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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从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民情比较看社会发展模式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29日 转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9/2011
    
     (博讯 boxun.com)

    作者: 王德邦
    
    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民情现状应该警醒:中国必须全面开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让全民参与改革,通过民主聚合全民共识,打破权力主宰社会一切事务的局面,使权力受限于自己的职责范围,恢复社会规则,重建社会价值与道德,使社会发展行进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唯有如此,才能扭转今日这种导致社会全面危机、民怨沸腾的发展模式,重拾中华民族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希望与信心!
    
    近年来我在中国东部所谓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所谓经济落后地区行走,感触良多,其中民间百姓对中国近二十年来社会发展的看法与现实经济状况好坏的常理的背离让我大跌眼镜。按理说,东部所谓经济发达地区民众应该对最近二十年以来社会发展满意度高,西部落后地区民众对近二十年来社会发展满意度低,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从我有限接触的几个方面来看,我深切地感到中国越是落后地区民众,对最近二十年以社会发展,尤其是2004年国家减免农业税后,满意度相对要高,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众却对近二十年来社会发展普遍感觉不满,甚至可以说达到怨声载道的程度。
    
    去年暑假,我前往广州探亲,从火车站出来打出租车,碰到个女司机,她边开车边跟我海阔天空地闲聊。当我问到她每月大概能挣多少钱时,她说大概五六千吧。我说收入不错了啊,结果她说在广州开车没日没夜,五六千元只能够基本维持正常生活。接着她就埋怨油价猛涨,出租公司盘剥,各种随时可能降临的罚款,等等,反倒是一肚子的不满与怨愤。进而她就一路谈到社会官僚腐败,权贵横行,强取豪夺,民怨沸腾。我心想这大概是出租车司机们为了消除乘客的旅途疲劳,而说些让人提神的话,或者,我恰巧碰到个“侃娘”了。后来,又在广州坐了几趟出租车,结果发现基本上差不多。车上一聊就是世间各种不平事,发声就是一副忧国忧民腔,没有碰到个喜滋滋赞一声“大好形势”的。更有趣的是,一次我坐出租又碰到个女司机,她居然大谈孙中山三民主义如何好,中国大陆因为背离三民主义而导致诸多灾难,台湾因为坚守了三民主义所以大陆的姑娘都想往台湾嫁。她边开车边娓娓道来,让我自叹见少识窄而深感广州不愧文明窗口、领时代先风之地。也由此我更觉得广州出租车司机针砭时弊已经成为职业习惯。不过再一想,就算从迎合人心而言,为什么是针砭时弊才迎合人心,而不是歌功颂德来迎合人心呢?由此也可以看出,人心向背,时弊深重,不公肆虐,正义难寻,以致人人心中皆有一腔愤懑,不吐不快。
    
    如果说我在广州坐出租车巧遇几名愤世嫉俗的“侃爷、侃娘”,带有偶然性,或者就算是广州司机们敬业为顾客消疲提神的话,那么后来我到了广州大学城碰到一件事,让我更深了解广州民众的情况。有一天晚上将近十二点我从广州市中心会友后往住地赶,当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住地路也较偏。当我正在一个路口迟疑时,一个人开着摩托车跑来问我坐否。我当时有所担心是否会遇到不法之徒,结果他将自己身份证、驾驶证主动拿出给我看,说明自己就是当地居民,出来用摩托车搭客赚点钱。正说着话,有摩托搭客过来,他们互相问候着生意如何?于是我相信他们是以此谋生,也就大胆上车。一路上我问他们作为当地居民应该经济收入很好,象他们当地经济如此发达,大家应该都较富有,怎么这半夜还出来跑车赚钱?结果他说:“富了官员,穷了百姓。我们的田地被卖光了,现在是不用种田了,但别的谋生途径也越来越少,要么打工,要么摆摊,真正有发展机会的赚钱之路也被一些有权力门道的半官半商者垄断了。我们各种资源被出卖后补偿的一点钱哪够维持现在的生活?家中读书的,养老的,若再有个生病的,那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只能乘现在还能动,出来拉客赚点钱,补贴家用啊”。听着这个当地居民的一路倾诉,使我相信那些出租司机所言并非是职业性闲谈,而是真情实感。看来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前沿,享有经济发达盛名的广州已经是社会矛盾聚积、民怨沸腾。
    
    如果说我在广州几日感受不足证明当地民怨状况,那么检点近年来广州及其周边地区从太石村选举到南海三山土地维权,从今年六月的潮州事件、增城事件到近日仍在持续发酵的陆丰乌坎事件,从这些风起云涌的群体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广东大地蕴藏的民怨怒火。当然,每天在广州市政府与广东省政府门前集会静坐的上访民众,也从另一个侧面注释出广东多年发展中积下的冤情之深重。
    
    是否广东只是中国沿海发展出现普遍民怨的特例咧?从我近年关注中国的上访维权群体来看,由南往北,从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属于中国上访群体较多的地区,并且也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多发地区。由此可见,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众并没有因经济相对富裕而增加对社会发展的认同度,相反还积累了深重的冤情,蓄酿了浓厚的怨气。
    
    与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对应的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近年来我身处其中,反而感受到民众对今日社会发展的认同相对沿海要高一些 ,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对现实好坏没有评价而只关心自己口袋与口粮的状态,但其中偶尔确能听到一些赞同的声音,至少没有沿海一带那么普遍而强烈的怨愤之情。当然西部地区的普通农村与城镇、矿山、库区、大企业等地的民众情况也是有区别的,相对而言,那些城镇、矿山、库区、大企业中的普通居民对现实又比同地区的农村人群要多些不满。记得我曾几次在饭桌上听到有村民就对农村免税赞叹,认为由免农业税到种田直补实在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没有享受到的好处。但是农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仍然是这个社会各阶层中最穷的。当然在西部地区的饭桌上,对现实不满而骂娘的总体而言远比赞同现实的多。尽管如此,总体感觉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社会氛围还是没有东部沿海那么紧张,那么怨气冲天、一触即发。
    
    为什么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众还没有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众对近年来经济发展认同度高呢?其中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我觉得如下几点显然非常关键:
    
    其一、经济方面:沿海经济经过多年的开放,各种可用的自然、社会、人文、人力等资源挖掘殆尽,经济发展后劲日益乏力,发展机会尤其是暴富机会锐减,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贫富差距特别突显。在这种现象下,普通民众渐渐从狂热的经济追求、金钱崇拜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慢慢审视、承受、反省这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留下的诸种后遗症。由此,他们幡然醒悟到这种权力主导下的经济带来社会的不公不义,普通民众多年来表面上虽也有生活的改善,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从资源到机会被剥夺殆尽。社会形成了权贵垄断资源与机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强势通吃时代,而普通民众却走到谋财无路、求官无门,只能依靠领取点补偿度生的境地,因此普通民众对现实越来越心存不满,对未来越来越感觉无望,进而出现严重心理失衡状态。西部地区农村相对而言,贫富悬殊不那么巨大与普遍,这些地区资源原本不足,发展机会原本贫乏,民众对近年的发展也就不明显感到有多大心理落差,所以民众情绪相对平稳。当然在一些有资源,如矿产、水利、森林及至风景的地方,依然存在被权贵侵占而出现类似沿海地区的情况,也因此,这些有资源的地区通常是西部地区中矛盾较集中的。如近年来四川汉源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等,就属于西部地区资源掠夺引起的民众抗争事件。
    
    其二、社会方面:多年来随着沿海畸形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被破坏,社会环境被毒化,出现社会规则失守,道德底线沦丧,各种为钱不择手段的怪象繁生,社会人情冷漠,社会治安恶化,人们生命财产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的状况。这种祸及当代,遗害后人的只有今日而无未来的所谓经济发展,当然使任何身处其中者均感惶恐难安。而西部落后地区虽然也深受这种畸形经济发展之害,但相对而言,由于边远闭塞与落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被破坏得还不是那么彻底,当地人们的心理感受也暂时还没有沿海那么强烈与危机。
    
    其三、公民意识方面:多年来沿海地区随着跟世界交流频繁,民众接受信息渠道广,了解外界事物多,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由此他们看到了畸形经济发展下的各种不公,深感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而社会又没有提供起有效维护权利途径的困境,自然产生愤懑,甚至绝望情绪。而西部落后地区由于相对闭塞,与外界接触交流有限,民众的权利意识相对淡漠,因此也就没那么强烈感受到社会发展伴随自己权利被侵害的困境。
    
    其四、政策方面:近年来农村减免税负,实行一些惠农政策,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作用甚微,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田地,不再务农了,立足与田地耕作结合的惠农自然落不到他们头上。退一步就算落到他们头上,那么一点补助对他们也显得无足轻重。所以中国近年针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作用甚微,民众感受不到什么优惠。相反,这种立足田地直补的政策,对于西部世代依靠耕作且原本物资匮乏的地区,感觉却非常明显。这正如一个只有一百元收入的人,补给他两百,那就翻了两番,立刻感觉帮助非常巨大,改善极为明显,而一个有十万元的人,就算补给他一千元,他也感觉不明显,此所谓“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也因此,同样的改革会在沿海与内地民众中感受完全不一样,产生认同感当然也不一样。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情反差及原因追溯,有力证伪了中国畸形经济改革的所谓成就,否决了那些中国模式论的痴言狂语,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病症——没有对权力监督与约束下的畸形经济发展,只能导致世界最坏的权贵经济,而这种建立在破坏游戏规则、摧毁公平正义,沦丧法制道德,通过强取豪夺来垄断瓜分各种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冤盛四野、怨声载道,如果以此模式继续发展,最后就算西部地区也达到东部沿海经济水平,那也只能是制造了更多、更广、更深的不公不义的社会矛盾,产生更大、更高、更强的民众不满与怨愤。那么这样的发展模式究竟能给普通民众带来什么?究竟要将中国引向何地?这样的发展能给中国以和谐吗?
    
    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民情状况我们应该警醒:中国必须开启全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从根本上让全民来参与改革,即通过民主来调动全民积极性,通过民主来聚合全民智慧与共识,打破权力主宰社会一切事务的局面,使权力受限于自己的职责范围,恢复社会规则,重建社会价值与道德,使社会发展行进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扭转今日这种导致社会全面危机、民怨沸腾的发展模式,重拾中华民族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希望与信心!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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