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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步云张千帆等:让宪法说了算——中国的宪政之路(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05日 转载)
    
    来源:瞭望中国 作者:李步云、张千帆、张文显、李鸿文
       

    站在中共十八大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必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道路。
      
    2012年12月4日下午,中央组织召开了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他同时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治理国家有正道,这个正道就是宪政民主。诚如学者张千帆所说,宪政民主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可以视为宪政大厦的四块基石:宗教与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及司法性质的宪法审查制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治理,这四大制度基础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从此岸到彼岸:中国宪政改革之路
      
    张千帆/文
      
    治理国家有正道,这个正道就是宪政民主。笔者认为宪政民主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可以视为宪政大厦的四块基石:宗教与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及司法性质的宪法审查制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治理,这四大制度基础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没有宗教与信仰自由,大多数国民将生活在缺乏道德自觉的短视自利状态中,惟利是图、以邻为壑、彼此伤害的现象屡禁不绝,再严厉的刑罚也无济于事。没有言论与新闻自由,则不仅无法了解人民疾苦、揭露官员腐败,而且舆论导向的人为扭曲会误导中国社会,对整个民族灌输危险的国家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没有民主选举,则人民的意志不能转化为国家的意志,政府成为利用公权侵吞全民利益的专制工具。没有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那么宪法就成为一纸空文,对人民有利的良法得不到实施,而损害人民利益的恶法大行其道。既然国家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而宪政民主就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惟一机制,还有什么比宪政民主更高的国家利益呢?
      
    因此,现在不应该再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寻找什么“特色”、“模式”。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不实现宪政民主,这个国家就一日不得安宁。无论以什么借口,谁反对宪政民主,谁就在损害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要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收获,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改革的“彼岸”今天应该相当清楚了。当然,我们现在还在“此岸”,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国宪政改革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从“此岸”到“彼岸”,支撑改革的“石头”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一旦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意愿明确,改革的路径是不难寻找的,成功的改革之路也很可能不止一条。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司法职业化和宪法审查机制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而且不同的改革模式可以在各地进行“试点”;孰优孰劣,自有货真价实的改革绩效作为检验标准,实践证明成功的改革模式可以在全国推广。
      
    基层选举和党内民主
      
    显然是可以尝试的
      
    全国多个地方曾试验过乡镇长直选,成都等地试验过党员推选区党委书记。乡镇长直选效果相当不错,但是存在“良性违宪”的问题,因为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地方首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而不是选民直选产生。尽管如此,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和党内选举是不存在任何宪法问题的。即便不能直选乡镇长,但是宪法并没有禁止直选党政领导的候选人。湖北杨集镇就试行过党政候选人的直选,结果虽然原来内定的干部仍然高票当选,但是候选人选举就足以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并让他们当选以后兢兢业业为当地老百姓做实事,办事效率提高了很多。因此,中国的宪政民主完全可以从党内民主和基层选举开始。
      
    现在不时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不够,搞不了民主,但是乌坎经验彻底否定了这套说辞。乌坎人不就是很普通的公民吗?但是他们顶着上级政府的压力,成功改选了自己的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中国基层是不乏能人的,新当选的乌坎村委会干部都很能干。湖北潜江的人大代表姚立法独立当选后,为当地选民做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几年就在地方政府干预下被剥夺代表资格。事实上,如此热心公益的代表只需要一点自由活动空间,就能得到广大选民的支持。对于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利益,人民心里很清楚,也完全有能力把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选上来。
      
    即便有些选民素质不高,投票不理性或自己那张选票很容易被贿选“买断”,也是长期被剥夺选举权利的结果。如果候选人一概政府内定,选举走过场、无意义,选民怎么会有热情参与?选民不经过选举实践的锻炼,他们的眼界和政治素质怎么可能提高?正如胡适在八十年之前指出,民主是一种实践能力,只有在选举实践中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学游泳必须先下水,学吉他必须有吉他可弹。否则,乐理学得再深厚,拿起吉他还是手足无措;岸上划水姿势模仿得再优美娴熟,下水还是会淹死。民主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与试错的过程。这次听他吹得天花乱坠,选错了人,下次“吃一堑、长一智”,把他选下来就行了。几次之后,人民在政治上成熟了,也就不容易犯错了。台湾地区选了陈水扁,结果在任期间贪腐盛行,过几年再选,民进党就输给了马英九。要提高选民素质,正确的措施不是剥夺选民的权利,而恰恰是赋予选举的机会。
      
    同时,也只有民主才能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一个人没有公民资格,也就不会有公民道德。经常有人说中国人道德素质差。除了宗教与信仰传播受到限制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百姓只是被动接受统治的臣民。人民只有纳税和劳役的义务,而没有表决的权利。这个国家的统治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他怎么会关心这个国家?他连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后果都不清楚、不关心,怎么会产生自己对国家和他人负责的公民意识?培养公民意识不能只是靠道德说教,政治参与是最有效的实践渠道。通过参与,普通百姓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因而要认认真真做人,道德和政治素质也就自然提高了。“素质论”只是阻碍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借口,也正是这种蔑视人民的理论剥夺了人民提高道德素质的政治机会。
      
    司法职业化改革
      
    应该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99年之后,司法职业化曾经是司法改革的主旋律,但其实一直没有被给予真正的机会,以至至今仍徒具表面,没有太多实质进展。法官军服不穿了,换上了法袍,拿起了法槌,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究竟变了多少?我们只要看看最高法院院长为评比选出的“十杰法官”颁奖的场景就知道,这样的法官是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的,也很难期望他们有抵抗上级权力干预的勇气和能力。
      
    2008年后,司法行政化乃至政治化进一步加剧,最高法院至今还在宣传延安时期的“马锡五模式”,鼓励法官到田间、炕头办案,甚至主动出击、调解纠纷(所谓“司法能动”)。少数左翼学者也顺势附和,好像中国还生活在不需要现代法治的延安年代,人人都是只要“讨个说法”的“秋菊”。难道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吗?当今中国司法的真问题究竟是什么?
      
    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论哪种改革思路,都应该获得地方试验的空间,最后由改革的实际效果说了算。中国经济改革曾有一个小岗村,但是司法改革却一直没有一块自己的试验田。广东等中国沿海比较开放的地方完全可以搞一次真正的司法改革,重庆也可以继续“唱红打黑”,甚至司法进一步政治化。最后看一看、比一比,不同改革模式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究竟哪种改革提高了司法公正?哪种改革加剧了司法腐败?当然,前提是新闻报道要自由,信息一定要公开。只有真正了解地方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人民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除了提升法官独立人格和司法公正之外,司法职业化改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塑造整个民族的理性。法院首先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当然,其它地方也要讲理,议会辩论也是一种说理,但是法官的说理最为透彻。学富五车的法官们在判决书中洋洋洒洒、指点江山,深入分析社会和法律问题,为普通百姓提供了最好的说理样本。它向全社会展示,说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权力或凭关系,而是靠法律所体现的理性。如此,则公民才会信仰法律。中国现在的司法判决基本上就是“八股文”,分析说理占的比重很小。有的判决也不短,但是90%以上都是陈述事实,最后扣上法条,就得出结论了。这样的判决既不能让人们信服,更不能培养老百姓的说理习惯。如果连法官都不讲理,说理在中国社会压根就没用,老百姓也就不会讲理、只会上访,因为他们知道上访也比法院更有用。即便诉讼已经二审终审,只要没有满足自己的诉求就照样去闹。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讲理、“认死理”的“愤青”比较多,除了体制不公正和舆论扭曲之外,和我们长期没有一个正常的说理环境很有关系。如果司法职业化改革能够从提高法官的说理能力做起,可以引导整个中国走向一个更加理性的社会。
      
    如何让宪法说了算
      
    由于行宪机制不合理,当下中国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却得不到纠正,以至少数学者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宪法,或者说中国宪法说是国家的“根本法”,其实根本不是法。要让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必须建立司法性质的宪法审查机制。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大模式:在英美法系,普通法院负责司法审查;欧洲大陆则成立宪政法院,专门负责解释和适用宪法。中国没有必要一步到位,一下子就让法院来处理宪法问题,而是可以逐步过渡,先在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之下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以后可以模仿法国成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审查机构。但是这个机构要发挥有效作用,就必须带有司法性质,否则注定只能是一个摆设。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可以分阶段扩大,至少现在没有必要审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合宪性,而可以限于审查层次比较低的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其实,中国法律规范中问题最大的不是法律,而是各类低层次、不公开的“红头文件”。不论通过哪种方式,一种名副其实的司法审查制度将极大提高宪法的权威,有效遏制各类恶法侵犯人民的宪法权利。
     
    总之,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不是航母,不是“神八”或“神九”,甚至也不是南海,因为这个国家的根本不是领土,而是人和制度;人的道德和制度不行,众人离心离德,即便别人送来领土也保不住。看看美国,除了一开始和印第安人打过仗之外,什么时候和别人争过领土?世界上恐怕有不少地方都巴不得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它是不会随便接受的。现在的欧盟也是一样,前几年发生“东扩”,一下子吸收了十个东欧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都必须符合很严格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我们对待领土的态度恰好相反,好像是白捡的西瓜,岂有不要之理?然而,这种没有尊严的心态是不会被人看得起的,因而也注定不会得到什么。
      
    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中国的崛起在根本上不是领土的扩张,而是人的崛起,是道德的复兴与制度的改良。中国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归根结底在于国民要做有尊严的人。要让国民有尊严,必须从宪法上保障他们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与信仰自由、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以及参政议政的权利。没有这些权利,宪法规定的其它权利都只是一纸空文。当然,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制度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名副其实的选举、公正独立的司法以及比较有效的宪法审查制度。这些制度才是关乎每个人命运的最高国家利益,也是全社会应该坚守的底线共识。只有形成并坚守宪政共识,中国的制度改革才能顺利完成。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张文显/文
      
    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说,中国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些核心思想、核心要素进行了非常明确的宣告,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成果,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路径和重大任务。
      
    宪法宣告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政治宣言,一般是指国家、政府、政党、团体为说明其政治纲领,或者对重大政治问题表明其基本立场的态度而发表的文件。例如,法国的《人权宣言》、俄罗斯的《劳动者权利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等等。
    
    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首先都是一个宣言,作为宪法性质的宣言,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诞生或者再生,表明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发展目标、国家权力运行程序等等。中国现行宪法对中国各族人民奋斗历史和成果的确认,对国内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陈述和表态,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和建设目标的展望与规划,对中国所处历史阶段国体、政体的陈述和规定,关于国家指导思想、治国方略的主张,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等等,都是向国人和世人的政治宣言和法律宣言。这些宣言不仅是对国人和世人的一种告知,更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目标。
      
    1982年宪法,记载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年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取得的成果。此后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进行了四次修改,宪法的四个修正案的发展历程和内容,递进式地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宪法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记载并非一般的纪事,而是通过修宪实现宪法的与时俱进,使中国宪法及时跟上时代要求,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适应规范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和人民的期待。
      
    我们可以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宪法记载和确定为例,从1988年、1993年、1999年到2004年的四次修宪,先后涉及到31条修正,这31条当中有14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由此,中国宪法比较科学合理地繁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关系。譬如说确定的所有制形式多样性的原则,确立了中国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补充的公民的合法自由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确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财产分配原则等等。这些都是准确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经济改革的成果。这样一些记载、确认、反映,是宪法与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辅相成的最佳例证。
      
    宪法记载了繁衍和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和成就,而且积极有效地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程,宪法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基本人权和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定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
      
    实践证明,这些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本质,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意愿,具有鲜明的政治优势,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宪法在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宪法化的基础上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这些规定都指引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
      
    在宪法不够成熟和法律体系没有形成之前,中国的改革时常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往往要突破宪法和法律的一些规定。但是当中国宪法经过四次的修订和今后的修订逐渐成熟的时候,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改革就应当纳入到宪法的制度范畴内,使每一项改革都具有合宪性,都不违背宪法和法律。譬如说以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方面,都有一些重大事项的推出。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等等,也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前不久,中央政法委发布了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的文件和白皮书,也明确了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道路
      
    站在中共十八大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必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道路。
      
    中国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宪政问题,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分别代表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宪政的最高水平。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强调,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为宪法的修改和完善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指导思想。小平同志从中央领导位置上退下来以后,给党中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靠人治危险得很,把一个国家和一个党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很不稳定的,所以还是确立了法治靠得住。
      
    之后,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郑重宣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多次论述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基性作用。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的完善和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奋力推进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十分明确地指出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切实保障宪法的贯彻实施。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的良好行为。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头学习宪法,人民必须遵循宪法,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事业的发展。
      
    但是有一些同志认识不到宪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政治文明中的根本性、标志性作用,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事业的巨大成就。遇到错误思潮干扰和扰乱就不敢坚持宪政,甚至连宪政的概念也不敢提了,好像宪政是资产阶级的惯例,一直把宪政作为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的禁区,这是不该发生的。当年,我们不提人权,反对人权概念,造成人权问题上被动挨批的局面。当年我们不提法治国家,不敢形成法治国家的纲领,造成法治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今天,我们不能再在宪政问题上重演那种低级错误。面对错误,我们更有责任以科学的态度破解认识误区,驳斥无稽之谈,恢复宪政概念的合法性,高扬宪政旗帜,有责任加强对宪政问题的研究和宣传,让党中央提出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的要求得到广泛的认同,巩固宪政事业的社会基础。我们有责任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践经验,把宪政方面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概括出来,宣传出去,形成宪政问题上的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话语权,增强中国的政治软实力,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事业更好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或者说宪政的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宪政的鲜明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宪政就是政治文明的首要标志。在现代世界,凡是称得上政治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宪政的国家,政治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体制、文明的政治规则、文明的政治活动、文明的政治效果等等,而这些都是通过宪政表现出来的,并依赖于宪法得以保证和发展。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任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须树立宪政理念,弘扬宪政精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核心价值为指导。譬如说,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为规范有序、理性平和地行使民主权利进行制度设计,要切实关注民生、尊重和保障人权,要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致力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保证国泰民安。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七届中国法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教授)
      
    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李步云/文
      
    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历史潮流。民主宪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曾高举宪政的旗帜,同国民党反动政权作斗争,曾在延安举办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1942年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党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以党治国,因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最有效的办法。同时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强调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与战略目标。例如,1939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关于推进宪政的第二次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分为根本立场与临时办法两方面。我们的根本主张是需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主张立刻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绝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
      
    为了从理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我的研究生导师,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重庆谈判代表团顾问的张友渔教授,曾先后撰写和发表过十多篇论证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的文章。
      
    他说,“所谓宪政,就是以合乎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有应当享有的权利,负担应当负担的义务,无论是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他又指出:“民主政治的含义远比法治的含义要广。法治不就等于民主政治,但法治不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属性。”“保障人民的权利实为宪法的重要任务,而宪法便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是宪政的法律表现,而宪政是宪法的实质内容,宪法既然是为宪政而存在,制定宪法必须实现宪政,既然不能实现宪政,又何必制定宪法。宪法不是奢侈品,不能只是供人观赏”。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高举起了宪政这面大旗,并且切实实行宪政,包括实现党内、军内和革命根据地政权组织的人民民主,严明法纪、政纪、党纪、军纪,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才将最广大干部、工农大众以及进步的阶级阶层团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孤立了敌人,并调动起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翻了不搞民主搞独裁、不搞法治搞党治、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国民党反动政权。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有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我认为还有一个最大、最重要的法宝就是践行宪政。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有充分的体会。1948年我15岁上初二时,已经协助我的英文老师搞党的地下工作,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我目睹和亲历了旧社会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又从他那里听到了在延安的故事和解放区的生活情境。我知道我这样做是要坐牢的,也可能会掉脑袋,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1949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湖南湘潭的昭山上,我学唱的第一首革命歌曲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一生不大会唱歌,更是很难记住一些歌词,但是那首歌词在时隔63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那时我学唱那首歌的情境和激动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那片土地不正是国民党统治区千千万万青年志士向往的地方吗?那不正是很多革命青年冲破重重阻碍和封锁,奔向延安的根本原因吗?
      
    63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实现民族伟大振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是大步前进的,最基本的标志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行,即民主、法制、人权已在宪法中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要求宪法草案通过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刘少奇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遵守宪法,在遵守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自1956年起,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搞了很多政治运动,使民主法制建设遭受了严重破坏,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制度的严重缺失,终于成为“十年文革”历史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但也正是因为这次浩劫,使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空前觉醒,促进了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1982年制定的宪法成为了中国民主法治建设重新走上宪政轨道的根本标志和里程碑。之后的四个宪法修正案特别是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写入宪法,标志着中国在宪政建设大道上的稳步向前。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人大会议期间所说,2004年宪法修正是中国宪政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30年我们在宪政建设方面取得的快速发展和重大成就,是世界公认的。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和制度建设对保证中国经济取得人类历史发展奇迹所起的促进保障作用也是世界公认的。
      
    但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务十分艰巨,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说革命根据地时期和建国后前8年,属于社会主义宪政的初期阶段,那么82年宪法制定以后的30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宪政的中级阶段。再经过20~40年的努力我们必将进入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高级阶段。但它的发展必须同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改革相适应。在这个问题上急不得,但也等不得。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宪法解释中提到的54宪法是中国近代宪政建设历史经验总结以后,除吴邦国委员长,国家重要文件再也没有提到宪政一词。至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纪念82宪法实施十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提出宪政这一概念,并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关专著和论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大量出现。宪政概念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一些政府部门的重视。社会主义宪政研究也出现在教育部2002年提出的建设50个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中。但是由于极个别享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学者的反对,在少数部门对宪政一词至今仍被视为敏感词汇。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仍未出现宪政一词。因此深入讨论和充分论证宪政一词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今天仍然是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的重大课题。
      
    我个人认为,宪政是一个国家有一部树立民主、法治、人权三大原则及规定相应完备制度的宪法,并保证这部宪法能得到切实施行的政治形态。因此宪政概念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宪法至上。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实体内容,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宪政必不可少的形式要件。这样提出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其重大意义有以下几点:
      
    宪法四要素可以比较全面的概括宪政概念应有的内涵。在国内外宪政概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够全面和过于抽象。例如“宪政是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不太全面,因为制约国家权力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内容,同时也不能代替法治。“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是民主不能完全包括法治和人权;
      
    宪政是在现代政治领域里民主、法治、人权这三个基础性概念更高度的理论概括。民主、法治、人权彼此区别又相互依存,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民主是法治和人权的基础,法治是民主与人权的保障,人权是民主与法治的根本目的。因为民主与法治既有自身的伦理价值,又有工具价值。对这三者进行根本把握和高度概括是宪政概念独特的功能和意义所在;
      
    可以全面的具体的阐明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政治文明?我会回答说是宪政。因为民主是文明的,专制独裁是不文明的;法治是文明的,不按人民意志制定并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办事,而按个人的意志办事是不文明的;人权得到充分实现是文明的,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是不文明的。这是一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轻易了解的。现在流行的“政治文明综合说”、“政治成果形态说”等,都过于抽象和难以理解;
      
    可以突出宪法在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中极其崇高的地位和作用。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宪法严重缺乏应有权威的问题。这些年来胡锦涛同志曾多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2004年第四次修宪后,中共中央曾专门就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要依宪治国,宪法执政最根本的是要依宪执政。宪政并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敏感,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宪政。
      
    这里,我还想对有关宪政概念中的争论做几点释疑。
      
    首先,有人说“宪政四要素说等主张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宪法和民主、法治、人权等相关制度都已明确规定在宪法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我们要不断发展我们的民主、法治、人权,强调依宪治国,它早就划清了我们同资本主义政治的界限。我们的宪政既体现了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这是人民十分清楚的。
      
    其次,有人说“宪政只是民主革命追求的目标,我们当时搞宪政主要针对国民党搞假宪政而进行的斗争”。这里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则界限。说我们当时讲宪政是为了反国民党,自己并不准备实行,这不符合当时共产党的主张。说当时党讲宪政主要是为了和国民党作斗争,这不是给自己抹黑吗?
      
    再次,有人说“宪政论者就连宪政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这样的基础性问题都没有解决”。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依法治国已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幸福、需求都表现为尊重人权,这些还不能说明宪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吗?
      
    依据我的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富裕、人人享受宪政文明的社会。
      
    (作者系广州大学“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宪政:大势所趋
      
    李鸿文/文
      
    2012年12月4日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凑巧的是,2012年也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100年。因缘际会,人心思法。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人们关注宪法,讨论宪法,回溯历史,考量当下,“宪法”、“依宪”、“宪政”、“法治”等词语,又一次得到新的诠释和表达。
      
    庙堂江湖同气相求
      
    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各种讨论会、纪念文章频见报端。有媒体组织了对江平教授、张千帆教授的专访。江老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遵守宪法,依宪执政、依宪治国,这是中国法治天下的根本,也是建设宪政社会主义的大势之所趋。”张千帆教授直言不讳地呼吁:“尽管过去30年,人大依宪制定了300部法律,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和民众生活在许多方面却是脱钩的。公民很多的宪法权利,常常遭到侵犯,而且缺乏有效渠道解决。”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在《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刊发署名文章,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思考”。文章强调,要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改革、发展中的棘手问题。
      
    此前,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时代发展迫切需要的两个大课题》,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两个最基本的课题,第一个仍旧是下定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包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如何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
      
    这个意义而言,中央组织召开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纪念大会,不仅是回望历史,更直指当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82宪法”确定大方向
      
    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公意的规范表达,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共和国的建政基础,在于凝聚国家各阶层的共识,拥有共同的主张。中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公布施行。追本溯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
      
    再往后,是1954年的《宪法》。十年文化大革命,宪法惨遭践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彻底破坏,全国人大代表不再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革命委员会指派,民主选举制度也被取消。打倒“四人帮”后,全党全国形成共识:如果不把人民在“文革”中被剥夺的民主权利还给人民,就没办法真正让人讲真话。1980年全国人大曾对宪法做了局部修改,但仍有一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此要全面修改宪法。
      
    当时就有过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新宪法通过之前的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已经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至今党章依然这样规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宪法。82宪法在序言中开宗明言:“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此次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再一次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当然,82宪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时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以后的几次修宪,逐步以市场经济取代了这些计划经济的成分:2004年修宪时确立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征地要给予补偿。此外,在强化法治、提倡人权方面也有所进步。
      
    82宪法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如今检视其历史意义,首先,不再把宪法当成现行政权正当性的确认书,而是一部较有政治规范性的宪法,体现了约束公权、承认并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规范主义精神;其次,从过去的一部国家组织总章扩展为一部一定意义上的权利保障书;重要的是,它基本确认了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
      
    任何时候都要吸取“文革”教训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从没有宪法到有了宪法是一大进步,有了宪法后如果不能真正的尊重宪法、实施宪法,那么,这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仍然有可能是一纸空文。
      
    “文革”的灾难,给国家、人民、党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究其产生根源,人治大于法治,搁置宪法、藐视宪法、践踏宪法是重要原因之一。宪法的要义是让人民产生安全感,1954年制定宪法时,刘少奇曾经说过,“我们制定宪法,就是要让人民明白这件事,你没做过亏心事,晚上谁敲门都不要怕。”可话音刚落,堂堂的国家主席都不能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据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之子傅洋回忆,彭真也历经磨难,先是被软禁在家失去自由,后是被投入秦城监狱。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都遭此厄运,更遑论升斗小民。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吸取“文革”教训。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专门说到“文革教训”,说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时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不实施宪法,“文革”余孽就有可能卷土重来。一些人凌驾于宪法之上,以漂亮的口号和鲜艳的颜色包装、粉饰自己,试图走回头路。12月10日的《经济观察报》以“重庆教训与中国法治之路”为议题,分别发表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童之伟、中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及李庄的文章,共同反思重庆逆流破坏法治、无法无天的教训。重庆现象虽然只是发生在一市一地,暴露的却是全国性问题。为什么野心家能够一手遮天,为什么“方竹笋”等不得安宁,为什么所谓的“打黑”实质上是“黑打”?今天的反思,今天谈吸取教训,都必须依托于宪政的高度。
      
    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十八大之后,全国掀起新一轮反腐风暴。从“雷政富”到刚刚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短短三个月间已有数十名高级官员因涉嫌违纪被调查或免职,行动之快,调查之密集,世所罕见。而与以往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单向模式不同,这一次的风暴源自上下同欲,有些是网络举报,有些是纪委独立调查,但总体而言,民间参与的网络反腐正成为反腐利器。
      
    正当网络反腐彰显威力之时,有舆论认为,网络反腐容易陷入“狂欢”,缺少制度支撑,所揭问题仅是皮毛,必将行之不远;也有人表示异议,认为网络反腐仅仅只是曝光,别轻易否定公众参与热情。其实,两种观点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网络扩展了公众参与反腐的渠道,加强了舆论监督的纵深和力度,也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如果当心网络反腐被人利用为党同伐异的工具,那么,理智的做法不是加强管控,而是更进一步开放言论空间,让信息流通更顺畅,让观点市场更活跃。与此同时,网络反腐也要有制度对接,调查、取证,然后公诸天下,行动愈迅速,处理愈公正,越能增强执政者的公信力。
      
    检验网络反腐成效,应该说,除了少数以匿名形式发出的哗众取宠的“钓鱼帖”外,大多数实名举报帖子显示了相当高的命中率和准确率,为纪检部门展开进一步调查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高效的举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反腐形势的严峻性。据中纪委向十八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从2007年11月到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其中包括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
      
    习近平在讲到宪法实施的“问题”时指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近来的腐败现象呈现愈反愈腐的趋势,一是职务犯罪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二是腐败蔓延的领域越来越广;三是各种不正之风纠而不止,有的甚至愈演愈烈。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有数十年纪检监察工作经历的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分析,当前的腐败特点分为三个层面: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尤其是后者,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化形态。它不需要通过直接的经济利益来表示,而是进行一种权力交易,比如,我培养你的女儿当处长、局长,你提拔我的儿子当县长、市长。一旦权权交易形成,整个社会就板结化了,下层的人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官二代”、“富二代”就这样产生了。
     
    根源在于权力不受制约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至理名言深入人心,几成“老生常谈”,不仅专家学者及写评论的人爱用,就是那些腐败官员,在被查之前坐在主席台上,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真要理解这句话,须正视人性的弱点与局限,探究不受制衡的权力究竟能产生多大的诱惑。
      
    绝对权力的体制,必然滋生腐败乱象。因为:
      
    一,权力越位。权力就是利益,更是稀缺资源,因此人们看重权力,不愿意放弃权力。现阶段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权力直接进入市场。同时,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终极目的和权力正当性的根本依据在于保护权利。因此,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干涉公民的自由,或者不接受人民的监督,就是一种严重的权力“越位”,在宪政民主国家就是违宪。权力的合法性是权力最大的边界,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都对权力规定了清晰的不可逾越的边界。在现代,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依照法律程序授予,而不能假借“天命”、“正统”或其他任何形式自封。
      
    二,反腐败的主体错位。虽然高度重视反腐,但党内反腐几乎成了唯一主体,而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反腐的真正主体——人民,却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如果公民没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自愿结社团体,就失去了抵御权力滥用的强大屏障;如果公民没有普遍的选举权,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和政府,而选举权是对权力最有力的监督。
      
    三,监督缺位。绝对权力是排斥监督的,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监督分纵向与横向,从纵向来看,目前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而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即使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存在缺位的现象;从横向来看,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结构单一,缺少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一把手说了算”成了党内监督的一大难题,此外,一些地方将舆论监督变为监督舆论,发指令、下指示,违反新闻传播规律主观地过滤和筛选信息,又导致“次生腐败”。
      
    治本之策是走宪政之路
      
    江平教授认为反腐有治标和治本两策,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治本之策。过去30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配套。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从计划经济转型为了市场经济,市场产生出巨大的利益,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有效启动,因此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市场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扩大了权钱交易的空间。要想从根本上治腐,必须从政改入手;而政改,首先是逐步推进宪政体制,使得政府权力民主化,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落实选举权让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
      
    走宪政民主之路,也是一些党内高级干部的识见。前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敏之著文认为,审视反腐败斗争,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和从更高层次上来研究和推进,“宪政民主的道路是一定要走的”。文章认为,宪政民主虽然由资本主义所创立,但不能由此得出姓资的结论。事实上,宪政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且为全世界所认同。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摆脱“绝对权力”的困境。因此,现阶段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党的领导下,集中精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学习宪政民主,创造宪政民主的条件。
      
    江必新在《人民论坛》发表的文章称,要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这篇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思考”为题的文章提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任何法治形态的基本要义;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破坏法治的最大危险在一般情况下都来自公共权力;只有约束好公共权力,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
      
    “创造宪政民主条件”,除了法治、分权和司法独立,还有一点就是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张千帆教授在其专著《宪政原理》中,将其列为“宪政国家的第一原则”。杨敏之也认为,自由首先是思想的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外在表现。只有采取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使人民都敢讲话、讲真话,才能监督公权,遏制腐败乱象,“中国才真正有希望”。
      
    宪政的基础:市场经济和权力边界
      
    叶檀/文
      
    2013年新年献辞,多方呼吁宪政。
      
    宪政不是浪漫主义的高调,需要各方划出各自的责、权、利边界。任何宪政都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漫长的奋斗过程,在奋斗过程中可能有强权、有流血,也有各方利益集团在公开的平台上绝不浪漫的斤斤计较的博弈过程。
      
    英国大宪章始于1215年,到1928年女性才获得平等选举权。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新近选出第一任女总统朴瑾惠,已到宪政时代,而就在其父亲朴正熙时代,韩国仍处于类似于军政与训政的交界期。身为军人的朴正熙完成了韩国从军事统治向常态统治的转变,其发展重工业、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村运动,严厉的反腐,以及在国际关系上的宽容,为韩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朴正熙不可能有韩国的宪政。参照韩国的宪政奋斗史与台湾地区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可以看出国内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消除贫困与文盲、宽松的国际环境、接受基本民主观点的精英强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国百余年的民族复兴奋斗史,在精英阶层的观念上经历多次反复,从梁启超的新民、阎锡山的山西实验、晏阳初的农村教育到毛泽东的大炼钢铁、文化革命,均未取得成功。这些改良缺乏经济基础,缺乏民众的理智呼应。国人在呼吁宪政的同时,很少同时呼吁市场经济,呼吁税收与权利的对等,呼吁司法独立,更没有呼吁通过法律尊重合法的民权,现在,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实验划定所有群体与个人责权利边界的时候了。
      
    百余年来,中国不仅未能真正实现宪政,甚至未能得到表面上的尊严。
      
    从清末开始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并未有统一而稳定的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期间忙于战争,在借贷中度日,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货币改革以惨败告终,从始至终,未能取得统一财政、法治税收的试验成果。在他们略有控制权、获得民众支持的1927到1937年间,财政与税收的统一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在当时政府特聘的美国财政专家杨格《1927—1937年中国的财政经济情况》中有详尽的描述。但这场统一财政的实践因抗日战争而终止,此后中国进入战争财政时期,在30年代曾经实行的预算等制度被破坏,抗战后严重的腐败加剧了财政的破败。退踞台湾后,国民党政府痛定思痛,统一财政、税收,大力发展经济,通过土改消除了绝对贫困群体。
      
    贫困不可能产生宪政。2012年年底电影《1942》在中国热映,影片反映的是在封闭体制下绝对贫困,人群最大的目标是活着,尊严、法律等等都是奢侈品。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多数中国人都在贫困中度日,贫困生活被镀上了社会主义之金依然是贫困,所追求的无非是活着,喊口号的贫困与不喊口号的贫困没有本质区别。政府了解重工业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全国布局重工业主要生产企业,但对市场经济的蔑视以及对数字的绝对追求,使这场重工业化运动以可笑的大炼钢铁结尾。并不奇怪,此时的教育是在不相信科学常识者的带领下的洗脑运动,最终交白卷者成为英雄。
      
    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财富,此时的中国离宪政的距离比唐僧到西天取经的距离还远。经济运动的失败被错误地归咎为道德衰落,1978年前,掌权者始终相信文化革命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基础,一次次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依然是贫穷。
      
    中国人逐渐摆脱贫困是最近三十年的成果,中国脱贫的成功使联合国的贫困人口比例直线下降,这是市场经济提高效率的成果,不承认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中国必然倒退到国进民退、普遍贫困的老路。
      
    不容否认,由于创业环境不佳、阶层隔绝明显、税收漏洞大,中国财富分配极不均衡。一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简称CHFS)的社会调查显示了各阶层间的财富鸿沟,2010年,中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占有了全国收入的57%。中国当年的基尼系数攀升至0.61,远远超出之前估计的水平(约为0.41到0.48之间)。这项调查由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兼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负责,以美联储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为模型,CHFS覆盖了中国8,438个家庭,尚未涉及西藏、新疆、内蒙、香港和澳门地区。
      
    财产性收入重要性突显、贫困世代传递,使中国未来可能产生可怕的前景,即产生世代轮替的低收入群体。笔者到过中国西部贫困山区,以种植土豆、荞麦为生,留守儿童惟一的希望是考上大学,如果没有外力介入,这些地方的民众不可能摆脱贫困,富裕的城市被大片贫困的海洋包围。去年12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贫困地区河北省阜平县处于太行山区,考察的两个村人均纯收入不到1000元,此地距离北京的车程不过三个半小时。阜平县需要的不是让某个央企驻扎在当地,财政转移支付也不可能让当地真正脱贫,以市场化的手段发挥当地的优势资源与外界交换,进入全国的市场体系是当地脱贫的必需之举。这是温州脱贫的经验,同样可以用于其他地区。
      
    消灭贫困群体与市场化、城镇化、税收改革并行不悖,制度能够制衡每个个体理性对待自身的权利与业务,就是好制度。以下的基本观念应该在60年来的实践中得到确立,否则中华民族将永远缺乏反省精神:市场经济提高效率,平衡博弈是建立公平制度的基础,制度划定责权利边界,每个群体、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各个群体、个人、政府博弈的第一项权利就是税收与权利,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宪政建设均从纳税权的争夺开始。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的制度建设远未到位:分税制解决了中央财政,却没有改变责权利不匹配的状况,地方政府对地方财政权利的要求是合法合理的。目前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没有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通过强有力的公开预算制约各级政府是纳税人的权利;监管机构监管每个纳税人、惩处偷漏税者,是题中应有之义。互相箝制的组织架构,使每个人拥有权利,同时必须承担义务。人各负其责,人各利其利,社会才能和谐。
      
    中国不可能一步进入宪政国家行列,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的政府,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建立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这是现实,但现实不应遮蔽前行的方向:中国必须向宪政国家的方向前行,而不是回到口号国家与集权国家的行列中去。
      
    在当下的中国,更有必要关注市场经济的步伐,以及税收权利的边界,这才是宪政的基础。
    
    本文来源:瞭望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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