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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建设正常国家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5日 来稿)
    
     革命的分类与指向
    
    
      革命的分类和指向。如果我们不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角度划分,而是从革命的触发要素谈革命,是否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类:
    
    
      1、压迫愈深革命愈烈。列宁:当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社会低层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革命就爆发了。列宁说的那种革命是指的客观上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
    
    
      2、革命是因政府进行的改革激发社会公众不断升高对改革的期待值,由此而对现实愈发不满而触发革命,这就是托克维尔讲的革命。是指主观因素上人们对于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这些期待造成的。
    
    
      3、领袖发动的、借革命的名义以动员社会力量摧毁体制,来维护自身权力而发生的社会内乱。这大约就是文革,以革命的名义触发的社会大动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权力纷争而造成的。
    
    
      这三种触发要素不同,但革命有四个共同点:一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尖锐冲突;二是颠覆政权与秩序;三是社会大众的直接入场;四是极端思维与极端情绪引导的极端行为。
    
    
      如何避免革命,从消解这四点说也许是一个角度。任何执政统治力量都不愿意发生革命,要避免革命,统治集团必须作出极大的有成效的努力。今天的中国是执政党国家化、党国一体,就此中共处在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政权存亡与秩序失控矛盾焦点上。如何避免执政党领导的改革不可控制地演变成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书之所以是热点,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执政党尤为忧虑这个问题。
    
    
      借鉴西班牙
    
    
      如何避免二次革命,反过来思考即和平推进改革(核心是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何以可能?我们可以借鉴西班牙。
    
    
      1975年11月原西班牙独裁统治者佛朗哥去世,10 个月后中国的毛泽东去世。这30多年间,两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西班牙在30年时间里迅速完成了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过渡,并且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与繁荣。中国在30多年间,经济从原来濒于崩溃到近乎跨越式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国社会的分化与矛盾日益明显且呈现逐步激烈的态势,要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西班牙成功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可以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五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避免革命需要执政力量在自觉顺应民意中为自己赢得新的政治发展空间
    
    
      西班牙在20世纪经历了长达36年的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在佛朗哥的最后岁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已经到了彻底转折的关键转折点。可是只要佛朗哥还在,就是转不过去。[1]”佛朗哥去世后的一年,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首相阿尔多夫.苏亚雷斯的帮助下,为确定后佛朗哥时代的政治体制,举行了关于政治改革法的全民公投。78%的西班牙公民参加了公投,其中94.2%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2],这一事实使西班牙所有新老政治人物都认识到,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于是原佛朗哥政权的一些开明人士悄然松动原来紧锁的专制制度,并且自己也努力跨进民主政治的大门,纷纷组党寻找未来可能的新的政治空间。这说明,当旧有体制内的政治力量不是抗拒历史潮流而是顺应大势,这就不仅为和平推进民主进程减少了极大的阻力,而他们自己也将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是西班牙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平稳渐进地过渡而没有引起社会的断裂与对抗,并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稳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然而,党内有的人一方面对宪政民主过分敏感,另一方面受“打江山坐江山”观念影响很深,实际上把权力看成是党(以党的名义的执政统治集团)的而不是人民的。借鉴西班牙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摈弃专制主义的王权意识,主动积极深化政治改革(而不是以行政改革来取代政治改革),通过健全民主宪政体制机制来规范与调整党权与政权(首先是宪法基础上的党与人大关系、人大与政府关系)、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政治发展空间,这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必将极大地增强自己的领导主动权。(这种政治空间可以从政党回归社会、服务社会中开掘)
    
    
      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有助于为改革提供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
    
    
      从1950年代起,西班牙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使西班牙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观,有利于加强佛朗哥的威权统治,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压力,容易激起广泛而激烈的社会性抗议活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西班牙全年发生罢工事件3156起,而到1976年全年罢工达17731起[3]。这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平衡社会利益的问题。
    
    
      要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至关重要。还在佛朗哥统治的后期时,政府便着手调整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西班牙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极大地缓解了西班牙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西班牙学者专门指出:“用社会保障换取社会和谐,建立起一种利益平衡,以达到社会和平,这使西班牙民主政治改革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4]”同时,西班牙政府逐步开放言论新闻的自由度,并推动建立社会对话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劳资谈判协商机制。在民主政治改革推进以后,西班牙又在劳资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的对话体制。由于有效实行了提升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由于建立了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对话机制并使之良好运转,这就极大地减少了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和出现大范围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佛朗哥统治的最后十年所进行的调整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劳资谈判协商制度,客观上为后来胡安.卡洛斯国王所主导的民主政治改革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解决了政治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在场”和“出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西班牙的民主进程中,是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参与了民主转型的政治谈判,西班牙民众并“不在场”。其实,西班牙社会民众并非“不在场”,而是因为前期社会利益的协商机制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机制,为民主进程赢得了比较宽松的社会条件,西班牙民众默认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协商结果与渐进性温和改革,从而避免了民众以强烈情绪过度参与政治、大规模卷入政治所带来的社会紧张。
    
    
      西班牙的经验表明,民主进程中社会大众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要为民主政治和平进程建立安全底线,需要把调整民生政策与创新民主机制结合起来。首先,执政党要将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从政治中分离,通过调整民生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平衡社会利益,防止因民生问题而激起民变转化为政治问题。其次,政策调整的作用范围毕竟有限,从根本上说为推进民主政治创造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制度的公平与正义,政策调整要与创新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并由民主制度来保障政策效应。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开放社会、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与水平,使执政党、政府能够建立起与社会沟通对话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防止社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被煽动起“民粹主义”情绪,而出现社会与执政党、政府的对峙乃至对抗的局面。
    
    
      当前执政党尤其不能以简单强制手段来压制社会,而是高度重视保障社会民众的基本权益,建立有限宣泄和有效疏导社会情绪的制度性管道,执政党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导作用是有可能被社会民众接受的。“产生社会不满的不一定是政府的结构,而是治理的类型。对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变不会立即引起公众的愤慨,但运用权力来镇压政治活动却是很少能得到宽容的。”[5]
    
    
      三、转变政治心态,寻求共识对话与合作
    
    
      许多学者都指出,原本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放弃了极端思维和作法,转向对话、妥协与合作,这是西班牙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代表着政治上的左翼、中左、右翼、中右力量的多方政党之所以告别对抗走向对话,放弃极端走向妥协,最终达成合作,关键在于他们在事关西班牙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中共也需要转变政治心态,才能在寻求共识中争取主动。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讲过的,也在网络上引起极大争论的就是“墙角论”。对中共党来讲,一是民族利益为大。二是建设性的合作心态。力求形成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共治。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要加强法治保障公民权利,明确建设性合作的主体力量是公民社会,而不能把社会看作是“协同”是“配角”,更不应否定压制公民社会。执政党要回归社会,善于在社会中努力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把意志强制和强加于社会。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把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建设性合作的主体力量来看,把主仆搞颠倒了。三是扩大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执政党一定要扩大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理性地认识把握社会的矛盾,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不同的政治见解,这一点特别重要。
    
    
      西班牙国王和首相一方面竭力扩大体制的包容性,“把政治反对派们带入旧体制的框架内,一起来展开民主改革的运作”[6];另一方面通过努力促使原佛朗哥体制中保守的军人势力接受温和改革的做法。西班牙的民主转型表明,当政治改革快步推进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7]
    
    
    
      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8]中共要有自信心,理性地认识与把握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平和心看待政治不同见解,并且以制度改革和创新来扩大体制的包容性。
    
    
      四、尊重、承认与努力实践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规律要求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和平管理政治冲突、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运转机制,因此民主需要法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则是以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终极价值体现,因此民主需要法治。西班牙各方政治力量都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和平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基本做法的共同认识和共同遵守,各派政治力量都承认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世俗权威地位,在宪法范围内开展政治竞争,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协商等。
    
    
      要尊重、承认与努力实践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规律要求,就需要全面认识和反思近代人类民主实践中的“姊妹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影响。
    
    
      姊妹革命是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人类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有重大的影响,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其中既有体现民主规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进程与民主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近代民主实践的两大革命对我们今天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共同思想前提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美国革命继承的是英国革命的传统,在赢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美国宪法,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套体制模式保持了美国社会200多年的稳定。法国革命是群众性的大革命摧毁旧制度,但没能真正建立起巩固和稳定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是经历了几次帝制复辟和百年动荡。
    
    
      美国革命贯穿着理性思考,法国革命充满着激情推动,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大革命的鲜明差异与不同结局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三点教训与思考:
    
    
      (1)群众性的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难以完成建设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法国大革命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群众性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也通常强调群众运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但是,法国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转的话,那么群众性大革命之后就将是社会的不断动荡,迟迟难以恢复社会正常运行。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致力于集中人类的智慧来建设一个新的宪政民主体制和机制,使美国得以保持了200多年的社会大致稳定。
    
    
      (2)如果没有制度的控制和保障,哪怕是再好的原则、口号都难以真正实现。近代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美国人在制定联邦宪法之后,再用1791年的《权利法案》来巨细无遗地说明宪法内容,把人权的实现建立在法律制度的保障基础上。国外学者在分析美国革命时指出,美国革命者在革命时期是无私无畏的斗士,在制宪时期则是保守审慎的立法者。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美国建国史上,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两者都有功劳。
    
    
      而法国的人权宣言尽管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有效改造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结构的基础,但是法国人只是把人权宣言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致力于就此建设一个新的制度。因此,一方面有了人权宣言,但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红色恐怖。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4年之间,雅各宾政府任意逮捕和处决了成千上万的人,迫害人们的宗教信仰,没收人们的财产,所有这一切是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集体利益为名义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社会恐怖表明,为了能够落实普遍的人权,必须要有有效的民主法治制度做保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给我们以这样的教训,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民主法制建设。
    
    
      (3)是否建立有效的分权制衡体制和机制,对摆脱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法国的群众大革命可以处死国王,但并没有摧毁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只是从原来的国王手里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当时的革命领袖手里,造成新的绝对权力。汉密尔顿曾经谈到:古代那些实行直接民主的共和国经常徘徊于极端专制和极端无政府状态之间。而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极权民主就是在权力体系内缺乏有效的权力分割的结果。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把立法权抬到很高的程度,但是国民议会的决策效率却很低,于是革命党用自己的最高行政机构公安委员会来代替国民议会,颁布各项特殊的规定和法令,造成革命的恐怖。在雅各宾政权崩溃后,取代雅各宾政权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希望建立强大的行政权力,结果革命的共和制机构失去了所有的信誉,最终是拿破仑掌权复辟帝制。
    
    
      而美国宪法体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政治模式,这个模式体现的是分权制衡原理。这一点保证了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从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步。可以不搞三权分立,但不能不接受分权制衡的原理,我们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分权制衡政治体制模式。
    
    
      经过18、19世纪的民主实践,到今天“民主”不再是含义单一的词语,而是复合性词语:民主包括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指向)共和、宪政、法治(民主的实现机制),这些成为民主政治内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
    
    
      这两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观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中阶级分野的特征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吸收了法国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从民主的阶级性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正是从阶级性出发看民主,马克思后来高度赞扬继承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共产党人,列宁被人们称之为“莫斯科的罗伯斯比尔”,列宁说:“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是一个雅各宾派”[9]。列宁指出,“如果没有雅各宾派的高压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10]。
    
    
      中国共产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直接继承了列宁的思想,高度强调民主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是:(1)以人民大革命为方式,以追求平等为直接目标。(2)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圣性,忽视个人利益客观存在的具体差异;(3)简单而绝对地理解“多数人的统治”的含义,忽视保障少数人的权利。(4) 强调统一和团结,以排斥性思维对待分歧,用斗争解决分歧。(5) 把自由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把包容看做是妥协,把妥协看作是背叛。
    
    
      正由于没有从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角度看待民主,对对民主政治理解比较原始比较片面,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忽略了美国革命留下的很有价值的思想:民主是和平管理冲突、协调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机制,民主政治正是人类政治生活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一种进步。相反,却把民主的阶级性和民主政治客观规律所要求的运转机制混为一谈,于是简单地把美国的宪政民主机制否定为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因而对如何建立真正保障与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民主政治运转机制考虑不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理念、口号、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未能得到很好体现。
    
    
      五、要以普世价值与宪法权威来凝聚社会与规范行为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思考:西班牙能够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离不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特殊影响力和特殊作用,而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结构都决定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结构性人物。
    
    
      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看,经过300多年的时间,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上发展出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背景的民主理念及其模式:新教伦理文化的自由主义民主及天主教伦理文化的承认服从权威与以集体权力制约权威相辅相成的民主。西班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文化国家。天主教认为,政治可以是权威主义(authortarian)的,需要有权威来领导,但从来不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在天主教文化中,政治共同体不是一种严格的压制性制度,而是一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它要求的服从能够带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完善。[11]天主教民主观中对国王权威的理解,使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以一种良好的天主教风格使他的象征性统治与民主结构既相辅相成又有所交迭,共同构成西班牙的民主宪政体制。这一体制结构中包含国王、政党、选举、议会、公共舆论和欧洲式的民主制度[12],这就使国王获得超越社会政治纷争的权威力量来协调矛盾。
    
    
      但中国有这样的超越世俗社会政治歧见的结构性人物吗?当我们在宪政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有类似的力量来进行协调吗?中国没有。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国王。正因为如此,当改革中出现大的社会危机时,什么东西才能获得这种超越性的力量来化解社会危机?我觉得就是两条,一条是普适价值。这次在十八大报告当中,把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公正写进去了,这值得我们很好地推进和大书特书。确认普适性价值,就推进民主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对于中国和平实现宪政改革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第二条是宪法。,西班牙在民主进程中的修改宪法是各党派参与,经过全民大讨论,最后公决投票通过。因此各党派都承诺在宪法框架内参与政治谈判,参与民主进程。中国现在的这个宪法是不行的。
    
    
      而我们现在的宪法,是主要由执政党主导起草和修改,想改就改了,缺少广泛的社会公认。因此,我们要制定严格的社会广泛参与宪法修订的一种法定制度和操作程序,以此提升宪法的高度权威性。这就使普适价值和宪法权威可能成为未来改革中用于凝聚社会力量、规范社会行为的思想和法治基础,以使中国社会避免大革命、避免大的社会危机动荡。
    
    
     然而有的人以民主模式不具普世性来否定民主趋势和民主价值的普世性,并且反过来要把自己已经僵化过时的理念强加于社会民众,打着政治旗号推出貌似“神圣”、“正确”的一些僵化观点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设置底线。然而,中国社会民众对这样的僵化教条在心理上早已十分反感,这就非但难以在政治底线问题上达成一致认识,反而使执政力量与社会民众在心理上的相互容忍程度日趋降低,社会政治信任危机日甚,和平推进民主宪政改革所需要的共同心理基础相当脆弱。正因为如此,把形成共识作为和平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条件,以和平实现宪政改革,就显得尤为紧迫、尤为重要。
    
    
      这就需要执政党放开眼界、拓展思想空间,以博大的政治胸怀,尤其是高层的思想解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党的历史转型,使执政党的思想观念、组织形态、运转机制等都更加适应中国社会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步的需要。一是要发展党内民主,从传统的政治集团转向现代的政党组织;执政党二是要坚持先进的政治价值理念的追求,遏止内部某些人因追逐利益而把党拖入功利集团的政党蜕变倾向,真正坚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民族大义至上。由此,党才能真正把握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执政领导主动权。总之,只要确立了大的基本理念,至于执政党领导中国推进宪政民主建设的技术性问题都是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手里”[13]。
    
    
    
    
    
      [1] 林达 <西班牙旅行记> 第438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
    
    
      [2]林达 <西班牙旅行记> 第453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
    
    
      [3]林达 《西班牙旅行记》 第441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
    
    
      [4] 注:2008年我随中央党校代表团去西班牙考察时,与西班牙政治学者进行了关于西班牙民主政治进程的座谈,在这次座谈中,西班牙学者为我们详细介绍西班牙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与运行情况,认为社会是西班牙民众能够默认接受温和渐进的民主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5]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榕远译《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林达 《西班牙旅行记》第4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
    
    
      [7]林达 《西班牙旅行记》 第424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
    
    
      [8]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29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9年版
    
    
      [9] 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第205页,杨小刚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7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第206页,杨小刚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1]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 榕远译 《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参见(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 榕远译《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P57——5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林达 《西班牙旅行记》 第409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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