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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制度与大革命到中国制度改革/孔祥新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12日 转载)
    
    中国大陆的秦制极权,迄今已延续了两千多年,面对当前国际潮流的新一轮民主浪潮冲击,何去何从,如今中国大陆的执政们,必须做出抉择。
     (博讯 boxun.com)

    中国大陆的秦制极权,面对当前国际民主制度新浪潮的冲击,其出路不外有三:要么固守,要么改革,要么革命。
    
    固守是特权层的首选,改革是特权层的无可奈何,革命是特权层的深恶痛绝。
    
    “绝不搞”是特权层的固守宣言书,改革开放是特权层的烟幕弹……
    
    面对当前国际民主制度新浪潮的冲击,中国特权集体焦虑,并积极到国外寻找药方。于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便成为中国大陆执政们的必读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作品,是一部描述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历史著作,作品分析了产生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社会力量,原著出版于1856年。
    
    知人论书,方才不谬。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1835)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托克维尔以他游历美国的经验,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探索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根源,这本书成为社会学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托克维尔提出以私人慈善而非政府来协助贫穷人口的主张,也对于日后的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有着深远影响。托克维尔曾积极投入法国政治,包括了从七月王朝(1830-1848)至第二共和国(1849-1851),但在1851年的政变后他便退出了政坛,并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但只完成了全书的第一卷便去世了。
    
    托克维尔的家庭是在诺曼底一处的地主贵族,当地许多地方都以托克维尔家庭为名。在取得法律的学位后,托克维尔获得任命为凡尔赛法庭的实习文官。他在那里认识了担任检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两人成为了亲密的好友,并且在之后合作写下了许多著作。在1831年两人被一同送到美国以考察美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在这趟旅程中,他们两人写下了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E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论美国的形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 1832)。回到法国之后,托克维尔成为了一名律师,并且将他游历美国的见闻记载成书,于1835年发表了这本经典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这本书受到空前的好评,不久后也被译为英文,使托克维尔在美法两地都大为知名。这本书也成为社会学的早期模型,使他于1937年获得了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荣誉军团勋章)的殊荣,并且在184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托克维尔相当鄙视当时的七月王朝(1830-1848),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跨入政界。他当选了芒什省的议员,并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到1851年为止。在议会里,他大力替废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辩护,但他同时也支持路易·菲利普政权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托克维尔在1842年也当选为芒什省的总参事。
    
    除了美国之外,托克维尔还曾前往英格兰考察,写下了Memoir on Pauperism一书。在1841年至1846年之间他也游历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的第一趟旅程使他写下了Travail sur l'Algérie,在书中他批评法国的殖民化模型。身为废除主义者,他主张应以英国的非直接统治的模型来管理殖民地,而不是将不同的人口混合在一起。他甚至主张应该在欧洲殖民者与阿拉伯人之间实行种族分离,让两边都有独立的立法体制以实行自治(他的主张在半世纪后的1881年原住民法里被实行)。
    
    在七月王朝于1848年的2月革命中垮台后,托克维尔于同年当选了国民议会的议员,他在议会里参与了第二共和国新宪法的起草(1848-1851)。他也支持两院制以及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普选权,因为乡村地区的广大农业人口通常支持保守的政治立场,能够抗衡巴黎都市地区的劳工人口,以免巴黎市的革命情绪影响全国政治,普选权的扩张同时使托克维尔的选票从原本的700大幅增加至160,000人。
    
    在第二共和国里,托克维尔与保守派的parti de l'Ordre 结盟,对抗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在二月革命的骚乱后不久,他认为一场处于支持“民主和社会共和国”的劳工人口与由乡村人口和贵族构成的保守派之间的血腥冲突是难以避免了。如同他所预见的,两大社会群体间的紧绷关系最后爆发了1848年的6月大暴动。托克维尔选择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Louis Eugène Cavaignac)将军所领导的镇暴行动,卡芬雅克最后宣布了紧急状态并且暂时冻结了宪法的法条。尽管身为卡芬雅克以及保守派的支持者,托克维尔仍然接受了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政府的邀请,在1849年6月至10月间担任法国外交部的部长。由于与总统拿破仑三世理念不合,他在就任后数个月便辞职而去,但仍担任国民议会议员。
    
    托克维尔支持波旁王朝的复位,反对拿破仑家族的第二帝国(1851-1871)。他在1851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对抗拿破仑三世。在选举之后,新当选的拿破仑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以对抗政变,但却被拿破仑以“叛国罪”为名逮捕。在遭拘禁一小段时间后托克维尔获得释放,接着他完全退出了政坛,与他的英裔妻子Marie Mottley一同隐居于乡间的城堡(chateau de Tocqueville)。在那里他也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在1856年出版了全书的第一卷,但在撰写第二卷的期间因病去世。
    
    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民主与美国》是最早开始探讨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主要作品之一,并且也成为研究这方面领域的经典作品之一。在书中托克维尔以他敏锐的观察力,从一名第三者的角度观察新大陆的民主制度。他赞扬了民主制度在美国的成功发展,但他同时也对于民主制度下出现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他将那称为是“温和的暴政”。这本书是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期以游历美国的经验所写成的,那时正是美国刚经历了自由市场革命、西部扩展、以及杰克逊民主的快速发展,完全改变了美国生活面貌的时候。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可以适当的平衡自由与平等两者,在照顾个人的同时也顾及社会的发展。托克维尔认为过度的社会平等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孤立,造成更多的政府干预、以及自由遭到侵蚀。托克维尔也批评了个人主义,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根基于相同目标的团结合作,能将美国建立为一个更理想的国家,也能因此而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从而避免过度依赖政府的干预。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开始,许许多多思想家的一贯主张是:为了避免邪恶和贪婪,私人财产必须被废除;只有当财产的力量被完全消除后,知识份子精英的“哲学家国王”才能浮现,并对社会进行统治。只有当美德成为唯一的权力基础时,人类社会才能达成理想的目标。而早期的现代思想家从托马斯·莫尔开始,也采取了柏拉图对于私人财产的批判姿态。柏拉图和莫尔都认为财产的平衡和权力的平衡是一致的,如果财产的持有出现不平等,那么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必然也会掌握权力。而18世纪的孟德斯鸠也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财产被平均分配时,真正的美德才能浮现并领导政治。这些思想家都主张社会的平等是一个共和国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统治者是最杰出而最优秀的。
    
    托克维尔最初也认同财产平衡等于权力平衡这种观点,但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所得出的结论却彻底脱离了这些思想家,成为惊人的转变。托克维尔起初试着探索为何美国能够发展的如此繁荣,他见证到了美国社会与老旧的欧洲世界有着显著的差异,与欧洲相反的是,美国社会将赚取金钱视为是一种最主要的道德,结果使美国的一般百姓得以享受人类史上空前的自尊和自由。在美国社会里,几乎所有人都抱持勤劳工作和超越他人的理想,一般百姓从不服从精英的权威,同时激进的个人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发展至了前所未见的地步。
    
    托克维尔主张,正是这种独特的美国精神和道德观,使得美国脱离了欧洲社会的局限和牵绊。与欧洲不同的是,前往美国的新移民发现了有广大而无人居住的土地可以拓垦,所有到达美国的人都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活。托克维尔指出,数量稀少的旧精英以及地主贵族的确存在,但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抵挡因为广大土地的所有权而衍生出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开放社会里,迈向富裕的机会多的数不尽,所有人都开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勤劳而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成为社会的主流。
    
    而这种先天条件也孕育出了美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殖民地和后来的地方州会通过的法案。到了18世纪末期,崇尚赚钱、勤劳工作、以及个人主义的民主价值已经支配美国北部,消除了大多数旧世界遗留的贵族及其价值观。不过,要在美国南部消除这些事物则显得较为困难,因为奴隶制度产生了地主贵族以及类似于旧世界的从属关系,这种现象一直要到南北战争的战前时期为止。
    
    托克维尔指出正是这些在北部(以及稍后在南部)出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超越了旧世界的道德观和社会机制。立法机构进一步废止了来自旧世界的长子遗产继承权和其他遗产继承的限制,使得土地的所有权得以广泛的分配。地主精英失去了将所有财产分配给单一长子的特权,因此财富变的更难以巩固,更多人也因此会努力的替自己的未来奋斗。
    
    托克维尔主张,在这样快速民主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没有什么特别“杰出”的道德观念,而是会希望透过勤劳工作来累积庞大的财富。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在这种独特的民族特质上跳脱了传统的欧洲。在欧洲,没有人对赚钱有太大的兴趣,最底层的社会阶级对于赚取足以温饱以外的财富并不抱希望,而上层阶级则认为赚钱是粗鲁的、下流的、而且与他们的贵族身分不相搭配的。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这些在文化上的差异也被后来许多思想家和学者所采纳,解释了为何欧洲在19世纪会出现一群穿着豪华服装、却走上街头企图利用劳工发起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菁英阶级;然而在美国,当劳工看到穿着豪华服装的有钱人时,他们所想的却是透过更努力工作的方式来累积财富,认为他们只要肯奋斗和创新,终有一日也可以穿着到更豪华的衣服。
    
    因此这些独特的美国价值,在许多人看来,便解释了美国例外主义的成因,同时也能解释许多美国独有的神秘现象,例如美国从来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如此彻底的拥抱社会主义。对托克维尔而言,美国与欧洲最大的差异也就是这些独特的民主价值观。尽管他最初认同柏拉图、托马斯·莫尔、和孟德斯鸠所主张的财富平衡才能确保权力平衡的概念,但托克维尔最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主张就如同他对美国的观察所显示的,财富的平衡并无法确保统治者便会是最好的人选,事实上结果反而颠倒过来了。广泛的、而且程序公正的财产所有权成为美国的独特现象,这不但决定了美国社会的独特价值观和精神,同时也能解释为何美国大众对于精英文化抱持如此轻视的态度。
    
    托克维尔并指出,除了消除掉一切旧世界的贵族影响外,美国平常百姓也拒绝服从那些拥有较多财富、或拥有较多天资和智慧的人。托克维尔认为,尽管这些知识份子精英都是在美国社会里正当脱颖而出的,但他们并无法享受与在欧洲一样程度政治权力。平常的美国百姓享受极大的自主权力,并且拒绝服从精英知识份子的领导。这样的民主文化促成了一种明显而独特的平等观念,但如同托克维尔主张的,巩固这种道德观和精神的根基,也使得美国社会有着平凡庸俗的风气。
    
    至于那些天生具有道德和天资的人,则无法像在欧洲那样拥有众多的权利和地位,而是必须迎合当前美国社会的需求才能生存。托克维尔预言指出,那些拥有最好教育背景和天资的人只有两种生涯途径可以选择,要不就是加入知识份子的小圈圈,替社会所面临的平凡问题研究解决办法—这些小圈圈则成为了美国的学术界;又或者,利用他们的天资和才能,从事私人企业的牟利生涯,替自己赚取庞大的财富。托克维尔于《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的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以19世纪初的美国历史为根基,解释了美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本质,并且也解释了为何美国能发展成熟至今天的面貌。
    
    托克维尔名言
    
    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平等这一词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两者间的差异:民主是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压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
    
    暴政可以在没有信念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但自由则不能。
    
    他们(皇帝们)经常滥用权力剥夺人民的财产和生命:他们其中几个人的暴政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但其数量依然不多……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
    
    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注定生而为奴。
    
    我还不晓得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人民是如此的热爱财富,而维持财富平等的理论则被人民所强烈藐视。
    
    至于说到我,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并存的,你不可能将两者混在一起。
    
    所有希望摧毁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都该知道,发动战争是最快而又最可靠的手段。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场赌注机会的游戏一般、一场革命舞台、或一场战役。
    
    民主最重要的原则不在于应该消除庞大的财富,而是在于财富不应该聚集于同一个人手上。因此民主制度里会出现拥有庞大财富的有钱人,但他们本身无法构成一个社会阶级。
    
    如果想要获得新闻自由所带来的大量优点,我们也必须忍受它所创造出的各种邪恶……
    
    在一个拥有集会自由的国家,秘密结社是不会出现的。美国拥有许多不同的团体派系,但却没有阴谋集团存在。
    
    外交不需要民主特质,它需要的是民主之外的东西。民主国家倾向于服从冲动而非谨慎,为满足一时冲动而放弃长远大计。法国大革命后,美国国内即表现了这种倾向;全赖华盛顿坚毅不屈的性格与他享有的威望,才阻止了国人群情激愤的冒失冲动,避免对英宣战(因为当时美国无力挑衅,需要和平)。(《美国的民主》)
    
    既然《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描述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历史著作,作品分析了产生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社会力量,那么,读者很有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必要。
    
    法国大革命是一段激进主义在法国乃至欧洲政治及社会层面横行的时期。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
    
    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革命的头一年第三等级的革命民众在6月发表了网球厅宣誓,7月攻占巴士底狱,8月凡尔赛妇女运动迫使法国皇室在10月份返回巴黎。之后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关系紧张的自由集会和保守的君主制度改革。
    
    1792年9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路易十六随之在次年被推上了断头台。不断出现的外部压力实际上在法国革命中起到了主导角色,法国革命战争从1792年开始,战争取得了一个世纪以来法国未曾取得的胜利,并间接致使法国获取了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土地和莱茵河以西的领土。在国内,民众情绪的日益高涨导致了1793年至1794年恐怖统治的产生。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倒台以后,督政府于1795年开始掌权,直到1799年拿破仑上台。
    
    现代社会在法国革命中拉开帷幕,共和国的成长、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出现都是此次革命的标志性产物。在作为近代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而受到赞扬的同时,法国大革命也因期间所出现的一些暴力专政行为而为人诟病。革命随后导致了拿破仑战争、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催生现代法国的革命。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法国将在共和国政府、君主立宪制政府及帝国政府下交替管治。
    
    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1788年春法国的旱灾。当时法国还没有从发生在3年前的干旱中恢复过来,上次干旱因饲料不足出现了大规模的屠宰牲畜的情况,造成以牲畜的排泄物为主要肥料的法国农田肥力不足大量闲置。 1788年7月13日,周长达40厘米的冰雹连续敲打着农田,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法国处于严寒状态。这致使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包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从正常情况下的一个4磅面包8苏到1789年底的12苏),并使得患病人数和死亡率上涨,以及在革命前数月贫困阶层的大规模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饥荒甚至蔓延到欧洲的多个地区,而且政府缺乏足够的运力致使食品无法运往灾区。
    
    18世纪是法国经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时代,通货膨胀使得社会购买力下降,1780年代地主因欠收加租又进一步削弱农民的收入。国内最大的地主群体罗马天主教会对谷物征收什一税(d?me)。什一税尽管表面上减轻了国王税项对民众的压力,实际上对每天都饿着肚子的穷人而言是一座大山。国内设置的关卡则限制了国内的经济活动,以及在间歇性的作物歉收时成为运输障碍。资料显示1788年贫户的家庭一半收入花费在面包上,1789年则达到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使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法国由于路易十五时代的过度参战又未能打赢(特别是七年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以及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当时法国国债总量高达20亿里拉。由于战争债务带来的社会负担,更因为君主体制指挥下的军队表现无能,以及缺乏为退役老兵提供社会服务所拖累。同时贵族阶级,尤其是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惊人花费大大加重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老旧而效率低下的财政系统已无法负担政府债务,而极不合理的税务制度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新旧阶级势力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推波助澜。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开放的,让一些有能力及有钱的第三等级人群有机会成为贵族。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社会增加了5万个新贵族。随着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封爵的价钱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一些没落的贵族对这些新贵族也十分的不满。贵族本身也有投资商业、矿业、地产等行业,因此中产阶级财富与贵族财富的概念界限在18世纪以后变得模糊,但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冲突依然日益严重。
    
    由启蒙时代带来的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包括对专制王权的愤恨;那些和荷兰、英国等国的商业城市有联系的,也因为荷兰爆发爱国者起义失败吸引了荷兰流亡人士,无形中无助长了法国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对贵族特权和统治的愤恨;农民、工人以及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领主特权的愤恨;对神职特权者的愤恨和对宗教自由的渴望,相对贫困的乡村低等教士对贵族主教的愤恨,和由此延伸的对天主教的愤恨,受新教徒控制的小兄弟会修士会对其它宗教机构的影响;对自由以及共和制度(尤其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的渴望;以及国王解雇财政顾问中被视为人民代表的雅克·内克尔 和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
    
    路易十六继位时正值法国爆发经济危机;国家几近破产,入不敷出。造成这种窘境的根源是法国参与了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5月,财政部长杜尔哥失去支持,被迫下台。翌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雅克·内克尔继任为财政总监。由于他是新教徒,且身为外国人,无法以归化的法国公民身份担任部长职位。 内克尔意识到,国家在税收的责任分摊问题上存在的不公平;贵族和神职人员往往享受着许多税务豁免。他认为,国家不能抽税太高,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税务豁免特权应该取消,并建议通过举债来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内克尔发表了一份报告以阐述其压缩大约36,000里弗尔赤字的主张;并提出限制那些掌控着最高法院司法权的贵族们的开销。正因如此,国王的大臣们与内克尔水火不容。一方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则希望对方认同自己这个财政总监的地位。地方势力也因内克尔损害他们的利益而反对他。国王否决了内克尔的这个提案,并将内克尔解职,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讷被指派为继任者,此事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卡洛讷起初还很大手大脚,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严峻的财务状况,并提出了新税法。他的建议中包含一个普遍通行的地价税,征税对象包括了贵族和神职人员。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诸如砖瓦之日的社会暴动。
    
    1788年路易十六召开权贵会议(l'assemblée des notables),参会者都是贵族阶层。贵族阶级希望推进宪政改革,以及任何加税行为需由三级会议通过,国王不得任意逮捕或拘禁人民等,又计划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这标志着波旁王朝不再是独断专行的君主专制。
    
    三级会议最初的安排是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教士、贵族和其它法国人,每个等级都有一票,这样其余两个等级都能否决第三个等级的决定。巴黎最高法院担心政府会搞一场虚假的会议以操纵结果,于是他们要求会议以1614年的上次的三级会议形式安排。1614年的规定区别在于每个成员有一个投票权,第三等级成员则有双倍投票权。例如在多菲内(Dauphiné)省,省议会同意将第三等级的票权扩大到2倍,举行普选,允许每人一票而不是每等级一票。由倾向自由的巴黎市民组成的组织“Committee of Thirty”,组织活动反对等级计票。这个由富人组成的组织,向三级会议施压要求跟随多菲内省的投票方式。他们认为旧例是合理的,因为民众应该拥有主权。 由重新担任财政总监的内克尔组织的一帮第二等级的贵族则对此投票方式表示反对。然而路易十六最终在12月27日同意了每人一票的方案,只是将每张选票所代表的票权判断权力留给了三级议会。
    
    选举在1789年春举行,普选的第三等级合资格者要求为法国本土出生或已成为法国公民的男性公民,并要求在居住地投票以及缴纳税款。
    
    投票产生出1201名代表,包括291名贵族300名教士以及610名第三等级成员。在讨论前,三级会议编写了“意见书”(cahiers de doléances)说明即将提交讨论的内容。一些在数月之前还会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想法在意见书中明确表达了出来,但是意见书的大部分内容支持君主专制。很多内容假定第三等级将会支持日后的税收改革,很少提及启蒙思想。自由派的贵族和教士编写的小册子在出版管制暂停后如潮水般涌现并广泛传播。西哀士在当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中提出:“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举行,内克尔作了一个三小时的开场演说。会议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第三等级的基本战术是要求所有的决议必须由三个等级公开讨论决定,因此他们要求参会代表的身份确认必须要公开进行,而不是仅在各自的等级群体里完成。教士等级宣称需要更多时间完成,遭到民众反驳。内克尔声称每个等级都要做身份确认,“国王会为大家仲裁”,但却未获得另外两个等级认可。
    
    1789年6月10日,Abbé Sieyès提出由第三等级自行操作参会人员认证,邀请另外两个阶级参加,但不会永远地等下去。他们两天后动手,并在6月17日完成人员认证工作。然后他们通过投票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他们自称为“国民议会”,一个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人民”服务的会议。他们邀请另外两个阶级参与,但事先声明即使另外两个阶级不加入,他们依然会对国家事务进行决策。
    
    为了继续保持对三级会议的控制及阻止国民议会的行动,路易十六以木匠在两天内要为国王演讲做准备,对场地装修为由,下令关闭国民议会的召开地万国大厅(Salle des états)。当时的天气不太好,于是国民议会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在这里,1789年6月20日他们发表了《网球场宣言》,宣称国民会议会续存至法国宪法建立为止。大部分的教士代表很快就加入到国民议会中去,贵族阶层则有47人加入。到6月27日,国王方面公开让步,不过大量军队在巴黎和凡尔赛集结。巴黎及其它城市不断有人对国民议会发表支持。
    
    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改称为国民制宪议会。这时候,内克尔因为靠近第三等级惹祸上身。在皇族里,玛丽皇后、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以及其他枢密院里的保守派都劝说路易十六解雇他。1789年7月11日,内克尔宣布皇室家庭应该按预算资金过活后,国王解雇了他,同时重组财政部。
    
    不少巴黎市民认为路易的行动是皇室对议会开始干预的第一步,因此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巴黎开始出现暴动。他们更担忧的是正在进驻的部队(其中不少并非本国士兵而是皇室雇佣的外国兵团)已接到推翻制宪议会的命令。在凡尔赛的制宪议会不断想办法避免再被驱逐出开会地点。巴黎很快就陷入暴乱、抢劫之中,暴动市民受到法国卫兵的支持。
    
    7月14日,叛军盯上了巴士底堡里的武器和弹药库存。尽管当时监狱里只有7名囚犯(四名锻工,包括萨德侯爵在内的两名因道德罪被收押的贵族,以及一名杀人疑犯),巴士底狱由此被当作是法国封建制度的象征。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巴士底狱于当天下午被攻陷。虽然当时的巴士底狱管理者侯爵洛奈命令停火以避免双方相互残杀,他仍然被人拖出来殴打、用刀乱刺直至最后被斩首。他的头被穿在长矛上绕城展示。暴动民众回到巴黎市政厅,把拒绝提供武器的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推上被告席,此人即刻被判枪决。这一天后来也成为了法国国庆日。
    
    国王和他的军事支持者这时再次让步了。拉法叶侯爵担任巴黎国民卫队的指挥,在网球场宣言发布时担任国民会议主席的让·西尔万·巴伊(Jean Sylvain Bailly)在名为“公社”的新政府架构下担任巴黎市长。内克尔再次上台,不过这次将会是昙花一现。尽管内克尔在其财务大臣职位上的表现有目共睹,但作为政治家却不太受到其它派别的欢迎。他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触及社会矛盾的深处,这就为他的最后一次下台埋下了伏笔。
    
    国王到巴黎巡视,并在7月17日同意将国旗定为蓝白红三色旗,以及确定“国家万岁”(Vive la Nation)、“国王万岁”(Vive le Roi)的口号。保守贵族们对皇室的行为很不满,一些对政局产生怀疑的人开始流亡。一些人更是参与到国家的内乱及欧洲封建王朝的反法同盟的活动中去。
    
    另一方面,人民主权论开始向全国散播。在农村地区,人们参与烧毁地契等的“大恐慌”活动。凡尔赛的动荡使得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各种谣言在社会中散布。
    
    1789年8月4日,国民制宪议会决议通过取消封建制度(尽管当时各地的农民暴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制度),包含该内容的决议案被后世称为《八月法令》。该法令扫除了第二等级的封建领主权力,以及第一等级收取什一税的权力。这样贵族、教士、城镇、城市、省等等都失去了它们的特权。
    
    当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发布《人权宣言》。这份宣言不但具有宪法效力,更重要的是对国民制宪议会的原则的宣示。它对外宣布国民制宪议会不但是立法机构,还是编制新宪法的主体。
    
    内克尔、穆尼埃和拉利托勒达勒侯爵和一些人曾建议建立参议院,成员由国王从民选代表中选出。一群贵族对是否开设针对贵族的上议院展开讨论,最终同意法国应该成立一个单一的一院制的议会。他们认为国王应保留“暂停权”,他有权延迟对法令的实施,但不能完全禁止。议会制度最终取代历史上的83省制度,在地区和人口方面统一管理及大体上平等。
    
    就在制宪会议集中精力制宪的同时,经济危机仍在蔓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奥诺雷·米拉波带头处理这些问题,议会给予内克尔全面的财政掌控权。
    
    在国家声誉已经跌到极点的时候,从国王身边的侍卫传出的谣言在1789年10月5日引发骚动。妇女组成的游行队伍开始在巴黎的市场中集结并行进到市政厅, 要求市政厅官员解决他们的问题。妇女认为政府官员面对的严峻经济形势负有责任,尤其是对食物短缺。他们亦要求王室结束对制宪会议的干预,要求王室及政府搬到巴黎,以表示对解决当时法国社会普遍的贫困现状的诚意。
    
    由于不满城市官员的回应,多达7,000名妇女带着大炮和小型武器加入到行进至凡尔赛的队伍。拉法叶命令两万名国家卫兵维持秩序,之后一些暴徒冲进宫殿,杀死了几名卫兵。拉法叶最后说服国王,遵照群众的请求搬到巴黎。
    
    1789年10月6日,国王和王室在国家卫兵的“护卫”下从凡尔赛搬到了巴黎,并正式承认国民制宪议会。
    
    巴黎出现一批革命团体,其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在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1790年6月,制宪议会废除了亲王、世袭贵族、封爵头衔,并且重新划分政区。成立大理院、最高法院、建立陪审制度。制宪议会还没收教会财产,宣布法国教会脱离罗马教皇统治而归国家管理。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失败,部分激进领袖和民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7月16日君主立宪派从雅各宾党中分裂出去,另组斐扬俱乐部。
    
    9月制宪议会制定了一部以“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各级法院。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法国大革命引起周边国家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由于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安东尼特泄露军事机密给联军,使法国军队被打败,联军攻入法国。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处于危急中。巴黎人民再次掀起共和运动的高潮。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敦领导反君主制运动,于8月10日攻占国王住宅杜伊勒里宫,拘禁了国王、王后,打倒波旁王朝,推翻立宪派的统治。
    
    8月10日的起义使吉伦特派取得政权,迫使立法会议废除1791年宪法、国王退位、实行普选制。同时,法国军队和各地组织的义勇军在9月20日的瓦尔米战役打败外国联军。
    
    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教士埃德热沃尔特。
    
    吉伦特派当政以后,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雅各宾派和山岳党。从1792年秋季起,人们不满他们的温和政策,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而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1792年10月后已经打到了国外。欧洲各国非常害怕,在1793年2月,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英国成立了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然而吉伦特派无力抵抗外国军队,巴黎人民于5月31日 - 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专政,又称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的专制统治。雅各宾专政后,平定了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煽起的武装叛乱。6月3日 - 7月17日颁布3个土地法令,使大批农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土地。6月24日公布1793年宪法,这是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但是由于战争未能实施。7月,改组并加强作为临时政府机关的救国委员会,并把投机商人处决。10月底,他们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科黛,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也被捕入狱。1793年底 - 1794年初将外国干涉军全部被赶出国土,国内的叛乱也基本平息。
    
    1794年3-4月雅各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罗伯斯比尔以搞阴谋的罪名处死了雅各宾派中与他政见不和的丹东、埃贝尔等人,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民众也开始反对恐怖政策。
    
    7月,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比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于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9日)热月党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比尔并将他斩首。
    
    自1791年—1794年,巴黎设置断头台,三年内被斩首的反革命份子达6万—7万人之多。
    
    热月党人于10月解散国民公会,成立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恐怖时期结束,但政局仍然不稳,波旁王朝无人敢出任国君。1796年 - 1797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时,许多王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打击王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1798年立法机构选举时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大批当选,督政府再次宣布选举无效。这种政策历史上称为秋千政策。
    
    1799年英国又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以西哀士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借助军人力量控制局面。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法国大革命匆匆收场。
    
    中国大陆历史学家在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定义的时候,往往将大革命的彻底结束定在七月王朝的建立。这是由于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应以代表顽固封建势力的波旁王朝在法国消亡为标志。但实际上七月王朝的国王依然和波旁有血统关系。
    
    中国权贵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学到了什么??????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在法
    
    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这全都是体制的错!”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这在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中国的公知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但是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而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而老百姓呢,没人关心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都只关心“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变成了纯粹的站队游戏。就这样,整个社会上下一齐在努力,准备推翻这个体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
    
    总括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主要思想,中国大陆的当代特权,可能完全曲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由于中国大陆的权贵认真学习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汲取了法国大革命对特权摧残的教训:
    
    ——于是绝不搞!
    
    ——于是大批公知!
    
    ——于是革命成为非法搜索字符!
    
    ——于是退而不休主席号召“述往事,思来者”;“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于是一面高喊创新,一面禁止新思想。
    
    ——于是才有某公安局长“公安机关肩负着严打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环境的任务,未来将对经常传播有害信息、管理失控的网站依法停机整顿,并纳入“黑名单”;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的严打。
    
    ——于是才滋生出数以万计的“天朝制度就是好,法国制度就是坏”的“法籍华人三姓家奴式”的怪胎。
    
    中国大陆的秦制极权,面对当前国际民主制度新浪潮的冲击,其出路不外有三:要么固守,要么改革,要么革命。
    
    ——愚不希望固守秦制,也不希望流血漂杵的革命,寄希望于“以极权终结极权”的“蒋经国式改革”!
    
    “以极权终结极权”才是特权与民权的双赢!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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