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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化改革的原理、问题与步骤/王鸣远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31日 转载)
    
    一、原理
     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需要智慧、担当和勇气才可能解决问题。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 社会是以人的存在为主体而形成,人类生存的基础又是社会的存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这种约定俗成关系体现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协同学观点认为整个社会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动力学机制正是社会子系统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临界点处,非线性机制放大微涨落为巨涨落,使社会系统的某种形态结构分支失稳,而在控制参数越过临界点时,非线性机制又对涨落产生抑制作用,使系统稳定到新的形态结构分支上。

     社会系统是一个超繁复杂的网络系统,复杂系统的本质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接,通过连接使信息传递并分布到整个网络。许多互相关联的子部分中任何一个部分有了变化(信息变化),都会对其余部分造成影响。显然,在社会学非线性相互作用分析领域,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系统,可超越子系统的数量限制观察系统的整体情况,将大型复杂系统简化为一系列必要的“传感结点”,连接点是构成相互作用的基础,并使解决相互作用过程问题大大简化:一种相互作用对于其他结点的效果又有正(能量)负(能量)之分,依据结点间存在的相互作用的强度,从而理解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反应对整个系统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不断调整指导思想、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人文路线、生态影响及其相互作用过程的强度和导向,不使局部的问题变成全局的问题、也不使全局的矛盾变成全面的对抗,密切关注和预测临界点的突变。
     一个社会系统最显著、相互作用强度最大的三个结点平面是处于社会中枢上,由上而下分为:第一层面,人组成社会,人在社会基础上建立国家。这是人、社会、国家的最基本的关系逻辑,然而,人的现实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组织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不会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但会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实际权力关系,从而改变人们在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政治生活逻辑与政治生活方式(制度);第二层面,社会组织方式和存在方式,实际上就是基于人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社会以人为主体,以生产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为组织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离不开自然条件的差异所带来的人的生产条件的差异,离不开不同社会(文化与传统)条件的人的社会交往的差异(国情);第三层面,一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二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人类在创造出国家力量的同时,也就给人类自己出了一道大难题:如何控制国家力量,以便在国家所创造的秩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全和实现人的自由。要使国家完全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主”,解决的是人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在政治实践中,如果这种关系被人为颠倒了,那么国家制度在形式上不论怎么追求民主的精神和原则,都不可达成真实而有效的民主。国家制度通过政府形式对社会的政治优势,即权力优势。这种政治优势一旦运行不当,就很容易成为压制社会和控制(奴役)人民的力量。事实上,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一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违法法治精神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因此,只有在符合法律手段的正常博弈对两者进行调整,才能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
    
    二、 问题
     在上述三个层面中,人的本质特征应当是社会系统架构的决定性力量。历史纪元的第二个千年中发生的最伟大事件,就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或者称为宗教改革运动。其中最伟大的发现是发现了人、发现了理性、发现了新宇宙。三者当中的核心是理性的发现,人类,只有在具有了理性思维能力之后,才获得了自由,才开始成为文明的人类,文化才具有了自由民主的特性,人类社会才开始向文明时代发展。这已经被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以后欧洲的发展所证实。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是以《易经》和《道德经》以及孔子的儒学为主流思想的“不事鬼神”文化,虽然佛教和道教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但是,它们没有能够成为官方文化,也从来不是主流文化。所以,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坚实的基础,并且持续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具有孔子创建的人学理论基础。在百家当中,唯有孔子后来成为圣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学说中具有深邃的人学理论(仁、义、礼、智、信)。而老子则成为神仙,因为他的哲学窥见了自然中最高深的奥妙。然而,主流无神论文化的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把人变成神)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文化。自春秋至近代中国, 家族和阶级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内,父权、夫权决定了尊者惩戒卑者的权力。社会上也是等级有序,不仅生活方式因社会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法律待遇也不同。很难保障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意志和个体尊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也很有限。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合一,但不论主客体之分。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在宏观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很难演变成为一套科学思维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不但有效地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而且维系了世界最长的皇权统治,儒学只能是皇权下的御用工具,从而逐步堕落成僵死的教条。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价值取向,扎根于我民族灵魂深处的“做官发财”意识,不但是士大夫所追求的仕途经济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国民人生信念的重要支柱之一。升官和发财成为人生在世两大欲望,只要这两件事情做到了,并相互“勾肩搭背”,所有荣华富贵都可以纷至沓来。升官就是要掌握权力,于是要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环境中限制权力谈何容易,权力与发财成了不少人的生命寄托和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位。然而我们的政治架构离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还很遥远,并有一步一步地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边缘的危险。这与中国文化深深打上了威权主义烙印有密切关系,乃至“官、商、文一体化”、“官商勾结”与“官学勾结”的历史文化现象在今天仍然盛行。当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在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权力的强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从短期和表面来看,似乎要更为有效,更为得心应手。但权力的强化正是权力本身的失控。权力的扩张与失控是两个并行的过程,尽管中国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社会的中枢。这种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来自一种更深刻的计划经济背景,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思维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社会经济不自由,竞争不充分,法制不健全,政治程序不透明,个人权利和合法的私有财产得不到尊重。反而权力决定一切,近乎绝对化,养成了人们对权力的顶礼膜拜。权力被资本化,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私有化,权力成了稀缺资源,无权的想掌权,有了小权的想掌大权,掌了大权的则想永久掌权。一些人把权力的获取看成个人成就的主要标识,炫耀权力的威严成为个人心理的最大满足。正是基于这种快感,加之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最终导致一些官员,为所欲为,有恃无恐,贪污受贿,骄奢淫逸,以彰显个人权力的无限能量。
     就政治的角度而言,当行政实际上已不是和社会融洽的一部分,当行政者们产生了自己的和社会相脱离的利害圈子时,就会产生对权力的垄断,官僚主义就必然会产生,权力垄断的程度也就是官僚主义严重的程度。如果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中国体制内的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败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公理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全面的演绎。于是可悲的,中国社会里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如果不能得到自上而下的变革推动,就不可避免的发生自下而上的动力凝聚。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说明,关于民主变革、关于民主的理论可以说是天花乱坠,然而,剥开民主的各种意识形态外衣,实际上对民主本质理解的最现实要求是:一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优良制度设计;二是维护每个公民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有序参与、进步和自由。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民本位”与“官本位”的矛盾斗争,对立着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民主发展就是促使这对矛盾向着“民本位”主导地位的转化,把权力滥用关在笼子里。如果“官本位”不受制约,并且占据主导,那将是一种可怕、愚蠢和丑恶的局面。民主的最低限度是形成“民本位”与“官本位”之间的某种平衡和制约,这与治国就是治吏是一样的道理。民主追求的目标就是“民为官本”、“官公民义”。
     就经济的角度而言,与其说是人们依附于权力,不如说是因为权力占有了太多利益。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人面对的历来是贫困。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和财富如同一笔强烈的催化剂,其一,不断地在各个领域腐蚀着权力,腐败开始有了,不仅有了,而且规模庞大。全国上下,人人都痛恨腐败,但人人都在利用身边的环境为自己谋利益。在腐败面前,大多数中国人采取的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拿高官腐败为自己的蝇头小利来辩护。走遍中国,一方面听到的对高官腐败的控诉,另一方面是人人为自己走后门的利益而得意。其二,不断地强化权力的扩张和垄断,特别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垄断企业已经到阻碍中国进步的程度了(妨碍了市场经济),也造成了全社会的民怨。由全民支持办起来的国有企业反过来盘剥他的股东(人民),这种垄断带来的好处也成了少数人的盛宴。在现代社会,官员财产申报是政府基本的规则,“三公”问题已经困扰政府很多年了,可笑的是竟然在政府层面受阻。公务员退休体制的腐败,公务员在位时,不需要交纳个人养老金,但公务员以外的广大百姓却要自掏腰包为自己将来的养老交钱。这还不算,退休后的高官公务员超国民待遇简直是对国人掐着脖子的压制。国外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原罪,一些跨国企业为了开拓和占有市场以及逃避中国法律监管,在中国大肆公关,肆意贿赂政府官员。在一些领域(譬如农业种子、医疗领域)的垄断,已经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冲击。食品管理的混乱对中国国民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政府监管的缺位使得国民为吃而胆颤心惊。高启的房价是政府的推手,高价拍卖的土地以及行政性收费占高的房价比都极大地推高了房价… …。显然,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社会失序的趋势是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就有可能使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阶层固化与既得利益强势集团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甚至就可能产生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就社会的角度而言,只要公权力还掌握着过多而其实是不应当属于它的资源,那么,通过权力“寻租”的冲动就不会遏止,渴求权力的欲望也不会消退。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在权力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已经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当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的时候,就导致一种双面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增加,一方面是犬儒主义的盛行、诚信缺失和是非与道德感的泯灭。
     就改革的角度而言,中国的“改革”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是缺乏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游戏规则”,二是缺乏权力监督、因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绝对权力”的迅速膨胀。 于是,在利益博弈非常激烈的当今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成果来自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同样来自“改革”。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的“利益集团”应声而出。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的“假改革”、“伪改革”借“改革”之名利用权力抢占利益的制高点就成了当今现实社会中一个严峻现实。更为严重的是,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成为新一轮腐败滋生的契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实施的价格“双轨制”导致权力腐败的泛滥;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套地运动”、“国企的改制”、“城市的开发运动”、“大型工程的上马”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等等,都成为新一轮腐败滋生的契机;进入新世纪,“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科技领域,特别要提到的是某 科院所提出的“拉大收入差距,少数人先富起来”的 “改革”目标,典型并突出地反映了科研领域成为某些权威或领导的势力范围,形成了“圈子”。有限的科研资源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和 “圈钱”,只有进入“圈子”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项目,而外围的科研人员一无所得,成为制约学术争鸣、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项目老板”的出现,加剧了科研项目申请的“马太效应”,科研项目更多地集中在“老板”身上,有的科研领域已成为某些人的势力范围,“院士学霸”、“首席学阀”之气在一些人身上时时闪现。“项目老板”成为某一领域的“把头”,无创新意识和动力、只求投入,不论产出,滋生弄虚作假和科研经费巨额浪费等腐败现象。几年前一贪官给其爱子的家书里这样写着:“要有真文凭,但是不要有真知识,有真知识会害了你。”因为,有了真知识,你就会学会独立思考,而一旦学会了独立思考,你就远离了这个体制,脱离了这个群体,这就危险了,这一语道破了中国社会的全部奥秘。从这一意义上说,泛滥的权力腐败是中国社会的“改革”付出的一个极大的、沉重的代价。这类“改革”的受益者往往是少数的“有权人”和“有钱人”,总是把国家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其他公民们的财富都改到自己身上,都改到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一边,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暴富群体”;在这类“改革”中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还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弱势群体”,我们的社会就出现了“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现象,就有“新的三座大山”之说;这类“改革”的“成绩”是不惜代价的,不仅严重浪费、糟蹋能源而且将子孙后代的利益吃尽用光,所以后果很是严重,这类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透支了生态环境,透支了子孙们的利益的“改革”;这类“改革”因为是少数人关在办公室内的“杰作”,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而怨声载道、人民群众意见极大;这类“改革”必然会产生相当一大批“副产品”,腐败分子、不法奸商黑恶势力和心怀叵测的人会趁虚而入,将这类“改革”搞得更加乱七八糟。
    
    三、步骤
     中国社会的发展遇到了“权力异化”的全面挑战。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改革等的各个领域权贵力量的强势配置与市场力量的弱势配置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失衡,进一步使社会结构出现板结化,阶层之间的流动陷于停滞,处于上层的群体不断蜕变为特权阶层,处于下层的群体则会因为失去上升的希望,充满不平和怨恨。让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样下去不行。显然,只有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事业的全面健康发展是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从宏观历史背景判断,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须为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找到具体的方法和道路。在中国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和危机关头,也同时是中国社会的一次最大的挑战与机遇,甚至于,本次转折的重要性与历史意义要超过1978年由“政治挂帅”到“经济中心”的转折。这次历史性转折必须被赋予公平制度建设的自觉性,必须具备在人类文明价值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必须推动中华民族无比坚定地走上以人民至上的精神文明之途。如果缺乏或者没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我们民族未来的负责精神,中国就不会走出“历史周期律”的魔咒。
    第一步骤,全社会由“追捧权力”向“问责权力”的转变
     追捧权力的文化环境: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我们的人民经历了长达22个世纪的皇权和专制文化的教化,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仿佛天然的就存在着对权力的认同和崇拜心理。这种“做官发财”的意识何以千年不绝?一是“达官显贵,耀祖光宗”;二是“爵禄丰厚,外快诱人”;三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四是“权欲膨胀,信马由缰”。中国自古“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追溯“官本位”的这一发端,将官职高低作为评判一个人的地位、价值的标准,从这个角度上讲,应当说,从“门第本位”到“官本位”,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毕竟,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只能由其出身来决定,那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而以官职为本位,至少在理论上允许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出身的命运,同时也为阶层的流动提供了一个途径。也因此,在中国古代高倡“官本位”的同时,科举制的兴起就是一种必然了。然而,历经千百年的官本位,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糟糕的遗产之一,成为异化中国人思想行为的最大一个桎梏,同时也成为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
     追捧权力的社会环境: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当官”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仿佛不如此不足以彰显自己的“成就”。某某的孩子考上公务员了、当上一官半职了,那叫有出息;某某十几年了还在原地踏步,那是没混好。不仅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各行各业,评判一个人是否“优”,只要看他“仕”了没。于是就有了处级和尚、厅级专家、部级校长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称号”。
     追捧权力的体制环境:仅是每年一度的公务员“国考”热,就仿佛不断地在提醒、刺激着中国人对“官本位”那难以言说之痛与不可承受之重。体制之内的唯官是从。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谁官大听谁的”,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地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围着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在转。不管是多大的事情,领导一声令下就可以定夺;也不管是多小的事情,只要领导一关心过问,下面马上就要认真贯彻坚决落实。事情办得好不好,领导说了算;会议重要不重要,看出席的领导大不大。在这样“长官意志”、“一言堂”之下,其他人仿佛只是附属物,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创造性,即使是对领导决策有意见也不敢提、不愿提、不能提。当今,追捧权力的官僚体系直接危害是,领导和被领导、市场和政府的利益交换机制空前发达,中国的“财富分配体系”直接针对“权力体系”的布局和依赖越来越严重。
     追捧权力的宣传舆论环境:中国各种媒体,网路所及,无不为官僚体系造势。一方面,从正面炫耀某某官员的升迁和“政绩”,其舆论导向违背社会现实,并不能和社会主流情绪的表达合节拍。例如,某些科研院所从不报道学科领域的创新、争鸣和发展,而是每每高调报道某某教授荣升正部级官员、副部级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负责人热衷于对于自身个人升迁的宣传,但并没有看到通过社会和市场来检验的、令人信服的科研成果,而是热衷于所谓科技成果评奖和宣传来实现对科技资源的垄断,在知识界的这种拿着纳税人钱的一种自娱自乐的行为早就应当受到揭露、批判、抵制和纠错。另一方面,从当前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严重扭曲的负面背景下,反腐败的宣传和措施并没有对腐败分子形成真正的威慑,很多官员腐败被抓归因于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这种抱怨背后隐藏着的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民间对腐败非常痛恨,而具体到某一个人出问题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极大同情,其实民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表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这是极大的司法不公。
     显然,权贵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经济运行逻辑紊乱、贫富差距非正当拉大、不论是非的道德沉沦、不同诉求难以调和、国民基本权益无法保护、人才逆淘汰严重、部分官员恶行滔天而事后选择性发现,关键在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主宰一切而没有制衡。而在基本公平社会环境里,没几人会仇官仇富,人人可以公平崛起,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否则,崛起的只是极度利己的操纵、无法利己的仇恨、铤而走险的破坏。因此,深化改革的核心是规范权力、牵制权力,把不该权力管束的放开,把应该权力管束的收紧。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的举措就是全社会由“追捧权力”向“问责权力”的转变。
     网路,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类文明的新台阶。信息公开,信息速递,信息无国界。网路所及,提高了经济效率,增加了施政透明,激发了社会活力。中国网民人数已突破5亿,中国网民,无论其观点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立场,那便是要说话,要畅所欲言,要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最大程度的获取信息。通过网路是实现问责权力的最有效手段:(1) 架构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官员网络交流信息平台,各级政府官员自觉接受来自其管辖区公民的问责,各级政府官员也可以针对其上级官员问责,无论是公民个人或政府官员最多可以跃迁一个层级问责,问责内容一般保留于相应的官员信息平台。问责信息在整个系统的分布格局和突出的矛盾,既反映现实的体制机制问题,又反映各级政府官员个体的施政理念、水平和效果。通过上下互动、官民互动为各级政府的管理提供现实依据,促进政府机构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2)问责信息比较突出的地方(结点)暴露某些官员个体的的不作为、乱作为、违法作为等渎职或腐败行为,从而压缩腐败官员三公消费、行贿受贿的贪腐空间。为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创造条件和基础,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各级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社会监督。(3)问责使官员和公民置于政务透明的信息平台上,将大大促进官民互通,克服官僚主义、增强了法制观念。使政府决策和民意达到协调一致。(4)问责将触及权力产生方法以及全新的制度设计、发明和确立的实践,政治文明才有可能顺利启航。一是改变定点、定势式自下而上用人培养机制和自上而下的用人任命机制,杜绝政治投机行为。在全社会和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倡导唯才是举而不是唯官是从,杜绝人才逆淘汰;二是净化官员和公民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权力观、财富观;三是极大地抑制和弱化“官本位”意识,在全社会颠覆几千年来的“做官发财意识”,强化官员的“民本位意识”、“法治意识”、“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先发财后做官”的公民社会意识。
    第二步骤,问责权力推动责任政治体制建立,激发全社会改革和创新动力
     问责权力为打破“官治体系”,活跃公民社会留出空间。人的解放深深植源于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中期,对文革的种种极端的反思,带来了人文精神和人权意识的社会大觉醒,催动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在打开国门的改革开放中,当代世界的文明成就和新的世界视野,中国的民众广泛地涌动了新的思考,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建构;酝酿着更为深刻、更有广度的思想解放和历史选项;呼唤着人的自由发展、个性张力和时代责任,并由此建构了新的历史动力,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的求取。
     尽管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历史的积贫和现实的求富广泛地陷入在深深的物欲中,民众的思想独立,媒体的舆论推助,政体的变革求进,中华民族的精神终将会以一种新的聚合,极为深远地造就中国的未来和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路径是建设开放性的社会经济系统。开放性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制度有效、财富形式有效、资源有效的上升运动的社会经济系统。
     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屡屡遭受社会成员之间基于生存利益的分配不公平而形成的分岐、冲突的历史。并且,在社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调控、化解和移转的情况下,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岐、冲突就可能形成及上升为社会的动荡和危机。显然,公平的实现或难以实现是不公平得到了抑制或得到了发展的结果。当下中国的现实是,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常常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中国所有的重要领域,金融、传媒、石油、电气、土地、房地产等等等,无不被利益集团笼罩和控制,这些央企垄断行业,赚的钱不是“血汗钱”,比拼的不是人才、管理和技术,而是“大熊猫”式的政策庇护。他们可以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免费获取市场资源,比如土地、贷款,换句话说,它们先天就具备了不对称的竞争优势,躺着就能挣到钱,根本不需要央企高管付出多大的努力,这跟国外公司的高管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央企高管不配也不能拿高薪。是因为权力配置资源而起,而特权横行助推了腐败。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某些特权阶层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思维惯性与谎言。当改革要推向深入,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更公正、更规范、更透明、更制衡、更利益均衡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遏制腐败,只有消除特权。必须让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减少多余的干预,废除不当的管制和垄断,阻遏寻租的动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每个人和机构都平等竞争,从这个角度看,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建立法治型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同时向社会分权,建立服务型政府、监管型政府。因此,问责权力驱动政治体制变革,维护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巩固和发展,在于善于还是不善于平衡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执政集团与普通百姓、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新型非政府组织和传统社会组织(例如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等关系、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利益关系,都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是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或曰民心会不会转向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善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执政党就能长期执政,社会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社会发展就会加速前行。相反,不善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各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执政党就无法长期执政,社会和国家就会动荡不安,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落后倒退。
     问责权力触及人们政治观的根本变革。人治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法治社会,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人没有创造性的时候首先被问到的应该是是否自由的问题,创造与自由式同等的,创造是自由的实践,自由有多大,创造有多大,没有创造性是因为没有自由的缘故,任何限制自由的意图和提倡创造的主张都是永远的悖论,不可调和,所以我们是一个矛盾体。要创造知识体系,不但应当有锐意创新精神,更应当有自由批判精神。
     中国在科研和科技开发工作领域,必须坚持把基础科学和综合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一起去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新技术市场。所以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检验当今一个科学家学术成就的关键所在,特别应当注重科技投入与产出分析评价。例如,某科研院所一个973项目的投入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真金白银投入了,但是取得的成效如何?有哪些创新的东西可以推动学科发展与进步?它的设置是否符合经济原则?这样一些大项目计划连一个像样的网站介绍和交流的平台都没有,既谈不上经常性的学术讨论,更惧怕公开的学术争鸣,实在说不过去。由于信息封锁,小项目大审,大项目小审的怪现象,已经严重伤害了科学界的社会印象。又怎么可能避免未来的糊弄纳税人的钱呢?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浪费不起。从国家宏观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层面来看,科学研究不外乎有两条途径:一是导型性研究(计划性研究,例如某林科院所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这是目前中国科研的基本特征,也是大政府、小社会形成的“国家主导”或者说垄断的基本反映,导向型研究还可以分为一般事务性研究和重大基础攻关以及集成性研究,显然,更多的事务性研究应当打破科技资源垄断。例如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众多的民间科技咨询与科技开发组织。即使国家重大科技攻关立项也要通过全社会和民间招标确立。显然,以导向型研究为主的科技体制是不可能带来全面的科技创新。另一种是自由型研究,我们科技体制方面在这方面存在极大的瓶颈,不但抑制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且形成了逆淘汰机制。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目标,架构有序合理、高效率的“小政府”、大社会体系,除关系国计民生等重大科技项目以国家为主导外,科技体制改革应促成科技资源全面向自由型科学研究途径开放。一方面,应从根本上进行职能转变,减少对科研项目从立项、遴选、验收到奖励的具体管理,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制定规划、设计政策、做好服务和优化环境上;另一方面,在自由竞争机制中,必须有规范完善的竞争规则、科学公正的评价体系与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作为保障,否则就很可能变为“权力追捧”和“权力异化”,远达不到有效促科技创新和发展的目的。
    第三步骤,问责权力引导政治清明和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重建社会诚信
     市场经济需要诚信的社会价值系统和健康的法治环境。缺乏监督的公共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私有化,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必然导致市场寻租现象,其后果则是大量的特权利益者和间接特权利益者的产生,特权利益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诚信价值和法治环境的破坏。特权利益者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只能导致经济领域以及其它领域产生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社会不公现象则直接摧毁诚信价值体系,造成大众道德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是一个浅显的、并不复杂的逻辑关系。上行下效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具有浓厚的责任伦理色彩,如果官员贪赃枉法,商人欺诈、偷税漏税,大学教授院士学术垄断、剽窃和造假,明星男盗女娼,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百姓要诚信不欺、明礼守法?如果官员廉洁奉公,必然会减少行贿舞弊、破坏公平正义的现象,减轻社会挫败感,其价值导向的作用不可估量。在官本位社会意识浓烈的中国,现在尤其应强调管理社会的政府官员们的问责,它应成为推进政治清明制度建设的动力。因此,诚信缺失的现状,正需要作为官员以身作则,率先在制度领域垂范。例如财产公示就是问责权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是政府公信力面向社会的重要体现,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并修正,而不应画地为牢、自设前提,颠倒因果。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改革,其结果就是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的建设、发展和完善。目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只要不让老实人吃亏,这个社会风气才会逐渐好转。让垄断的、造假的,侵权的、跑官的没有市场。
     一方面,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金融业和投资体系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当一个社会拥有诚信时,人们会感到安全,并因此愿意冒险去花大量所需的时间进行发明创造,这将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持续不断的创新。当诚信存在时,人们会愿意分享自己发明创造的想法,同时不会恐惧自己的创新成果会被他人盗用。诚信是一个国家不断提升经济能力的必要条件,因此,缺乏诚信是阻碍现代中国成为一个创新性社会的罪魁祸首。
     鲁迅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选进了语文课本,他有这一段话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中国问题极多,建立在中国社会的真正脊梁的信任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默默地思考,同时在默默地行动,做自己所能做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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