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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班谜团”是家族问题吗?——创新社会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綦彦臣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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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綦彦臣 (博讯 boxun.com)

    
    ●所有微观现象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替代“华盛顿共识”或美国模式的可能。很不幸,不管怎么辩论,中国在创新方面不可能超越美国的地位,其情形正如克里斯蒂亚•弗里兰所说,“关乎创新并将其转化为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时,美国是无与伦比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安排天然具有扼杀创新的冲动,事实上,它也那么做了。不用说,中国在2020年不会成为胡锦涛所预期的创新国家,相反,还会因为越来越像前苏联,存在整体崩溃的可能。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案例:在江苏苏州,有个可称为“富二代”的23岁年轻男子,为抗议父母及祖父对他网络生活干预而砍下自己的4根手指。前两者反复劝说他放弃对动漫的兴趣,准备接掌家族企业。

引言:故事不该发生但发生了
    
    如果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进入国企,他一定会被许多人艳羡。进国企是一项给个人与家庭带来光彩的事情,许多家庭不遗余力地把孩子送进国企。在另一方面,进国企的光彩背后也有阴影,或者说是另类故事——57岁的母亲为何如此铁心也即意志坚定地改变儿子的生活方式呢【1】?原因简单到不用理解的程度,她说:“进国企就稳定了”,“进国企,端铁饭碗。”
    
    被劝的对象她儿子却绝不认可这种生活模式,虽然勉强参与过面试且过了关,但最终选择了逃离。为此,承担的后果不只是与母亲关系完全弄僵,更有工作辞掉、女友分手之代价。作为儿子他再也不理母亲,拒绝与到了重庆的母亲见面。也许多数人认为这孩子不懂事儿,对母亲不仁不义。而问题的本质是:母亲在想为儿子争得一份稳定工作、端上铁饭碗时,也有自己很私心的考虑,他要将整个家庭的无形资产进一步的提高;而儿子那一方为了自己选定的生活方式,不愿为母亲的无形资产要求来付出沉没成本。

一、混国企:“混官事儿”的经济版本
    
    上面报道里面没涉及到母亲对家庭无形资产提升的诉求,但间接说到三个儿女都进国企是这位母亲的期望,她丈夫同样如此。并且,这位母亲的大儿子即被逼迫进国企的小伙子的哥哥,“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父亲所在的国企上班”。小伙子也没表达“沉没成本”之类的看法,但他的坚决不服从确实是担心自己家庭无形资产的提高会以他的生活为代价。
    
    所谓沉没成本,在会计学上的意义是讲“过去已支出而不能收回的那部分成本”。比喻个人生活,就是你一旦选择不顺心的模式,代价必然是使你舍弃相对理想的模式。
    
    这样说不算理论化,仍有实证证明。2012年3月1日的《南方周末报》有一个报道【2】,报道里援引一位化名叫蒙雨舒的女学生的话说:她想象自己一旦实现了父母要她“混国企”的目标,她就从骨子里变成一个“浅陋粗鄙的妇人,除了抱怨算计,不再有想象”。此前,她因爱好动漫而想放弃自动化专业,其父闻此,厉声命令:“你成绩好,要去保研,以后好混国企。”
    
    “混”这个字实在太经典了!它是个消失了多年又复活的精神幽灵。大凡上世纪六十年中期以前在农村出生并长大的人,都有个记忆:村里若是有个在政府机关上班的,其家人对外介绍时,总会说这个人“在混官事儿”。大凡是弄到“混”这个份儿上,绝对不是生计不聊。相反,日子过得滋润,衣食无忧且受人尊敬。
    
    “混国企”在很大程度上是“混官事儿”的经济版本,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进入“钱信仰”的时代。换言之,“混国企”就是“钱信仰”的经典表现。
    
    对于当下的国企业,有些夸张的说法,比方一个项目长就可轻易得一袋装有十数万现金的茶水费。这恐怕是平民百姓一家人辛苦半辈子、精打细算的储蓄。茶水费的说法带有“传奇”成分,但确实有官方负责纪检监察的高阶人士公开对媒体说:一些国家项目投标的总额里面,有三分之一的是贿赂构成的。行贿的人也不傻,给你招标权力人的钱总会算到工程造价里头去。
    
    分析“混国企”现象,也没必要完全污名化国企。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国企在机制上,就是一个不透明官场的仿制品,那里产生的“政治文化”是不为一些有理想的年轻人所接受的。在另一方面,“国企”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并不完全由垄断企业来代表,还有许多非垄断型的国企存在于市场。后者也要经受市场考验,甚至有的风光一时,而随之而来的大衰败却使许多从业人员无从谋生。在地方有影响的国企的先盛后衰的历史给了有理想的年轻人一些“教训”——国企不见得完全靠得住。
    
    无论是前面说到的在重庆坚守理想的小伙子,还是后面化名蒙雨舒的女大学生,他们或许有一些针对地方国企先盛后衰的个人观感。但是,他们在当下又不得不面对“接班文化”的约束。准确来讲,小伙子未必是接他父亲退休腾出来的岗位,若真去“混”还得经过考试程序,但里面含义却是“国企家庭”出“国企员工”,是广义的接班,是一种文化现象。递进而言,蒙雨舒没有较为明显“国企家庭”背景,但她却被确定父亲最实际理想的实践者,“混国企”是父亲没能完成的志向。
    
    “混”之经典,与接班文化相映照,为中国平民社会画出一道在地上的彩虹。这道彩虹要求那些还有些人生理想的年轻忘记他们理想中天空的彩虹。

二、明规则:接班高于一切
    
    接班文化不只是“混国企”家庭所特有,几乎是绝大多数具有相对高一点的无形资产的家庭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是真正的官二代(父亲做官,儿子也做官)、真正的富二代(父亲经商,儿子也经商)出现的源动力。
    
    在另一面,既然家庭想出现真正的第二代政治或商业传人,那就使父辈拥有了主导权,而子辈往往是被动。在信息高度发达暨供给无边界的情况下,被动往往变成了反抗,尤其是商业家族大都面临此类难题。在这个稍嫌理论化的分析框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正面临着接班难题,或曰“不接班谜团”。
    
    2009年9月28日的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同一天发表了由同一个记者(严婷)采写的两篇报道,探讨“富二代”不接班问题。当然,在我们设定的规范下,没真正从商的还不能称为“富二代”,但为了易于讨论问题,我们不妨来接受媒体普遍使用的宽泛“富二代”概念。
    
    上指的第一篇文章说“良好的教育可能使年轻人远离家族企业”【3】;第二篇文章则说,“企业对富二代的魅力减退”【4】。这两分资料中的后一份,讲到江苏苏州“富二代”为抗议父母及祖父对他网络生活干预而自残的事情固然属于极端(原文说:“一名23岁的男子砍下自己的4根手指,以表达对他父母和祖父反复劝说他放弃对动漫的兴趣、致力于接掌家族企业的愤怒。”),但它也说明了这个家庭里面不存在代际沟通的机制。另外,自残者的父母及祖父根本不了解网络,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两份资料中的前一份,引述专家的话指责“富二代”不了解中国文化和风俗。但为什么看不到网络传播的新价值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呢?
    
    专家们的常识往往会出谬误,这是网络时代的一大特征,因此,专家的知识身份常常遭遇戏弄,网民们称之为“砖家”。“砖家谬误”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网络时代里的社会现象。常识也不再是专家学者经过稍微的包装而当成郑重思想或学术产品的来源,而成为大众在价值颠覆狂欢中的对象。比方说,在曾经喧闹有时的曹操墓问题,不管它的结局如何,整个过程中的专家权威受到了严重质疑。它也更进一步地证明了“砖家谬误”真实存在之状。
    
    “砖家谬误”作为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它的一项本质性内容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的话语权与利益分割的关系。对网络行为表达不满的传统精英可以列出许多理由,比方说网络上色情资讯泛滥,有什么样的比例的在校学生访问色情网站;再比如说,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生活圈子而沉缅于交友网、购物网、游戏网。
    
    然而,最大的问题即对传统精英的最大挑战是:青少年对父母、师长的不满可以通过网络表达,比如在BBS上对不满对象进行批判。有时,那些批判表达得有欠准确,因而被父母、师长认为是诋毁行为。换言之,对此种挑战传统道德的网络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网络大不敬”。

三、庞大而无形的思想屠宰场
    
    “富二代”只是一个特定的小众群体,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多大一致或者有多大差异均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接班谜团”不只存在于富有且传统的家庭中,很普通的家庭当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即下一代不愿重复上一式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比如本章第一节所涉及到小伙子与女大学生,其中一个更深刻的分歧因素仍然是两代人对网络传播的新价值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比方说,年近六十的父母即便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特别有轰动性的主题,也不会以跟帖的方式发表言论,而不管言论的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这代人稳重的价值取向的表现。相反,他们的“八零后”子女不但要“围观”某个网络事件,或是发帖或是“顶”一下某个已表达的意见。
    
    在东亚文化中,虽然不乏父慈子孝的传统说法,但是从接受启蒙的个体自由意识以来,两代难以沟通就成了公共问题。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此为影响社会生活质量的一大问题【5】,但中国人并没有引以为鉴。中国的情况不是“五六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自我启蒙过了头,反而是在科举体制几乎完全复制的社会情况下,自己向恶劣的家长主义复归。尤其是“五六人”在社会上没有成就感或“少年雄心”受挫的大多数,都寄希望孩子来完成自己的“伟大理想”,比如考上名牌大学或者挣一把大钱。考名牌、挣大钱之设想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谁来做这个设计的主体不是孩子本人而是他们的父母。
    
    于是,父母原来的不宽容变成了对孩子的恶意猜测!而回观孩子的成长历史,就是一部思想屠宰的历史:孩子们进入“学习流水线”后,也等于走进了思想屠宰场。学校的升学率考核实际上是与家长共谋的一种“思想屠宰”。八零后群体在“高分低能”普遍化之后,又出现了诸多被社会认为的问题。被媒体热炒过的“哈狼现象”是为其一,比如某大学好几个女生痛打一位贫穷女同学【6】,其社会心理原因就是通过宣泄暴力来实现自我价值化界定。 因为她们在少年时代,根本没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认可。可怕的结果产生了:赌注,是被赋予预期的,但不可能具有被认可的价值!

结语:网络大不敬的社会学含义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网络大不敬,有可能导致暴力行为,比如对父母与师长的人身施暴,乃至于不满者伤害自己。由虚拟表达而致的现实暴力绝不值的赞扬,而应被视为社会转型的成本。好在,它不是一种普遍化的现象而只限于极端的个案。
    
    传统精英是可以广义化的,它包括对有权青少年进行教育与引导的任何个体与阶层,而最具体的就是父母身份。一些激进的青少年对父母身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约有三万成员的“父母皆祸害”网上讨论小组颇引媒体与公众注意【7】。这些成员大都生于1984年之后,从小接触网络,他们的思想特征是“两个没有”——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容质疑的权威。网络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功能,但也大大强化代际沟通难度。你很难想象现今近五十岁的父母对网络一点不了解,他们如何去与二十四五岁的儿女去交流,尤其前者一直在用较为传统的观念去约束后者。
    
    这些微观现象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北京共识”【8】或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替代“华盛顿共识”或美国模式的可能。很不幸,不管怎么辩论(超乎中国而为世界的辩论),中国在创新方面不可能超越美国的地位,其情形正如克里斯蒂亚•弗里兰所说,“关乎创新并将其转化为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时,美国是无与伦比的”【9】。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安排天然具有扼杀创新的冲动,事实上,它也那么做了。不用说,中国在2020年不会成为胡锦涛所预期的创新国家,相反,还会因为越来越像前苏联【10】,存在整体崩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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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部分:
    
    【1】2012年3月12日的《重庆晨报》刊登了一篇报道《57岁母亲3年10次赴重庆劝儿子回老家进国企》,仅凭报道题目中的三个数字,人们就不难看出这是一桩奇闻。
    【2】报道的题目是《保研战,“涉及生存,一切都是可笑的”》(特约撰稿人:范承刚)。
    【3】《参考消息》次日改其题目为《西化教育让“富二代”不愿走父母老路》。
    【4】同【3】,次日改题目为《接掌企业对“富二代”失去吸引力》。
    【5】参见[韩国]南德佑文章《韩国的经验》对韩国代购之社会学意义的分析,文章载于《比较》学术双月刊1992年第1期。
    【6】一个叫“平度论坛”的地方网站,2005年6月6日发帖《震惊!一位广东穷女学生惨遭室友暴打!》。贴中透露三点:第一,被殴女生比较穷,所以被室友看不起,以至于遭遇暴力;第二,高校里的暴力行为已经普遍化;第三,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7】到目前,“父母皆祸害”已经是百度百科的一个词条。
    【8】北京共识,最早由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其2004年5月8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The Beijing Consensus)提出。转移自张才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P175-176。
    【9】参见《华盛顿邮报》网站2010年8月30日文章《中国经济模式不是美国的答案》,同【3】报,次日译介,题目《美国媒体称中国模式不是美国的答案》,第16版<中国大地>。
    【10】中国越来越像前苏联,也是全球争论“北京共识”暨中国模式的一个论点。详见俄罗斯独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涅克以及著名记者与政论家舍甫琴科所论。前者说:“一方面中国日益强大,但另一方面确实更像苏联。”后者说:“两大原因导致苏联解体。一是苏联共产党贪污腐败;二是迫害异议人士,把批评声音当成外国敌对势力针对苏联的阴谋。”可参见【3】报,2011年5月20日的有关综述,第14版<海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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