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强：从民众的呐喊，看中国的政治大变革/中国2012——大变革的前夜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3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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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在【中国2012——大变革的前夜】悉尼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1989年6月5日，我在上海海宁路上演讲时说：“共产党屠杀学生，我绝不加入这无耻的共产党；我坚决退出这可耻的共产党。”这句话，成了我‘罪证’的呈堂供词，二个月后我被逮捕。逮捕的当晚，管教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孙宝强啊孙宝强，党组织含辛茹苦地培养你，你却在紧急关头背叛背离。你在演讲时说，你绝不加入无耻的共产党。说这话可是要掉脑袋的。政府没杀你，这是给你第二次生命，你要知恩图报啊！”
23年后的6月4号。在64的烛光晚会上，在中领馆的门口，我振臂高呼‘打倒共产党’。高亢的口号，激越的口号，久久地回荡在中领馆上空，久久地回荡。
23年了，我终于发出了藏在心底的呐喊。这是我的呐喊，也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呐喊，应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呐喊。
60年了。60年的运动，60年的镇压，60年的统治，60年的屠杀，让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当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当抗暴者风起云涌，当中东茉莉花迎风绽放，当退党大潮滚滚而来时，‘恐惧’，这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个世纪的大山，终于开始松动，终于有了摇摇欲坠。
最近有一则新闻。一个年轻人走进浙江某大学，振臂高呼‘打倒共产党，消灭法西斯’。四个保安在第一时间里摁住了他，并通知了110。警察赶到现场，问清情况后却释放了那个青年。这件事说明，共产党的高压统治已不是铁板一块，面对层出不尽，汹涌而来的抗暴者，它有了无奈，有了力不从心，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沮丧感。
我相信，当‘恐惧’这个共产党制造的幽灵，不能再横行中国，施虐人民之时，就是共产党垮台的倒计时。
其实，从小到大，我也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出身在一个所谓的‘革命’家庭。我的父母，都是49年前的地下共产党。中国夺取政权前，我舅舅准备搭机去台湾，就在他向家人做最后告别并登上车时，被我母亲一把从吉普车里拽出。母亲命令他留在上海，迎接所谓的‘解放’。
舅舅留在了上海，目睹了沦陷区的红色恐怖，于是他决定偷渡到香港。母亲知道后通知了组织，结果舅舅被捕，押送到劳改农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最后连一块尸骨都没有留下。
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上海第一任区长。上任不久，他就尝到共产党整人的滋味。有一次父母带我们到工人体育场去玩，母亲悄悄地对父亲说：“……你不是不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多厉害啊！共产党的政策多厉害啊！”那时我很小，我还以为‘政策’是指侦查兵的‘侦查’。以后，我也一直听到母亲悄悄地和父亲说这句话。可以说，这句话伴随着我度过了童年。
57年反右时，母亲仗义执言为一个右派说话，于是组织通知她，她也荣幸地成为下一个右派。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姐姐领着我们去接母亲下班。瓢泼大雨中，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她全身都淋在大雨中，可手上却攥着一把伞。
我们像一群收到惊吓的小鸡涌过去，可母亲惨白的嘴唇却在雨中颤抖……
母亲后来没有打成右派，并不是组织发善心，而是右派的名额已经完成。躲过一劫的母亲吓坏了。为了向组织上表忠心，她向组织缴纳了一间房，以换取安全的通行证。房子上交后，安全通行证还是没有换到。在我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因不堪忍受运动而自杀身亡。我的童年，就是在共产党制造的恐惧中度过的。
中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我目睹了掘地三尺的抄家；目睹了一批批老师被剃成阴阳头；目睹了校长从楼上跳下，红的鲜血，白的脑浆涂了一地。进了上海炼油厂以后，目睹杀气腾腾的公判大会；目睹一个个思想者被押进警车；目睹了运动怎样把一个正常的人逼疯；目睹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怎样被共产党毁灭。那一幕幕，挥之不去，那一幕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的青年，就是在共产党制造的恐惧中度过的。
胡耀邦主政期间，我看了大量的书籍，开始了对社会的反省和反思。但是，我却从未怀疑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直到64一声枪响，我才走上了和共产党的决裂之路。23年后的今天，克服了内心恐惧的我，终于振臂呐喊‘打倒共产党‘。
最近，100个御用腿子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丑闻传遍大江南北。这说明，几十年的镇压依然行之有效，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还根深蒂固，恐惧的大山还死死地压在中国人的头上。虽然这阿谀逢迎者，自取其辱者，唾面自干者，助纣为虐者一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但中国的民主之路，确实还很长很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2012——大变革的前夜】
悉尼国际研讨会秘书处供稿
201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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