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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极左势力”政治学批判/綦彦臣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1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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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习李新政的最低政治目标

    
    中共十八大开完,最具政治学分析意义的地方不是常委“九改七”以及胡锦涛“裸退”,而是中纪委的报告首次提到“政治清明”理念[注1]。但是,基于一党政治与传统极权而无可更易的官僚政治,清明政治不可能产生。如果可能,只有两种特例:其一,水平极其低下的经济生产即物资匮乏,从而使显性化的平均主义成为道德律令;其二,对体制内外均有巨大威胁的酷吏政治合法化,从而造成政治秩序的极度混乱。
    
    目前,中共领导下的议会体系即全国人大与政协换届在即,新一届的政府也将产生,或者说称为习李新政的习近平与李克强主导的十年政治治理期将正式开启。为了表明习李新政的最低政治目标,当局在媒体宣布薄熙来案件已经移交司法机关。香港有关媒体甚至猜测在议会体系换届前,薄案会有一审结果。简单地说,习李新政与薄熙来的“新极左势力”做了完全切割。
    
    然而,可称为薄左政治的“新极左势力”并不会因薄熙来承担刑事责任而烟消云散,因为薄左政治是中国官僚政治的一次高潮反应。从政治学角度对其进行批判,仍然是推动中国转型往好的方向走的必要作为。
    
    一、比较:老爷政治与老板政治
    
    官僚主义政治是具有公权力分子扩张自身权威习性的,因此,有关称呼也都来有权威含量。古代民众称官员为“老爷”,但国家正式文献当中及后世编辑的正式史籍中并不使用这个称谓;同样,今天官场上称一个单位或一个区域的最高首长为“老板”,也不是官方规定的正式称谓。有体制内论者指出:有四种党政领导喜欢被称为“老板”,其中之一就是“当上了‘一把手’想巩固权力的人”[注2]。
    
    在我看来,传统极权政治中的“老爷”称谓就是老爷政治的象征,当今中国政治中的“老板”称谓恰是老板政治的象征。“老板政治”不只存在于一党政治当中,也不只是依赖于极权传统提供的文化合法性,而是官僚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美国有传统性的民主,也是自由平等思想与启蒙时代的哲学观念、道德律令的完美实践者[注3],但它也没能避免产生官僚主义。因此,在官僚主义时期(主要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更产生了经典的老板政治。
    
    美国的老板政治样本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盲目的城市化挤压了移民的生存空间,他们需要代言人暨利益代表使用非正当途径(如控制警察局)来实现自己本来正当但现被压缩的利益;其二,代言人暨利益代表会对被代表人(一般具有选民资格)实施有限但象征意义重大的经济救助,“送一篮子蔬菜杂货或发给一袋子燃煤”[注4];其三,那些所谓的底层利益代言人暨代表采取非政府组织形式合法运作,在合法壳资源下,与有权政客勾结,抢占城市开发的先机——如政客向前者透露规划预案而使前者买下一片土地,等到规划落实时,再高价卖给政府[注5]。
    
    美国样本中的“老板”们均有“两头吃”的优势,即吃政府利益又在维护底层的名义下吃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老板”们具有相当合适的身份资产,即其父辈的移民因素。形象地看,他们作为“移二代”与中国的“红二代”一样,拥有自己特定的身份资源。
    
    二、薄熙来:中国版的特威德
    
    美国官僚主义时代出现的最典型老板政治案例是威廉·M·特威德的贪腐案。特威德是有名的坦曼尼(纽约州下属的一个城市)协会的“老板”(1860-1870),并出任了纽约市的参议员及纽约州州长。他的严重贪腐行为暴露后,被判刑(1872,非死刑)并死于狱中(1878)。特威德的“老板政治”后果造成了多大的社会影响,时过一百三十余年,作为外国人我无法感受。但是,从历史文献与学术分析两个角度,还是能够进行更理性地审视的:
    
    (一)就是在特威德案件发生且其庾死狱中之后,他赖以发家的坦曼尼协会仍然影响巨大。在1886年至1901年期间任该协会会长的理查德·克罗克声震一方,以至于漫画家约瑟夫·开普勒作画一幅[注6],画面上的坦曼尼市治安官休·格兰特正在为克罗克擦巨大的皮鞋,而皮鞋所踩住的东西(作用类似脚櫈)就是该市市政大楼。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跪着擦皮鞋的格兰特后来当了坦曼尼市市长。
    
    格兰特跪擦皮鞋的情节可能并不真实地存在,只是画家的讽刺(借代)。但是,想一下中国社会中官商勾结嚣张的“成功者”,他们不时吹嘘的“市长比咱小子还听话”,就不难回味美国的历史。
    
    (二)如果说上面涉及到的擦皮鞋漫画只是特威德起家依据的资源雄厚之象征,且那时的美国官场腐败也是“前腐后继”,那么,有世界影响的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所著《改革政府》一书,在序言中提到特威德贪腐案就足以说明其影响。书中写道:“特威德老板和他的同时代人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领地那样来治理。他们分派工作职位,施加小恩小惠,提供非正规服务,以换取移民的选票。他们一手蒙骗公众,窃取大量公共财富,另一手向那些忠于他们的投票者保证给予丰厚的酬报。”[注7]。
    
    进行简洁的比较后,可以看到:作为“红二代”的薄熙来是中国版的特威德无疑,“王立军是格兰特”也算对号入座,而无论大连还是重庆都是薄熙来的私人“领地”无疑。中国没有开普勒那样的漫画家敢于讽刺薄王二人,但宪法学者的理性批判更能严肃地说明问题。比如,童之伟教授撰文称“我们看到,薄氏在重庆任职的那几年,实际上实行的是薄氏个人的极权专制”,以及“薄氏在公安系统的家奴们监守自盗、职务侵占、徇私枉法,无所不为”[注8],凡此等等。
    
    美国的政治体制不可能让官僚主义成为常态,因此就有了后来的进步运动。当然,在老板政治猖狂到进步运动大有收获之间,不仅仅是民主制度起了作用,人民选择的具有起义性质的激进反抗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在中国极权主义政治传统当中,由于没有民主政治因素,任何反抗哪怕是规模很大、暴烈程度空前,也没法换取一个进步运动的出现。
    
    三、双重遗传:个人极权的劣根性探究
    
    不管中美传统有着何样的重大差别、现实制度有着如何的对抗,只要有官僚主义政治,就必然有老板政治,特威德的个体与薄熙来的案件有着历史性的逻辑对照关系。如果说此比有嫌牵强,那么,不妨看一下中国的特威德形成的另外两种因素。
    
    在薄熙来的政治资本积累期,他的斯大林主义行为曾被吹捧为优秀治绩。比方说,在辽宁省长任上不允许厅局长们在夜间十一点前关手机[注9]。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工作,但实际上是一种“老爷政治”的内部权威发酵。这同斯大林要求政治局常委们随时听命以及陪其通宵饮酒、看电影[注10],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斯大林主义受沙俄极权主义的传统影响随处可见,这一点无须展来论述。而薄左政治受中国极权当中的权术政治之浸染则不易被察觉,或者说,中国历史上酷吏主义以酷遮贪的遗传在当今社会仍然不是个案。
    
    薄熙来个人曾大讲做清官之道,此种阔谈被党媒吹捧固不在话下[注11],而其本质无非是“今版王旭”与“今版李侍尧”。巨贪李侍尧曾以锐利揭发他人贪腐与政治阴私而著名,史称:“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懼。”[注12]在李侍尧之前,更早的薄熙来之历史映像是唐代的王旭。王旭是与来俊臣齐名的高级酷吏,亦有今人标准所指的“男女作风”问题并因此被揭出“纳赃数百万”的贪腐罪行[注13]。
    
    本文作为一篇相对严谨的批判型学术文章,之所以跳跃性地选中国历史上唐清的两个案例,并非是考虑篇幅容量而不做系统化分析,而是王旭与李侍尧的家庭背景与薄熙来相似。薄父是中共国家建立的重要功勋人物,而王旭的祖父则是唐太宗时代曾为六相之一的王珪;至于清代的李侍尧,其四世祖是清朝开国功臣李永芳,此种家族背景也是其仕途顺遂的重要原因。正是李王有如当今所说的江山主义那样的政治资本,才敢肆意践踏法以逞己欲。薄熙来是江山主义的最直接受益者无疑,尽管他的政治设计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薄熙来绝不是“江山主义——官僚政治”这一现存政治结构的最后一个“酷吏”与巨贪。
    
    结语:记住哈耶克的警示
    
    我绝不盼望新一代的统治集团学汇中西、通贯古今,其实,学亦无效、通亦无用,因为只要一党政治还是制度构架的基础,只要传统极权政治文化还在遗传,官僚主义就必然以不同形式产生,而一些看似鼓舞人心的政治话语也不过新瓶旧酒般的陈词滥调[注14]。正因为如此,“江山主义——官僚政治”结构里面难以规模性地出产哪怕品德与一般人相齐的政治家,相反,却给王旭、李侍尧、薄熙来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此种情形恰如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指出的那样:“是僭取独裁权,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遇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注15]。
    
    在官僚主义体制下,鼓吹政治清明无异于陈词滥调般的神话之翻新。而此种“新神话”恰恰是薄左势力兴起的社会基础,恰恰是“没时间民主”的最好写照。中国社会已经深陷旗帜(stand)与旗号(banner)之辩的困局,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注:2012年12月5日,初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初稿题目“薄左势力政治学批判:中共为什么总能学到最坏的东西?”;2103年1月15日下午至18日上午,修订初稿,并改变题目。)
    
    ————————
    
    注释部分:
    
    [1]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11月11日转《京华时报》报道,“中纪委报告首次提‘政治清明’”。
    
    [2]参见“古洋斋”2012年10月25日博文,“哪些党政领导喜欢被称为‘老板’”;该博客属〈人民网·强国论坛博客〉体系。
    
    [3]参见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论文,“美国宪政主义和德国宪法发展”,载于[美]路易斯·享金与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合编的《宪法与权利》一书,P255—P291(在P255)。该书汉译本,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本文引文具体论述在P199;郑赵强译版本:三联书店(北京),1996。原版:Columbia Universigy Press,1990。
    
    [4],[5]&[6]参见[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汉译本,邵旭东译),P536;邵译版本:海南出版社,2009。原版:Mc-Graw-Hill Companies,lnc.,1999。
    
    [7]参见该书汉译本(周敦仁、汤国维、寿进文、徐荻洲译),P11(〈序——美国的改革〉);周汤寿徐译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原版: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Inc.,1992。
    
    [8]参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29日文章,“风雨过后看重庆”(作者:童之伟,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教授),第16版〈来论〉。
    
    [9]关于薄不允许辽宁省厅局长夜间十一点前关手机的说法暨作为治绩之一的鼓吹,见于《人民文摘》2003年第14期转引《半月谈》文章,“薄熙来:省长魅力”(作者:一丁)。
    
    [10]关于斯大林随意令政治局常委陪其夜宴、看电影的细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P425-435;张王陆潘关译版本: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1998。原版:Andre Deutsch Ltd(英国),1971。
    
    [11]参见〈新华网·湖北频道〉2011年1月28日引《重庆日报》报道,“薄熙来:如何做清官是种大智慧”(编辑:连迅)。
    
    [12]李侍尧具体政治作风,可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之《列传一百十·李侍尧》;赵撰版本:中华书局(四十八册繁体竖排简装本,第三十六册),1997。李侍尧曾因贪贿被判死刑缓刑(监斩侯),后被赦,终因军功“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13]关于王旭事件的故事性叙述,可见周怀宇主编《贪官传》,P145-147(全文,P137-147,“以酷助贪的前唐酷吏来俊臣、王旭”,作者:鲍义来);周编版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14]关于政治话语无效用的体制内批判,可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22日文章,“从‘老三届’到‘老记者’”(作者:田惠明,中国新闻社副总编、高级记者),第50版〈个人记忆〉。田文指出:“深刻领会、正确引导、积极探索、妥善处理、大力推进、加快发展……字字无可挑剔,句句空空如也。”
    
    [15]哈耶克的这段著名论述在其《通向奴役之路》(汉译本,王明毅、冯兴元等译),P130;王冯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原版:Roultedge(英国),1991。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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