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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简评孔儒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确立的正义观念体系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16日 转载)
    
    ——简论社会正义(三)
    

    来源:零八宪章 作者: 秦永敏
    
    农业文明的正义观,就是这么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社会必须是不平等的,必须是严格的等级制式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等级身份行事,唯此才符合正义。第二,社会必须由独裁者统治,其统治就代表了正义。第三,由此形成的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体现。
    
    所以孔儒学说作为农业文明的社会政治哲学并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缺少什么,同样是现代商业文明社会政治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总之,不管客观上是怎么回事,第一,农业文明把正义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追求提上了人类社会生活日程,第二,从当时的思想家看来,理想的王权就是正义,第三,王权下的某一种理想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表现,第四,人们在理想的王权和理想的王权制度下能够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秦永敏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述的某些观点仅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零八宪章编者)
    
    正义观念是随着国家权力的产生而产生的,进一步说,是随着王权的产生而产生的,——希腊罗马只是例外,就是它们的商业文化,也是依托欧亚非三大陆的广大腹地以及相应的农业文明和王权的产生而产生的。
    
    王权能够把跨血缘的广土众民组织在一起过统一的社会生活,并且给他们以特定秩序,从而使社会分工大大复杂起来,相对于此前,也就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按儒学经典《礼记·礼运》介绍,在王权确立之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牗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其其朔。”可见,王权出现之前和之初,社会生活和普通动物相差不大,正是王权出现后,社会大分工带来了物质财富大增长,自然,这样一来王权变得极为有利可图,社会迅速两极分化,与此同时,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本质改善。
    
    在中国,王权留下的第一个官方文件是《尧典》。
    
    辑录于《尚书》的《尧典》开篇有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
    
    大意是,考察古事,帝尧名字叫放勋。他办事认真,明察四方,善于管理国家,深谋远虑。并且为人温和宽容,讲求诚信,恪尽职守,又能谦让。他的光辉照耀四海之外,充满天地之间。他能够发扬大德,使家族内部亲密和睦。他使家族亲密和睦的礼法在百官族姓中得到认可和推广。百官族姓掌握了和睦之礼,就被用来使普天之下的邦国都协调和睦,天下民众因此就变得和睦友好起来。
    
    这段引文的前一部分是介绍人品,或者说歌功颂德,暂且不提。后一部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帝尧用个人的德行和才能创立了一种足以使家族和睦的礼法制度,第二,这套制度可以由亲致疏、由本血统的家族向本邦国内周边的其他家族、再向普天下的邦国推广,第三,这种礼法制度的推广,使普天下的民众都受到了教化,普遍变得和睦友好——也就是由此形成了统一秩序。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由王权推行制度形成秩序的产生过程,也就是正义观念产生的过程。因为制度能够被本家族、其他家族乃至万邦所接受,就是因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其所应得。本来不受管辖,现在却必须受帝尧管辖了,大家当然会有所失。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所失大于所得,那么天下人是不会接受的。事实是如前所述,王权的出现把超血缘关系的广土之众民整合起来的结果是分工大大发展,社会进步大大加快,生产力大大提高,就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众也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至少因此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王权,或者说国家权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儒学典籍《大学》对此作了很好的解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即是说,从理论上讲,国家不能以谋取利益为利益,而以主持正义为利益。
    
    当然,这是从理论上说。
    
    现实中,在王权时代,在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下,国家都被统治者用来谋取利益,其主持正义的功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统治权受到威胁时,甚至不仅不主持正义,而且常常成为邪恶的化身。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儒学经典的这一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国家机器为统治者牟利的方面,并且,最终必然使国家机器成为纯粹的主持正义的机构。
    
    人类文明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在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世界几大主要文明几乎同时同时进入“轴心时期”——发生了总结历史经验,创造思想体系,建构制度理论的辉煌现象,中国在当时是“百家争鸣”,而其社会政治哲学的主流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孔儒学说总结了自夏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成就,为中国农业文明提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社会政治伦理。
    
    孔儒学说极端重视社会政治伦理,用《春秋谷梁传》的话说,就是“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隐公·元年》。也就是说,其政治伦理就是正义至上!
    
    那么孔儒的正义是什么呢?
    
    是王权至上。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从天子以致庶民”的等级制度体系,每一个人,在这个体系中都有自己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强制性的,是不容混淆也不容置疑的,因此,本质上是一种义务本位的社会政治哲学体系——正义一词的汉语语源,应该就是“正当的义务”。当然,在这个等级制度体系中,从儒学看来,王权是代表正义的,是由上天授予的,最高统治者是上天之子——“天子”: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发出号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礼记·经解》
    
    从今天的角度批判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太容易了,但是,不仅从历史上要在当时达到这些大思想家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天,要客观准确的分析历史上的大思想家的理论观念也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要弄清他们思想中永恒的伟大精神,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本文不屑于对往圣进行打死老虎式的批驳,恰恰只点出容易被今人所忽略的闪光点。
    
    看看,这个“天子”多么好!他的大德参天齐地,可以给一切人带来利益,像太阳月亮一样光明,普照人间不遗漏任何地方——这不正是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吗?
    
    在孔子看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这种观念,被后人概括为“王天下大一统”。
    
    从当今之人来说,很容易看到这种观念的极大弊端,那就是神话君权,创造绝对专制主义。
    
    但是,这里还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思想,却极为容易被世人忽视。那就是,无论天下、无论世界有多么大,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才能消除社会混乱,尤其是战乱,并形成统一的秩序。
    
    所以,孔子把王权、君权、“天子”作为正义的化身,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但是,他把人间社会需要“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需要“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需要“和”“仁”“信”“义”,需要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也就是需要正义——每个人都需要得到本分,看着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把握住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
    
    与此同时,孔儒看到了只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才能消除社会混乱,尤其是战乱,并形成统一的秩序,这也是一切政治理想的最高诉求,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一切有着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考量的思想家,无不清楚人类只有建立统一的世界政府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时期两个敌对阵营都想建立自己的大一统的原因。人所共知,科学史上,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需要大智慧,社会思想史上更其如此。早在两千五百年年前,孔子就看到并且提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这还不叫伟大吗?虽然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也为中国农业文明提供了当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孔子的错误祸害了近代中国,那是因为孔子之后的中国没有再出现伟大的思想家所致,不像欧洲,柏拉图之后不仅有亚里斯多德,而且有一系列近代启蒙思想家!
    
    孔儒学说由两位一体的方面组成,一是政治的德治,二是社会的礼治。德治就是由天子赐给万民以各得其所的政治地位,和普惠万民的政策。礼治则是一套无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礼仪。
    
    故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记·经解》则解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孔儒的社会礼治思想,由等级观念和“温良恭俭让”混合而成。这里,严守等级制度仍然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温和礼让。等级是刚性的,越过等级的僭越行为本身是对秩序的破坏,“温良恭俭让”也不能弥补。“温良恭俭让”是柔性的,是对冰冷的等级制度的人性化润滑。这样,在社会生活中,还是遵守等级观念,按等级制度行事才是正义的,温良恭俭让虽然也需要,但是,这只是附带的,只是从属性的,虽然在儒学体系中也是最有人性化意味的。
    
    就中国来说,孔儒学说产生之前是没有多少正义观念可言的,虽然客观上国家制度已经形成了两千年,相应的会有由国家秩序提供的正义存在,但作为理论总结,把正义提高到“王权存在的理由”层面,并且加以全面阐发,孔儒学说无疑是首创。
    
    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在孔儒看来,“理想的王权就是正义”。
    
    这里的正义,当然是普遍正义。也就是说,在孔儒看来,普遍正义就是由“天子”代表上天作为太阳月亮管理万民,使“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 因为他大德大能大慈大悲,“发出号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这种理想化的制度,就是“德治”, “德治”,也就是普遍正义之治。
    
    也就是说,从孔儒逻辑看来,普遍正义就是他们提出的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本身。
    
    孔儒学说在农业文明的当时看来有什么根本错误吗?
    
    没有!
    
    从当时的世界看,其他几大文明的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哲学和孔儒学说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
    
    这里,我们只举对世界影响最大并且和孔子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家柏拉图为例。
    
    和孔子思想大同小异,柏拉图的观念也不过是那么几个方面。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只有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
    
    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他鄙视个人幸福,无限地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在柏拉图眼中,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只有服从的义务,是可以欺骗的。他赋予了统治者无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
    
    由此可见,柏拉图也把追求正义看作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诉求,他虽然不主张什么“德治”和“礼治”,他所追求的正义却不过是把独裁统治者从“天子”换成了哲学家,相应的把“天子”之下的官僚体制换成了哲学家之下的官僚体制,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体系!
    
    可以说,农业文明的正义观,就是这么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社会必须是不平等的,必须是严格的等级制式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等级身份行事,唯此才符合正义。第二,社会必须由独裁者统治,其统治就代表了正义。第三,由此形成的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体现。
    
    所以孔儒学说作为农业文明的社会政治哲学并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缺少什么,同样是现代商业文明社会政治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欧洲同时代不仅有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中国在孔子之外虽然还有孟子,然而,孟子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却只是顺其理想主义的观念而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却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从理想主义反叛出来开辟了经验主义政治学,这就使欧洲古代社会政治哲学不仅活力大增,而且走上了一条更加现实也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总之,不管客观上是怎么回事,第一,农业文明把正义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追求提上了人类社会生活日程,第二,从当时的思想家看来,理想的王权就是正义,第三,王权下的某一种理想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表现,第四,人们在理想的王权和理想的王权制度下能够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2013年1月3日
    
    本文来源:零八宪章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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