生活之上的必要性就已消失,党则可转型为常规意义上的执政党。即党的执政地位仅仅体现在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内组阁成员或国家议会中多数议员的党员身份,除此以外,所有位列于国家(地方)财政供养序列、吸附在各级政府和人大躯体之上的各级党组织,都转型为脱离行政权力、脱离财政供养体系、脱离各方社会生活和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地位”的一般政党组织。有人会说,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吗?不要以为一失去“党的领导”天就会塌下来,其实,把反对一党垄断权力的一切声音、批评、意见都妖魔化,是一切专制者的通病。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复辟就没得了,结果怎么样?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事实上,取消各级吸附在行政权力之上的党组织,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这些党组织的功能已经越益显示出它的消极性和腐蚀性,严重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并牵引着社会发展背离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比如各级党组织中的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所显示出来的三大社会功能,都是为一党权力垄断服务的:宣传部——严控社会舆论,扼杀言论自由;组织部——掌控各级政府序列的人事权;政法委——把整个司法系统控制在党的政治需要范围。如今,这三大功能正在发生嬗变,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并演变成各种社会腐败的催化剂。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党委宣传部,不仅扑杀当地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自由,而且还为政府掩盖拙劣“政绩”和突发群体事件真相充当师爷和打手,成为制造政府公信力危机的帮凶;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党委的组织部已经失去了考察、提拔干部的起码的公平公正原则,成为党委一把手的“御用”工具,从而制造出大量的买官卖官的丑闻。要知道,所谓吏治腐败的致命之处,并不全在官员的经济腐败,甚至更侧重于人事腐败,因人事极度腐败而直接导致垮台的中国皇帝王朝比比皆是;而各地党委的政法委,几乎都干过干预司法独立、推行长官意志的坏事,而司法领域的人治现象和司法失去独立性、司法仰党权和行政权力的鼻息,是当前中国大陆司法严重腐败、在民众心中已尽失公信力的根本原因。因此,实现彻底的党政分开,取消财政供养序列中和各级行政权力序列中的各级党委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政府和人大(议会)的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能使中国大陆膨胀得已十分惊人的公务员队伍有效瘦身,而且能使政务官的选举、事务官的“体外”考核、晋升这两大现代文官制度的人事机制顺利建立,而更重要的这或许是吏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第三个转身:从党权的解构到国家体制的转型       
          
自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的皇权君主制一直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在这种国家体制中,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关系有如下特点:第一,无论是秦汉的郡县两级行政还是魏晋的州郡县三级行政,无论是唐宋的道路制还是元明清的行省制,各级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都由皇帝任命;第二,所有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具有或必须具有统一的政治信仰,即忠于皇帝;第三,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由中央统一号令(军队就更不用说了)。尽管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权力的分配上、在行政区域和权力划分的调整上呈现诸多复杂的情况,但建立、强化、完善这种中央集权制的种种努力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即维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和权威,使整个行政体系紧紧围绕“君权”旋转。而这样的行政格局则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地方自治成份;即便地方政府的分权需要也必须以更好行使和维护中央集权为底线。
            
应该说,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制是必须的。然而,这种以君权为轴心的行政体制和中央集权,是否真的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呢?是否真的能维护长久恒定的国家政治统一局面呢?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是一个两面体,一面是国家的政治统一,另一面则是国家的政治分裂、诸侯割据、军阀混战。这两面就像打烧饼,翻过来是统一,翻过去几乎必然是分裂。两面交替翻转,乐此不疲。而最为奇特的是,每逢分裂,民族的分裂往往不占主体地位,占主体地位的往往是地方政权的割据称雄,或因地方政权的分裂行为而导致国家解体,外族入侵。如两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分裂国土、割剧称雄事例比比皆是。
             
中共建国以后,实行的依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当然,各级政府的设置和行政区域的划分,和皇权时代有很大的区别,如皇权时代的行省具有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双重性质,而中共时代则省已明确为地方最高政府,中央政府有国务院,省以下设县、公社(乡镇)两级地方政府,县以上的地区行署为省政府派出机构,上世纪八十年代行政区域调整为市管县,地区行署即转为市一级地方政府。另外,除各级地方政府外,还设置了相当于西方议会性质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表面上看,和现代共和国政制已接轨。然而,中共的中央集权制在本质上和中国皇权时代的中央集权制是相通的,或者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它的灵魂,不过是由党权代替了君权,即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都由中央或上一级政府任命;所有地方官员的行政都向上一级政府负责,各级政府最终均向中央政府负责。而中央政府则向党中央或党的最高领袖集团负责,就像皇权朝廷的中央各部门向皇帝负责一样。所有的政府官员,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官员,都必须具有统一的政治信仰,都必须向各级党委负责。在这种严密的官僚体制中,虽然各民族行政区域也有形式上的自治,在政令法令的施行上针对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也有所区别,但在从事整体社会制度的改造运动和各项政治社会运动上,各民族自治区政府必须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就是说,本质和整体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并不存在。
              
我们现在必须研究或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长的多民族大国,这种以“皇权”或“党权”为轴心的严密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真的能维持长久恒定的政治统一局面吗?难道没有更好的国家体制取而代之吗?要知道,这种中央集权制赖以实现政治统一的惟一命脉,就是各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官员对皇帝的忠诚,而一部血和火的中国历史恰恰证明,尽管中国历代王朝为维系这一命脉建立了严密而血腥的制度和法律道德体系,但这条细细的命脉恰恰就是最不牢靠的,最为脆弱的。而每每出现地方权势分裂国家的局面,其缘由往往不正是这些“朝廷命官”或“子民百姓”背叛王朝、垂涎皇权的结果吗?同样,依靠高度集中的党权和各级官员对党的忠诚来维系政治统一局面,也是最不牢靠的。党的“灵魂”一旦分裂,你能保证接踵而来的不是国土的分裂吗?当初林彪被逼逃亡时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不就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吗?如今各级地方党权太重,党委一把手在当地几乎就能一手遮天,一个省委书记就能搞出一个“改革模式”,什么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如果这些“模式”将来打起架来如何是好?你能保证不重新出现诸侯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吗?
           
因此,我以为,以君权或党权为轴心,以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的政治信仰和忠诚为血脉的中央集权制,已经不能确保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长久恒定的政治稳定及和平统一,必须借鉴西方民主国家的联邦制或邦联制来重建国家体制。第一,以省为基本行政区域,实行真正的自治。即各省和各少数民族聚集相应区域建立的政府,必须是民选的政府,其最高行政长官必须由该区域的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并向该区域的全体公民负责。这样,就根本杜绝了地方行政长官大权独揽割据一方的隐患;第二,各省将关于国家统一法律法规的立法权、军队所有权、外交权以及事关国家整体利益、整体防务和整体发展的各种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从而彻底厘清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内容和界限;第三,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全国公民直接选举或由各省(民族自治区)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第四,中央政府行使的权力和地方政府自治的权力分界,以统一的国家宪法为准;第五,中央政府向全国全体公民负责和向全国所有民族负责。
              
这样,虽然高度集中的党权已趋于完全解构,但这种以公民意志为灵魂或轴心的国家体制必然会给国家带来长久恒定的和平和统一。这是已被世界政治文明历史所证明了的。当然,这样的转身对于一个长期大权独揽的政党来说,无异于凤凰涅槃。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4/12)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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