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在【中国2012——大变革的前夜】悉尼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为追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历尽挫折，在蒋介石的时代，基本确立了共和国的框架，可是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农民阶层的过于庞大，导致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农民性质的中国共产党死灰复燃，建立了一个比封建集权更专制的毛氏王朝，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制造了一个逆向的漩涡。
    
    然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以邓小平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为标志，集权体制开始从经济上对资本社会让路，但当经济的自由带来思想上的开放，以至于政治上的民主诉求时，改良派便以六四屠杀为标志挥起了屠刀，以确保经济改革服从于专制统治，这就是中共六十于年历史的缩写。
    
    经过六四后二十三年的所谓稳定，中国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那么，在中国宪政改革蓄势待发的今天，人们是否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未来政治谈判中相互尊重、相互妥协的重要？
    
    一、中国的官僚资产阶层建立起来的二元权贵经济体系，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打破僵化和不公的权贵经济结构，才有可能上根本上清除经济改良过程中，专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扰和扭曲。
    
    二、只有彻底的推翻现成的产权所有制结构和旧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从经济层面上恢复社会公正，缩小跛脚改良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然后在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以公民私有制为中心的市场经济。
    
    三、中共一党专政是中国几千年来与西方党集权结合的产物，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最终铲除中共对中国人民长期镇压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只有通过革命来结束这种以集权主义出现的权本社会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为民主宪政扫除政治上的障碍为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
    
    五、中共的党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专制成分是中国长期停留在封闭传统社会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中共得以王朝复辟与奴役人民的思想基础，只有通过革命彻底的加以否定和推翻，中国人民才能从这些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六、民主革命的成功不仅会摧毁旧的制度，也会从根本上清楚旧文化的影响，从而为建立自由的多元文化奠定基础，为中国人民实现信仰与言论的真正自由创造条件。
    
    七、权本社会的僵化结构已形成“劣胜优汰”的运行机制，统治阶层在能力和精神上都处于弱者，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使革命的可能性急剧上升。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优秀分子不被上层阶层接纳或拒绝被吸纳，革命来摧毁、改造社会结构就不可避免。
    
    当然，我希望中共是真实地意识到了人民的苦难到了必须立即解决的地步了。因为，人民真的到了必须要有个说法的历史时刻了。如果中共再不给人民一个说法的话，那么628、71、711等事件会越来越多的。杨佳先生有句话，我想中共应该反思。杨先生说：“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没有一个国家，民主改革前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相同，但是辛亥革命前的清王朝，大革命前的法国以及解体前的苏联，与中国现在的政治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无一例外的这些国家都是经过至下而上的革命来实现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有些人可能对苏联变革的模式有不同看法，认为他是和平的改革模式，但我们知道虽然当初有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但没有“八一九事变”引发的人民大游行，没有那三位群众被杀引起的冲突，苏联就不可能自我完成政治变革，况且由于苏联模式有明显的政治改革模式，所以导致现在俄罗斯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克格勃出生的普金建立的体制仍然是一个类似威权主义的政体，法国模式、美国模式、孙中山革命模式、印度模式、南韩模式、台湾模式、苏联模式、东欧模式
    
    威权体制：经济私有化与经济独裁化的结合是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失败的一种过渡体制，一般为前殖民独立后的民主国家居多，属资本社会的初级阶段，后集权体制：经济上官有与私有共存，政权高度集权化是权本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化的最后阶段，集权体制：政治、经济文化都被权力所垄断，是权本社会的最高形态，典型是如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体制，在集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化的过程中，一般会经过后集权体制或威权体制的过渡，现在的俄罗斯在普金的执政下已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威权体制，民主化前的韩国和台湾也属于这种体制，而现在的中共则属于后集权体制既改良型权本社会，可以说，各国转型的模式总会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又会遵循着民主与市场演进的共同追求。统一与多样两者的并存是转型比较研究的一个最为醒目的结论。
    
    当政治变革承担着要恢复社会公正、重新分配旧体制的经济文化资源时，流血革命将无法避免，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以及中共建立的社会主义集权模式，都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僵化特质，苏联和东欧在民主化之前，因为基本上没有搞经济改革，没有用政治权力去瓜分经济资源，使得在推行政治改革时少了经济不公正导致的阶层对立和反抗，而台湾因为一直推行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经济上没有因为政治强权产生出社会不公，所以也无须在民主化改革中对经济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因此一种“未改经济”和一种“不需要改经济”的社会，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都不需要太多的强烈变革。
    
    唯有中国首先通过农民革命建立了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质上干着专制主义的农民政权，把社会的财富先以国家的名义集中在国家的名义上，又通过经济改良的私有化将国家财产分给了当权者，这就导致了民主化改革有了双重任务，既要在政治上粉碎共产集权制度，废除一党专政宪法，建立多党制下的宪政民主，又要在经济上恢复社会公正，把那些从国家手中非法瓜分的经济资源重新夺回来，这就导致了这种捆绑式的中国体制，走不出一个真正愿意实行政治改革的叶利钦式的人物，只有等着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和对抗，直到最后被压迫阶层联合起来革掉上层统治阶层的命，彻底地打破，彻底的重建。
    
    苏联变革首先开始的是政治改革，因为苏共的历史比较长，时任领导戈尔巴乔夫没有欠下政治血债，这种先从没有阻力的领域变革的道路选择，导致在苏共垮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原来主要是苏联强加的制度，因此领导人改革时也大多从政治领域开始，最后和平变革的居多，只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一些国家，社会冲突剧烈，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愿。而中国在70年代末经过文革浩劫后，社会面临全面危机，共产党也学着清王朝一样从风险最小的经济改良开始，从不损害根本利益的方面着手，等到经济改良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他们再也不敢提及政治改革了，只是想方设法扼杀新生的变革力量，以确保共产党的江山永固。
    
    原苏东国家可称之为政改型集权社会，而中国则是改良型的极权社会，前者的目标试图通过改革的方式彻底变革权本社会，也可称之为后权本社会，而后者的目标是通过经济改良来巩固权本社会，只不过是主动让新生经济在他的框架内成长，因此社会性质仍为权本社会，这就决定了变革两种社会的方式有大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平和的，后者更多的是暴力的，类似前者的是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类似后者的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辛亥革命前的清王朝，
    
    中国历史已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刻，这个社会已经被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拖到了一个千疮百孔、腐烂变味的死胡同，任何试图回归旧体制以及拿未来变革的新手段来拯救，都只会使这个死胡同里变的更加肮脏和充满血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胡同前面的通道，发动人类最后一场大革命，冲破这个笼罩在中国人民前进路上几十年的中共专制铁幕！只有这样，我们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梦想，才有可能看到光明和未来。
    
    曾经看过塞缪尔·贝克特那部著名的荒诞喜剧《等待多戈》：两个浑身发臭的老流浪汉在荒凉的乡间小路上用梦呓般的语言对话，原来他们在焦急地等一个名叫“多戈”的人。第一天等了一天未等到，第二天又继续等，来了一个小孩，自称是多戈的使者，宣布多戈先生不来了。但这两人还在毫无希望地等待着。至于多戈是谁，为 什么要等他，剧中都未交待。在这部戏里，两个流浪汉等着，自始至终在台上等待那永远不会来，永远被等待的戈多。
    
    这个剧本很多人看了都不太明白作者的用意，今天，如果你有幸活在中国或者对中国的政治状况有了解，那么你一定能明白这篇作品的伟大之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明明不会来临，我们却愚顽的翘首等待，正如许多人盼望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改革一样，等了一年又一年，等了五年又五年，甚至等了一辈又一辈！
    
    既然大家都认为民主必胜，专制必亡，难道统治者没看清楚这些吗？为什么他们不放弃手中的权力，做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直至最终接受民主、共享繁容呢？可问题并没有如此的简单，权力是与统治者如影相随的，放弃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为什么个个都是被推翻的呢而不是禅让的呢？因为在权本社会，政治权力是第一位的资源，有了权力也就有了金钱和名誉，因此几乎所有的专制权力的拥有者，最后都是被推翻的，尤其是在现今的中国，资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权力控制财富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控制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能放弃他们名下的亿万资产吗？能放弃他们帝王般的奢侈生活吗？能放弃他们“万民仰望”的名誉吗？
    
    毛泽东的胖傻孙子毛新宇草包一个，却官拜少校军衔，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再看看那些太子党们，大多数不学无术，却利用他们父辈的地位，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此公开野蛮的侵占国家财富的做法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胡温政权如同历届的中共政权一样，无非是几个特大特权或贪官带领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和贪官在瓜分从人民那里掠夺来财富，他们的中心任务是把政权的稳定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每逢自然灾害时，最后都演化成人祸，不是在帮助人民解决困难而且还阻碍人民自发的抗灾救难，生怕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因此中共政权实质上是一个以维护一当专政的维持会，时而突发其想搞一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变化，往往成为中国式悲剧不断重演的直接原因。
    
    胡温政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从思想上弱化马列主义强化民族主义，一手继续以国家镇压机关的各种手段，维持社会秩序与大局稳定。其实，胡温盲目发展GDP谋求政权合法性存在的作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市场经济越发展，其背叛权力的能量越大，不过他们已经“顺应潮流”，骑上了这匹尾巴着火的老虎，等着载他们纵崖一跃——同归于尽。
    
    中共就像一个得了晚期癌症的病人一样，大多数专家都说你没法治愈了，但中共是不可能有勇气去自杀的，正如一个癌症病人一样也很少去自杀的，只有等到癌症真的有一天夺了他的命，他才心甘情愿无法抗拒又带着遗憾的死去，中共越不走政改这条路，她就越死的快死的惨，而且万劫不复，但话又说回来，即使她走政改这条路，也免不了一死，正所谓“改革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总之，只有死路一条了。
    
    
    【中国2012——大变革的前夜】
    悉尼国际研讨会秘书处供稿
    
    2012/7/30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