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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是正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0日 转载)
    
    注:本文为秦永敏先生《简论社会正义》的第一部分
    

    作者前言(导论):
    近现代欧美政治学流派大都高度关注社会正义问题,因为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正义问题无所不在。不过,马克思主义却是例外,它的理论虽然也可以推出一点它的正义观念体系,却并不是他们自己阐发的。
    现代中国思想家关注正义问题的却不多,在我孤陋寡闻的视野里很少有这方面讨论。不过,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并非如此,比如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学就“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
    虽然儒学是小农文化时代的产物,不足以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人类文明不是无中生有横空出世的,而是依靠世代的积累和历史的飞跃两种形式发展起来的。积累是基础,飞跃是质变,没有积累基础,不可能发生本质变化。尽管儒学对商业文明的产生没有什么直接正面作用,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它也是商业文明的基础。
    当代商业文明的理论是欧美各国思想家确立的,普世价值也是欧美各国的思想家确立的,这些理论和价值观当然适合于全人类,但是,它们缺少一点“中国特色”,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特色”不能成为和普世价值对抗的理由,否则它就不是特色而是例外。但是,没有“中国特色”,则是中国没有为它做出贡献的表现,堂堂中华文化,号称上下五千年,对现代商业文明理论和普世价值毫无贡献,难道不是炎黄子孙的悲哀?
    所以,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角度研究正义问题,阐释普世价值,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就企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儒家思想的正义观出发,来看看中国文化是否可以视为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来源,或者说,看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和举世的农业文化一样,能作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前驱,是否和普世价值存在内在的历史性的对接关系。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还是阐释社会正义问题的基础理论。
    鉴于社会正义问题对于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本人在长期的社会政治活动中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思考,1998年为冲击党禁坐牢后,就把这方面的心得整理成了《论正义》一文,大约几万字,但是因为刚受到严酷打击,精神上还处于一种十分亢奋的状况,这样,立论不免受情绪影响,因而愤激有余而学理性不足,言辞上非常犀利,理论的论证乏力。经过近十年以做学问度日的牢狱生活,回头来看,已经对入狱之初的这篇论文极不满意。这样,又花了很长时间搜集资料,思考疑点,整理体系,重新撰写了体系粗堪完备的《论社会正义》,该文约十万字。可惜,在我离开汉阳监狱时,这个文稿和其他近两千万字的文稿一起被汉阳监狱副监狱长赵江利指挥二三十个武警特警抢走……
    重返社会后事务繁忙,何况三天两头被抓捕,这样,想再从学理上深入考察这个问题并且重新搜集资料然后重新写出来是不可能了,另一方面,要让自己这方面的苦心孤诣完全付诸东流,却也实在于心不甘。这样,只好采取折中方式,将从前研究的要点,或者说核心思想表达出来,这样,就有了以下作为从前的研究得到的结果的核心思想介绍的正文。
    
    一 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是正义
    ——兼谈真理问题
    
    鄙人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公民”,从小受的是“追求真理”的社会思想教育,仿佛只要有了真理,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就可以实现了,为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民主墙坐牢时,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真理问题的理论探索上,并为此专门撰写了长篇哲学论文《论真理》(有幸保留了下来,目前可以在我的文集中见到,有意者请在以下链接的本人文集中查找:http://blog.boxun.com/hero/qyming)
    但是,真理果真能够从理论上解决好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吗?
    我们知道,纳粹德国拿战俘做人体试验是为了科学,也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侵华日人拿中国人做细菌研究也是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追求真理,世界上研究用什么方法害人的事太多了,他们都是在追求真理!然而,大量的追求真理的活动都极其危害人类,这些活动也就不能不受到广大正义之士的强烈谴责。
    在当代,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科学无禁区”的至理名言相应的过时。许多科学研究不能进行就是不能进行,比如用遗传工程拿人和动物杂交,比如一些可能毁灭人类的化学和微生物学研究。道理很简单,科学研究、真理探索必须服从人类社会的生存伦理乃至自然生态的生存伦理。
    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比“追求真理”更重要的事情。
    长话短说,真理是认识论领域里的问题,它只涉及工具理性,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比工具理性、既比真理更重要的,则是价值理性。真理当然重要,也当然为社会生活所需要,但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更重要的问题是有益还是有害于每个个人的利益和由此组成的人类社会整体的利益。只有有益于人类社会每一个个体以及相应的有益于全人类整体的利益,也就是善,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善,就其普遍意义来说,就是既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他人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或者在符合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违反、不危害他人的利益。
    众所周知,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社会就是众人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个体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则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人存在的最基本的内容。因此,政治活动的本质,应该是让每一个人的本分都得到尊重和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张“真理至上”,一味强调“真理的追求”,就像《列宁在十月》里他对找他“寻求真理”的人所说的那样,“有贫农,有中农,还有富农,你要的是哪种农民的真理”,大家都把自己的本位利益当做真理去追求,而无视他人的利益,无视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个社会还可能和睦相处,大家还能相安无事吗?
    显然,在社会生活中“真理至上”,只能是统治者的当前利益至上,因为它们对决定社会利益分配最有决定权。相反,如果要让每一个人的本分都得到尊重,那么,就是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国家也必须拿出一种方案来,以制度的形式规定社会上不同人的本分是什么。以制度形式规定全社会一切成员的本分,就是普遍正义的基本表现之一。
    在制度规定的正义之外,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一般抽象的普遍正义的存在,它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这一点可以从纽伦堡审判中提出的“更高法”原则见出,那就是人类的良知高于一切制度和法律。
    正义是善,是善里最重要的内容,虽然善行可以高于正义,超过正义,但是,正义却是善的主体和基础,如果连正义都无法保障,而只是例外的给与一些善举,那种善很难不流于伪善。
    说白了,真理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只能解决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认识正确或相对正确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福祉问题。
    对社会生活来说,真理当然也并非不重要,因为不能正确或相对正确的认识客观事物,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繁荣发达的现代社会和相应的社会科学。
    但真理在社会领域的价值也仅止于此,它必须服从善,服从正义。
    正义则是社会哲学问题。
    只有正义准则,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福祉问题。
    善和正义必须以求真为基础,否则就是伪善、伪正义,或者非善非正义,但是,基础毕竟只是基础,没有上层建筑,基础就没有意义价值,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科学中,在一切涉及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地方,只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谈“为真理而斗争”,只谈“科学发展观”这些工具理性,是完全不解决问题的,至少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有时甚至是在为邪恶开道。
    善和正义也不能混为一谈。
    善包括正义,但是有比正义更加广泛的内容。
    正义是保证人得其所应得,不多不少,恰如其分。
    善往往超出这个范围,第一是做出利他人、利社会的无偿奉献,和高尚、崇高行为联系起来,第二是给地位低下的人尤其是处于危难冻馁中的人以实际利益,和仁慈、怜悯联系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奉献或者施予者拿出了超乎本分的东西,接受者则得到了他本来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一般都被视为善行,是善本身的体现。
    但是,这些情况都是例外,都是特殊,都不是关乎每一个社会成员时时刻刻的切身利益的事情。
    任何追求崇高的人都不可能时时刻刻做崇高的事情,他们同样要过平凡的日常生活,任何仁慈善良的人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去施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必须开辟财源,否则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得去接受施舍。此外,接受施舍、救助虽然能缓解一时的燃眉之急,甚至得以重获生命,但是,谁又愿意永远处于被施舍、被救助的可悲状态呢?处于这种状态总是意外、被迫、无奈的事情。所以,这些善行虽然看起来往往超出了正义范围,但是,它们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常态,永远是例外、是特殊、是必要的补充。
    正义是什么?
    正义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要求的是随时随地使每一个人得其所应得。
    谁都知道,人是生来就有对自由的绝对需要的,这种自由的首要用途则是追求幸福,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在自由自在的生活获得相对幸福的生活,除非他们的生活受到非分的限制,或者遭到意外的厄难,才会脱离这种正常生活的轨道,从而处于需要救助或者施舍的状况。
    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切身利益高度敏感,任何时候,无论精神上、生理上、物质上受到任何侵害,或者仅仅是受到不平等、不礼貌对待,就必然感到痛苦,只要可能,就必然会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在只讲“真理”的社会里,强势力量总是不顾部分人或者大部分人甚至所有人的感受,强行按自己的意愿办事的,往往不论怎么危害其他人的利益都满不在乎。在这种社会里,绝大部分人总是免不了生活在痛苦、至少是不愉快、不满之中,因此,只要有可能,就会怨声载道,就会怒火爆发,甚至会反叛、起义、暴动。
    显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获得自己的应得的需要,比起获得救助或者施舍的需要,所占的比例要大千百倍。因此,正义不仅是善,而且是最重要的善,对日常生活来说,它虽然只是要求获得本分,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他人相处、或者在社会中生活,所最最需要的。进一步说,虽然任何人可能都有需要某种施舍和救助的时候,但是,那不仅是例外,而且是我们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相反,获得正义,即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的。
    与此同时,正义,作为全人类和每一个个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不给就是为恶,给了也不是为善——不论这种应得是多是少,是收获还是惩罚。比如,昭雪冤案,福利救助,这些在从前被视为慈善事业的工作,在人权至上的时代都是被给予者的本分,与此同时,古代的杀人偿命,当代的战犯审判,也都是被给予者的本分。但是,每个人的本分更多的表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那就是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各有关权利的人权公约之中,比如人身、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公民权利以及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当然,这是指商业文明发达的今天。
    在古代,原则上说正义有两种彼此有很大龃龉的方面,从正统观念来说,应该是指制度、法律、礼制、风俗习惯规定的待遇,从民间来说,则可能还另有一套江湖规则作为对立面的补充,因为在农业文明等级秩序下的制度法律的不公平性,决定了下层社会在可能的时候一定会反抗,并且提出一些和官方相对立的正义准则。
    从商业文明来说,由于“公平交易、意思自治”的市场化生活所决定,它使一切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晰化、简单化了,那就是等级身份只是一种临时角色,而不再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硬性规定,相反,大家都会因情景不同而成为买者或者卖者,因而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规则的制定就出现了和古代农业文明社会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就是全社会必须有统一的正义原则,而且只能有一种统一的正义原则。这种统一的正义原则就是人权原则——对一切人实行统一而且同一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原则。
    这样,依照人权原则制定的制度就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保障,也是通过制度保障来保障“全人类和每一个个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当然,金无足赤,纯金只在理论上存在,同样的,制度再圆满完善,也只是一种规范,现实社会中,不能得其所应得的现象永远大量存在,无论用多么完善的补救措施也无法避免。但是,这和制度本身非正义问题造成的制度性的非正义现实的大量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比如,美国也有辛普森案那样的明显错案,但是,这和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访民、冤民可以同日而语吗?。
    应该说,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真理和正义二者的作用和区别。
    真理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只涉及工具理性,无论对其持什么观点,总之无非是“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正确或者相对正确的认识”。
    正义则是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它以工具理性为基础,涉及的是价值理性,其原则是“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来说,不追求真理不行,“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但是,光追求真理也不行,因为“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正确或者相对正确的认识”,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
    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是正义,也只能是正义,只有正义,才能使“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人生的最大幸福,整个社会也才会有长治久安,才会有和谐可言。
    人类社会生活是飞速发展的,利益的分配关系永远处在动荡、变化中,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没完没了层出不穷,因此,正义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无论从哪个层面说,都会伴随着人类生活的始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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