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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柴玲的“原谅”有感/钱文军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07日 来稿)
    
    作者:钱文军    

    不知不觉,六四过去23年了。注意到这个纪念,居然是看到网上有柴玲《我原谅他们》之文字稿,否则真没记起来。恕我直言,对于23年前广场上那一群“天安门宝贝”,我从无好感,甚至连同情心也日益淡漠,只缘事实真相知道得越来越多之故。似乎需要首先声明:对于下令军队开枪的决策者,他们缺少的只是一次审判;但以柴玲为代表的“广场指挥部”,我从不认为他们是什么“民运人士”,若借恩格斯的话说,他们属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之少数人;若借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说法:“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23年前那场血案,他们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柴玲发这样的声明,令我倒胃口。
    
    据《多维新闻》所载,柴玲声明里有这样的文字:“虽然天安门运动被给予了很多名称和目的,但是作为当时学生方面的总指挥,我可以说,我们要结束的,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和气氛,而创建一个充满爱,和平和富足的社会。所以1989年的6月4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梦想被坦克碾死。我们为失去的兄弟姐妹的痛苦中,也在为这个没能实现的社会而难过。”“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听说前几年极位信基督的天安门同事的兄长的宽恕被误会。然而,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巨大宽恕。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所引文字见后)
    
    在遭到广泛的质疑乃至声讨之后,柴玲7日补发《再谈宽恕》的公开信。她明确表白,宽恕只是她个人的,不代表任何人,也不要求任何人跟她一起原谅。她不会忘记屠杀者做了什么,并以六四后失去母亲和祖母证明她的受害者地位。并称:不是免除李鹏或任何其他领导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屠杀的责任,因为这些领导人事后没有公布真相、寻求和解,却继续压制自由。她援引圣经作解释,这些罪,最终会由他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柴玲还举例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当年出狱后第一句话就是原谅那些让他入狱的人。
    
    窃以为:柴玲以及那几位“天安门宝贝”并不具备原谅谁的资格,相反,他们理应反思以求得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罹难者家属乃至广大民众的原谅,请求宽恕。“少不更事”只能是减轻乃至开脱责任的理由,绝非请功的资本。静下心来想一想,六四不但是罹难者的悲哀,也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灾难性挫折,头脑膨胀的“天安门宝贝”们难辞其咎。就像“戊戌宝贝”谭嗣同等的谋杀阴谋葬送了那次维新一样。所不同的,谭氏等尚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豪气,“天安门宝贝”们则被“黑名单”吓得如鸟兽散,正中统治者下怀。拉曼德拉作大旗相当可笑,南非本来就实行民主体制,只是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民主权利而已。曼氏的“原谅”是在德克勒克总统1989年上台启动废弃种族歧视政策之后,新总统解禁非国大等33个敌对党,无条件释放曼德拉。曼德拉的资格来自27年的牢狱生活,其伟大在于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胜利者的宽宏,也是稳定国家大局之睿智。倘若曼氏逃亡欧美,悠哉游哉赚了足够多美元然后宣布原谅南非“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绝不可能获得普世敬重。
    
    据介绍:“5月24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5月30日前游行一次。”王丹认为:“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本来是极明智的决策,但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案,罢免王丹改由柴玲做“总指挥”,她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按照民主制游戏规则,要李鹏下台须走法律程序;随心所欲提出主张,不应允就耍赖,这就不知道是哪门子民主了。柴玲称:“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种极度自私的理念,最终成为屠城的铺垫,柴玲难辞其咎。
    
    不是打着民主旗号就可以一意孤行的。什么叫做民主?民主的基点在于妥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非民主的选择,而是专制独裁之思维模式。邓、李下令以军队屠杀无辜民众,其决策的依据恰在此!其宣传的基调也在此!若柴玲等“天安门宝贝”上台执政,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比邓、李更僵化、更迂腐、更顽固。须知,当时的政府无论出于何因,毕竟还是采取了某些妥协措施的,不但承诺“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李鹏会见学运代表、赵紫阳亲临广场抚慰规劝。学生们本来有好几个台阶,挺着肚子下台的机会全被柴玲们“坚持到底”搅黄了。本文首段引用勒庞先生的那段话,不幸又一次被验证。
    
    邓、李感到“鱼死网破”之威胁,其实并不在广场上,以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付那些学生本非难事,以当时体制,学老毛动用行政手段组织人员清场轻而易举,尤其是折腾太久多数北京市民已感厌倦之时。威胁其实在萧墙之内,邓、李等也需要事件升级以便一劳永逸整肃内部。党内高层顽固派与革新派的斗争由来已久,胡耀邦之辞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1985年开始的货币贬值政策,导致了1986年的学潮。当1988年邓坚持再次推行“物价改革”,民众又一次要牺牲自身利益以为邓氏的伟业做贡献时,民间的怨愤情绪高涨。御用专家们会拿各种补贴来掩饰,然而老百姓节衣缩食的存款,谁都知道那要命的损失是无以补救的。而权力者们则可以从“双轨制”里倒腾私利。这就是民怨沸腾得以借胡耀邦逝世而宣泄的根本,就像当年借周恩来逝世宣泄对毛氏独裁之激愤一样。
    
    当学生运动带着民众的热望喧闹开来,党内改革派要张扬人大权力以限制邓公独裁,这个威胁才是根本的。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权力制衡就开始了,一党专制只允许人大作为工具任其使用,满脑子“打天下坐天下”陈腐思维的老朽于是坐不住,甚至连“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之类血腥腔调都喷出来了。几个标志性事态是不应忽略的:5月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18日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叶笃正等12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并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21日,赵紫阳批准致电访美的万里中止访问提前回国;而人大常委胡绩伟已经至少征集到57位常委的签名,提请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并提出了罢免李鹏、检讨戒严合法性等议题。如此,不仅人大,就连民主党派也跃跃欲试插手决策,开了这个头一党专制必定日薄西山,邓不能容忍。于是万里回国后“被养病”滞留上海,保卫一党专制、粉碎人大乃至民主党派干预权力的斗争到了白热化地步。6月3日清早6.30分广播人大发言人声明:无限期推延原定20日召开的七届八次人大常委会议,意味着高层争端已经尘埃落定,当晚即开始镇压行动。
    
    毛当年评价邓,说他“柔中蓄刚,绵里藏针”,“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当算知底之评价。思量一下文革,“刘邓陶”中,非但老邓未“享受”刘少奇、陶铸那种“待遇”,就连彭德怀、贺龙也比他惨得多。我一直认为老毛的评价很准确,且对他另眼相看。邓公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不知是否为了对接阿Q的“儿子打老子”。1957年邓主持“反右派”运动,一遍不过瘾还搞“补课”,愣是将毛原说的“五千名左右”扩大到五十六万!大跃进导致饿殍盈野,邓公其实是实践的掌门人,本来具有警世意义的“信阳事件”,就是他亲自操作掩盖其恶劣性质的。嗣后举国饿死三千余万,邓公难辞其咎。文革伊始,坐镇北京领导运动的邓公玩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戏,放纵“老红卫兵”大搞打砸抢,导致“红八月”惨案,毛发现此乃转移他搞走资派之大方向的伎俩,一怒之下定为“刘邓路线”,这才倒台。
    
    林彪一亡,邓即写信给毛表示“永不翻案”,毛随即表态称邓乃“人民内部矛盾”。1973年正式复出,1975年元月即升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军权在握没多久,驻云南14军重炮轰平了沙甸,连带着扫荡了六七个回民村落,1600余回民包括妇孺死于非命,致残1000余人,文革中军队镇压民众算是出手最狠的,即便冈村宁次的“三光”,亦不过如此而已。到第三次复出,既无视军委主席华国锋等“不赞成”,也无需全国人大批准,调动南方三大军区六十万部队攻越、北方四大军区防苏,名义上为救杀人狂魔波尔布特,实际上掌控军权确立“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之牢固地位,至于“人民老子”伤亡几何,那是无足轻重的。面对向李光耀坦言“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稳定”的邓公,柴玲们意欲何为?
    
    毛当初镇压同一个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不动一兵一卒,更无须开来坦克与装甲车,只需组织“工人民兵”配合警察就足矣。邓公算计不到么?非也!一开始就放话“不怕流血”、“不惜一切代价”,显然另有所图。柴玲们不知道么?同样非也!生长于中国的卡玛,她的长弓公司于1995年发行了纪录片“天安门”,很遗憾我最近才得知。片中引用了美国记者康宁汉对柴玲的一段采访。柴玲在采访中说:“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
    
    曾经有过的些许同情一扫而光,因为这样的表白彰显的同样是“不怕流血”、“不惜一切代价”,展示了她同样蔑视他人生命,是对邓公为首的顽固派的某种配合!可怜那些不明真相的热血青年,为了阻止对于这些“天安门宝贝”的杀戮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老谋深算的邓公早就对“围点打援”举重若轻,根本就没打算让“广场血流成河”,就连“把我们抓起来”都没做,于是柴玲们才有机会“自己走回学校”,乃至于现在的“原谅”。而六四的历史效应明白无误:中国高层改革派基本被扫地出门,所有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断送了;原来的“官倒”之类腐败小巫,恶性膨胀成贪腐大鳄;至于那些合法腐败,习近平说:“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一句话,六四的血肉化作腐败疯长的肥料,那时的腐败如今连在纪委立案都不够资格了。
    
    “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这类毫无人性的屁话,显示了“狼奶”教育的成果,绝不是任何哪怕存有丝毫民主理念的人所能设想的。鲁迅在《我要骗人》里指出:“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 几千年的传统,早就“血沃中原肥劲草”了,人民的眼睛何曾被“擦亮”过?古今中外欠下最多血债的毛,至今躺在天安门的水晶棺里享受膜拜;他的两位乡亲曾向那张皮笑肉不笑的巨像投“墨水弹”,却被“高自联”抓起来移交司法机关严判。你们自己的眼睛就糊满眼屎,还妄言什么擦亮别人的眼睛?
    
    不知幸也不幸,六四确实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它至少促使东欧人民进一步认清共党政权之非人民属性。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赶紧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军队绝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可见其不得人心到了何种地步。如果寻求安慰,六四罹难者的鲜血为苏东巨变做出了贡献,并非无稽之谈。因六四而导致世界性的抗议浪潮,共党政权之嗜血本性令世人醒悟,仅五个月后柏林墙被愤怒的东德人推倒,随即如多米诺骨牌般发展成苏东巨变,至少可以说长安街上的鲜血没有白流的。
    
    我始终认为,学生运动实在是病态国家里的病态现象,只有当这个国家里社会正式成员不负责任,才会容忍甚至支持非正式成员去冲击社会。于是就有阴谋家不择手段地煽动“爱国学生运动”,为自己夺取政权服务。中国的学生运动,发端于“五四”,高潮涌现在文革,终结于六四。所谓“五四精神”,恰是祸乱中国的起源。如今仍有无数昏庸的文人在那里津津乐道什么五四弘扬“德先生、赛先生”,全然不提马克思邪教以及李宗吾的《厚黑学》同样是那时绽开的奇葩。历史延续到今天,“德先生、赛先生”连同自由、宪政等早已形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终成正果的唯有马克思的邪教与李宗吾的《厚黑学》,毛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马克思加李宗吾”。2009年有好事者调查,发现书市上高谈阔论厚黑之术的书籍竟然超过200种,仅次于说道马主义的书了。就连台湾名流南怀瑾、柏杨、李敖之辈,亦满面红光自诩为“李宗吾大师”弟子。学生运动对于中国,历史证明它百害而无一利,充其量不过是为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而已。如果六.四教训了中国人民,令成年人自己负起责任,就像现在以乌坎为代表的民众维权风起云涌,不再仰赖乳臭未干的学生们折腾整个社会,倒不失为一种进步。
    
    六四是军队对本国人民血腥镇压的恶例,亦是党指挥枪的必然结果。若以为邓公完全无意识绝对不是事实,六四是把双刃剑,险些也彻底葬送了他视作终身最大成就的改革开放,乃至于不顾八八高龄跳出来发布“南巡讲话”。网上传播他在力挽狂澜的南巡之后,也即1992年6月对王瑞林、曾庆红、胡锦涛三人面授的所谓“政治遗嘱”。其中:“第五,‘(6.4)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于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还有:“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
    
    似乎不必去诠释这位老人的讲话,何况它只是一个传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权力圈子里必有反思,至少现在它不再作为光辉业绩来颂扬,“反革命暴乱”、“动乱”之类字眼也在尽量回避。李鹏、陈希同乃至邓家公主,都在洗脱责任,这说明权力者也知道谎言是靠不住的,“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网上不少呼吁“平反”的,谁来行使这个“平反”权?纳粹有资格为犹太人“平反”么?无论中国人民抑或世界人民,六四都属于反人类的罪行,早已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需要披露所有真相,弄清相关责任人应负的责任;权力机构要承认罪错,对于所有罹难者给予相应的国家赔偿。而不是居高临下洪恩浩荡地“平反”。
    
    历史的进程是无可阻挡的,“旧账”未结谁也别想赖掉,拖得越久利息也就越重。责任总得由责任人来负。陈毅元帅当年很豪迈地吟诵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借一句网民都熟悉的话说:“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
    
    附:柴玲:原谅邓小平和李鹏
    
    作者:柴玲
    
    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当年的领导人选择这条毁灭和强暴的选择时,我的心总是会跟痛苦和愤怒作战。

    两年半前,我认识了耶稣。他对妇女,儿童,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热爱,是跟主流文化和传统相反的,基督叫我们跟随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
    
    他还原谅了那些嘲笑他的,并冷血地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这是他临终的话。
    
    又一次,他叫我也做同样的事。
    
    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原谅他们的原因。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
    
    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恩典和宽恕的文化会在中国升起,让所有的人都得尊严和人性。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神会改变中国目前领导人的心,让他们也会遵循耶稣的教诲和行为,施怜悯,求公义。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那些受压迫和不公正的会早日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寻求报复,像大卫王的将领杀害押沙龙那样,而是有勇气来宽恕的。宽恕不是接受他们的不公正,而是把最终审判的权利交回给万能,万胜,和完全公义的神。
    
    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听说前几年极位信基督的天安门同事的兄长的宽恕被误会。然而,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巨大宽恕。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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