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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走出单向度的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28日 转载)
    
    一边是失去意识形态支持和利益化了的官僚体制,一边是生机勃勃自为自在的民间社会,改革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再存在。那种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政治改革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六四悲剧之后,执政者运用严密的政治控制,试图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此情形下,中国大陆再无成规模的实体政治抗争,并不出人意外。与之相应的,在政治思潮中,改革话语佔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这些言说并未得到执政者的正面回应,偶尔还会招致打压,仍可以看作是一种主流话语,频繁地见诸报端,在人羣当中口耳相传,深入讨论,影响乃至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政治判断。
    在我看来,改革话语首先是极权主义社会运行走向终结的必然产物。极权主义社会消灭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并用铁幕断绝了对外交往。当极权主义社会因维持困难而试图转变时,一切资源依旧掌握在执政集团的手中,任何改变都只能依赖执政集团自身,此时,除了突变式的革命,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唯一的可能。因此,在1978年到1989年间,改革话语的强势或者所谓改革共识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所谓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缺位情况下,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的整体战略抉择。
    1989年尤其1992年以后,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了迅猛的变化,而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后极权主义社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整全式(holistic)的改革话语随之终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於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应当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适应”、“改革正在过大关”等论调应运而生。
    一方面,这一思路考虑到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并将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区隔,走出了1980年代后期欲在短期内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整体跨越的改革思路。但是,新的改革话语依旧是1980年代改革话语的延续,既保留了由国家单方面自上而下推进的思路,也保留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绝对强势的前提假设.在这一思路中,新兴社会力量的作用依旧处於缺位元的状态,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有待处理的物件,而非可以发挥主动作用的角色。
    正因如此,这种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并未过多地冒犯执政者,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在1989年后的政治高压和悲剧过后的极端悲观情绪之下,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又在传递着某种希望,这使得它取得了事实上的主流地位。但是,它并未取得在1980年代那样的一致共识,而是始终受到少数人士顽强的质疑。因为,如果1989年数以百万人群的聚集呐喊换来的不过是强力的镇压扼杀,那么,同样的执政者何以会在此刻改弦更张?此外,背负上了难以摆脱的六四债务,政治改革难道不是变得更加困难了吗?
    尤其是在经历了近20年片面经济改革之后,新的质疑也越来越强:权力已经与利益高度融为一体,执政者又为什么要开启有损於自己利益的政治改革呢? 近年来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随着权贵资本主义的成型,政治改革非但没有丝毫破冰的迹象,甚至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以致许多人喊出了“改革已死”的断言,其含义不外是当前执政集团已经彻底丧失了改革的意愿。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执政集团不仅丧失了改革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了改革的能力。自上而下的改革,乃是国家极端强大和社会极其弱小情形下不得不如此的变革路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变化,尽管国家依旧佔据着关键性的资源,但大多数人都摆脱了单位或公社的管辖,民间也拥有了相当比例的各类资源。尤为关键的是,创造性和活力更多地属於民间而非体制。
    在此情形下,就算执政者有改革的意愿,也未必拥有了与改革相匹配的资源和能力。就算执政者猛然醒悟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支配越来越活跃壮大的社会力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驱使暮气沉沉的官僚体制。一边是失去意识形态支持和利益化了的官僚体制,一边是生机勃勃自为自在的民间社会,改革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再存在。那种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政治改革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毋庸讳言,改革话语的拥护者,绝大多数与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或本身就身处体制之中。因此,在提出或者拥护改革话语的时候,并不容易感觉到上述的矛盾,只要最高层有丝毫的风吹草动,便会轻易地唤起广泛的关注,而不管事后被一次次地证明为虚妄。相反,面对日益生机勃勃的新兴社会,要么是不屑一顾,要么怀有某种本能的警惕,与当代中国的改革话语相伴随的,常常是对民粹主义的警惕、对各类民间抗争行为的疏离,和对政治抗争的厌恶。
    在我看来,这种对权力不切实际的寄望和对民间毫无来由的不屑或警戒,与其说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一种非理性的条件反射。 如前所述,改革成立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弱小,对於长期坚持改革话语的人士而言,这种坚持可能导致改革的前提成为某种不可质疑的神话,以致於无条件地相信国家依旧强大和社会依旧弱小,从而忽略了身边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当然更谈不上认识到新兴力量可能发挥的历史作用并投身其中。
    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认识到,改革的神话已经终结.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然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当今中国,一方面是执政者既没有改革的意愿,也失去了单向改革的能力,却垄断着强制资源和关键性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足以窒息这个社会的变革可能;而在另一方面,新兴的民间社会虽然拥有了自为自在的庞大势能,拥有着绝大多数的创造性和活力,却在执政者的压抑下分裂为无数小的碎片,难以立即形成改革的力量,两方面的结果就是没有良性的力量涌现,导致孙立平所谓的社会溃败。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学会将眼光朝下朝外,朝向民间.当然,鉴於民间目前的离散局面,要形成力量必须通过联合,而在执政者的强势高压之下,走向联合就离不开抗争。在这个意义上,告别单向改革就意味着走向抗争,并通过抗争形成对体制的压迫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好比是油门和刹车的关系,而合起来就是一种可能的有序变革。而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社会走出目前僵局的唯一可能。
    
    
    
莫之许:走出单向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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