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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丰:习近平有胆乘势还人民知情权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17日 转载)
    
    来源:《零八宪章》月刊 作者:郭永丰

博讯编辑启:请作者不要重复发来已在博讯发表的文章(作者的意图估计是提高点击)。重复发表相同文章令博讯浪费巨大空间。再者,也使编辑空耗许多时间,在编辑不及注意的情况下,费很多时间整理作者重复发来的文章,一发,才知文章已发表,不得不取消。    

    如果习李政府开明,首先从即日起,借助《南方周末》宪政梦破的抗议事件,首先开放报禁,让中国十三亿人民拥有充分全面的知情权,这应是习李执政集团最伟大的贡献。根据当前国情,也是习李执政集团轻易能够做到位的。
    
    实际上,这也正好是对习近平上任伊始所强调“以宪治国”的有效落实,比如对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充分落实和贯彻,这也就足够了。
    
    一、晚清权贵情节困扰着中南海。
    
    二、不堪入目的现实让习李执政集团一筹莫展。
    
    三、中共当局远不如晚清王朝开明。
    
    六、习李执政集团能否做到还知情权于民?
    
    五、民主派人士今天的诉求正是当年中共向国民党的诉求。
    
    四、与袁世凯政权比较中共更没有言论自由。
    
    微薄,摄影师王麒小号:一个敢于审视自己肮脏过去的国家是个伟大的国家,而一个没有赎罪感,没有反思精神的国家根本不配谈崛起和复兴。这样的国家如果崛起了,将是整个人类世界的灾难和末日。
    
    很多人告诉我,说中共政权很坏,比法西斯政权残暴无人性,这可以根据中共执政后三反五反以及文革浩劫等运动中可以看出。而在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依旧坚守人治传统体制,并且还为了这种体制不惜再让三千万人头落地,中共血腥镇压了八九学运。直到今天,中共执政者依旧拒绝宪政民主政体的阳光大道。时下与以往历史比较,搞宪政,中共不如晚清的慈禧太后;论言论自由,中共不如袁世凯政府;搞独裁专制,中共远胜于蒋介石。习李上任,似乎依旧继承其倒行逆施的全部衣钵,目前还没有丝毫趋向于宪政民主的动作。笔者认为,如果真的不想再继续传统统治了,确实要改革,首先还知情权于民,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最符合国情。虽然开放党禁也很重要,在开放言论后陆续开放党禁,这一定势不可免。
    
    一、晚清权贵情节困扰着中南海。
    
    微薄:旁观者马勇:晚清政治改革不是制度逻辑,而是革命倒逼,因此很难进入宪政。据载泽1906年8月23日密折分析,宪政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宪政了,在外各督抚,在内各大臣,其权势总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昔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他们以王朝安危张大其词,以改旗易帜政治绑架。
    
    今日中共政改,何不正是这样,仅仅困惑于极少数极个别当朝官僚权贵的非法私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而被坚强掣肘和制约,致使真政改只能原地踏步而寸步难行。民间呼声和压力却与日高涨,直到有足够大的力量时迫使中共执政当局不得不做出最明哲的抉择。
    
    根据近日《炎黄春秋》网站被消失,《南方周末》的《宪政梦》被破灭,充分证明,中共执政集团仍旧执迷不悟,愚顽难开。当然,作为弱势的属下和民间正义人士,只能把气恼和愤恨撒在其看门狗身上,而绝不可能直接就把矛头指向中共最高当局。在独裁专制社会,由于体制本身的铁板一块,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任何下属的作为和行动,基本都在其上级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的。所以,任何下属在作出这类举措时,尤其对于自身利益没有丝毫好处且还容易若祸上身时,其作为一定都是按照其上峰旨意执行的,绝不可能参杂个人情感和意愿。
    
    此次《南方周末》的编辑人员、《新京报》的编辑人员与民间正义人士的有力抗议,肯定还是得不到任何进步的效果的,比如对直接作恶者庹震部长的罢免,最多,只能把其平级调到别处去,而缓解一下已经挑起的冲突和矛盾的火候。如果习近平要各打一大板的话,《南方周末》编辑部的责任领导和相关编辑人员可能还会受到什么处分。据报道,及时予以呼应支持的《新京报》已被整顿,声援人士已被强制驱离现场。由于人数极少,力量不够大,这种抗争只能到此为止了。
    
    总之,根据此事件,便可一目了然习李执政集团的全部用心,让其自觉自愿开放报禁绝不可能,力量弱小的抗议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却为民智的开启作出了巨大的宣传效应。
    
    二、不堪入目的现实让习李执政集团一筹莫展。
    
    两个微薄:
    
    父亲问孩子:你想当官吗?孩子说:愿意。父亲问:那么你想犯罪吗?孩子说:不想。父亲说:你都当官了怎么能不犯罪呢?孩子说:当官是为民干好事啊!父亲说:那是骗人的,当官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一家人淫乐,而公然贪污盗窃淫乱杀人,在我们这个国家,凡是想当官的人都心术不正,你以后别再想着当官了。
    
    【缺少监督的官员是万恶之源】王韶华:《中国的一切丑恶现象都是由官员造成的》:中国的一切腐败、违法、违章、违纪、违规、违宪、枉法、强夺、强征、强拆、涉商、涉盗、涉私、涉淫、贪腐、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失职、渎职、失德、失信、失言、失真、失公、失义、失礼等等都是因官员作为造成的!
    
    如此说来,作为不能切实主导中国真政改的习李集团的权贵们,也许在公布财产时,可能比其他已退位的还是执政的权贵的腐败罪恶少一些,但一定都不是很轻,即便按照中共现行法律制度给予其最公正的审判,这些人有可能都是超级罪犯了。否则,就不会有其走狗帮其说什么人民不要把党逼上绝路,否则对大家都没好处。以及张维迎说的,公布财产前对官员应有赦免才能减少阻碍等等。
    
    如此腐败透彻,全都犯罪的权贵集团,绝对是自己拯救不了自己的。虽然习近平大言不惭地说一定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即便他自己就是医生,可连作为医生的他本人都病入膏肓了,还梦想妄图让身患绝症的自己治疗自己的绝症,这有可能吗?
    
    三、中共当局远不如晚清王朝开明。
    
    微薄,张维迎 :【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比现在很多人深刻】我感觉对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今天的了解比百年前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样,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就比现在很多人深刻。她说为什么要搞预备立宪,这是普世价值,如果不搞预备立宪,全世界人不把我们当正常的国家看。
    
    谓贤:的确如是!慈禧在《变法上谕》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对照现实,微薄,蒋子刚与发明:12月27日,中青报刊文《让新提拔官员公开财产为何更可行》宣称“5年后公开县级,再过5年公开市级。10年后公开省级。直到这种方法用到最高层!经过20年再转为全面实行财产公示。”他妈的18年前就用《财产申报法》忽悠国人!
    
    如此说来,中共执政当局,实际还远不如敷衍塞责推脱立宪的晚清王朝开明。因为:
    
    1、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2月5日,清末立宪派还可以结成组织推动君主立宪。中共绝不允许民间有这种现象出现。
    
    2、1905年,清政府曾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1907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纷纷响应。12月6日,张謇、汤寿潜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汤化龙、谭延闿、丘逢甲分别建起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团体,梁启超等人也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
    
    中共虽然在美国大选时经常派人去考察美国的选举,却绝无也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影子出现,甚至把言禁党禁控制得更严酷。
    
    3、1908年8月,各团体以清政府并无实际行动,乃派代表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清政府用查禁政闻社予以打击。
    
    这个有点像习近平上任后所倡导的“以宪治国”一样荒唐,民间还以为真的要实行宪政了。张千帆教授便猛力推宪政改革,《南方周末》也准备发《宪政梦》的刊词,结果全被消灭了。
    
    4、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奉命设立谘议局,多由立宪派主持。次年,经张謇发起,十六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仍以速开国会为要求,接连发动三次大请愿。未被接受。
    
    类似这个更不可能产生了。
    
    不过,中共自己的病,自己肯定明白自己不能医治,但还坚决拒绝他人来治疗,也便只有等死了。
    
    四、与袁世凯政权比较中共更没有言论自由。
    
    微薄,往事钩沉话历史:【民国的言论自由】1912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之事曝光,时任《民权报》主笔的戴季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当时这四个人分别是财政总长、总理、大总统和学界权威、革命元老。虽然骂了这么多大佬,戴也只蹲了一天的巡捕房。
    
    对比当朝正关押在牢房中的刘晓波、杨天水、陈卫、李铁、陈西、吕嘉平、高智晟、刘贤斌、贾甲、杨春林、孙不二、许万平等上百民主维权人士,这号称行独裁之实的袁世凯政权,竟然也远比中共开明。
    
    五、民主派人士今天的诉求正是当年中共向国民党的诉求。
    
    微薄,李正曦Sissi:【温故知新】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新华日报》45年9月1日时评)
    
    在1945年,中共还未执政时,咋就对当时的统治者如此到位的要求呢?今天的民主人士对完全翻版成国民党独裁专制政权的中共当局这么要求的时候,为何就不行呢?还要遭到残酷打压呢?难道中共远不如早前的国民党开明?
    
    六、习李执政集团能否做到还知情权于民?
    
    据网媒报道,知情权这一概念首先在美国提出。二战前,知情权只是新闻记者的主张和口号,二战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知情权,国会则于1966年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该法规定每个人都有得到其应知道的信息资料的平等权利,1976年国会又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
    
    在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形成管理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同时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而广大公民还拥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同时,中国公民还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迄今为止,中国尚未明确对知情权做出规定,但从宪法的已有规定中足以认定该项权利在中国是有宪法基础的。特别是,中国还是《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的缔约国之一,知情权在中国理应得到承认和保护。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上,已着重强调政府应创造条件让人民拥有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等。可是,在实际落实中,由于体制的原因,却没有丝毫的迹象。自然,加强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是极其重要的。这首先是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漠视公民“知情权”,妨碍公民知悉的现象。
    
    在中国,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的状态,政府机关往往是内部传达,先内后外,逐步公开,中间环节多、实效慢、范围窄。特别是在经济条件下,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形成政府机关封锁信息、妨碍信息传播的习惯做法。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以下称为《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对于保密事项规定范围过于宽泛,界定的不太具体;加之,法律还授权有关单位和部门在确认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以及应属何种密级时,可先行或推卸责任,或者为了本部门、本人的利益而将许多本应向公众、至少应向厉害关系人公开的资料列入“内部资料”或将其作为应加以保密的资料开了方便之门。以至于许多规范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的规定被作为“内部资料”的形式秘而不宣,公民不知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的规则是什么,无所适从;或者产生纠纷以后,才知道相关部门据以做出相关处理的依据为何。而要查处这些规定往往费尽周折难如登天。
    
    这种现象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原则,因为政府应以公布的法律进行统治,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另外,公民希望了解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的现实状况如何,而商家也往往迫切需要了解对方的资信情况,等等。但是,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政府机关却往往因为各种原因,阻碍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取得这些本应可以取得的资料。
    
    在中国,绝大部分信息由政府垄断着,公众缺乏取得相关资料的有效途径,这些信息资源有时不免成为某些国家机关或者某些个人获取私利的工具,政府对于信息的垄断使得作为社会重要信息的资源无法发挥其应有价值,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活动成本的相对增高,同时还易滋生腐败,不利于政府与公众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政者由于体制的原因,将公民视为单纯的被动接受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根深蒂固,漠视公民“知情权”的意识在现有体制下绝对挥之不去。
    
    比如笔者被三次拘留一次劳教的待遇,每次被拘留和劳教时,都被所谓的执法机关俨然黑帮团伙悄然绑架失踪,且威胁我的家人不让告诉外界真相,每次出狱后,都是由笔者本人亲自报道外界才知晓。尤其是这最后一次的被劳教,出狱时,竟然不给本人《深圳市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广东省劳教委行政复议决定书》,如此纯粹黑社会化的绑架行为,在二十一的今天,现代中共统治下,还依然有恃无恐,任意妄为,实乃匪夷所思。
    
    最近,据说中共政法委新任书记孟建柱提议废除劳教制度,在一党制下,确实能彻底废除吗?而不是又变相为其它更野蛮的刑罚吧,比如被精神病,被黑监狱,被砍杀等等。
    
    总之,如果不能彻底开放两禁,让公民社会的良性健康培育与发展从现在做起,那么,这首先开放报禁,让人民拥有充足的知情权,通过真正的法治社会培育全社会公民的守法意识,不乱说乱动的良好风气,这是再重要不过的。
    
    根据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封锁网络资料可以看出,真正的谣言,绝对都不会长久的,也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只有事实和真相才是最有雄辩能力的。那么,如果习李政府开明,首先从即日起,借助《南方周末》宪政梦破的抗议事件,首先开放报禁,让中国十三亿人民拥有充分全面的知情权,这应是习李执政集团最伟大的贡献。根据当前国情,也是习李执政集团轻易能够做到位的。
    
    实际上,这也正好是对习近平上任伊始所强调“以宪治国”的有效落实,比如对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充分落实和贯彻,这也就足够了。
    
    可是,习李执政集团有这个胆识切实为十三亿屁民以此为开端,开创缔造永福的突破口吗?笔者认为,这还依然需要民间力量给大力,尤其是那些在现实中切实行动的勇士们,希望社会各界积极踊跃地给予这些人金钱上的有力支持,让更多人都能涌上街头。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那怕是极其微小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必须只有通过越来越多民众的联合行动,走上街头,给执政当局施予足够大的压力,也许才能实实在在地被讨要回来,否则,只能是痴心妄想了。
    
    2013年1月10日
    
    本文来源:《零八宪章》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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