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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两个具体的建议/赵平波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02日 来稿)
    
    每年到了年末,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要深入老少边穷地区慰问穷苦民众,刚刚过去的一年亦不例外。习近平总书记到了地处太行山深处的革命老区阜平县、李克强副总理则到了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村,这都是中国当今最贫困的地区。笔者作为生长在中国并移民加拿大、在西方国家生活了十几年的老移民,对此却另有一番感触在心头:为何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从来不做这种事情?就笔者所知,美国总统奥巴马、多伦多市长福特在圣诞节都在与家人度假呢,他们才不如此亲民。
    

    为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领导人办事,两者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在中国,媒体经常报道的是领导人不断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做调研办实事,如前不久新华社的报道,当年习总主政浙江时现场办公,一天就接待群众办了200多件实事;但在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里,笔者却从未看到过任何领导人到何地去做调研或现场办公,媒体偶尔会秀出一两张诸如“奥巴马总统与佛州失业工人喝啤酒心情都不爽”的照片,但这不是做调研或现场办公,并没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西方国家媒体最热衷报道的只是,针对总统或市长之某项行政命令或法规的出台,议员们在唇枪舌战地辩论并吵得你死我活,最后51%比49%通过了或未通过。
    
    中西方领导人之截然不同的办事风格,透出了两个社会的本质不同。中国社会是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其直接针对的往往是社会的具体个案,也有可能是某一类具体问题之解决,需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或推广地方经验。而西方国家则是企图通过不断修订规则,来促使社会成员之行为规范要适应新的规则要求。其针对的并不是个案,而是让某一类社会矛盾在修订的新规则下公正地得以解决。
    
    本文无法全面地表述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思路,笔者只是想借此文探谈一个有趣的问题:西方国家领导人常思考的问题似乎是,政府权力应该如何促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契约,这一点值得中国领导人借鉴。进而,本人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当今最大的矛盾,是权力压制了契约。在本文最后,笔者要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具体的建议:1) 制定《拆迁征地法》以解决半数以上中国访民之上访问题;2)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再召开一次“七千人大会”,以商讨人民群众目前最关切的问题。
    
    为此,谈到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思路,我要从一个很小的例子谈起。十几年前笔者刚移民加拿大时,读报纸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多伦多市政府颁布了当年续签租约的租金上涨率,不得超过3%。为此,笔者当时感到非常不解:这多伦多市政府有神经病吧?房东房客的租金就是双方自愿谈妥的,租金涨多少政府也要管?事实上,西方政府是从来不管什么民间纠纷的,任何纠纷老百姓都得自己花钱去请律师解决。但后来仔细想想,欧美国家几乎每个城市,每年都要按市场情况来定下当年的租金上涨率,这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任何一个契约要成为公平的契约,其逻辑前提是签约双方的力量要均等,否则契约就会成为类似于晚清政府当年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了,房客房东的租约关系也是如此。在租约履行期间双方按租约来行事,这并不存在谁强谁弱的问题。关键是租约到期之后再续签租约的话,双方力量不均等就可能引发矛盾:就房客而言,一家租在这里可能已经生活稳定了,孩子入托就在旁边,走两步路就上公车去上班。房东看到房客对此房有依赖性,在合约到期之后,完全就可能趁人之危:续租的话,租金翻一倍你租不租?不租你滚蛋好了。这显然对房客不公平,也不符合市场法则,房东把租金翻倍是不可能租得出去的,这样做完全是敲诈。尤其是商业租约,商家租你的房子开个店、有了稳定客源,你眼红了通过提高租金让人滚蛋,然后自己在此重新开店,这不就是霸占生意吗?所以,《租约法》要加上续租上涨幅度的限制,而这一限制的具体数额要依具每年之市场行情来调整,并由市政府每年公布。
    
    可见,西方国家政府解决问题的模式,主要是制订游戏规则,而不是解决个案。政府的权力是用来为社会契约的公平实施服务的,这一观点还体现在众多方面。为此,我还要再举一个“劳资集体签约”的例子,因为这个例子与本文以后的论证息息相关,所以我要多费一些口舌,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谈起。
    
    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劳方和资方之所以能够达成合理、公平之契约,其原因就在于在这个阶段,实力并不强大的工场业主,要依赖于熟练的技术工人。业主和工人的关系,是一种实力均衡的关系。业主开价太低,工人可选择其他业主。同样工人要价过高,业主也可选择雇佣其他工人。所以,在这个工业发展阶段,自由契约是公平的,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中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可由“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理论,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完全适用。
    
    但是随着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流水线大生产阶段以后,资方和劳方的力量对比,就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均衡:大机器流水线作业之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令资方获利颇丰。而资本贪婪的属性,导致其宁愿将利润其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会用于改善工人的待遇。而流水线作业对工人之生产技能的要求,又大为降低。让工人学会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十分钟的培训足矣。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正是反映了这个时代里资方和劳方实力的巨大反差。今日中国之世界工厂,也非常类似当年的美国社会:两亿农民工没有地位。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自愿签署的雇佣契约,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严重受损,而资方则大量吸纳资金、盲目扩张导致了资本市场股价飞扬。既然购买股票来钱最易最快,整个社会的聪明人就都在疯狂借贷炒股,有谁愿意去干那种才挣几十美分/小时、流水线工人干的活?疯狂过后必然是灾难——1929-1933年从美国开始并波及整个欧洲的经济大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股票崩盘导致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市场萧条、生产锐减。到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了40%,经济倒退到了19世纪末。
    
    至此,古典经济学中 “看不见的手”之自动调节功能失灵了。痛定思痛,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模式从此诞生。这就要谈到罗斯福新政颁布的《公平竞争法》中的一项重要改革,让工人有权组织工会,选派代表与雇主谈判、签订薪资的集体合约。其指导思想是,既然劳方成了弱势群体,就要加强劳方的力量,使之可以抗衡资方:工人阶级可以通过集体合约,来要挟资方必须涨工资。
    
    虽然这种成立工会集体合约的模式在今天看来问题也不少,例如,它导致了美国汽车工业从此一蹶不振、丧失了竞争力,因为强大的工会绑架了资方。但集体签约这一模式对人类社会走向公平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避免了当年美国走向两个极端:或者政府走中央集权的法西斯道路,或者工人阶级起来造反导致暴力革命。同时,它还导致从此欧美各国普遍实施了劳资集体合约制度。中国社会目前正在推广的“工资协商制度”,其核心也是用人单位与其单位职工以集体协商的方式,达成集体合同。其起源就是当年罗斯福新政的《公平竞争法》。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就是用权力来修订规则,以促成公平契约。为此,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之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当今许多中国社会问题之根源,就是权力压制了契约,而不是服务于契约。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只要不涉及到权力,中国的市场经济行为基本上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例如,中国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订购合同,基本上是按严格自愿契约之法则在办事,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出现了纠纷,也通常会上诉法庭来依法处理。再例如,前面谈到的中国目前正在推广的“工资协商制度”仅仅针对非国有单位,所以没有受到权力的左右,虽然也有阻力但毕竟在推广之中。中国社会积累已久的“欠薪”问题(当年温家宝总理还专门为农民工去讨过薪),可以期待能通过“工资协商制度”逐步得到合理的解决,至少劳动密集的大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中国的问题一旦涉及到了权力,就出现了权力压制契约的现象。例如,拆迁征地,理应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但即便我不同意在补偿协议上签字,但却依然可能遭到强拆。究其本质原因,是地方政府可以从中拿到一笔卖地的巨款,当然其屁股就坐在开放商一边,地方政府连同开发商与单个拆迁户签约,双方力量悬殊,这样达成的协议很难公平;国家整体的工资制度改革也是一样,前述的非国有单位的“工资协商制度”阻力少一些,但涉及到国家机关和国企的《工资条例》就迟迟难以出台,因为这涉及到垄断行业,他们依靠控制国家资源和公共服务而获利,其后台是权力;贪腐问题粗看起来,似乎与契约谈不上有什么必然联系,但究其本质,世界许多国普遍实行的阳光法案,即政府官员必须公示财产,难道广义地说,不正是公众与政府的之间的社会契约吗?中国官员对财产公示之阻力,正是体现在他们滥用权力,压制了这一政府与国民之间理应签订的社会契约。
    
    所以,中国社会目前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权力压制契约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能通过调研个案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的,必须借鉴西方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即制定出新的程序规则。为此,笔者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在本文中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具体程序规则方案,一个是解决拆迁征地问题,要制订一个《拆迁征地法》,另一个则是解决官员腐败问题,需要再召开一次“七千人大会”。两个方案的核心思想,都是通过建立新的规则程序,来促使签约双方达到力量的平衡。
    
    一、《拆迁征地法》的基本思路
    
    正如前面所说,目前中国的拆迁征地,表面上是拆迁户和开发商的签约,但关键在于还涉及到第三方,即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从中既可获取招商引资的政绩,更有一笔通常远比拆迁户更高的、一次性就拿到的70年之土地使用费。这样一来,单个的拆迁户,与开发商及政府联通签约,怎么可能达成平等的契约?所以,制订公平的《拆迁征地法》首先要考虑的是平衡签约双方的力量。为此,笔者设想这一法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集体签约、档案制度和民主法治:
    
    1)集体签约:出售土地的总费用中,拆迁户总体占多少比例,地方政府占多少比例,这在开发商与拆迁户签约之前,就必须先定下来。这样,拆迁户得到的补偿费越高,地方政府的收入也越高。只有预先定下来这个比例,才能保证地方政府会站在拆迁户的一边。然后,开发商与拆迁户签约的补偿合约,要仿照“工资协商制度”的集体合约模式,而绝不能让拆迁户被开发商各个击破。为此,拆迁户可以联合派代表或委托律师,与开发商谈判达成集体合约。至于每个拆迁户具体该分到的金额是多少,则建立在每个拆迁户房产价值评分的基础之上。
    
    2)档案制度:每个拆迁房产价值评分都要建立档案制度。如加拿大对家庭征收地税,就是建立于完整档案制度之上。如我家房产与对面邻居一模一样,怎么评估比邻居高出许多而导致地税多交?为此,我可到政府部门投诉。政府部门会做出解释,如你家后院靠公园而对面邻居后院靠马路,本市后院靠公园的房屋出售价,比后院靠马路的房子历年来高出的百分比都有统计,具体到各家各户的图片都可以查到。这么一解释,通常就能让人满意了。还不满意怎么办?如我家后院靠的只是个小公园,差价不应如此大?这样就要委托第三方评估师来评估,评估结果不仅修订了我的房屋估价,同时还要存档。以往的档案越积累越多,后续的评估也就会越来越精准。
    
    3)民主法治:目前中国访民上访,一半以上的问题都是拆迁征地问题。但为什么不能通过法制来解决?中国法院对拆迁征地的案例不予受理。不受理的关键在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我认为我家祖屋值200万,开发商只同意补偿100万,这样的问题,法院是无法判别谁对谁错的。但是,有了以上集体签约和档案制度以后,法院判决就有了依据。集体签约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90%的拆迁户同意集体签约了,剩下的10%还要当钉子户,那么强拆就可以依法进行了。请了评估师评估之后,我还是认为评分偏低?那也不能当钉子户,完全可以把评估结果再请律师上诉。律师可以比较我家和其他家评分之相对比值,然后进而检索历史档案,把过去拆迁类似情况房屋情况之相对的评分比值作比较,这样就可以更精准地确定,我家的估值是否合理。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城镇化建设,拆迁征地的案例必然会越来越多,导致其上访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就拆迁征地问题制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则,理应是中国社会维稳的当务之急。
    
    二、“七千人大会”的构想
    
    目前中国民众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要求,已越来越强烈。但中国推行官员财产公示阳光法案的核心难点,出在哪里?笔者以为,可能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基层官员的阻力。按照目前中国官员提拔的民主协商制度来看,每一级官员的提拔都是要征求各方面意见的,而腐败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所以,经受考察次数越多的、越高级的领导干部,通常有贪腐问题的可能性就越低。这样,越是基层的官员,就越是反对财产公示,这是很合理的推测。
    
    二是社会稳定的考量。从七位政治局常委率先财产公示,然后从上至下、一级一级地公布,这个过程的本身,谈不上有多大实质性的困难。但关键在于,财产公示的真实性有多大?所有官员财产都公示了,一旦以后揪出一个贪官,结果查出的问题远远不是其几个月前公示的财产状况,这会带来什么震撼性的后果?
    
    显然,后一个社会稳定的考量更可怕。这会导致共产党政权更大的信任危机:本来财产公示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但财产公示的后果却可能适得其反:只要接连揪出几个贪官,那么,财产公示就成了反讽!
    
    正是建立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中共当局目前最急迫要做的事情,应当不是财产公示,而是要获得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任。那么,如何才能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呢?唯有一条,讲真话。所以,笔者这才想到了,建议习总书记再召开一次“七千人大会”,把全中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全集中在一起,讨论中国人民目前对官员们最关注的问题,以形成官民互动。
    
    这就要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了。当年中共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因为各地方政府不服从中央的下令,导致粮食收购不上来,北京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只够几天的供应周转了。这次大会的所有代表进京之后,先是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结果各省的分组讨论都反应出,根本就不是什么分散主义的问题,而是中央不了解地方的困难。于是毛泽东后来的讲话就改变了大会的基调,谈到了民主集中制,把会议变成了不是要求集中、而是发扬民主,并让所有代表留在北京过年,畅所欲言。“七千人大会”最后的导致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凤凰卫视去年做了介绍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专题片。一位如今已是耆老的当年参会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虽然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产生出任何决议,以至于这位老人家当年开完会议以后,都不知道如何回去给下级传达,但毕竟心情舒畅:因为每位代表都是带着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忐忑心情,来参加会议的,但在会议上所有的牢骚不满都发泄出来了,也就如释重负。回到地方再工作的时候,就轻松了许多,大家都交流出气之后,也就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应当怎么干,才能让人民满意了。
    
    所以,笔者认为,今日之中国很有必要再开一次全国县委书及以上干部的“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应当不同于51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因为时代不同了,媒体、尤其是网络的进步,将导致这次会议可以与全中国人民同步交流。大会讨论什么议题呢?类似于当年的“七千人大会”首先不是听报告而是分组讨论,这次“七千人大会”亦可采取同样的办法。分组讨论的主题,则是全中国人民对县级以上干部的要求,具体内容可以通过大会秘书组向全中国征集意见,然后整理交到各省分组代表的手中。
    
    犹如上次“七千人大会”从原本是集中统一思想的大会,变成了民主畅所欲言的大会一样,这次“七千人大会”代表们完全也可以畅所欲言,向全国人民倾诉作为党政官员的压力:例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官的日子好过吗?真的是作威作福吗?各级官员也可以痛快淋漓、把所有的牢骚不满都发泄出来。犹如上次 “七千人大会”上的会议记录都不含发言人的姓名一样,善良的全中国人民,对于这次会议上即便说了过头话的官员们,也一定能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甚至可以做到在网上也不发没有事实依据的帖子。
    
    也许和上次“七千人大会”并未形成任何决议一样,这此“七千人大会”可能也未必能促成官员与民众的任何协议,或达成任何共识。但当今中国官民之间迫切需要的,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的信任,这在当今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想,这样的目的应该能够达到,也一定能够达到。
    
    希望习近平总书记能采纳以上这两个具体建议。
    
    
    赵平波 2013年元旦晚写于多伦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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