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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一根“搅屎棍”--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中国读书人代表李敖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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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台湾亲民党主席、“屡战屡败”的过气政客宋楚瑜,高调宣布要带亲民党人出来参选台湾“立法委员”,摆出一副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四两拨千斤”的“搅局”架势,目的无非是利用国民党在跟民进党的选战中,不仅优势不再,而且已经岌岌可危的选情。知道自己虽然没有“助人(国民党)取胜”的本事,却绝对有“毁人(败选)”的能耐。根据“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动物世界政治原则,来一个“趁火打劫”,不惜重蹈让民进党乱政、台湾百姓受罪的“(陈水扁)覆辙”,也要为自己和亲民党捞回一点实惠,完全体现不出一个有信仰、负责任的政党应该具备的气质或魅力。与此同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始终耐不住美色和政治双重寂寞的两栖文人李敖大师,又跳出来,宣布要代表亲民党出来竞选台湾“立委”,尽显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本色。不禁要联想起鲁迅、胡适、辜鸿铭乃至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因反蒋而著名的台湾民主人士)等,扬名天下、甚至险些要跟“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精英读书人(如鲁迅、矛盾、李敖等)。从他们在各自所属的历史时代里,所作所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中,逐渐理清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一个典型代表性的共性特征,那就是永远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注意,是普遍的“共性特征”。请勿以个别人在某一方面的特定表现来反驳,玩“用一个指头代表九个指头”,或诸如“三七开”之类的老把戏)。 (博讯 boxun.com)

    
    中国民间一向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谚语,印证了才华横溢、魄力超群,却因学历而受到歧视、排挤,毅然早早“下野(礼失求诸野的野)”而进入民间,从此跟精英读书人“分道扬镳”,走上“造反之路”的伟人毛泽东。经过多年革命实践后,才总结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笔者注:可惜他们就整体而言,乃是未经人性启蒙,所以智商不高、容易被“(读书人)裁缝”忽悠的“昏君”)』的结论。后来更在历次群众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出于对中国读书人这种品性的了解或不屑,不惜以牺牲他们来“杀鸡儆猴”。虽然制造出不少优秀读书人个人或家庭的“冤案、悲剧”。但是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是为自己也有份参与制造,更因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而集体形成的这种缺陷般“共性特征”,而付出代价。成为“替罪羊”。所以社会一旦出现动乱或变革,他们中的某些人,必然会要“代人受过”般、出来为这个读书人群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和后果,而受到的“咎由自取”般惩罚或报复。因为中国的读书人,一贯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或脊梁骨”,所以将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根据“权责相当”的原则,归罪于这个特殊群体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以及接下来的“王安石变法”、“儒、法思想之争”,以及“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直到“改革开放”等,上千年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这个群体就像附在“社会之皮”上的毛一样,除了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潮流表象、和推波助澜或锦上添花外,在“大厦之将倾”时,除了个别人会不识时务地“以卵击石”或“螳臂挡车”外,从来没有整体起到过“中流砥柱”或者“力挽狂澜”的作用。远的不说(笔者也说不清楚),只要看看当今社会的现状就知道了。文革(或台湾的两蒋时代)过后,他们除了以“伤痕文学”的手法,来控诉社会对他们可能有过的“迫害”和不公,极力制造“脑体倒挂”、“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之类舆论外。却从来没有坐下来,代表中国的良知,去冷静地反思、检讨一下『一向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栋梁”的自己,或作为中国依托的中国文化,是否有什么缺失或不足(事实上就有,甚至多到不胜枚举,随手拾来、比比皆是的地步。欢迎包括李敖大师在内的不服气者挑战)?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反而只知一味“委过于人”。“强词夺理、文过饰非”地,把责任全部推给当年曾经肉麻吹捧过的领袖和执政党身上。迫使他们不得不“急病乱投医”,匆忙中摸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块“石头”,而自己更迫不及待地抢着去“先富起来”。终于带着一向以读书人为“马首是瞻”的全社会,从此走上“一切向钱看”的灾祸之路,造成今天这副惨不忍睹的现状,再一次落入全民“吃肉骂娘”的恶性轮廻。
    
    现在根据中国历史仔细想来,中国读书人在这个进程中,其实只起到一根“搅屎棍”的作用。就是『把受到没有限制或约束的“天性”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变成“酱缸”甚至“粪坑”的社会搅和起来,让大家看到泛起的蛆虫、闻到其发出的恶臭』而已。不仅提不出可以“以理服人”的合情合理解决办法,反而有一批鲁迅、胡适、或后来台湾的柏杨、现在的李敖之流激进帮读书人,像“郭美美”般,天真无知地出了一个『认假冒伪劣的“山寨民主”为干爹、全盘西化』的馊主意,也就是等同于要求“换一个酱缸或重挖一个粪坑”。殊不知根据自然规律,无论东西方的“酱缸或粪坑”般社会,都会生蛆和发出臭气的。这只要去感知一下当今西方社会,被客观现实搅和出来的“一片经济蛆虫和卑劣行为的臭气”的真实现状就知道了。
    
    而台湾当年的柏杨和今天的李敖,就是这些“搅屎棍”中的佼佼者或典型代表。这只要看看他们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以及自我炒作中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用自己“脍炙人口”的文笔和“狗仔队(无孔不入)”的形式以及“搅屎棍”手段,来揭中国社会的历史或当前现实中的“丑陋疮疤”而已。形象地说,就好比是一个被公认为“高明”的医生,只写得出一篇准确无误的好“病历”,却总是开出错误的烂“药方”一样。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他们只知道一味从因为“没有理论规矩而不能成社会之方圆”,所以只能变成酱缸、粪坑般的社会中,“搅出恶心的蛆来给大家看,或者扇出熏天的臭气来让大家闻”,以满足社会人的天性“好奇心或偷窥”的本能癖好(也就是美其名曰“追求知的权利”)。就像带头引领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用手去捏搓患有“脚气病(俗称香港脚)”的脚丫巴、享受着“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时,还会自然地把捏过脚的手指头凑到鼻子边去闻一样。
    
    这种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妄加猜测或恶意中伤,而是基于一种客观事实的逻辑判断。因为根据以司马迁为代表写出的中国历史记录中,可以知道,这个读书人群体,几乎从来没有从正面做过一件“对历史在走向产生过举足轻重影响(比如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工业革命之类)”的大事,才会让自己的国家有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除了几个屡战屡败的“变法或改革”实践外,却始终走不出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循环老路。所以从他们身上,唯一可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就只有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至于总要靠一个文化不高、读书不多,却极有魄力和心机,且心狠手辣、具有地痞流氓或无赖秉性的人(比如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或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民国初期的蒋介石,可能还包括因没有上过大学或留过洋、而受到读书人歧视打压的毛泽东)出来当皇帝(或领袖),一统天下。这才是那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毛泽东,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以理服人”的道理。最后只能重新回归“以力服人”的丛林法则,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这种看似有理(所以正在被客观上一向惯于当中国文化“跟屁虫”,学会做假账、印白条,甚至想仿效秦始皇一统天下的美国人,付诸于对全世界的实践中)、实则永远不会成功,却被不少人吹捧的“反文明”口号的根本原因。
    
    当然,如果只知道一味指责、数落这些读书人的不是,本身就有当他们“跟屁虫”、只图一时口头之快的“文人相轻”嫌疑,同样会陷于“只写得出病历却找不到病根、更开不出药方”的尴尬。如果因此遭到他们所擅长的“窝里斗”式“群起而攻之”,也是理所当然的咎由自取--活该。
    
    但是,正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笔者之所以敢于对他们公开说三道四,甚至主动“亮剑”挑衅。说得露骨一点,就是“狐假虎威”甚至“狗仗人势”。只是这个“虎威”或者“人势”,不是什么李刚或红十字会,而是『建立在解压缩绝对科学而先进、优秀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可以靠“以理服人”的手段,来认识或解释人类或人类自己的人造社会中,所产生的一切现象或问题,并经得起全方位挑战、质疑,或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新理论》。凭着这种《新理论》,不仅是笔者,其实任何掌握这种《新理论》的人,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对身边的一切人和事“指手画脚”,靠自由的语言或文字(言论),发动一场以理服人的“精神战争”。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却至今不可求的真正“民主社会”的理想境界吗?
    
    遗憾的是,《新理论》出现这十余年来,经过无数“主动出击”的实践考验,至今尚未遇到过任何“难以自圆其说”而需要回避的尴尬,绝对具备了全面取代西方错误社会理论的实力。也曾公开在平面媒体上发表文字,或者通过挂号信件向一些所谓的“国学泰斗”、文化精英请益。可惜都像“堂吉诃德挑战城门”一样无动于衷。在中国文化已经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关键时刻(中国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上,受到不择手段的围攻),还只知道坐在讲台上,置民意的怨声载道于不顾,一味夸夸其谈地翻晒那点自己都莫名其妙的“陈芝麻烂谷子”,像他们的前人商鞅、王安石,或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只知道根据“病历”上的表象,开出一些退烧针或止痛片之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不能“入药(以理服人)”的“改革、变法”馊主意。反而陷政府于进退维谷的尴尬两难境地。这更是台湾虽有柏杨、李敖这样的“写病历大师”,却开不出一张治疗那里“社会病”的药方,让台湾国民党、民进党和亲民党的“民主三角窝里斗”症状,恶化到如此惨不忍睹的地步的深层原因。结果不仅不能让台湾社会成为大陆的“民主样板、楷模”,反而等同于让因吃错(民主)假药而长出“一脸雀癍(或青春痘)”似的台湾社会,成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最佳“俊友”。由此可见,以柏杨、李敖等为代表的中国读书人,在当前这个最重要的“民主问题(包括对待多数人暴力的态度)”上,误导中国人表现出严重的认知偏差、从而产生社会不和谐的问题责任上,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根据《新理论》的观点,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理应成为以中国文化引领世界真正文明潮流的“领头羊”。可是现在却偏偏成为“带头向钱看”的众矢之的,成为全世界都想去“绑架勒索”的目标。甚至可以认为,同时受到“内忧外患”夹击的中华民族,的确真正已经到了“国歌”中唱到的“最危险的时候”。而未来的世界趋势必将证明:在解压缩中国文化基础上“因运而生”的《新理论》,就是可以指引中国人“绝处逢生”的唯一(请注意:没有选项,是唯一的)希望。
    
    只是经过无数风雨和实践考验的《新理论》,深知在读书人千百年忽悠下形成的习惯势力,已经积重难返。在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出现时,总是寄希望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不民主事实。根据中医理论,决定采用“以毒攻毒”或“擒贼擒王”的方法,有恃无恐地,让学识、文采、口才或辩才等全方位上,都不能跟李敖大师相提并论的笔者出来挑战,在“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的条件下,示范一场在真正民主社会中,只要是个人(而不是高等动物)就能打的“精神战争”,体会一下“绝对不可违背”的大自然丛林法则,在人的社会层面上应用的真谛。希望聪明绝顶,且已经具备“识时务”条件的李敖大师,能够“福至心灵”,“心有灵犀一点通”地、放下“在猴子堆里称大王”的唇枪舌剑,归到《新理论》的麾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成为力挽人类社会堕落狂澜的“中流砥柱”。最后护卫着必将“修成正果”的《新理论》一起,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进入到“天人合一”的人类文明最高境界。
    
    当然,如果李敖大师继续执迷不悟,自持“天下无敌”的话。那就只能拿过来,给即将向以解压缩前的中国文化为主要检讨目标,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错误观念,发起主动攻击的《新理论》,作为“祭旗”之用了!
    
    特别要在此申明的是:笔者对上文中提到的一切观点或判断结论负全责。欢迎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或一众喜欢看热闹、管闲事的读者或网友,尽快将这篇文字转帖出来。或者直接转到『一向喜欢跟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或马英九,以及某些演艺界名人等“因理亏而可欺的弱者”打官司』的李敖大师手里,以便看看“不知天高地厚”的笔者,是如何“被修理得体无完肤,只能公开道歉或求饶”的?而笔者可以保证做到的,就是对任何善意的批评或恶意的攻击,一定“来而必往、有问必答”。最后跟他们一起,留在可以立此存照的“试金石”上!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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