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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中国的门罗主义宣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1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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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媒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刊发题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称,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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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的“亚洲崛起”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国崛起”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的意志,这种意志的背后,还有一种以亚洲保护者自居的意识。谢选骏因此称之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已经出现”。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年对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的,声称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洲国家的主权事务。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敌对行为。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则保持中立。
    
    “亚洲崛起”论比“中国崛起”论,对西方的威慑性质更加突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称,博鳌亚洲论坛十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十年,更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十年。十年前,鉴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四小龙”、“四小虎”所组成的“亚洲奇迹”因缺乏合作、力量分散而不堪一击的经验教训,基于发出亚洲声音、从亚洲利益和观点出发、构建由亚洲人主导的泛亚洲国际会议组织,2001年2月26日在中国海南博鳌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十年来,一方面作为一个代表亚洲利益和声音的多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传播亚洲、营销亚洲、扩大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成为全球探讨亚洲问题的首选平台和探讨新兴经济体问题的主要平台之一;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从27%提高到35%,尤其是博鳌亚洲论坛成员国的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将“亚洲奇迹”演变成现实力量意义上的“亚洲崛起”。
    
    那么,中国有什么资格充当亚洲的保护者,就像美国充当了美洲的保护者呢?《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强调,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亚洲经济中,2010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鉴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格局,中国已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也因此成为亚洲经济最重要的拉动者。亚洲经济也因之具备了率先增长的强劲动力。然而,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乏力,对区域外市场的深度依赖,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位置,亚洲统一市场的重重障碍,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共同立场的缺失,等等,加上亚洲区域内部、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了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亚洲政治社会的稳定健康和和谐。
    
    如果不让中国充当亚洲的保护者会有什么后果?《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指出:如果亚洲国家不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性发展和亚洲繁荣的社会共享,亚洲将无法摆脱经济上的附庸,难以实现政治上的自主。从历史经验来看,小至一地区,大至一国,其发展可以借鉴他者的经验,但决不能步人后尘,也决不能依赖他人。因此,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而这,在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道路和制度弊端的历史背景下,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现在和未来凝聚亚洲力量自我突破的新使命。
    
    不过,谢选骏认为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的门罗主义不同,中共的“亚洲崛起”缺乏稳定的制度和文官统治作为基础,所以比较接近日本军部独裁时期的“亚洲人的亚洲”论。
    
    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最近指出:中国崛起但文官政府失控,军方越发强硬。他认为,在和平崛起方面,中国文职官员和军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调;军方一些“挑衅性的言行”,显示文官和军方之间的联系已经松弛,万一有危机出现,军方的反应令人担忧。
    
    施道安说:"我认为在中国文官和军方之间确实存在隔阂,隔阂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文官领袖和军方领袖的想法有差异,另一意义是文官领袖对军方的控制出现了问题,文官对军方的控制已经松弛。这种问题令人担忧,因为万一出现危机或战争情况,这种隔阂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施道安举出几个例子,比如2005年解放军少将朱成虎曾在记者会上说,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对中国领土使用导弹,中国一定会用核武反击,不惜让西安以东城市全被摧毁,美国也会有数百城市会被毁灭。2007年中国军方在无预告的情况下击毁一枚卫星,显示中国有能力应付利用卫星科技的现代战争。去年中国军方警告美国航母华盛顿号不要进入黄海,还引用了毛泽东生前说过的话: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引起讨论的是2011年1月,中国军方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试飞J-20隐形战机,胡锦涛告诉盖茨他并不知情。究竟这是安排好的蓄意作为,中国想要借此对美国传达某些信息,还是没有事先安排,而是故意的巧合?如果是后者,这种情 况便透露出胡锦涛的文官政府难以控制军方,管理上出现了松弛。施道安认为,即使中共并未真正对军队失控,但至少是双方的沟通已经松弛。施道安表 示,军人乱放话或自行作为却不会被开除,在美国是无法想像的事,但在中国,近年领导人都不再拥有毛邓对军队的影响力,因此胡锦涛需要军方的支持,他必须跟军方人大代表闭门密商,增加国防预算,给军人大幅加薪,也无法开除乱放话的将军。
    
    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康灿雄(David Kang)也表示,过去15年来中国一直说和平崛起,绝不称霸,但军方激烈的言行却做了相反的证明。康灿雄说:“他们(中共)这样处理反而使大家认为他们事实上是不可信赖的,虽然这并不意味会立即发生战争,但是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充满怀疑,比两年前要多得多。”施道安则认为中国应该改善文官和军方的联系,不要放任甚至鼓励军方唱自己的调。施道安说:“如果中国期望其他国家接受他们和平崛起,把他们当成负责任的大国或可尊敬的强国,那么应该使中国军人的言行跟国家的政策更为一致。”
    
    但是,不论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持有何种分析与何种反应,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中共媒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所刊发的“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确实说明“中国崛起”已经蔓延、扩张为“亚洲崛起”了——这显示“中国的门罗主义”已经出现。
    
    实际上,早在《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的《谋划“亚洲崛起”》宣告中国的门罗主义之前,关注亚太动向的日本就敏感到这一动向了。其《外交家》杂志网站3月28日刊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副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评论性文章,文章聚焦作者与韩国海军中尉的讨论,对中国海军的未来作了评析,并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
    
    韩国海军中尉问道:中国会继续抨击美国在黄海的军事行动吗?朝鲜和韩国的紧张局势能平息吗?作者答道:是,中国关注任何超越直接冲突的突发事件。在朝鲜半岛或黄海的其他地区、华东或者南海、北京试图建立因反感而反对的军事活动记录,希望外国海军停止在中国海岸线外围的此类活动。
    
    这不单是个法律问题。对于中国在近海雄心的评论典型的考虑是依据法律标准,并且可以理解。许多海洋国家担心,中国想把自己的经济专属区变为自己的主权水域;实质上改写给与中国沿着其海岸线专属区的国际系统的规则,航行自由可能会遭到破坏。这些努力重新解释了受到关注的海洋法。如果他们以海洋自由的名义坚持并挑战,中国与会者谨慎承认,监控航母行动和类似活动明显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有崛起的大国把特权作为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的先例。最近的就是美国,作者指的是“门罗主义”。在这项1823年的政策声明中,美国否定了欧洲帝国对拉美新独立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当詹姆斯-门罗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宣布他们的外交政策时,美国没有能力付诸实施。当时,美国海军只有几艘护卫舰和更少的船只。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当美国国力迅速上升,华盛顿建立了足够执行该主义的强大海军。
    
    没有欧洲发言人认同“门罗主义”为法律,俾斯麦认为它是粗鲁的信条;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提醒,华盛顿国际法不是通过单边的命令制定的。但是,欧洲最后承认强大武装、控制当地的美国让“门罗主义”在新世界行得通;强大的现实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建设昂贵的舰队在美国的后院挑战美国?弱国能够提出原则,当他们变得强大,他们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准则,不管同意与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8年宣称:“门罗主义随着美国的强大而强大,不能再强了”。
    
    确实,即使是统治海洋的英国最终也把舰队从南美撤回了本土,承认美国在当地的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一直没有人提出严肃反对,“门罗主义”那样的政策迟早也能得到一种类似法律的地位。例如,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代表团成功的将“门罗主义”写进了国际盟约中。盟约第21条说:“为了维护和平,盟约中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认为能够影响国际条约的有效性,例如仲裁条约或如门罗主义的地区理解”。
    
    拒绝挑战单边政策,相当于同意它,让我们又回到了中国身上。中国现在正企图扮演了美国在十九世纪某一时期的角色。十九世纪的华盛顿坚持其不干涉政策,但还没有建立足够实施它的强大海军。类似的,通过持续对美国在黄海部署航母或在南海进行海上监控提出抗议,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建立反对在近海活动的记录。由于中国海军力量逐渐成熟,中国可能表现出更强硬的立场,正如美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表现的那样。
    
    应该说,“中国的门罗主义”具有多重含义,远远不像日本人理解得那么狭隘,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地缘政治,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创造文明之传统而不仅仅具有模仿文明之传统的地方。
    
    有关“中国的门罗主义”的多重含义,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一一予以探讨,这样,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致走向就能逐渐清晰起来。
    
    
    2011年4月12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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