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是中国维权律师的导师和榜样（二）∕郑恩宠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4日 来稿)
方励之教授曾经二次被开除出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共，是文革后为数不多第一批否定邓小平、否定反右斗争和公开谈论人权的中共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现体制内外也有人，宁可对毛泽东妖魔化、情绪化，但还对邓小平留恋、温情脉脉。我认为中国的政改，人们已经将毛泽东从神坛拉了下来，还其一个自然人的真实面目；今天若要实行真正的政改，就要将邓小平从新造的神坛上拉下来。若邓小平这个自然人不从中国式的神坛上拉下来，中国走不出人治、专制、独裁、两级分化、腐败和党文化的迷雾，中国不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宪政、真正的市场经济、大选和法治。
邓小平是1957年将550万中国人打成右派（含中右分子、内定右派）的主犯，几千万右派及亲友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邪教”群体，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全国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有着挥之不去的历史“功绩”。邓小平向江泽民等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政治交班时称，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后你们说了算，我就放心了。1999年，江泽民等人将几千万人的法轮功群体打成邪教，是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手法，真正的授权者、设计者、指导者是来自邓小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地发生饿死近四千万人的惨剧，邓小平与毛泽东负有同等的责任。今天中国大地，腐败蔓延，两极分化，邓小平是这条背离普世价值道路的祖师爷。在审判“四人帮”的过程中，邓小平对犯有罪行的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施以残酷的酷刑，实行疯狂的邓式报复。今天蔓延在中国大地上的监狱、看守所、黑监狱、家庭监狱内外的种种酷刑，对山东农村陈光诚村民一家的酷刑，其祖师爷就是邓小平。事实不可否认，今日的中共干部高举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大旗，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博讯 boxun.com)
历史是后人写的，对一个人和事的评价不仅仅是盖棺定论即可。研究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史，离不开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方励之等一系列重要人物，但我认为方励之对中国大陆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并不亚于邓小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们为中共永远执政，搞了一个政治人事战略，就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谓的革命化，实际就是忠于邓小平化，忠于党魁化、忠于党的实际控制人化，有些走向庸俗化、卖身投靠化。
前外长李肇星，把邓小平称为比其亲爹还亲的爹。在中美人权问题上，李肇星认为，只有饿过肚子的人才真正懂人权；言下之意：你们美国人没有饿死人，你们不懂人权。我请问你李肇星，你说自己是山东人，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你家饿死人没有？若没有，我认为你不懂人权；若有，那你为何至今不敢公开说真话？证明李肇星是中国外交界中一个卖身投靠邓小平的最大谎言者之一。
或许有人认为，我凭什么可以批评、指责李肇星外长，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公民批评政府的政要，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我有幸，李肇星外长这个大人物，居然还认识我。我于2003年6月6日入狱，2004年1月14日转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一监区，这个关押死刑复核、死缓、无期徒刑的监区，而我的刑期只有三年。当年的3月5日起，正在进行全国两会，李肇星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二个小时答记者问，上海《新闻晨报》全文刊登。当海外记者问起我的案时，李肇星答：“一个你们喜欢的人，我们对他进行了司法制裁，难道就证明中国人权不好吗？”……
事实证明，在我之后郭飞雄、陈光诚、高智晟等一个个入狱。若按照中国的传统和社情，我还有资格看不起李肇星这个大人物。李肇星于1969年才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我有个从小的邻居，后来成为我小姨夫的夏，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中共预备党员，直接分配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担任过邓小平女儿邓楠（科技部副部长）的环保翻译，由中国政府李鹏总理委任驻联合国的环保代表（大使级），先后与联合国三个副秘书长共过事，后由联合国派往非洲和北京的代表处担任总代表；担任过江泽民的上级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芮杏文的英语助理（司局级），当时的江泽民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我入狱期间，作为联合国高官的夏，到上海找到我哥，表示他一定要活着见到我……
文革之后，方励之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第一批敢于公开批评邓小平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拥有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若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毛泽东，必然发生文化大革命和饿死近四千万人的民族悲剧。文革之后，若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邓小平，我们的民族必然走向灾难的后果。
在2003年10月28日，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宣判后，上海高级法院在上海市看守所内，进行了三次内部开庭，没有检察官和律师到场，法官，书记员身穿法袍，在摄像机下等待我说一句认点罪，就可考虑缓刑。还有非法官的党、政官员也来了几批，也可来审判我；但我在第三次内部开庭中，用了将近45分钟时间批评邓小平，现当局无论如何不敢公开此全部资料。
当时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带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同时也造成了两级分化和腐败蔓延难以克服的后果。称邓小平理论不妥，邓小平没理论，根本不是理论家，称邓小平实践或邓小平后期改革实践较为妥当，供后人参考……
当时，我深知这后果是什么？最后，法官站起来叫我签字，然后，法官当着全体法警、摄像人员的面，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两边：“郑恩宠！我一生给我留下印象深的人并不多，你郑恩宠是一个！”。
日前，新浪网博客，刊登今年4月21日张思之律师在南通律师界的18点讲课内容，其中举了李庄律师和我的例子。张思之律师认为，当时郑恩宠应将非法官人员赶出看守所，但是张思之律师又说，这对郑恩宠要求高了点……
上海工业大学徐匡迪教授，1982年才入党，一旦被提拔做官，也称邓小平为爹，两个女儿、女婿就到美国当博士。先当市长，后当院士，徐匡迪可以当院士，上海至少有二千人可当院士，或院士的院士，院士的爹。徐匡迪是冶金学的教授，称上海中心城区的土地平均每平方米八千美金，城乡结合部的土地每平方米40-50美金，我们将城市居民搬迁出去，靠这个巨大的差价发展了上海。对土地一窍不通的徐匡迪，解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靠的是炒卖土地一条捷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秘密。
对比李肇星、徐匡迪这批酸溜溜的中国官员知识分子，方励之教授是个大写的人。方励之教授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本在体制内有着光明的仕途前程和巨大的福利分享，但为民族的前程敢于直言，宁可放弃一切。在一切向钱看的商业大氛围中，选择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崎岖路。
徐匡迪教授当上上海市长后，经特批还是拿上海大学副校长以及教授工资，不拿市长的工资，因当时教授各类名目繁多的收入、津贴加起来大于市长的工资。徐匡迪的女儿、女婿到美国读博士的费用哪里来？官员的财产公开，在今日中国大陆只是个骗人的文字游戏而已。
1998年起，上海律师事务所给我的工资已是每月人民币11000元，已经扣去了所有的税、费、管理费等，还不包括年终分红等福利，但在民告官的案件中，我毅然站在民一边，开罪于当局。
1999年，我取得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司法部联合授权的三千万元以上工程招投标律师资格，这是从当年中国10万名律师中，按照每一百名律师选拔出一位，我是上海其中45位从事该法律服务的律师之一。当时按照市长的要求从司法局系统选出四位担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的法律顾问，首先推荐我的是上海司法局局长助理（副局级）、现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610办公室主任江宪法。法律顾问的总费用是每年人民币四百万万元，扣去所有的税、费、管理费、出国考察费、培训费等，33%属律师个个人所得，要求我们拿出3%作为带助手、培养新律师的费用。从1999年起，我的收入每年至少为人民币30万元以上，但我为了讲真话，放弃了体制内的高收入、高福利。
我仅仅是一位上海普通的草根律师，无法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相比；无法和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相比；也无法和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及赵紫阳秘书鲍彤这些前辈相比。在1989年六四镇压前，中共召开了党、政、军高级干部大会，决定对北京实行戒严。邓小平要赵紫阳主持会议并讲话，赵紫阳不肯；要赵紫阳主持会议但不讲话或不主持会议但讲话，赵紫阳不肯；要赵紫阳不主持会议也不讲话，仅仅坐在主席台上，赵紫阳也不肯，不给邓小平面子，其结果是长达十五年的软禁。
在1999年2月的全国两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要求做到全国两会期间，上海无一人到京上访。负责此事的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柴俊勇，他是我在上海工交财贸经济法律顾问培训班的同学，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机关的处长（黄跃金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韩正任副书记），中共上海市政法委副秘书长。
当时柴俊勇分管全市的信访（上访）、维稳工作，全上海到京上访的老大难只有78户人家，其中90%是被拆迁的上访户。柴俊勇在全市邀请二位律师作为律师顾问，第一是我，其次是上海第二律师事务所（国办）的中共党员律师曹。因我是个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非党员律师，市民比较相信。在当年的上海市信访工作会议上，我坐在主席台上代表全市四千名律师发言，而江宪法护送我到会场，只是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当天江宪法亲自开车护送我一人到会场，曹律师没有出席当天的会议。
由于我并没有按照黄菊们的意图办事，开罪了上海的领导人，2003年起，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第一号的“敌对势力”。俞正声到上海后，上海到京上访的老大难户增加到二千户以上。现上海有12000名律师，俞正声邀请4000名律师参加信访、维稳工作，曹律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处理信访疑难问题领导小组的成员，和俞正声等上海二十多位领导小组成员坐在一起开会处理信访问题。
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错误地处理了北京大学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中国增加了四亿人口；而2003年，中共上海市委错误地处理了我，造成上海大动迁、大上访、大开发、大腐败的被动局面。我称方励之是中国维权律师的导师和榜样，不为过。
2011年的6月4日的当天，上海有近30位被拆迁户到北京上访，正好是周末，中央信访局不予接待。上海市政府将上访人员截访，火车于6月7日上午到上海，黄菊再次想到我，由柴俊勇出面请我出山。6月6日，上海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副处长彭旨平从上午9时起打了十多次电话到我家，要我明天上午再次到市政府参加会议并表示要派车接我到市政府，当天坐在主席台上除柴俊勇外，另三人是我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应蓉蓉及上海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的局长蔡育天。
接到彭副处长的电话后，我要求和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现上海政协副秘书长）通话，他曾在5月初主动约月底前找我谈话，解决我的律师证注册问题，但是这位局长却避而不见。我就认为没有必要以假律师的身份，为上海市政府工作，去骗那些访民，段然拒绝了黄菊的好意。次日，没有出席上海市政府的会议。
若从1999年算起，我为了讲真话，经济收入损失了四百万元以上，上海资深律师的收入平均每年至少增加30%以上，这样就是六百万元以上，律师可以工作到70岁，损失就是一千万元以上，这还不算三年的牢狱和迄今为止7年软禁的经济、精神赔偿。我们这些中国维权律师是当局能用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价钱就能买通的吗？我们和一些以我为中心、甚至有奶就是娘的个别经济诉求类访民，并不属一个层次？事实将证明，中国的未来并不缺访民，缺的是方励之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缺的是维权律师这样大写的人。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会更加理解方励之和李淑娴老师。
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公布后，方励之教授公开表示支持《零八宪章》，成为海外第一批50位支持《零八宪章》公开签名人之一。当时我和中国大陆近20位律师和法律人勇敢加入了首批303位签署者的队伍。
2011年6月号的香港《开放杂志》曾经刊登我写的《我经历了“六四”和文革》。1989年的学潮，那年我已38岁，虽然内心还是那样热血沸腾，但我认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终究会受到无情的镇压，以失败而告终。经历了文革、十一年的上山下乡和回城十年白天街道工厂一天0．7―2元的工资（含所有福利及医疗金），这个所谓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上海待遇，加上我也恢复了一神论的基督信仰，不仅对毛泽东没有好印象，对威望如日中天的邓小平也没好印象，他将是第二个毛泽东，甚至将比毛泽东走得更远。现将略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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