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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党国何不以人为本?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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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维权志士遭受新一轮迫害带来的思考和哀伤
     (博讯 boxun.com)
    悉尼科技大学 冯崇义
    
    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本应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本届政府在完全立稳脚跟之后亮出政治改革这面大旗,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开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新局。“苏联老大哥”的政治演变轨迹,有一个“改革-停滞-再改革”的螺旋式上升的路线图。如果中国的政治发展遵从这个轨迹,“胡赵新政”相当于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相当于中国政治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接下来的政治进程,本应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新局面。更何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寿终正寝,共产主义党国体制已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国那至少已成功了一半的市场经济也急需突破过时的政治桎梏,执掌党国权柄者岂能不筹谋变法、改弦更张?令人始料莫及的是,2007年反倒成为中国政治大倒退的年头,胡锦涛等人在巩固权位之后反而急流勇退、复归红色怪圈,在政治上中断民主法治的行程,向党国专政的老路全面倒退,甚至在经济也闹出“国进民退”的闹剧。
    胡锦涛登基之初,曾经给世人带来一线希望。笔者也曾对“胡温新政”翘首以待、乐观其成。胡锦涛入承大宝之后,至少提出过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治国理念。他充分发挥“口号治国”的特色,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诸如“两个务必”、“三个贴近”、“以人为本”、“保持先进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八荣八耻” 、“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四个坚定不移”,等等。这些口号,当然多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比如,看似新鲜的“新三民主义”,也只是“为人民服务”那一口号的具体化,而且正如朱厚泽所指出的那样,不落实“权为民所授”,“新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忽悠百姓的空谈。 但是,胡、温当局提出的“以人为本” 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马列主义的旧框架,如果落到实处,可以促进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
    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全党“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他的这一讲话内容,写进了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党的指导性战略思想。“以人为本”是典型的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命题,本意是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将人作为手段来服务任何其它目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珍惜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要。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如此等等,遵循的都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从党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说,“以人为本”的观念,既与中国传统中的健康思想接源,也为中共严厉打击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彻底翻案,非同小可。王若水等党国思想先驱,当年因为提倡人道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革职查办;总书记胡耀邦当年因为同情人道主义而被削去权柄。他们当时被党国视为毒素的思想主张,于今成了党国的大政方针,简直是天翻地覆。
    胡锦涛入承总书记大宝两年零三个月之后,又在2005年2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将“和谐社会”定为奋斗目标,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那以后,“构建和谐社会”便成为党国最响亮的口号。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更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主题,并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社会和谐本是古今中外人心所向的理想境界,而由原来信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党魁奉为执政理念,则有特殊意义。特别是他将“民主法治”(有意区别于含混落后的“法制”概念)列为第一项内容,怎能不令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心花怒放、激情燃烧?
    然而,就在世人希望中共以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为新的起点、在“民主法治”的大道上大展宏图的时候,胡锦涛却莫名其妙地抛弃“民主法治”的目标而大踏步倒退。这种倒退的明显标志是胡锦涛公开毁弃“法治”(法律约束官府的权力而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回归“法制”(法律只是官府管治百姓的工具)。他2007年岁末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公开宣示“党大于法”的法制立场、否定“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法治立场;党国“有关部门”则闻风而动、在周永康的具体领导下动用专政机器系统地打击公民社会、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而且在行动中往往抛开法律而采用黑社会的绑架、殴打和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腾彪、许志永等一大批至为平和理性地为公益和公义献身的维权律师被整肃;“公盟”、“益仁平中心”等一大批非政府公益组织被打击;范亚峰、张博树、长平等一批学者和记者被辞退;《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和组织者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徒刑;成千上万受尽凌辱的冤民在上访过程中被拘禁摧残而冤上加冤;直到最近这一轮打压,从2011年2月19日以来绑架腾彪、江天勇、艾未未等一批维权志士,拘禁野渡、朱虞夫、唐荆陵等一批维权志士,逮捕冉云飞、王荔蕻等维权志士,重判刘贤斌等维权志士。一轮又一轮的打压,使一批又一批的维权志士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身心伤残。
    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观念指导下,何以会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冤狱遍地?何以会如此荒唐、如此残忍?粗略说来,缘由有观念和制度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观念上对“以人为本”的理解有误。马列主义党文化给国人造成的一个严重认识误区是将“人”置换为“人民”,无穷的欺骗和血泪都可以从“人民民主专政”或“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一荒唐理念中找到认识根源。在现代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人”指的是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命题的含义是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受法律的保护,而不是将“敌人”除外;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是只有公民而没有敌人的政治,公民们参政议政、提出政治要求是天经地义的权利。马列主义党文化则以党的利益和信条为标准,荒唐地而随机地将“人”区分为“人民”和“敌人”,骨子里是“以党为本”。在党国的宣传品中,通常的说法是将“以人为本”解读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无论“最广大”到何种程度,都是将一部分公民作为“敌人”排除在外。在马列主义党国之中,“敌人”当然得不到人的待遇,只能得到非人的待遇,被随意“杀、关、管”。而且,“敌人”和“人民”的边界根据党的需要而随意伸缩,开国元帅、国家主席都会在一夜之间被宣布为敌人。在党国六十余年的历史上,大规模的滥杀无辜、迫害忠良、冤假错案,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国之初杀人立威、在天下底定之后滥杀两百多万“反革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中随意夺人家产,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反右运动“中将几十万响应党国号召献言献策的无辜打成右派进行迫害,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风调雨顺的“大跃进”年代饿死几千万农民,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去上千万人的性命、使上亿人受到迫害,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改革开放年代不断地侵夺公民的权益、清洗和迫害各类异议人士人士和“敌对势力”,仍然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只要不彻底根绝贻害无穷的马列主义“敌我”观念、彻底根绝将公民在政治上分为“人民”和“敌人”的野蛮思维,就无法告别对民族精英和无辜公民的政治迫害,而且除了独裁者之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沦为被迫害的对象。
    另一个方面原因,则是党国专制制度与“以人为本”的理念不兼容。“以党为本”的党国专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密的专制制度。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当马克思说“人”不成其为“人”的时候,并不是故意犯逻辑错误,而是此“人”非彼“人”。人可以是与动物一样的、生物意义上的人,也可以是区别于动物、社会意义上的人。社会意义上的人,在古代和现代有不同的标准。在古代中国的孟子那里,“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区别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仁义道德。在马克思和其他经过现代人文主义洗礼的人们那里,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标志就是获得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没有尊严和基本人权的人不具备正常人的资格。当今中共党国及其辩护士们将人权归结为“生存权”,恰恰就是将人降低为动物、使人不成其为人,尽管党国现在将人视为应该得到温饱的动物,比起以往党国将人视为“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也有了一些进步。胡锦涛在提倡“以人为本”、“民主法治”的时候,未尝没有善良和诚意。他甚至可能认为,“以人为本”和“民主法治”能够增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能力”。但是,党国专制制度之下并不存在“以人为本”、“民主法治”的空间。当推行“以人为本”和“民主法治”触动或威胁到党国专制制度的时候,胡锦涛及党国有关部门就“以党为本”来野蛮地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
    党国有关部门对维权志士的政治迫害,基本上沿袭“党大于法”的专政手段。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在党委(政法委)统一领导下办案,而且公安局长往往兼任政法委书记来领导检察院和法院。在办案过程中野蛮践踏法院独立判案等司法独立等基本原则,往往是公安局定案、检察院起诉、法院“未审先判”走过场。对法律程序更野蛮的践踏是系统地动用秘密警察(国保)对公民进行非法拘禁(绑架),甚至使用刑讯逼供的野蛮手段制造假证。今年二月份以来维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纷纷“被失踪”,有的“被失踪”达两个多月之久,将特务统治推向新的高峰,充满地痞贼匪之气,难怪举世哗然。对维权律师及其他维权人士所定的罪名,基本上是反右运动和文革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是将老套的“反革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换上了“破坏公共秩序”、“颠覆政府”、“煽动颠覆政府”。而“犯罪”的唯一证据是急公好义的公民们为扶贫救弱和社会正义而行使言论自由等宪法所明文规定的权利。在党国专政制度下处理“敌我矛盾”,根本就没有“法治”的空间,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就这样依靠专政手段不断地制造出来,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就这样因为做善事而不断地遭受政治迫害的苦难。而且,因为是在专制制度保护之下用专政手段来“处理敌我矛盾”,那些从事政治迫害的党国鹰犬们大多理直气壮,只有少数良心未泯者会有恻隐之心。
    本来,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壮大的维权运动是中国道德重建、社会重建和政治重建的伟大创举。特别是维权律师和其他维权志士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争取和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并且进一步将政治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依照“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以最柔性和温和的方式在法庭内外为落实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所标明的各种正当权利而战,力图通过个案维权和废除各种恶法等方式促进中国政治从党国专制到宪政民主的大转型。由于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合作配合和法治的整体推进,维权运动既取得了诸如增加环保力度、废除收容遣返制度、废除农业税、动摇户口制度等一系列实绩,也提高了广大公民的权利意识、锻炼了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到了2008年《零八宪章》的提出和群签,展现的是中国维权运动的宪政民主愿景和路线图。如果朝野上下以《零八宪章》为基础展开讨论和博弈,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中国政治的死结可望迎刃而解,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但是,胡锦涛领导下的党国当局迷信暴力而藐视道义力量,狂妄地拒绝中国民间的善意邀约、野蛮地镇压民间思想精英,再次错过与民间异议势力达成和解、共商国是的机会。
    党国当局极端狂妄和自我陶醉的本钱,是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因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将中国导向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大潮而受益于全球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绝对不是党国当局所错误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党国专制,是因为党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党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充分领略过,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帝国,“办大事”还要辉煌得多,但那种罪孽滔天、失道寡助、粉身碎骨、烟飞灰灭的结局,难道还值得我们去重复?
    实际上,由于党国当局顽固地维护过时的政治制度而拒绝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大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是GDP猛增而人权缺失、腐败透顶、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生态底盘毁坏的“盛世”。这样一种“盛世”,当然难以为继,当然得不到善良的中国公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盛世”的表象之下是社会的溃败、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暴力事件连绵不断、维稳开支超过了国防开支而仍然警力不足、焦头烂额,党国政权象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时刻担心灭顶之灾的突发而惶惶不可终日。
    今年二月份以来的新一轮政治迫害,将迫害范围扩大到一批纯粹为公益事业仗义执言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维权人士身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有关当局已惊慌失措。胡锦涛在国庆六十周年阅兵式上摆出“毛泽东思想”方阵以及薄希来在重庆模仿文革的举措逐步得到中央认可,透露出来的更可怕信息是,毛泽东时代那种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重现神州大地。有足够的迹象表明,面对半吊子改革所带来的失调和危机,胡锦涛的因应之道不是通过深化改革、走向宪政民主和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划地为牢,不得要领地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专制领导人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之间兜圈子,左支右绌、进退失据。
    在如此大好时机之下所得非人,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本来就是“马列毛”不管用了,党国领导集团才随机应变逐步换上“邓三科”。而今“邓三科”捉襟见肘,当局又回过头去重新拣起已经不管用的“马列毛”。难道脑子有病? “邓三科”之所以不行,原因绝不是因为改革开放,而是因为在半心半意地改革开放的同时还保留着一半的“马列毛”。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经济,都是拿“专政“来折腾中华民族。全毛的前三十年不行,半毛的后三十年也不行。唯一出路是非毛,彻底抛弃毛,彻底抛弃死人拖着活人的、由“四个念念不忘”演变而来的“四项基本原则”。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对党国专制制度作一了断。只要“党的领导”(党国专制)的权力格局不改变,就不可能有“以人为本”和“民主法治”。
    在专制体制下有的只会是坏人当道、好人遭殃。连邓小平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使好人做坏事。贪恋金钱女色不是堕落的唯一方式,而且不是堕落的最坏方式。为了权柄而进行政治迫害、陷害忠良,是比贪恋女色败坏得多的堕落方式。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贪恋金钱女色,但其堕落和造孽都登峰造极。如果目前尚无能为力将中国的人均GDP及国民社会福利提高到世界水平,停止政治迫害则完全是节省财政开支、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举手之劳,胡锦涛何乐而不为?
     中华民族的出路,不能靠马列毛、邓三科,也不能靠孔孟之道。当代党国领导集团完全有条件到马列毛邓之外的人类思想宝库中得到有益的思想和知识资源而走出困局。中华民族必须与人类主流文明融为一体,存心与人类主流文明作对的民族都是心劳日拙的自我折腾。诋毁人类主流文明的那些中国人自以为高明,实际上只是拿西方文明的支流来折腾自己。马列毛只是人类文化的支流,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能抱着这种支流庸人自扰了。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学来的是害人害己的马列主义,中国国民党当年也从西方学习害人害己的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生死搏斗的国共双方,当年都拒绝宪政民主这一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当今中国国民党已经觉醒了,党国庸人们啧啧不休地重复几个“绝不”、几个“不搞”,只不过是不知羞耻地展现愚顽。当代中国的新左派,所干的勾当,仍然是拿西方文明的支流来排斥人类主流文明、折腾中华民族,这些支流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等等。
    人类主流文明最值得中华民族吸取的就是宪政民主,这也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实现宪政民主而奋斗。部分国人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将对宪政民主的追求斥为“全盘西化”来拒绝,而且一听到“全盘西化”就血脉贲张。宪政民主确实起源于西方。象近代以来的诸多发明创造一样,宪政民主也是西方世界的发明创造,而且是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发明创造。但是,所有有益于人类的发明创造,都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正象其它发明创造一样,宪政民主是全人类的智慧和经验教训凝结而成的,其中也包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民本思想、文官制度、实用理性等等,早就融汇到人类主流文明之中。宪政民主被发明创造出来之后,尽管受到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阻挠,而今已被所有种族、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享受。我们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接受西方世界诸多发明创造而不断改善民生;当我们接受了宪政民主这一近代以来人类最重大的发明创造,我们的社会就会象发达国家一样良性循环、长治久安。觉醒的中国人都会认识到,充分接受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绝不是有害于中华民族的“全盘西化”。
    维权志士代表着中国希望,维权运动昭示着中国的未来。只要党国当局和维权志士、维权运动良性互动,中国就会有希望和未来。中国从党国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是顺应历史潮流,是中国公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恐怕也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只有那些顽固地锁定在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念中的人们,才会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才会将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视为大逆不道,才会将共产党脱胎换骨、从专政党向现代正常政党的转变视为“亡党”,将一党专政向宪政民主的转型视为“亡国”,才会为了避免这种“亡党亡国”而堵死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并不惜公然向人类普世价值宣战。中国本来就有很多问题,半心半意的“改革开放”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治理国家的正道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地解决那些问题,而不是处心积虑地打击和消灭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献谋献策、身体力行的忠良志士。如果党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全力“维稳”,继续破坏公平正义、彻底践踏道德底线,野蛮而狂妄地“将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将一切社会进步因素都消灭萌芽状态,中国将有可能在经济崩溃、人心崩溃和社会大动乱中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如果“胡温新政”竟然以大兴文字狱、全面打压维权运动的方式谢幕,留给世人的是一幅至为凄怆的讽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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