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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准制度”有可能吗?/綦彦臣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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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不能推卸在房价上的伦理责任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綦彦臣
    
    ●中国的房地产体系(作为整体经济的一个子项)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存在着巨大崩溃的危险。因此,“新平准制度”只是其出路之一,或者经济批判的指向。在另一端,房地产体系崩溃乃至于经济崩溃并不代表着“新平准制度”失去了指向意义,其意义还在于为民主化实现后的经济政策(综合体系)提供支援。民主化后的经济民主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包括针对房地产体系在内的更广泛的经济子域里实行平准制度。
    
    案例:对应本系列第四篇文章第二节里面选的C处房产(138平方米,售价370万元),找一个相对应的租房信息,其面积是137平米,月租9千元。使用经济学模型手段,我们得出一个直观的房价租金比,是411。这个数据是中位数232的177%,而与通行的专家经验上限数据300来比,也说明中国房价比国际认可程度高33%。    

引言:全球房价下跌趋势观略
    
    在本系列上篇文章里涉及到的分析家埃里克森,其身份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系的副教授(而柯林斯则是《洞察中国》网站的创始人之一)。一位美国的战略学者关心中国房价的必要端在于房价是中国地方债里的一个构成因素,而中国整个经济的风险,在埃里克森与柯林斯看来有三个项目:其一,靠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之不可持续性;其二,地方债太庞大,房价下行后,到期债务难还,后续增长无力必致全球铁矿、铜和原油等价格下挫(——类似分析前面已有);其三,中国采取第二轮被迫的刺激政策,导致超过预期的通货膨胀。
    
    在以上三项中,只有第三项能够带来直接的房价上涨,另两项不是相反,就是关系不大。在这个定性下,我们再说前面已涉及到的2006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房价下降问题。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2011年11月25日的《恐怖屋,第二部》一文介绍:2006年以来,美国房价下跌了34%;2007年,爱尔兰房价到最高点之后,一直下挫了45%;西班牙与丹麦两国的房价也下跌了15%左右(未具时段)【1】。

一、中国房价被虚高二十三倍
    
    粗略平均前面涉及到房价国际下降之三个数据,得出大体结果:发达经济体的房价下降了约31%。按严格的专业要求来说,这么算很不严谨,但与之相对的是:在“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两个指标下,九个发达国家(澳、比、加、法、新、英、荷、西、瑞)的房价被高估了25%,换言之,31%的非严谨计算结果如果有更大范围的资料较正,或可降至25%,至少说明发达国家房价高估的幅度在31%到25%这么一个区间。
    
    在房价收入比项下,中国的房价被虚高远非25%到31%这么一个区间,而是达到了23倍。这还是按我们在本系列第四篇文章中的个案(以一对月收入总计5千元的大学生夫妇为测算目标),假定房价下降60%以后的情况,而国内专家经验是3至6倍较为合适。若仅按这一个指标来算,中国房价被高估至少380%,这仍是我们设想降价60%之后的情况。
    
    有了如此之高的房价收入比的超幅,几乎可以不论房价租金比,但进行一些相对粗略的分析还是有意义的。按着专家经验,商品房的市价与该房出租月收入之比超过300,说明房产投资价值变小,也说明房价高估,存在泡沫。相对应,该值低于200,说明泡沫不大,尚有较好的投资潜力。
    
    这两个直观的数值有一个参照,即以满足5%至6%的投资年回报率为基础。更为标准的说法是,这样的回报率的房价租金比值在196至232之间。我们给找个中位数,是214。对于上指的超300、低200,我们也给个中位,是250。再对214与250进行平均,是232。此“232”,与前面的“232”是否巧合,我们不用管它。应当牢记的是5%至6%的投资年回报率。
    
    还是用微观个案的方式来作解析,如对应本系列第四篇文章第二节里面选的C处房产(138平方米,售价370万元),找一个相对应的租房信息,其面积是137平米,月租9千元。使用经济学模型手段,我们得出一个直观(也接近宏观)的房价租金比,是411。这个数据是中位数232的177%,而与通行的专家经验上限数据300来比(取411整数,百位,为400),也说明中国房价比国际认可程度高33%。
    
    简化以上微观个案的数据,价值化结论有两点:一个是,中国房地产的个体投资回报率是设定条件的1.77倍,结果是9.7%;另一个是,中国的房价泡沫水平至少比已经涉及到的发达经济体要高33%,在它们已有25%虚涨的基础上高33%。

二、弃保八:地方无力支撑保障房建设
    
    可以预期,到2015年之前,中国宏观从紧的政策不会发生明显松动,对房地产市场的核心性监控只能是欲加细化。不能说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弃保八”完全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但是将增长率调整为7.5%肯定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更大的抑制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土地出让金部分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以国家政策面目出现的保障房建设其目标性更加坚决。
    
    这是一对矛盾。地方本来就负担了大部分的保障房资金供给,按2011年的情况看,与中央配比是4:1,而卖地收入锐减更进步加大了其负担程度。仍按2011年的情况看,1.3万亿的对保障房投入当中中央出1千亿,地方出了4千亿,全部机构融资与发债等计8千亿。2012年以及后续至2015年,这么一个区间,还要完成3600套中的2600万套,后续资金大体还需要3.7万亿。
    
    3.7万亿当中,仍按上面的1:4:8来配比有关资金,那么,中央要担0.33万亿,地方1.1万亿,贷款与发债2.3万亿。四年的时间,中央财政直接出0.33万亿不成问题,地方政府出1.1万亿也不成问题。有问题的是靠融资与发债而筹集的2.3万亿,尤其是地方债信誉不佳、前景不明,很少有个人与机构投资者认可,难以卖动。因此,只能是金融机构全部吞进。其结果仍然是变相地放松货币。
    
    在从紧政策取向下,变相放松货币不太可能。因为那不仅使中央调控当局信誉尽失,还会带来剧烈的通货膨胀。
    
    国家面临多么大的福利压力,由保障房问题上可见一斑。国内分析家们可以猛烈批判华尔街的贪婪,也可以嘲笑美国政府的新的货币放松政策。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其国家福利压力都是小于中国的。当我们的福利压力转化成金融危机之后,面对的局势要比前者困难百倍。
    
    以美国为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一波福利压力,已经顺利完成,等待进入缓慢复苏后再解决以失业为特征的第二波福利压力。在解决第一波福利压力时,奥巴马不惜冒被指为“社会主义者”(此词在美国是贬义)的危险,政府投入2750亿美元帮助在次贷危机中失去房屋的借款人保住赎回权。据中国经济学家高广春介绍:该2750亿美元在奥巴马当时的救市资金中“占比超过1/3”,“可望为900万遭受了金融危机破坏的美国家庭提供重建家园的机会”【2】。高广春的文章主旨是说次贷危机并不全然是坏事,而是类似于民主参与内爆的情形,使绝大多数底层获得金融民主的机会,代价则“住房贷款体系难以承受过多借款人的压力,最终陷入瘫痪”。在我看来,从次贷危机发生的民主政治机制来看,它最终是国家福利压力的一个反映。

三、学习历史:建立国家负责的平准制度
    
    在福利压力视角下,中国的保障房建设与美国的次贷赎回权救助,本质上是一样。即便不是国家有意的金融民主行为,也是具有社会主义含义的“自然民主”。再从纯政治学理论上讲,既然现代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强大,诸如在宏观经济方面的决定性影响,那么,就需要国家负担起金融民主方面的重大责任。这也是我历来主张“政府内化于市场的一个基本反映。在纯理论之下的国家责任暨政府行为,又该是什么呢?
    
    第一,地方债最终打包上交国家,或同曾经使用过的国有银行坏账处理方式一样。或者说,地方债打包上交中央是第二次的国有银行坏账往中央的集中。
    
    第二,国家实行新的平准制度,将市场上有价无市的空房收购、储备,而后再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低收入人群。
    
    对于地方债务打包上交中央的处理是基于两个基本事实提出的:其一,为对抗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处于决定者地位,地方处于服务者地位,且地方承担的支出比例占据大部分——按上指的1:4:8来综合,基本上是中央担1,地方担12;其二,靠土地出让金支撑的地方财政其效用已经到了尽头,尤其中央严控房价的政策导致了地方“冷地皮”现象的普遍化。
    
    “冷地皮”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标志,当然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可以预见,“冷地皮”现象将会持续下去。
    
    所谓冷地皮现象,就地方政府计划拍卖的国有土地没有人买,从而使土地财政陷入危机。据《经济观察报》2012年2月20日的报道称,“地方财政如坐过山车,刚总结完去年财政收入增收两三成,今年1月多省市却爆出负增长”,一线城市上海和重庆两地土收收入均下降达60%以上【3】。
    
    对于地方债打包上交中央这一政策建议,可以肯定地说,存在颇多的操作性障碍,但是,实行新的平准制度——国家收储空房而后低价卖出——不仅是实施调控政策之必需,也是国家的经济伦理责任之所在。
    
    平准制度是中国古代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全称应当是“均输平准”【4】),其因《史记•平准书》而得名。平准制度始于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西汉政府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政策:由负责国家财政政策的最高官员大农令统一在全国各地方(含封国)设立均输官,负责向首都输送征集起来的租赋财物;在首都则设立平准官,管理各地送来的财货,实行“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逆对市场操作,以防止巨商大贾对市场物价的过度操纵。
    
    平准制度说起来古典,其实现代国家都在实行平准制度,是为国家储备制。在美国,常为世界所关注的是石油储备,一旦市场油价过高而妨碍民生,国家就向市场低价抛售大量石油。是为“贵则卖之”。在中国最为世界所关注的就是粮食保护价收购,为了防止农民种地赔钱,国家以相对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是为“贱则买之”。近年来,中国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改为实行种粮补贴的办法来降低农民种地成本,而取消农业税则是一次实施、永久有效的保护政策。
    
    既然粮食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可以是平准制度的对象,那么,居民住房作为也已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列入平准对象也是应当的。
    
    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层面而论,能够同时采取地方债打包上交中央与楼房收储两项政策,当然是上善之举,使国民大获金融民主之惠。但是,随着经济增长速度调低,中央级财政收入也在减少,因此,退而求其次,应当选择楼房收储政策。这项可称为“新的平准制度”的狭义政策,不仅仅是应对国家福利压力的选项之一,而且还有益于盘活楼市的存量,使一块庞大的金融资产流通起来。

结语:经济崩溃本质上个公平问题
    
    中国的房地产体系(作为整体经济的一个子项)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存在着巨大崩溃的危险。因此,“新平准制度”只是其出路之一,或者经济批判的指向。在另一端,房地产体系崩溃乃至于经济崩溃并不代表着“新平准制度”失去了指向意义,其意义还在于为民主化实现后的经济政策(综合体系)提供支援。民主化后的经济民主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包括针对房地产体系在内的更广泛的经济子域里实行平准制度。
    
    每当人们谈起中国经济崩溃时,总会涉及到“中国崩溃”【5】这个全域而认为它是政治敏感在先的问题,以至于连起社会学意义都予以忽略。严格界定“经济崩溃”得以认清其社会学意义,对中国的民主化至少是真正经济民主是绝对重要的。也就是说,社会不公特别是国家经济权能过强、民间经济权能过弱必将导致经济崩溃,因为从最技术化的层面上讲,这种强弱对比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内需。
    
    国家掌控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如国企资产与央行外汇储备、商业银行信贷等),公众缺乏相应的消费(购买)能力,提振内需没有依托。与此同时,以欧美两大出口市场为主的外需走入长期低迷。中国的内需只选择大量公共工程的建设来带动是不现实的,且会使更多的寻租收入流入权力阶层而形不成现实消费。
    
    ——————————————————————————————
    
    注释部分:
    【1】作者未详,《参考消息》11月27日改题目为《全球楼市泡沫破裂之路刚走一半》,第4版<经济广角>。
    【2】参见高广春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杂志2009年第2期上的文章《资贷与金融民主》。
    【3】记者:席斯,报道题目《地方财政难题来了:不卖地无发展》,第7版<经济>。
    【4】除阅读《史记•平准书》外,非专业人士还可以翻查工具书《史记辞典》(仓修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P203,<均输>条目。
    【5】在我看来,经济崩溃的全域“中国的崩溃”是非古典型的,它由三项要素组成:其一,意识形态高度混乱,难以形成一个逻辑线索,即国家意识形态与实质价值观相冲突;其二,社会不公到了难以解决的程度,以致任何改革均会失败;其三,底层政权加速黑社会化,高层无力遏止也无法制裁。其中的第二项是产生经济崩溃的最大动因,最终导致经济的古典型崩溃。详见发于《零八宪章月刊(网络版)》2012年7月1日的拙文《论“经济崩溃”——中国模式失败与公民社会起步》。
    
    本文来源:民主中国

(Modified on 2012/10/04)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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