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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社会主义两党制的思想/王小宁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03日 来稿)
   
作者:王小宁     

    按语:很多人都听说过顾准的名字,但不完全知道他的思想。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发展的。先进的思想是不会自发产生的,是需要从外部灌输的。我们过去有个思想误区,认为先进思想只产生于领袖们的大脑里。这是错误的。至少顾准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伟大指导作用的。好好读一读顾准的著作吧。
    
    一直到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大地才知道顾准的名字。当人们看到顾准二十年前写的文稿后,不禁赞叹不已。有人说:谁说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家,顾准就是非常杰出的思想家。对于顾准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现代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著名思想家,财政战线上的卓越领导干部。我觉得这个评价空泛而俗套。顾准应该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反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理论家。
    
    尽管有不少名人、学者出来高度评价顾准,但是对顾准的主要思想却遮遮掩掩。顾准最主要的一部论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只能首先在香港出版。官方从来没有正式肯定顾准。在报刊上宣传的是,顾准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家。然而顾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已经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政治学的研究上。他的政治学的思想成果比经济学更加辉煌。他的很多思想至今未被中国主流思想所承认。顾准去世前的政治思想远远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顾准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他是1935年如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又是1958年被开除出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他是在解放初期就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部副部长,上海市首任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的中共高级干部,又是解放后最早受到党内错误打击(1952年五反时突然被撤职)的高级干部之一;他是早年失学,但靠自学成才的杰出学者(中国现代会计学的权威之一),又是在两次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是有丰富经济工作领导经验的专门领导人才,又是两次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右派分子。顾准的命运是极为坎坷的,而他的奋斗精神又是让人感叹的。总得来说,顾准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国家,献给人民的,学知渊博、思想解放、刻苦钻研、奋斗不止,取得了光辉的思想成果的学者,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反主流社会主义思想家、理论家。
    
    顾准一生三次受到打击和政治迫害,曾长年从事繁重、屈辱、惩罚性的劳动,家庭也很不幸。这些使顾准只有59岁时(1974年12月3日)即因病逝世,而此时是他思想最成熟的时候。他的去世是国家、人民的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二十六年过去了,2000年7月1日是顾准诞辰八十五周年。让我们用学习、阐述和发展他的伟大思想的的办法来纪念他吧。
    
    二十六年前顾准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仍是中国的主流政治思想界所望尘莫及的。今天我们在读顾准当时的论著,仍感到是那么的新鲜,不禁为其思想的深刻,说理的透彻而拍案叫绝。很可惜的是我们对顾准的宣传太少了。即便有些论述文章,也说了不少赞扬的话,但是却不敢涉及顾准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学生(我自认为是顾准的学生)不才,愿对其光辉思想加以阐述,以使中国的政治思想水平能够大大地提高一步。在今天,当我们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找不到方向时,学习顾准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民主的思想和社会主义两(多)党制的思想,有着现实的伟大意义。顾准这一思想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所有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中,如果回避上述两个问题,其改革都是假的,都是欺骗人民的,也都是无效的。对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精英们讲了四十多年(1957年)了,中共也讲了二十多年了,但是其成果很少,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涉及或不敢涉及上述两个要害问题。
    
    在此文中,先不讲关于直接民主和议会民主问题,只重点阐述社会主义两(多)党制的问题。
    
    在这里我首先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一党制,不能搞多党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实行的是多党制。只是由于具体的原因,苏维埃中的左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退出,才使得苏联出现政坛上只有一个政党的局面。列宁过早逝世,斯大林执政后对列宁的思想进行了篡改,造成了社会主义一党制的结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的是多党制的政党制度,但后来逐步演变成了事实上的一党制。(见我写的《中国实际上是一党制国家》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多党制思想,确实是一个欠缺。
    
    顾准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多党制的第一人。顾准极力鼓吹他的社会主义两(多)党制的思想。他说:“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做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顾准在二十六年前,那时的中共还是非常廉洁的,他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中共和政府如此腐败,但他已指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各级中共官员们拥有了为所欲为的权力后,对国家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的两党制。
    
    革命成功了,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时最重要的就是:“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顾准语)顾准说:“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不准一个政治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的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作庄’。”顾准清楚地描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党制。
    
    政党的产生、分裂、灭亡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即使整个国家只剩下一个党,它在新的形势下,也会自然分裂的。顾准说:“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么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更好吗?”顾准首先以美国历史举例,说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国元勋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民主政体,另一派主张王制。华盛顿允许两派合法存在。“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联邦党着眼于发展海外贸易,反对袒护穷人的民主主义,有严重的贵族倾向。不过他的联邦党和主流派的党相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大家都知道,美国从建国时,建立了民主政体,从而使美国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顾准笔锋一转,讲到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建国后,很快只剩下了一个党。但党内出现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屠杀,把所有的反对派都杀死。布哈林、托洛茨基、基洛夫等优秀领导人先后被斯大林所杀害,最后杀了几百万人,把整个苏共杀得只剩下他和少数追随者。顾准反对这种做法,他说:“以此来比喻1917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上了总统。并且联共分成了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设想一下这么办十月革命会被葬送掉吗?”苏联的“大清洗”杀害了几百万苏共党员、优秀的知识分子、杰出的军事将领。直接后果就是,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两百万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溃败,几乎亡国。经过七十多年,坚持一党制的苏联共产党终于“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了: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的失败,俄罗斯共产党在野十年了,仍然不能上台。
    
    为什么非要搞社会主义多党制呢?因为它促使所有政党和政治家都非常谨慎,不敢乱搞。顾准说:“我不相信,吹嘘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上了台,他还会冒什么险用武力输出革命,他还得搞五年计划。正相反,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去群众的拥戴,等着下次选举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成为荒谬了,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的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我们想想如果中国有社会主义的两(多)党制,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就可以取而代之,那么还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吗?1989年赵紫阳就可以取而代之,那还会有军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的大屠杀,还会有十二年后,中共和政府极端腐败吗?反过来说,在社会主义多党制下,即使毛泽东继续执政,他也不会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即便邓小平继续执政,他也不会搞镇压,放纵中共党和政府的腐败。正是由于共产党拥有绝对的,永远的执政党地位,它才没有任何顾忌。它根本不在乎人民的不满,甚至不在乎亡国亡党(因为中共特权阶层的上层,可以带着巨额资产跑到外国去)。共产党的执政权成了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利。共产党的从中央到基层的官员们对此是非常满意的,有了这个权利,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贪污受贿,就可以镇压反对派、反对党,就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党的喉舌,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反而害了共产党。
    
    能不能建立一个没有多党制的民主政体?顾准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说:“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高声喊叫的‘拥护’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五十六年苏联的历史,二十四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体,是不能没有多党制的,没有多党制的民主政体是假的民主政体。社会是由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人群组成的,他们的要求和意见是千差万别的。执政党再伟大、再光荣、再正确,也不可能代表所有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因为他们的要求和意见是多样的,很多是完全对立的。而分散的,不以政治为专业的,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民群众,他们的呼声是微弱的,是会被多数人的‘拥护’声所淹没的。但是少数人的意见也许是正确的。顾准说:“少数派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它的政纲今天不被通过,今天不合时宜,若干年后倒会变成时代的潮流。”中共党内:合作化运动时的邓子恢;1956年反冒进的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张闻天,1962年被撤职的搞“三自一包”的中共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搞“三和一少”的中联部长王稼祥、搞投降主义的统战部长李维汉;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刘少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邓小平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民和中共党员的多数人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后来又拥护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反对的是少数派;华国锋在党内和人民中一直有一些支持者,最少他廉洁,反腐败,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内多数人的决定,不搞阴谋诡计,是受到称赞的;改革开放以来两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谁能保得住他们不翻过来?1992年的军队领导人杨尚昆、杨白冰,政变失败,但他们也有拥护者。党外和下层:1957年的“资产阶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张志新、顾准、遇罗克等人,不是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吗?搞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现在主张实行民主政体的人,也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历史上此类的事多得很。应有不同的政党来代表不同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人群的要求和意见;把客观存在的,隐蔽的,不守规矩的政治斗争,甚至是屠杀,陷害,变成公开的,遵循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规则的政治斗争;这就要求多党制的建立。顾准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多党制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走向胜利,而不是失败的“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中国现在也有“多党”,但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经过共产党长期的改造,已早已不是政党了。它们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也根本不敢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比幼儿园的孩子还乖。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小,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还存在有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它们怎么能代表一部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呢?他们只会为共产党唱赞歌。民主党派成员说:什么“互相监督”,只有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哪敢监督共产党呀!中国一定要建立多党制,政党应自生自灭,哪个党也没有特权,要有一个统一的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游戏规则。
    
    有人总是强调多党制有种种弊害。顾准从来不否定这一点。以多党制存在有弊害来反对多党制,这是老生常谈了。九十年前的袁世凯这样说过,五十多年前的蒋介石这样说过,今天中共的御用文人们还这样说。我用顾准在二十四年前说的话来反驳,他说:“至于弊病,哪一个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会好些。”苏联共产党没有选择多党制,它付出的代价是: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经济的大倒退。中国共产党过去五十一年没有选择多党制,它付出的代价是:五十五万的正直的,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被专了二十二年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国民经济的崩溃,饿死了二千几百万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除战争以外最悲惨的人间惨剧)十年文化大革命,一亿以上的人被整得死去活来,整死了上千万人;中共和政府的极端腐败。这些代价比多党制的弊害要大千百倍。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地相权相权,做出明智的选择吗?
    
    先进理论对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是非常大的。顾准的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思想非常正确,非常先进;如果它早些被中国人所知道,要少走多少弯路,中国的民主事业可能已经成功了。看一看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理论界,特别是主张实行民主的人士的论著吧。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政党和政党政治问题。但这确实是无法避开的关键问题。
    
    有人会说,你提倡中国搞多党制,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基本路线,是绝对不能违背的。我要说明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而不是中国的基本路线。在中国人民中,只有六千万人是中共党员,有十二亿是非中共党员。作为中共党员应遵循中共的路线,而非中共党员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没有义务必须遵守中共的路线,他们应该遵守的是宪法。宪法中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的规定。(见我的《高举现行宪法的伟大旗帜 与一切违宪行为做坚决的斗争——一论中国的政治改革之路》一文)
    
    有人又会说,宪法中有工人阶级领导的规定,这就等同于共产党的领导。我要说明的是,这个等同是不能成立的。谁都知道,工人阶级不等同于共产党,两者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区别,不在宪法中写工人阶级领导,而直接写明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更好吗?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经把共产党的领导写入的1975年宪法,而这个宪法是被人民,也被中共自己否定的。现行宪法去掉了有关共产党领导的规定,说明共产党领导在宪法中是被否定的。之所以做这个改变,是因为一个政党,由于其领导集团,最高领导人的改变,实际政治路线的改变,其性质是会变的,而工人阶级是不会变的。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仅是共产党的自称,而没有得到现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认可。不错,过去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但这是可以变的。毛泽东早在1963年就发出过这个警告。毛泽东说: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它自称如何,而是它实际上代表了谁的根本利益。苏共早就被中共认定为修正主义政党,是代表苏联极少数特权阶层的政党;英国的工党曾经是百分之百的工人阶级政党,但后来还有谁认为它是工人阶级政党?现在的共产党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全中国老百姓心中是有数的。再说,即便共产党仍是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还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政党,正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两个到多个政党一样。难道对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也要搞专制独占吗?所以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两(多)党制并不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宪法原则。
    
    有人会说,中共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就算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能再选择?人民就没有权利再选择了吗?要知道历史多次重新选择。历史曾选择过国民党,它在中国执政二十多年,但并不等于历史不能选择共产党了。1949年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五十一年以后,那时的人民(成年人)多数已经死了。不能因为老一辈选择过了,他们的儿子们、孙子们就无权再选择了。选择执政党,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共产党目前的绝对的,永远的执政党地位,是自己自称的,或者说是它自己给自己的。但这是不符合宪法的,是不合道理的,是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如果实行了社会主义多党制,通过全国人民的选举,中共获得多数选票,成了执政党,那么它的执政党地位就是合法、合理、合乎民意的。
    
    御用文人们说:中国两次实行多党制都失败了,说明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歪曲历史。第一次,辛亥革命后,实行了多党制。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时,国民党获得了多数议会席位。当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准备去北京组阁时,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后袁世凯查禁国民党,解散国会,称帝复辟。这不是由于多党制本身的弊病造成的失败,而是由于反动派违反宪法和法律造成的失败,根本不能说明多党制不适应中国国情。第二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又一次实行了多党制。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这又不是由于多党制本身弊病造成的失败,而是由于反动派违反宪法和法律造成的失败,根本不能说明多党制不适应中国国情。如果中国所有的政党(特别是掌权的共产党)能够遵守宪法和法律,多党制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
    
    有一本书,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出版,叫《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收录了三十四位作者的文章。这些作者多为极力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让当局很头痛的政界、学术界名人。这本书中的文章是在不同报刊上发表过的,但不约而同,有一个共同(除王沪宁的文章以外)的特点,就是全都闭口不提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王沪宁在文章中说:“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人民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逾越的政治界限。”王沪宁何许人也,大家都知道。很多文章是好文章。然而,含含糊糊,欲言又止,回避要害,总让人感到遗憾。这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与顾准的思想上,忘我精神上的差距。王沪宁的前句话并没有错:“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但是绝不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否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句空话。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就酝酿着政治体制改革,但为什么改了二十多年,人们仍然感觉没有什么改变呢?
    
    我们应该像顾准等伟大的先驱者一样,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而奋斗。有一个人对我说:朋友们劝他不要再写了,他回答,总要有人做出牺牲的。此话令我非常的感动。这样的人,正如鲁迅所说:“乃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我仅以此文纪念伟大的顾准同志。顾准说:“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成墨水的笔杆子。”所有愿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让我们用这名话共勉吧!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3/03)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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