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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01日 转载)
     很荣幸收到许章润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里讨论关于革命这个重大话题。在座的诸位都是学术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而我只是一个业余学者,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也不算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因此,我有些诚惶诚恐。当然,我还感到荣幸的是,和我有着同样独立学者身份的吴稼祥先生担任我这个演讲的评议人。今年以来,我在网络上每发出一篇文章,都会提前给吴稼祥发短信,提醒他关注,我是高度关注他的意见的,但在他的微博里好像还没有讲过我什么好话,今天你终于要为我讲上十分钟了,我期待你的高度评价。
    
      在这个场合谈论革命这个话题,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在公共话语领域,谈论革命,我想是有风险的,最低的风险是,你发表的某些看法很可能会被马上删掉,你所用到的几个关键词会被屏蔽掉;而最高的风险是,说你煽动革命,你也可能被劳教了,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时有发生,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我初步翻阅了这次会议的一些论文,我感到很佩服,这些论文都写的很学术,很专业,很深刻,深刻的我都有些看不懂,我想,我看不懂的文章,那些网络管理者也一定看不懂,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文章,他们是不会删的。可见,我们的会议一定是安全,我由此而感到欣慰。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是我在前几月已经发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续发了两次。为什么要重复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谈,很多人都在谈,高层在谈,学者们谈的更多,都在议论,中国是不是会再次爆发革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好像又是杞人忧天,夸大其词。前些天,一个央视记者拿着话筒到处追着人问:“你幸福吗?”我记得大概只有一个老头回答说:“我不幸福,我姓曾。”而其他人都回答说“我很幸福”。我注意到,他们在说幸福时,脸上的确洋溢着幸福的真诚的笑容。在一个幸福的中国,革命怎么可能会产生呢?因此,学界讨论革命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一个怎样的观察角度?我在共识网上第二次发表《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篇文章时,写了一个按语,是想提醒读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主要体会是:反思革命,告别革命,清算革命谱系;而在过去了二十年之后,人们重读这本著作,可能更关心的是: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以前反对革命的一批学者,现在重提革命的可能性;以前坚持改革的人,现在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很显然,从二十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迎接革命”,这个话题的转变,值得重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语转向,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在座的大多数人,对二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想都会有体会。在“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基本上都是痛悔革命的残酷性和极端性,由此清算整个革命谱系,以及和革命相关联的那些思想,普遍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对中国更有见鉴意义。比如,上海的朱学勤,最早出来清理卢梭的激进主义,他的那本被人质疑的代表作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认为法国的革命文化是从卢梭那里起源,遗毒不浅,传播甚远,殃及俄国和中国,至今仍然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但是,那天听萧功秦讲,现在老朱的观点全变了,变得极其激进,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而且还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为何那些原来高度理性的冷静的致力于激进主义批判的学者,会再次诉诸革命?
    
     我的文章是为响应一个据说是高层人士的推荐而写的,他在有限的范围里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何会关注这本书?他是关注中国有可能会像法国那样再次爆发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在中国会引发更为极端的专制后果而必须提前加以控制?这些都属于猜测。我不想从猜测出发,也不想拘泥于这本书的具体结论,我想说的是,为何中国会再次涌动起革命的情绪,以至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清算革命的人,会期待革命浪潮的再一次来临?
    
      我的观察是,关于中国革命可能性的看法,或许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十个问题,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十问”。这篇文章在网上公开发表后,存续了很短的时间即被删除,但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传播--我真是庆幸互联网的力量。我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一次聚会上,我和金观涛说,你是研究关键词的,如果说2012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那一定是合法性这个词。因为执政党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信用流失,公信力几近耗竭,说什么话人民都不信,人民不信真话信谣言,这种信任危机不就是合法性危机吗?文革后期,国家陷于破产边缘,但那时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一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让人们无法知道内情,这得以让执政集团能够继续有效运行下去。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所有的内幕最终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想掩盖都掩盖不住。我的文章虽然被删了,但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执政党内部是有认识的,他们在内部也把这些问题看得非常严重,也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亡党亡国。很显然,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社会总体危机的表现,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资源、环境、民族关系、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已到了不解决必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乃至革命的危险程度。
    
     第二个判断是,对于问题的存在,左右有共识,朝野有共识,差别无非是看的重一点还是轻一点,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要不要改、愿不愿意改、能不能改和怎么改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涉及到改革路径的选择。我的看法,实际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改革还是革命?晚清宪政改革最后被辛亥革命取代,原因何在?学者们有各种解释,现在看无非就是这么几条:晚清统治集团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格局,没有真正自我改革的决心,皇权内阁倒行逆施垄断权力,宪政时间表不能满足地方和民间要求尽快立宪的主张,人心思变已经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也就是说,在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不管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和晚清具有相同的性质,现有的执政集团可谓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机器,它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暴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工具,至今依旧牢牢控制着地方的命脉和民间社会的生长,但它的未来道路的选择无出其二:改革或革命。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对于这两条路径,我相信大多数人愿意选择改革这条路径,愿意告别革命,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普遍愿意选择的道路很可能在现实中走不通,而革命却会不期而来?
    
      有人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三岔口,或者继续沿着现在的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走下去,继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官僚资本、买官卖官交易;或者是往回走,回到文革,包括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一条路是往前走,走宪政民主之路,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实行还政于民。对于这个历史三岔口的说法,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还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路径,还有第四条道路或第五条道路,但是,在我看来,不管中国有多少种路径选择,最后都无法回避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时,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革命之路。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还将跌到在哪里?”这篇文章有着巨大的点击量,这大概是因为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改,你们怎么办?”我想,这不会是执政者的一个既定立场,可能是多种选项中一个考虑。就宪政改革而言,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很多人都谈到了执政党“不改”的可能性。比如,有人谈到,现在按宪政方式进行改革,必定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改革者被其周围人轰下台,一个是引发革命,因为以自我为对象的改革无异于拿刀去砍自己的身体,改革是对其支持力量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改的动?改革的动力又何在?这或许就是改革无法进行下去的深层原因所在。为此,我总结了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也就是改革的边界条件,我最近反复提到这五个约束条件,今天,我愿意再次复述如下: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我对我自己的问题: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没有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我的一个朋友说,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我在此引用,或许也算是一个答案。
    
    来源: 共识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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