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日本作为中国的属国并不遥远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0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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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右翼《正论》杂志2012年2月1日发文称，因与美日两国的“价值观对立”，中国可称之为“异形大国”。文章称，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还将持续：中国军费的不断增长及发展方向“不透明”，中国海军不断的扩大海上路线，也是一种“野心”的体现。日本自卫队应当与中国军方加强联系，加紧对华搜集情报。若中日双方仍缺乏各方面的交流，对日本而言，“危机要素”就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强大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世界地壳为之震动”，使得亚太地区以及印度洋地区的部分国家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威力”。
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日本要认清未来的情势，并深刻的体会到这种“历史紧迫感”。日本应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应对中国危机”的策略，采取对华强硬态，这需要日本领导人的“外交手腕”。
日本右翼用心良苦，这是由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对决现在又是一个关键时刻：中日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基本势均力敌，而继续增长的天平似乎滑向了中国一边。
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领土是日本的将近三十倍，人口是日本的十多倍，只要全球化的格局没有改变，中国国力继续增长的潜力理应大大超过日本。
要知道，现代的中日关系，是极为不正常的：日本由于积极吸取了欧美文明，把满清奴役下的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等到中国内乱四起、日本趁机蚕食、迫使陷入共产党专政之后，“吸血效应”使得日本的人均产值达到中国的几十倍之多。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会永远存在，只要中国的人均产值有朝一日达到了日本的五分之一，那么综合国力就会使日本的一倍。中国的人均产值有朝一日达到了日本的一半，就可以不战而胜，或通过统一战争，迫使日本再度屈膝。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东亚历史上的那种“中央与方国”的隶属关系。
在历史上，日本基本上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存在，和越南、朝鲜、蒙古、缅甸等“国”大同小异，而且日本还比蒙古、缅甸更亲近中国文明，比现代殖民化之后的越南和朝鲜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明，这也是日本能够称雄世界的一大原因。相形之下，蒙古、缅甸比越南、朝鲜保留的中国文明更少，所以也就更不争气。
（二）
日本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其最早的证据就是“汉委奴国”的存在。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轰动日本列岛。“汉委奴国王”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钮，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而“滇王之印”无论在尺寸、字形、钮形及雕刻工艺上都与其十分接近，这大大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此印一出，论争顿减，但却没有彻底平息。有的学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汉武帝时赐予滇王尝羌的金印，距离《后汉书》中所述年代相差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旁证，如果要确认“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必须有更为充分的考古发现支撑。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仅仅比云南落后了一百五十年左右。
如果这枚金印确系中国东汉所赐，则足以证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准确无误。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说”、“假印说”（无原型的假造）、“伪印说”（有原型的仿造）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云南宁西“滇王之印”的出土。
1981年2月中国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该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这场论争，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广陵王玺”龟钮金质，除钮形不同外，质地、印体造型和印文字样风格都和前印颇为相似。据考证，该印乃是汉光武帝赐给儿子第一代广陵王刘荆的印信，时间是在公元58年，仅比光武帝赐印给倭奴国王晚一年。西汉典章规定“诸侯王，金玺盭绶，掌治其国”，东汉时“金玺”未变，仅改为“诸侯王赤绶”，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纁赤绶。”由此可见“广陵王玺”、“汉委奴国王”印都和东汉典章制度相吻合。但是金印的真实性得以印证之后，关于倭奴国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委奴”二字的解释上。有些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但是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说支持者甚少。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认为是连称“倭奴国”的理由主要是：
1、中国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时此事均称“倭奴国”而不见简略为“奴国”的；
2、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则该印上文字当为“汉·委奴·国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
主张是“倭”之“奴国”的学者则更多相信其与“奴国”的联系，由此他们也推定福冈平野就是奴国的势力范围，并推断伊都国的位置。这是邪马台“九州说”学者通常所采用的观点，也是基于“倭”的总称已经形成的状况。
现在人们都肯定了“汉委奴国”的真实存在，所争议的，无非使其领土是否涵盖了整个日本。
但是我认为“汉委奴国”的领土问题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不论“汉委奴国”的领土是否涵盖了整个日本列岛，它都是当时日本列岛的最大国家和唯一代表，否则就无法获得汉朝的册封和委任统治。
（三）
书名 作者 述及年代 成书年代 对日本总称 当时邦国称呼
山海经 传说时期 战国至西汉 倭
论衡 王充 后汉时期 倭人
汉书 班固 前汉至后汉初 倭人
倭人传 后汉 约二世纪后期 倭人
三国志 陈寿 三国 三世纪末 倭人、倭种 邪马台、伊都、狗奴等
后汉书 范晔 后汉 约432年 倭国 倭奴、倭面土
宋书 沈约 南朝宋 488年 倭国
南齐书 萧子显 南朝齐 6世纪前半 倭国
梁书 姚思廉 南朝梁及前事 636年 倭国
晋书 房玄龄 魏至晋 648年 倭人
隋书 魏徴 隋及前事 636、656年 倭国 一支、竹斯、秦王等
南史 李延寿 南朝晋至陈 659年 倭国
北史 李延寿 北朝魏至隋 659年 倭国
旧唐书 刘昫 唐 945年 倭国、日本
新唐书 欧阳修 唐 1060年 日本
由上表我们清楚地看到，约成于公元432年的《后汉书》是第一部将日本称为“倭国”的中国正史，这种称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补记晋朝史事的《晋书》外一直持续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旧唐书》中与“日本”并称，到了1060年则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国”的称呼持续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晔则是这么称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汉至晋代却一直将日本称为“倭”或者“倭人”，还没有“倭国”的概念，这样的时间大约也有600年之久。这说明，在5世纪以前，中国人眼里的日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只是结构松散的邦联，甚至仅仅是一个民族系统。而在5世纪使得当时中国人观念发生变化的无疑是自《宋书》以降各史书中记载的“倭王”遣使献见，即传统意义上说的“倭五王”。正是从这些使节口中，尤其是从倭王武进献的表文中，中原王朝统治者们了解到日本列岛发生了变化，一个统一的强势政权已经形成，冠以“国”的称呼名副其实。而432年范晔完成《后汉书》时，已经距413年倭国第一次遣使将近20年，并且又经历过421年、425年、430年的后续三次倭国遣使。所以，范晔完全有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发生的变化，并且部分了解了倭国的地理位置等情况，他以自己富有远见的修史观念，毅然将“倭人”改为“倭国”，并在叙述三百多年前倭奴国位置时准确地提出“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说法。
同时，范晔“倭国之极南界”的说法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九州在日本列岛的南部，如果是从九州向近畿行进，即使方向误认也只会夸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将“东行”误认为“南行”。虽然《三国志》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早了百余年，但是这期间定方位的技术早已成熟，《三国志》的方向记载也应该是准确的。而将“东北行”称为“东行”或者“北行”这完全是记叙的习惯问题，即使在今日的朝鲜半岛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么严格的南北方位关系，这就是人们习惯的体现。此外，《隋书》中记载了裴清亲赴日本的记录，称他向东行，则也没有发生任何以东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将《魏志》《倭人传》中的“南”都视作误写误刻，而不是方向的误认，就无法满足“近畿说”支持者们的方位需要。
由此，我们可以小结以下四点：
1、“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点在古代倭奴国范围内。
2、倭奴国不简单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的“奴国”，而是一个涵盖九州岛相当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国家。
3、自《后汉书》起“倭人”改称“倭国”，日本列岛上有关自身统一国家的概念，传入了中国。
4、《后汉书》没有方位误认，推测《三国志》记载中也没有对邪马台发生方位误认。
据上所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姑且不说日本地方政权与唐朝和明朝中央政权的宗藩关系。
至于元朝和清朝，日本则采取了“不服从”运动的策略。因为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汉化程度要低于日本，不配接受日本的归属。
日本作为中国的属国，其实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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