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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以万能的中国文化来取代“制度决定论”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02日 来稿)
    潘一丁更多文章请看潘一丁专栏
    
     马上“两会”又要召开了。这是一个“年年要开年年开,不得不反(贪腐)继续反”的例会。目的无非是重复当年鲁迅笔下Q先生的“自豪感”,重新宣示一下『我们已经“民主了”』而已。因为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从来没有弄懂民主的真谛,不知道这是自人类进入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后,就从来没有失去过的客观存在。反而受西方错误社会理论和专门缝制“皇帝新衣”的“骗子裁缝”的当,把“民主”当成了一副可以随便打造、一不小心就会失落,还要满地去找的“假牙”。更为此以中国文化加工后获得的智慧和超强能力,发动了一场场旗鼓相当的“窝里内斗”,为史学家或小说作者,提供了无数“可歌可泣、令人血脉喷张、头脑发热、感情冲动”的素材,造就了无数可以为民主“假牙”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甚至到了『为了带上“假牙”,不惜以“革命”的暴力手段,强行拔掉真牙』的荒唐地步(比如“文革”)。这一味鼓吹“制度改革”的行为、就是典型。因为他们居然不知道『起决定因素作用的、是背后主导的人而不是制度的本身』。这才是中国始终走不出“历史周期律”沦廻怪圈的根源。只要不从文化层次上来检讨、纠正,就不要指望“根治”!

    
    请看十余年前为讨论当时的“改革”呼声而发表的老文章:从太监问题看“制度决定论”的错误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取得胜利,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必须开辟国际市场来销售产品和提供原料,所以寻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成为它们的当务之急。这时,大而封闭、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国,就象强盗眼中的“土老财”—既无知又有钱还胆小怕事,自然成了 “不抢白不抢”的目标,屡屡遭劫,从此一蹶不振。终于引起一部分比较有点见识的官僚和读书人的思考,找到了受欺负的表面原因,认为是没有先进的工业、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的结果,于是有了那次著名的“洋务运动”。可惜那第一次的“接轨”,除了造就了极少数民族资本家和一批帮洋人一起 “赚”中国人钱的大小买办外,并没有救大多数民众出苦海。于是进一步以为是国家体制的问题,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有了至今还被部分人推崇的三民主义。後来又因为发现“民国” 的官员也会无能甚至“卖国”。这时,那些以外国人的主意用中国人自己钱(如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学校,开始起到西方希望起到的作用了。因为以那相对有限的时间和课程安排,学生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对社会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得出“西方社会制度优于中国”的感性认识。正是通过他们和一些对西方一知半解的读书人,制造出闻名的“五四运动”,成功地给中国人换了一块名为 “科学、民主”的“神主牌”,供奉至今、成为夺政权者必争的“社器”,却从来没有人认真去探讨过两者的真谛。以至于今天人们只能用咒骂的词汇来批评毛泽东,却根本不能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去驳斥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让这种理论就象说“天园地方”一样地再也无人相信,却反而要提心吊胆地提防他的追随者日益壮大、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更不要说那里存在的,跟科学绝对背道而驰的愚昧之普遍,足以让科学“自惭形秽”了!
    
    事实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取得成功,那是有其必然道理的。因为它们都提出了中国前所未见、新颖而有一定说服力的理论,描绘出一幅历史没有经历过的美景,起到宗教描绘的“天堂”对信徒那样的吸引作用(甚至效果还要好一点,因为不用等到死後),让处于痛苦灾难、正在找出路的中国人,看到一点希望,起码有“死马当活马医”的欲望,具备了可靠而普遍的民意基础,才会涌现出过大量自觉的革命“殉道者”,以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促成了胜利。尤其是49年毛泽东领导的那场革命的胜利,竟然能够吸引到一大批象钱学森、华罗庚那样在西方也算一流的科学家,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工作和科学实验条件,毅然回去为母国效力,整体创造出一段历史的辉煌,对比于今天的大学生把“出国”当成第一目标,再要用高薪和优惠待遇把他们 “拍卖”回来的做法,实在是有其深刻而有迹可寻的内在精神因素的。
    
    但是,今天那里要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仅理论上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创造、发现,可以象当时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那样,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争取和鼓舞民心,反而要提出“不争论”,实在是经不起争论罢了。结果完全丧失了过去多次赖以成功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的利用,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变成“一手交钱(现实的好处),一手交货(对政府的支持)”的“买卖”,社会充满信用危机。今天那个国家在国内外遭受到的困境也是必然的,不仅现在有,而且会越来越大。
    
    其实,预测、判断那个国家在实行当前政策的结果趋势是不太困难的。因为今天那里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可以从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找出对应的现象来,甚至连诸如“落後挨打论”“改革开放万能论”和 “制度决定论”之类的认识或口号都如出一辙,其误导的作用是很明显的。笔者已经在早前的多篇文字中,对前两种观点作过分析和质疑,至今未见象样的反驳,现在再就“制度决定论”的实际效果,提出一点看法。
    
    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谈论历史上太监之祸的文章。提到秦、汉、唐等负有盛名的大帝国,最後却都毁於太监之手。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接受了前朝的教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不仅亲自作出“太监六不准”的具体有可操作性的规定,还特别铸造了一个书有“内臣(太监)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卷立在宫门口,就理论而言,是完善和无懈可击的了,结果在他在位期间,也的确卓有成效,足以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具体制度。可是他一死,虽然制度未废,铁卷仍在,实际却立刻名存实亡,最後反而成了受太监之害更甚、较之于秦汉唐等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朝!
    
    笔者以为,在王朝时代属于“人治”,皇帝掌握全面、无上的权力。所以就朱元璋而言,有没有制度都是可以达到他希望的效果的。而他之所以要立下书面规定,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可以一直沿袭下去的、有法可循的制度,这和今天所谓的法制观念并无区别,只是“法源”不同而已。所以後人本应该从他的失败中,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那就是死的制度要靠活的人去执行,所以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监督执行制度的人。封建王朝时代取决于皇帝和他任用的大臣的水平和能力,“民主”时代当然就取决于广大民众的平均素质了。而这样的观点更可以从台湾的民主实践中得到验证。笔者无意全面否定那里实行的“民主”制度,但要强调指出,起码这种制度,对克服大陆目前最令人垢病的那些诸如贪污腐败、无能之类的弊病是无效的,两地现在的不同,完全可以用“公娼”和“暗娼”的区别来形容(做一样的事,只是可以公开和不可以公开罢了)。所以正如无论建立或取消“公娼”,都不能有效防止卖淫和嫖娼行为一样,也不能指望什麽制度(体制)改革,来解决或克服中国那些根本不是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制造出来的弊病“国粹”。
    
    因此可以断言,只要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在精神认识上改造自己,而且开始付诸行动。否则任何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大多数人除了苟延残喘外,只能盼望再出一个“毛泽东”,来从肉体上“革”自己和别人的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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