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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乌坎民主自治“困境”新解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16日 转载)
    
    作者:王德邦
    

    无论从乌坎村民“找事”,还是村官畏惧村民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以及村务中不同部门的冲突与村官被逼辞职,都是民主自治制度下的应有现象,这正是说明乌坎现在处于真正的民主自治时期,村民是真正享有了一定的民主权利,而不是说明乌坎民主已经陷入“困境”。至于为什么乌坎曾经深受村民拥戴后来又被选举为村干部的人会发出后悔的叹息,究其原因应该是这些村干部自身还没有实现由民意代表角色向民主管理角色的转换,还没有将心态从替民请命维权转换到受民监督行权上来。也就是说,是村干部自身角色定位与民主自治不相适应,而不是村民使乌坎民主陷入困境。
    
    笔者坚信乌坎民主自治之路是正确的,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必将为中国未来社会提供宝贵的经验!

    
    2月13日东方卫视中的《东方新闻》播出了就广东乌坎村民主选举村委会一年后进行的回访,结果发现《乌坎民主自治陷困境 村主任称很后悔维权》(http://news.cnool.net/0-1-20/113789.html 2013年02月13日19:42 东方卫视《东方新闻》)。这则新闻采访视频发出后,立刻在网络引起强烈反响,通过百度可搜索到转载信息达16,000条,而在微博上更是形成热议、围观。乌坎民主何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皆因它牵动着追求民主与反对民主各方人士的神经。
    
    乌坎民主自治陷困境,对于信奉民主万能的人来说显然是当头棒喝,简直让人不能接受,以致动摇到对民主是否适合中国及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认识;对于那些反对民主的人来说,乌坎今日的困境无疑提供了民主在中国无法行得通的现实证据,为中国特色专制主义提供起实例支撑。然而,乌坎今日的困境对于真正了解民主的人来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相反,如果今日乌坎不是这种“困境”,那才是奇怪的,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符合民主原则的。
    
    为什么乌坎今天的民主自治“困境”是正常的,是民主自治应有的反应?因为民主从来就不是万能的,民主甚至在一些时候从效率以及公正上都可能出现不如专制的某些时期的情况,同时民主也不仅仅是一次选举,民主本来是一个长久持续流转与提升的过程,是公开评议,公开选举,授权议定,使权监督,中途罢免,定期换届,以及离任审计等等阶段的融合。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套着与权力运行相应的协商机制、监督机制、仲裁机制等。所以,要想认清今日乌坎民主的状况,就必须综合性地来审视民主应有的景观。如果从民主应有景观的角度来看,乌坎民主自治的正常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村民的“找事”正是对权力警惕的应有表现,是村民由臣民、顺民转化成了公民的正常反应。乌坎曾经四十几年不变的村干部,就是在村民缺乏警惕与监督下烂用公权,私卖土地,侵害村民各种权利的。村民的麻木、冷漠与顺从,正是村干部几十年延续统治与违法侵权的社会保障基础。在村民倍受侵害后,经过上次集体起来维权,村民在发现自己权利被侵害的同时,也警醒到自己几十年来忽视自己权利、缺失监督村干部用权的过失。在痛定思痛下,通过这次维权,村民重新选举村干部后,村民当然不会再重蹈过往几十年的老路而不去监督权力。因此村民现在经常警惕权力,不信任权力,进而经常向权力“找事”,出现林祖銮所说的“到村委会责问,无事找事”现象,正是乌坎村民已经日益走向现代成熟公民的标志。
    
    其二、村干部由受民拥戴,获民选举,到林祖銮所说“怕听到电话,怕看到人,怕自己的门铃响,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可以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说真话也不行,说假话更不行,什么话都很难说,里面错综复杂,我得处处注意,处处防备。”这正说明村干部权力受到严密监督。当干部使权如履薄冰,处处小心,时时谨慎,甚至整日生活于忐忑不安状态时,民众才能有生命财产的安全,才能有不被侵犯的保障。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民怕官,就是乌坎四十几年来,在历次所谓村务活动中,无论是选举,还是分地、卖地,也都是民众不敢说半句?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事实来看,过去四十几年中乌坎有敢于质疑村务的村民,不是被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逼得远走他乡,致使村民见了老贪官村支书都不敢吱声。如此恐惧的统治,当然是村干部肆无忌惮,村民却被任意宰割,村民见村官如老鼠见猫,如绵羊遇虎,躲之唯恐不及,哪还能置喙村务?从人类历史来看,一切专制极权国家无不是民怕官,而一切民主国家,却都是官畏民。乌坎通过2011年村民拼死一搏,终于赢得了民主自治,村民对新选出来的村委干部由拥护信任,到怀疑、监督,进而使得村干部处于怕村民的地步,这难道不正是所有民主体制下官民的应有生态?
    
    其三、民主制度中设定的互相监督与制衡机制必然会引起不同权力职能部门的冲突,进而将一些人逼到辞职甚至入狱的地步,这同样是民主的应有景观。乌坎原村干部张建城所说“我们的民主属于婴儿期,就是说初期,刚刚在学习的,比如说我们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行使权力有多大,经常和我们村委会党支部和村委发生冲突。”以至后来出现“让新任村委干部们时刻提心吊胆,负责土地资产和治安的村委张建城1月29日辞了职”。这种将村官逼到辞职正是民主的必然现象。试想当年老的村干部四十几年当政时,有哪个村民与哪个部门能将他们逼到辞职的?村民为了维权最后到了付出生命代价,可见没有民主当然就不会有村官的主动辞职,而要想让村干部下去,只得拿命来换。这种专制与民主的天壤之别,任何稍有民主常识的人都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无论村民监督委员会与村委会的冲突,还是干部提心吊胆到最后辞职而去,这绝不是乌坎民主陷入困境的证据,恰恰是民主已然成型的反映。
    
    由上可见,无论从乌坎村民“找事”,还是村官畏惧村民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以及村务中不同部门的冲突与村官被逼辞职,都是民主自治制度下的应有现象,这正是说明乌坎现在处于真正的民主自治时期,村民是真正享有了一定的民主权利,而不是说明乌坎民主已经陷入“困境”。至于为什么乌坎曾经深受村民拥戴后来又被选举为村干部的人会发出后悔的叹息,究其原因应该是这些村干部自身还没有实现由民意代表角色向民主管理角色的转换,还没有将心态从替民请命维权转换到受民监督行权上来。也就是说,是村干部自身角色定位与民主自治不相适应,而不是村民使乌坎民主陷入困境。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为民请命的,一部“替天行道”的《水浒传》,一部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伸张正义于天下、匡扶汉室于将倾的《三国志》,传颂至今的正是其中充斥着一股以民为天的正气。甚至可以说,历朝历代王权更替,新王无不打着为民请命与替天行道的旗号,也因此他们常常得到民众的拥护,并且这些新王登基后,也常常以民意代表自居,进而将自己所行当然地自命为就是代表人民。于是就出现身为民时的理所当然为民请命,与身为官时仍然自命是为民请命的不同状况。问题是,那些身为民众一员而奋起为民请命,甚至以民意代表自诩时,人们当然认可他的为民实质,但当随着历史演化,那些曾经是民的人变换成手中握有权力担当起统治民众的角色时,这时原来为民的角色以及为民请命的使命显然就会发生变化。当那些手中握有公权,已经变成了统治民众的官员的人,如果民众仍将他视同为民请命的民意代表,而或官员自身仍自诩为为民请命的代表,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错位,出现民官混同,以官代民的乱象。其一、民众会产生完全的依赖,出现无条件的听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情节与圣君崇拜,这种情节下的民众就是臣民与顺民。臣民会认定王权神授,他们在平常不敢质疑,更不敢反抗王权,而一旦到实在无法忍受,而又有新的所谓“大楚兴,陈胜王”、“十八子”、“猪毛草”等等歌谣或传说流行时,就会揭竿而起,进而从顺民直接变成暴民。这种从顺民到暴民角色的转化,其实都是有着对为民请命与替天行道者信从的臣民情节支撑的;其二、那些自命担当为民请命或替天行道使命的人,在起来为推翻旧制奋斗时,或者真心想着民众,口号也顺应民众,所为也确实反映着民意,然而当江山易姓,新王握权时,这些统治者却仍旧将自己所行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代表民意,以致是“为人民服务”,那样他们常常会将自己或者自己集团的意志假借起人民的名义来行使,从而使自己逃脱受人民的监督的必要,甚至将自己的一切罪孽赋予人民的名义之下,这是千百年专制历史循环的必然状况。
    
    应该看到,在乌坎事件中,早前那些起身奋勇维权的村民,他们的确是为民请命,当维权取得阶段性成功,当老的村委已经被罢免,而新的村委已经选出时,那些被选出的曾经的维权代表,他们的身分已经由普通民众变成了一个受村民授权的村务管理者,这时他由一个民意代表变成了一个受民监督的人,他已经不能再以民意代表自居了,也就是他已经失去了代表村民的资格,他只拥有受村民委托行使管理村务的职责,并因此处于受村民监督的角色上。如果这种角色不转换过来,这些村干部就会如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样,当然地将自己的意志自命为人民的意志,也会如前四十多年乌坎的老干部一样,将自己一切违法侵权印上民意的印章。这样就不是民主自治的乌坎,而是专制独裁的乌坎。那样的乌坎就是昨天村民难以忍受的乌坎,虽然不会出现村民“找事”,村官忐忑,监委与村委冲突,但那却是村民要用生命来改变的乌坎。
    
    既然民主自治的乌坎必然出现“找事”的村民与忐忑的村官,必然产生监委与村委的冲突,那么是否民主自治就无法办成事了呢?或者甚至就还不如专制的乌坎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民主的乌坎不仅已经收回一些被专制的村官卖掉的土地,而且还必将进一步追回村民应有的权利。虽然民主自治的乌坎,常常使村委就算做民生工程仍然遭到质疑,甚至刁难,但正是这种质疑、责难,才能保证村民的土地不至再次被私卖,村民的权利不至肆意被侵犯。虽然现在因为村民自治与倒贪官,使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望乌坎而却步,从而使村民眼前获利减少,但资源回到了村民手上,相信早晚会有真正的投资者前来的,因为民主自治也会最好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对此村民与村官都应保持足够的信心。至于村民希望尽快见到倒贪官之后新村官上任的好处,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村民的正当期待,对此新的村委应该坦然面对,诚实相告,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晓之以理,相信村民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事实来看,公开与民主是释疑解惑,建立共识的桥梁,村民的误解,甚至故意找事,只有民主、公开的机制,才能最好防范与化解。
    
    面对乌坎目前状况,首先应该理解这是民主自治的必然而正常的现象,而不是什么困境,应该平静面对,理性化解其中的具体问题;其次作为村干部要尽快转换自身角色,从民意代表与为民请命的角色中转换成授权履职与受民监督的角色上,而不能后悔“本来维权的时候没有我的利益,现在也没有我的利益,为什么要参与进去,难道自己不踩进去就不行吗?为什么自己要自找麻烦呢?”;其三、尽快对乌坎村民与村干进行系统性的民主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与操作能力;最后,要将民主的各项授权、使权、监督、协商、仲裁机制建设完善,使民意能得到顺畅表达,村干能得到透明的监督。如此,乌坎必将跨上持续健康稳定高速的发展之路,必将使目前的“困境”变成乌坎振兴的动力与保障。
    
    笔者坚信乌坎民主自治之路是正确的,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必将为中国未来社会提供宝贵的经验!
    
    2013年2月15日星期五
    
    本文来源:零八宪章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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