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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心的日本人/朱忠康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15日 转载)
     按语:这是许多年前我写的一份稿件中的其中一个章节,去年我把它单独列了出来,题名为《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告日本政府——日本人的良心和中国民间索赔之艰辛》,这次日本国发生强烈地震,又发生海啸、火山爆发、雪灾和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日本举国上下正处于危难之中。就在日本人经受痛苦之际,中国网虫和愤青们竟背着良心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为日本灾难的发生而拍手叫好,甚至希望把灾难延续和扩大到全日本,听听他们歇斯底里的叫嚣:“可惜只震个宫城县,怎么不把东京给震了啊,老天爷啊,要是把东京给灭了那是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也省得我们在若干年后搞什么东京大屠杀了。”“震死小日本!”“日本岛应该全面沉入海底,高兴啊,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只能说那是个禽兽不如的民族,如果有一天岛国消失,我相信全世界一定都会欢呼,呐喊:oye!!!”这些人真比禽兽都不如,更别说有良心了。其实当日本真的像网虫愤青们说的那样沉入海底,毗邻最近的中国同样会遭受到灭顶之灾。当希望灾难把日本消灭的时候,请想一想还有在日本工作学习生活着的众多的中国人,难道你们也希望他们一起沉入海底吗?日本人真的是那么坏吗?请看我的这份文章,这次我把题目改成为——《有良心的日本人》。亲爱的读者,当你看完这份报导后,你会不会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中国大陆,当中国受害者也对中共政府提出如此的控告,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不但拒绝受理,甚至会发动一场人民战争把当事人打成卖国贼和叛徒。
    

有良心的日本人
    
     1972年9月29日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而一笔勾销了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对日战争赔偿。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肆赞扬条约签得好,和平有了保障。全国人民则沉默不语,经过长达23年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国人已经被自己人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既没有听说过冤假错案有国家赔偿,更不知国与国的战争赔偿为何物,当然民间索赔则更是天方夜谭了。
    
     文革结束后,从铁幕中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幕帘,中国人从门缝往外一瞧,不瞧不知道,一瞧吓一跳。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外面的世界好精彩啊!过去,中国人的脑子里灌满了如何去解放全人类,资本主义国家和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需要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让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往外一瞧之后,才知那里的工人是开着汽车上班的,那里的人民是在花花绿绿大千世界里生活的。才知道,见到的听到的与中共宣传的和自己想的大相径庭。才明白,不是中国人去解放别人,而是别人来解放我们吧!
    
     中国人对战争赔偿的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慢慢地从逐渐认识并付诸行动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学者站了出来说:“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受害人有权以个人名义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学者的话使一些战争受害者激动起来,难道那血海深仇的屠杀,今生今世真会讨得一个说法吗?直到此时,曾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人才知,宽容和怜悯并没有使一切成为过去,仇恨和伤痛其实一直埋在心里。
    
     然而个人和民间组织去告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强国的日本政府谈何容易。且不说打这场官司要付出惊人的精力,而且要耗费巨大的财力。日本是个世界高消费高物价的国家,高昂的诉讼费律师费,还有那往返于中日之间机票和日常生活费,那是中国人难以承受的。而且那场战争是五十多年前发生的,在法律上称为失去了追诉的时效,所以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岂不是极为渺茫的事。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赔偿诉讼还是陆续地开始了。
    
     然而,难以相信的是,推动这一切最主要的力量,不是来自中国,不是中国的律师、知识界和民众,更不是中国官方政府。恰恰来自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灾难的国家——日本中一大批有良知和爱好和平的律师、学者、记者、师生和社会各界。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资巨大诉讼费用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连受害者往返于日本的机票和生活费用,全部都是化这些日本人私人的钱。所以,如果没有日本律师和民众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根本走不上民间索赔之路。对于中国人来讲,去告一个国家,连想都不敢去想,更妄论向他们索取战争赔偿了。
    
     但是在日本人民的帮助下,这个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却变成了事实。在民间索赔的道路上,书写了一章又一章动人的故事。
    
     如今,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诉讼案已持续进行了十年,有数十起民间索赔案曾进行过和正在进行之中。在每一起诉讼案的后面,都有日本一支律师团队伍,有一大群正义、热诚、勇敢的日本人民。
    
     日本律师们生活在高节奏高强度国家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繁忙的工作压力。但是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无偿地付出自己的金钱、精力和生命,来帮助中国人,站在中国战争受害者这一边,进行一场旷日持久深不可测的诉讼呢?难道他们疯了吗?
    
     要知道,在这些可爱的日本人面前,摆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首先他们来自国内的压力。帮助曾是敌对国家的人来告自己的政府,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大义不道的事,是会被毛共当作里通外国的叛徒、特务罪行处理的。虽然战后的日本是个民主国家,不会判你里通外国的叛徒、特务,但是有人骂你几句“不爱国”“手背怎么朝外弯”也是令人够受的。
    
     除了国内的压力,还有来自中国原告的压力。当他们向受害者见面提出帮助时,中国的受害者们怀有深深的戒备,他们会想:“日本人为什么大老远跑来要免费代理我们的案子,你们将会捞到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这场官司,你们会怎么向我要钱?万一赢了,你们会给我钱吗?”日本律师们苦口婆心尽量向受害者作种种解释。但是误解和不信任还是存在。一个曾接受过无偿帮助达六、七年的受害当事人,对中国记者说:“我是懂点日语,小日本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除了这些外,还有法律上的障碍。诉讼的时效一般最长为20年,如今战争结束都快50年了,法官会问,你们这几十年里干什么去了,隔了半个世纪了才想起来到我们日本法院告状?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因为我们老百姓被唬弄了几十年、被欺骗了几十年的缘故,所以才耽误了。因此只能像刘连仁那样,当日本法官在法庭上追问时,以“嗯嗯”支支吾吾地来回答。但是就是因为超过时效这一点,日本法院完全可以拒绝受理,即使受理也往往是败诉告终。所以打45年前的官司,打了也是白打。失败的总是中国受害者!
    
     但是执着的日本律师和日本人,不怕一次次的失败,一定要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有一个日本教师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国家的影响力是很小的,我也许制止不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但一旦战争发生,我不让我的学生再次参加战争。”
    
     战前日本还有一条法理,这条法理应用在五十多年前的诉讼案上,又是恰到好处。它叫“国家无责答”。就是说个人在遭受到来自国家损害时,国家没有理会和赔偿的义务,国家可以一概不负责任。因此在法庭上,原告不管说得句句在理头头是道,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法官可以一概不理。
    
     日本法院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尽量拖延审判时间。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是年过八十,到了垂暮之年,来日不多,多拖一年,就多死一些人。拖到这些老人都死光了,就没有人追究了,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了。
    
     日本律师和日本各界人士就这样,在忍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在中国得不到支持下,在当事人面前得不到信任下,在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又支付着生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奔走于法庭和被害人之间。他们依然生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如今不是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去向日本人索赔,竟是日本人民帮助中国人民来向自己本国的政府索赔,这究竟是中国人民的耻辱,还是中国人民的光荣?这是毛共的罪恶,还是历史的颠倒?
    
     再来看看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日本人的帮助的呢?
    
     中国的受害者想得更多的是钱,能打赢官司,获得赔偿就好。为了要钱,他们甚至向日本律师要钱。在这些向日本律师要钱者中,有受害者的亲属子女,亲戚朋友,还有村里的干部和当地的小头头。他们把前来帮助的日本律师,当成财神爷了。除了生活在闭塞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受害者外,中国律师竟也会伸手向他们要钱,“我的钱被人偷走了,我的行李也被人偷走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是把身份证押在宾馆出来的!”日本女律师答应给他钱,接着请他再度陪着受害人赴日本作证,当然与以前一样,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日本律师出。离开时,中国律师又向日本律师提出,还得多给他一点钱,“她们老了,出门得买药带着!”
    
     更气人的还有中国的贪官污吏,也会乘火打劫想大捞一把。当这些受害者被邀请出国到日本出庭作证时,办理出国手续的官员竟对她们说:“要不是我的帮忙,你们没办法出国。我们签订合同吧:我帮你们办出国手续,等你们胜诉了,要按比例分一部分钱给我!”
    
     中共贪官连自己同胞的血债钱也敢伸手要!
    
     半个世纪前,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挥着屠刀向善良的中国人民杀奔过来。半个世纪后,良知的日本人民伸出手来向中国人民提供帮助。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大颠倒:一个祖父辈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大和民族,竟生下了具有人性良知的子孙;而千百年来受到知书达理儒家教诲的中华民族,在几十年阶级斗争教育后,却已变成丧尽天良、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冷血动物!
    
     下面结合诉讼例子,来说明这群可爱的日本人是怎样帮助中国人来向本国政府打官司的。从他们一件件感人的事例中,也许能唤醒中国人的良知!
    
    
     劳工诉讼案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线的拉长,军事装备损失巨大,人员伤亡惨重,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从1944年2月开始,日本就向中国强制掳掠劳动力。在华北的日军,将包围圈中的青壮年,甚至上自70多岁的老人,下至12岁的男孩都一掳而空。4万多名中国劳工分批从青岛和塘沽上船运往日本。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抵达日本时,只剩下38935人。他们分布在日本列岛35个事业所,135个作业场,从事着最繁重的挖煤、采矿、装卸等奴隶劳动。
    
     北海道的冬天是日本最漫长最寒冷的地区,也是使用中国劳工最多的地区。中国劳工穿的是从中国穿去的单衣,在饥寒交迫和奴役劳动中死去。39000名中国劳工,平均在日本劳动时间为13•3个月,最短的只有1个多月。但是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劳工却死去6830名,平均死亡率为17.5%,最高达到52%。室兰是北海道的一个普通小镇,战争时期这里是军事重镇。几千名中国劳工在这里从事着采矿和装卸劳动。中国劳工的死亡率达到30•3%。3名中国劳工中有1 人没能活下来。
    
     50年后,幸存下来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了索赔案,拉开了中国民间索赔的序幕。
    
     1、 花冈诉讼案——
    
     在日本东北的秋田县,有个生产铜矿的花冈町小镇,一家以土木建筑企业的鹿岛组承包了河川工程。1944年8月,由中国俘虏和平民组成的980名中国劳工被押到这里,在残酷的严刑拷打、野蛮的人格侮辱、严重的食不果腹、16小时的奴役劳动下,200多名劳工不断死去。剩下的700多名劳工,认识到这样死去还不如来一次抗争死去更为值得,于是他们决定举行一次暴动。暴动大军冲上一座临海的高山上,被两万多名日本军警团团包围,暴动失败。700多名劳工被迫跪在广场上,跪了三天三夜,100多人被折磨死去。近1000名劳工,几乎死去了400人。
    
     领导这场暴动的领袖是耿谆,他于1945年9月11日以战事扰乱罪被判处死刑,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月了。他和难友们终于回到了中国,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之下。许多当年的中国劳工,都相继死去。
    
     但是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他们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订为和平纪念日。1985年花冈再度举行40周年慰灵祭,刊登此消息的报纸被河南农民耿谆看到,立即给日本友人发了一封信,从而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组成了调查团,调查花冈惨案的真相。1989年12月,100多名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和遗属汇集北京,成立一个组织,向鹿岛组提出索赔,赔偿每位受害劳工500万日元,并要求谢罪,建立纪念馆。但是长达6年的交涉毫无结果。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也是花冈惨案发生的50周年纪念日。这一年的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11名代表,把厚厚的起诉书递交给了东京地方法庭,正式状告当年加害企业鹿岛组。
    
     至此,花冈诉讼案成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东京法庭经过7次开庭,1997年12月10日判决中国劳工败诉。
    
     不公正的判决震惊了日本社会。中国劳工代表团决心抗争到底。终于在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协议,鹿岛公司出资5亿日元,建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花冈诉讼案遂告结束。
    
     2、 刘连仁诉讼案——
    
     1944年的一个春天,刘连仁和其他800名同胞,被押解到日本的北海道矿山当劳工。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和他一起干活的人,大部分被砸死、累死、饿死、冻死,200人只剩下了70多名。刘连仁和四个难友不堪忍受虐待,打伤日本监工后逃跑。他们逃到山林里,4名同乡难友先后被抓去,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他逃进了一个山洞里,过起了穴居生活。不久,日本投降,中国劳工被陆续遣送回国。刘连仁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深山老林山洞里一呆就是13年。13年后,这个变成了野人的刘连仁被上山打猎的猎人发现。做了13年山洞野人的故事引起了整个日本社会的轰动,它比中国“白毛女”故事更吸引人。在各界人士和华侨的帮助下,他登上了返国的航船,陪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几百名遇难劳工的骨灰。
    
     37年后即1995年,一个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律师来到已经80多岁的刘连仁面前,愿意为他无偿起诉日本政府。1996年3月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从此一个中国农民状告一个国家的诉讼案拉开了序幕。经过20多次的开庭,未获结果。刘连仁也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临终前,他要儿子继续进行这场官司。
    
     2001年7月12日,刘焕新捧着父亲的遗像走上了法庭,他把刘连仁的遗像放在原告席上,让九泉之下的父亲来聆听法庭的判决。这次审判,法庭认定刘连仁胜诉,判定政府向刘连仁支付2000万日元赔偿金。但是十天后,日本政府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顽固坚持不谢罪、不赔偿的立场,引起了日本群众一片抗议之声。
    
     担任刘连仁诉讼案的日本律师团团长,就是小野寺利孝。1994年,他参加了一个法律代表团访华,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先后到过南京、沈阳、北京等当年曾被日本侵略军践踏过的地方。面对中国战争受害者及惨象,他的心灵震动了。认识到是自己的祖国日本,以及父辈祖辈们给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就在这时,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发表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两件事,把他推上了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之路。
    
     返回日本后,他就积极组织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律师团,一年后该团就登记律师173名,现在就多达300多名,常任律师也超过了70人。
    
     小野寺利孝成立律师团的同时,又发动日本知识界和各界人士组成诉讼支持会。支持会的成员相当广泛,有作家、记者、律师、学者、教师、职员、工人、农夫等。他们出版刊物、印刷宣传品,组织集会,向社会募捐,保证诉讼能够旷日持久进行到底。
    
     曾拍成电影风靡过中国的《人证》和写过揭露731细菌部队《恶魔的饱食》一书作家森村诚一就是支持会的成员。
    
     这个以80岁高龄尾山宏为团长,小野寺利孝为干事长的律师诉讼团,已经代理过刘连仁案、南京大屠杀和731幸存者案、平顶山惨案、大部分慰安妇受害者案和大部分强制劳工案。
    
     小野寺利孝来中国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来去匆匆,都是周五早上来中国,利用假日短短的两个半天和一个整天时间,在星期天下午再急忙赶回去。他要在周一到周四时间里,代理别的案件,用那些案件的收入,来维持帮助中国受害者诉讼案的庞大支出。且看他的一次往返中日之间的行程,这次行程由于他要在北京参加一个会,所以延长了两天。2001年10月26日刘连仁案胜诉后的一天,这一天是星期五,小野寺利孝和其他几位日本律师一早登上飞机,飞往青岛,接着乘车来到山东刘连仁老家,在他的墓前扫墓,献上鲜花,双手合十在墓前久久地默哀,把初审胜诉的消息告诉九泉下的刘连仁。并再次与刘连仁的家属签订了律师委托书,继续进行那场马拉松式的诉讼。当他从刘连仁家出来时,已近暮色,他又摸到另一个村子,那里也有一个与刘连仁同样命运的农民,向他调查起当年被抓当劳工的情况。当他出来时,天已经很晚了,他要马不停蹄的往青岛赶,因为第二天,在青岛还要和一些受害者及遗属们见面。10月27日星期六,他与他们见了面,听了他们的控诉。星期天的下午,他本来要乘飞机返回日本。但是因为北京有一个会,他又接着往北京赶。就这样,一个50多岁的日本律师,竟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们不停地忙碌着,他们为什么啊?
    
     3、 福冈诉讼案——
    
     在日本福冈宇美商业高中学校里,有一个普通教师岩佐英树。当他得知自己所在地是个强掳中国劳工的地方,就与学生一起展开了调查工作。在长达12年的调查过程中,学生一茬换了一茬,但他的调查工作从未间断过。有一年他带着学生来到东京华侨总会,找到了一份发黄的《外务省报告书》,发现了5000个有名有姓有家庭地址的劳工资料。他和学生把资料抄了下来,然后给中国发了5000多封信件。信件发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是突然之间竟有了一封回信,这是一位遇难的劳工儿子写来的。
    
     岩佐先生接到这5000封信中唯一的信件之后,欣喜若狂,激动万分,他立即自费来到中国,前来与写信人见面。这位劳工的儿子此时已67岁,他健在的母亲也已97岁。当她听到丈夫是被日军强拉去当劳工死在日本时,悲喜交加。想当初她丈夫失踪时,以为是嫌弃她而离家出走的。她带着儿子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今压在她心头上的石块终于落了地。原来她的丈夫不是嫌弃她离开的,而是被日军突然抓走的。
    
     福冈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逐渐被媒体披露出来,中日两国律师和自费者开始了漫长而艰巨的调查工作。在自费做调查者中,有一位12岁时被强掳去做劳工的王子安;还有一个叫王小扶的妇女,当年她只有5岁。在她的父亲被日军抓走时,她抱住父亲大哭,凶残的日军朝她肚子上捅了一刀。如今她已是一个60多岁的妇女,她靠着自行车和两条腿不断地在河北和山东的土路上奔走呼吁,用她的激情、勇气和至死咽不下这口气的硬骨头精神,感动着所有的人。经她的手找到了受害的中国劳工人数达到3000余人。
    
     2000年5月15日,中国河北劳工向福冈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日本政府和三井企业的所属三池矿山。2002年4月26日,法庭判决给中国劳工15名原告每人各赔付1100万日元。但是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当天就作了“三不”决定,即不谢罪、不赔偿、不和解。
    
     中国强制劳工北海道诉讼律师团团长叫田中贵文,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是带着心脏起搏器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来帮助中国劳工打这场官司。
    
    慰安妇诉讼案
    
     日军入侵中国后,疯狂的强奸和纵欲,使军中的性病大为流行。为了缓解日军在战争中巨大的精神压力,满足他们急骤释放的兽性,日军在占领上海后,开始组织慰安妇制度,并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慰安所,80名朝鲜处女被征召服役。从此,日军的慰安妇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和扩大。仅在上海就设有90个慰安所,海南岛有60个,南京、武汉60个,甚至在日军占领下的农村每一个军事据点里,都设有慰安妇。一张完善的慰安网络,向东北亚和东南亚延伸。据保守估计,被征的妇女达40万人,南北朝鲜有20万,中国有10万,日本本土及东南亚有10万。慰安妇小不过17岁,最大的50岁。每位慰安妇每天接客10多个,最高时达300人,慰安妇连吃饭都是在日军的性交中完成的。慰安妇能活下来的不多,海南岛有一个300名的慰安所,活下来的只有17人。
    
     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在日本政府隐瞒了50年之后,逐渐被披露出来。
    
     1944年的春天,一个叫裴凤基的朝鲜姑娘被骗到日本冲绳,做了供日军纵欲的慰安妇,她一天曾接待过100个日军。日本投降后,又沦为美军的性奴隶,又变成了“食娼”——靠卖肉体来换饭吃的乞丐。日本女作家川田文子对她作了采访,她不敢相信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竟生活着一个连猪狗都不如的女人,她写了一部书叫《赤瓦之家》,得到了裴凤基同民族的一个女人尹贞玉的关注。尹贞玉是韩国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专家。她也来采访,当她第二次来到时,遭到了裴凤基的婉拒。她已经没有祖国,没有亲人,过着孤独绝望的生活。1991年10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邻居们只听到她在大喊大叫,唱着听不懂的歌曲,惨死在住处。
    
     尹贞玉在199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慰安妇的组织,并专门设立了一条热线电话,希望当年的慰安妇能挺身而出揭露真相。一年多的时间,电话寂静无声;一年后的一天,它轰然响起。在战争结束后的50年,第一个活着的慰安妇站了出来,她就是67岁的金学顺,接着又有200多位老人站了出来。
    
     慰安妇问题的公开暴露,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火山爆发一样的愤怒。
    
     中国直到1995年8月,来自山西的4名妇女站了出来,公布自己遭受性暴力侵害的经过,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
    
     1942年16岁的女孩刘面焕,被日军捆着关进了一个窑洞里,7个日本鬼子把她给糟蹋了。在关了40多天后,她的父亲化了几十块大洋,才把奄奄一息的刘面焕“买”了回来。她的同乡李秀梅是当着自己的母亲,被4个日军抓走的。母亲变卖了所住的房子来赎回自己的女儿,但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母亲来到曾和女儿一起乘凉聊天的大树下,上吊自尽了。
    
     在这个名叫山西盂县进圭村的日军据点里,关押过30多名从当地掳来的女孩子,小的只有13岁,大的才20多岁。每个女孩子每天要遭到日军十几次的强奸。当她们的父母交纳了数十块数百块大洋领回自己的女儿时,已经要用筐抬用驴子驮,到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50多年过去了,她们绝对不提过去那段悲惨的历史。但是村里的人都知道,她们都是进去过日军炮楼的女人。于是这段经历,象巨大的耻辱,剌在她们的脸上,扎在她们的心里,她们的心在滴着血。她们有时会天天做着恶梦,有的会半夜尖叫和哭泣。她们的子女并不知道母亲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只知道母亲过一段时间会无缘无故地发疯。更可怕的是村里人的歧视,似乎日军的罪恶,倒是变成了她们的罪恶一样。
    
     从她们的起诉到开庭宣判,经历了长达5年的历程,但是等来的却是全部的败诉而告终。
    
     担任中国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律师团团长大森典子,是当年全日本三名女性通过律考者之一。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她作为日本代表发言,直言不讳向中国律师提出要求,希望协助她在中国展开慰安妇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国律师康健站了出来,愿意帮她做这项工作。
    
     几个月之后,当康健还处于茫无头绪时,大森律师专门从日本来到北京,给她带来了已经翻译好了的厚厚的一大叠起诉书。日本律师务实求真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康健的心,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日本律师团的委托。
    
     当听到受害者的经历后,大森律师决心要到山西农村的受害者家中,亲自聆听她们的陈诉。但是她的请求一次次地受到阻止,中国当局千方百计不让日本律师亲自到受害者家中作调查。为什么?因为这些受害者都生活在相当穷困的山沟沟里,如果让日本人亲眼目睹中国的农民还是这么穷苦,毛共吹了五十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没有了。为了不让丢人现眼的丑事,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所以,他们一再阻止这位女律师前往。想不到这是一位固执的日本人,你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就这样,她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来到山西农村。临行前,她特地买了几块日本高级香皂,作为礼物想送给这些受害的妇女们。来到农村山区,崎岖不平的山路,使租用的汽车坏在了半道上。当晚,她就住在村里,和同伴及受害者挤在一条坑上入睡。
    
     她到的是一个极度贫穷的小村,这个穷山沟的小村里,不但连吃饭成问题,连用水都成问题,连洗脸水都没有还用什么香皂,大森典子为自己带来几块香皂而感到自疚。原来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农村还是像在日本占领下的一个样,六十多年竟没有变化。
    
     这些受害者带着屈辱的记忆在这里生活,又在极度的穷困中度过了数十年。家中惟一的欢乐就是女儿,而日本兵却把这惟一的欢乐都夺走了。
    
     山西性暴力受害者经历5年诉讼败诉后,第二年即2002年3月28日又迎来了性暴力第二起诉讼案的判决。
    
     这一天东京大雨,大森典子律师昨天忙到深夜,今天又是6点钟起床,做好全家的早餐后,还要照料90多岁的婆婆。忙到8点半,她来不及吃饭就出发了。
    
     这一次的判决早在预料之中,还是以败诉告终。但她认为法庭承认了加害的事实,这就是胜利。
    
     判决之后,她还要亲自到山西去一趟,要向当事人当面通报判决的结果。在见面会上,双方又签下了上诉委托书。一场意义重大、艰难的、胜利和希望渺茫的斗争又继续进行下去了。
    
    南京大屠杀诉讼案
    
     南京大屠杀的原告是两位幸存下来的女性。
    
     当年李秀英是正怀着6个月身孕的19岁少妇,日军攻入南京后,她和别的妇女逃进了一座楼房的地下室。当日军把其他的姑娘拖走前来拉她时,这个挺着大肚子的李秀英,居然一下子把其中一个日本鬼子的刀抽了出来,与3个日军展开了生死大搏斗。日军在她身上捅了37刀丢下了她。她被外国的医生救活,并被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成了电影。
    
     另一个叫夏淑琴,她一家9口,1937年12月13日中午,日军闯入她家开始大杀戮,当她醒过来时,家里已尸陈遍地,血流成河。亲人们死的死了,两个姐姐被抓走,只剩下7岁的她和4岁的妹妹。姐妹二人靠着一桶锅巴维持生活,呆了14天后被邻居救出。她们被送到“国际安全区”,马吉用摄像机拍下了一幅幅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58年后即1995年8月,在日本正义人士的帮助下,她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1999年9月,法庭以法律形式认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存在,日本国应向中国人民谢罪。但是法庭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没有请求的权利”等理由驳回原告的诉讼,宣告此案败诉。
    
     1998年8月15日,日本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一书,除了全面否定历史事实之外,还对李秀英夏淑琴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李秀英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出版该书的当事者登报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费1200万日元。一审判决只赔偿150万日元,登报道歉不予支持。李秀英再度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经两次开庭审理,2003年4月10日,判决李秀英胜诉。
    
    细菌战诉讼案
    
     日本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部,是个细菌学的天才。当他得知细菌可以应用于战争时,立即向天皇上书发展生产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获得批准后,他们决定在中国设立实验基地。1936年8月日军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第一个细菌战部队,即731部队,石井四郎为该部队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部队长。接着在哈尔滨郊外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细菌的基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物战指挥中心。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日本医学科学界的精英,还有一支全部用16、7岁少年组成的少年班,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
    
     送到这里来的实验对象叫“马路它”,他们被注射着各种病菌后,进行感染死亡的试验。许多人是被活活地解剖的,他们被日本鬼子一一取出活人的内脏器官,用于细菌研究,被日军害死的约在3000人以上。
    
     除了在东北有731部队之外,在北京有甲字1855细菌部队,在长春有专门用于牲口的100部队,在南京有1644部队,在广州有波字8604细菌部队。这些部队又在各地设有分部。
    
     日本投降后,关东军把731细菌基地彻底销毁,把剩下的“马路它”全部杀死。石井四郎告诫部下,要把731部队的秘密带入坟墓,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有关的内情。
    
     但是纸包不住火,这个秘密终于被揭露出来了。被押送到苏联的日本731部队成员经过苏军的严刑拷打,终于在1946年秋交待了731部队曾用3000名活人做细菌实验的秘密。苏军从缴获的日军档案中,得到了几个“马路它”的名字,其中就有王一兵的父亲王耀轩和敬兰芝丈夫朱志盈。
    
     60年后,王一兵和敬兰芝代表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道歉。王一兵来到东京,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竟与杀父的仇人三尾丰相遇。三尾丰是当年亲自带着宪兵队去抓捕王耀轩,并将他送入731魔窟的。日本战败后,他先关在苏联监狱,移交给中方后,在抚顺关押期间,1957年被中共政府特赦回国,开始向中国人真诚谢罪。这次在东京仇人相见,不是分外眼红,而是王一兵主动伸出手来,握住三尾丰一直不敢伸过来的手。三尾丰“噗通”一声跪倒在他的面前。
    
     1999年9月22日,此案一审判决中方败诉。
    
     细菌部队除了用中国活人作细菌试验之外,更主要的是大规模生产杀伤性武器,应用于中国广大的人群之中。他们制成鼠疫细菌炸弹,投在浙江、湖南等中国广袤大地,并在大江大河和饮用水域撒播细菌。1941年日军在湖南常德投下细菌炸弹后,引发鼠疫大流行,1万人罹难。
    
     12岁的蔡桃儿因为穷,光着脚给父母亲送饭,脚受细菌感染,突发高烧、冷战、淋巴结肿大,很快失去了生命。接着就不断有人得鼠疫死去,死者都被解剖火化。有一个李姓商人,为了避免打防疫针,不受皮肉之苦,化钱弄到了一张免疫证,结果感染了鼠疫。他不想死在他乡异地,更怕被解剖火化,就跳墙出逃,跑回老家,想死就死在自己的家里。结果把鼠疫带给了亲人,几天之后,一家死了16口人。
    
     受害者何英珍大夫,一家在18天中死了6口。而护士杨志慧更有一段恐怖的经历。当年19岁的她和弟弟同时感染上了鼠疫,被送到隔离医院。一进医院,只见前门刚抬进去活人,后门就把刚刚咽气的甚至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活人,直接抬着去火化了。屋里的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一个个捶胸顿足,哭嚎叫喊,悲惨凄厉,阴森恐怖。杨志慧姐弟的母亲,冒死陪着他们来到隔离医院,见到如此惨状,一心要把自己的儿女救出。她找到一个医院院长谭学华,向他叩头呼救,才把姐弟二人转移出来,成为从死人堆里活着出来的人。
    
     56年后,包括杨志慧在内的180名来自浙江、湖南的细菌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细菌战诉讼案。2002年8月27日,经历了长达5年28次开庭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地方,等待着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浙江、湖南两地组成了阵容庞大的原告团和声援团,在日本国会前展开了一条由3万多人签名的横幅,表达受害民众清算历史的呼声。
    
     判决终于下达了,法庭认为日军细菌战的事实存在,但是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没有请求权”等理由,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对日本细菌战诉讼的败诉,意味着民间索赔之路,依然是弯弯曲曲细又长。
    
     担任日军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的是日本前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他是个年过80岁的老人,仍多次往返于中国,为诉讼案操劳。
    
    平顶山惨案诉讼案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的发生地,沿着山上的断崖,修筑着137级台阶,拾阶而上,一座高19•32米的高大纪念碑矗立在山顶之上。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用玻璃镶成的殉难同胞遗骨馆。这里陈列着800多具死难者的遗骨,还有死难者的遗物。遗物中有儿童的小手镯、长命锁,妇女的戒子、梳子,老人的烟斗,以及中秋之夜没有吃完而被烧焦了的月饼、葡萄,还有杀人凶手的子弹壳、汽油桶。一件件的物品,一椿椿的往事,都在诉说1932年那个中秋节后一天的日军疯狂的大屠杀。
    
     那一天,平顶山村的居民,被押到山崖边的广场上,被日军用机枪疯狂地杀害,3271人当场被害,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孩子。
    
     64年后,从死人堆里活着出来的三个幸存者,当年还是个8岁的孩子,如今早已是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决心要在活着的时候,向日本政府起诉日军所犯的罪行。他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并做出经济赔偿。80岁高龄的日本律师环直弥出任平顶山诉讼案律师团团长,帮助中国人打赢这场官司。
    
     这场诉讼案经过长达5年20多次开庭,2002年6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法庭承认日军在平顶山屠杀的事实,但是这种屠杀“相当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无答责”,因此驳回了三个原告赔偿的请求。三位原告和他们的律师团立刻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这遥遥无期的诉讼,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在他们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希望的曙光吗? 2011-3-13
    
    
    
    日本向中方提供经济援助经过
    
    朱忠康根据网文综合报导:
    
     三十年来 ,日本对中国的贷款援助从1979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32000亿元,涉及项目有232个。它由三部分组成:1、对华日元贷款占80%,约31,331亿日元(约合1,651亿元人民币);2、技术合作占10%,约1,505亿日元(约合83亿元人民币)3、无偿援助10%,约1,457亿日元(合65亿元人民币)。
    
     援助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振兴教育文化等广泛领域,援助对象涉及中国全部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北京地铁1号线和13号线、重庆城市轻轨、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北京第九净化水厂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等项目不仅为人所熟知,而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项目都得益于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以及技术合作。
    
     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开启了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大门。这一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ODA(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主体的大门;此后二十余年,日本以低息、长期为优惠条件,累计向中国发放贷款约3万2千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而29年以后,它终于走到了尽头。
    
     “ODA确实起了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日本对华ODA问题资深专家金熙德感慨道:“你找不出来哪个大型工程没有日元贷款的影子。”——的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阶段,日元贷款为中国这艘庞大的飞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燃料,推动其冉冉升空。
    
     说起日元贷款计划,不能不谈到日本的一个难言之隐:战后赔款。1951年 9月,5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这个和约不仅结束了日本的被占领时代、确立了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美日关系,条约还特别规定,与会各国“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但由于中国拒绝承认,菲律宾更是提出抵制和会,而朝鲜、缅甸、蒙古、越南、印尼等众多亚洲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对。这给日本的亚洲外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其潜在影响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贷款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海外市场的诱惑。1954年,日本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已超过战前水平,获取海外资源、重返海外市场成为当务之急;而人口众多、工业落后的东亚,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倾销对象。这么一来,《旧金山和约》反而成为它占领这些市场的最大障碍。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主导、旨在援助东南亚的“科伦坡计划”。此后,它采取分别对待、各个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亚洲的坚冰:对态度强硬、坚持赔偿的国家,诸如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它许诺逐年赔偿;对放弃赔偿的国家如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它签订了准赔偿协定即提供无偿援助;最后,1958年2月,一种更新、更体面的手法出现了:它与印度签订了一份日元贷款协定。至少在名义上,这是和战争赔款无关的政府间援助。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中日建交后,毛泽东宣布放弃对日赔偿。1978年2月,东芝公司董事长、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土光敏夫,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他们。一个细节就此发生了:李先念谈到,中国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日本代表团成员、钢铁大王稻山嘉宽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此,中方先是“很感兴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当稻山嘉宽细细讲解有关ODA的知识、特别是谈到“申请原则”即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时,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它触及着坚冰未破、几十年间始终强调“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此时处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还在“妄自尊大”“打肿脸充胖子”,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自我陶醉中。
    
     直到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访日之初,关于日本政府向中方贷款形式,也只是说“今后将对此进行研究”而已。如果这种表态,令人感到遥遥无期的话,那么,在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快车游览了小半个日本、并且回到北京后,态度就迅速改变了。1979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一反此前的矜持,主动申请日元贷款项目,并“希望日方予以研究”。谷牧副总理访日正式提出具体的日元贷款方案:贷款总额为1.2万亿日元(折合55.4亿美元),涉及包括三个水电站、三条铁路与两个港口在内的八个大型项目。但是日本的对华贷款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对华贷款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处于极为微妙的困难处境之中。”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带着作为“礼物”的日元贷款协议如期访华。中日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全额3309亿日元(约15亿美元),年利率3%,头十年只付息不还款,后二十年还本付息。“综合考虑通胀等因素,日元贷款实际赠与成分约为57%”刘志诚说。
    
     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现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而日本也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
    
     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1989年六四镇压学生事件后,中国遭受西方数国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畠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
    
     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到了1990年代,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出现了援华“失败论”外,“不知感恩论”则有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群。因为对中国的援助都来自民间的税金,而承担这一税金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中国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国民的“血税”援助,非但不感谢,反而有意向国民隐瞒日本对华援助的真相,并“持续进行反日宣传”。甚至认为对华ODA有可能“被用于扩充军备”。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前夕,1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外长杨洁篪与日本外相高村正彦签署了本年度日元对华贷款政府换文。“这笔为数460亿日元的贷款,将用于中国六个环保项目的建设。”签字仪式后,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坂场三男透露说:“这将是日本最后一次对华提供低息长期贷款。”
    
     此前,当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对华ODA时,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已经表达过了谢意;然而这一天,在尘埃落定的时分,尽管杨洁篪也对它高度评价,日本共同社却注意到,杨洁篪没有说出“感谢”二字,“显示了双方在认识上的微妙差距”。
    
     与这个细节相比,能够佐证沧桑历史的,或许倒是这么一个事实:29年前,当邓小平访问东京、启动对华ODA时,接待他的日本首相名为福田赳夫。他正是福田康夫的父亲。
    
    
    
    
    
    数据:日本对华经济援助
    
    
    每年度(纯支出额、单位∶亿日元、1990年-2004年)
    年度 无偿资金援助 技术合作 有偿资金援助
    1990 年 66.06 70.49 1,225.24
    1991 年 66.52 68.55 1,296.07
    1992 年 82.37 75.27 1,373.28
    1993 年 98.23 76.51 1,387.43
    1994 年 77.99 79.57 1,403.42
    1995 年 4.81 73.74 1,414.29
    1996 年 20.67 98.90 1,705.11
    1997 年 68.86 103.82 2,029.06
    1998 年 76.05 98.30 2,065.83
    1999 年 59.10 73.30 1,926.37
    2000 年 47.80 81.96 2,143.99
    2001 年 63.33 77.77 1,613.66
    2002 年 67.87 62.37 1,212.14
    2003 年 51.50 61.80 966.92
    2004 年 41.10 59.23 858.75
    
    
    
    注1∶日本财政年度是从4月到第二年的3月。
    
    注2∶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的金额以政府换文为基准。技术合作援助的金额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经费计算为基准。
    
    注3∶无偿援助的金额包括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和人的安全保障无偿援助。
    
    
    (2)累计额
    
    (i) 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截止到 2004 年度的协议额累计,约合65亿元人民币)
    
    (ii) 技术合作:约1,505亿日元(截止到2004年度末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经费支出累计,约合83亿元人民币)
    
    (iii) 有偿资金援助:约31,331亿日元(截止到2004年度的协议额累计,约合1,651亿元人民币);纯支出额约2,2234亿日元;还款额(连本带利)约1,0486亿日元(均为截止2004年度末累计)
    
    
    日本对中国各个地区的援助
    
    (只包括日本对华的资金援助,不含日本对中国技术合作援助和志愿者)
    
    
    对中国各地ODA援助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日元贷款 2165亿 1005亿 1535亿 1053亿 1437亿 2172 亿 1817 亿
    无偿资金援助 609 亿 23 亿 35 亿 20 亿 17 亿 10 亿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1 亿 2 亿 2 亿 1 亿 3 亿
    文化无偿援助 12亿 1亿 2亿
    
    
    
    
    重庆 四川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大连 内蒙古 山西 河南
    1277 亿 941 亿 2165 亿 671亿 1252 亿 1021 亿 994 亿 2658亿 1768 亿
    19 亿 66 亿 60 亿 123 亿 66 亿 60 亿 63 亿 60 亿 53 亿
    1 亿 2 亿 4 亿 4 亿 3 亿 4 亿 2 亿 2 亿
     9 亿 1 亿
    
    
    
    陕西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海南 广西 贵州 云南
    2779亿 464 亿 813 亿 951 亿 2456亿 287 亿 2223亿 1239亿 1160亿
    77 亿 62 亿 73 亿 111 亿 60 亿 19 亿 39 亿 92 亿 65 亿
    1 亿 4 亿 2 亿 4 亿 2 亿 3 亿 1 亿 1 亿
    3 亿
    
    
    
    西藏 新疆 甘肃 青海
    30 亿 453 亿 817 亿 232 亿
    67 亿 49 亿 71 亿 44 亿
     1 亿 1 亿
    
    
    
    
    愤青们还会怎么说
    
    说愤青脑子不好使,并非人身攻击,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愤青说:日本从未道歉!
    可当人们罗列出日本历任首相20多次公开道歉、公开认罪、公开反省的事实时,
    
    愤青改口说:日本在隐瞒历史!
    可当人们罗列出遍布尔日本各地镌刻了战争罪行的无数和平纪念碑、纪念塔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青少年不了解历史!
    可当人们罗列出其实被右翼分子篡改的教科书被使用的比例不到0.4%,几乎所有日本青少年还是能够从教科书中了解历史真相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从未拿出中日友好的实际行动!
    可当人们罗列出日本其实是世界上对中国改革开放援助最大的国家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没有进行战争赔款!
    可当人们罗列出其实是中国领导人为了面向未来而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的事实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侵占了钓鱼岛!
    可当人们罗列出中国的南沙群岛有42个岛屿被东南亚各国侵占着愤青为何绝口不提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
    可当人们罗列出俄罗斯沙皇和斯大林先后从中国瓜分出去了400万平方公里领土并屠杀奸 淫了江东六十四屯数十万中国百姓的时候,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在穷兵黩武!
    可当人们罗列出日本的军费开支比例只是全年政府财政预算的1%左右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海外派兵!
    可当人们罗列出日本参加的都是联合国维和任务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妄图复辟军国主义!
    可当人们罗列出二战结束至今日本从未与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战争而且一直用实际行动在对亚洲各国进行经济援助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是岛国为了争夺资源所以肯定会战争!
    可当人们罗列出从一战开始至今,几乎所有的战争始作俑者统统是独裁者或独裁集团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拍摄女优情色片体现了他变态!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说:日本男人拍摄女优片是公开变态而中国男人偷看女优片是偷偷变态时,
    
    愤青又改口说:我们要复仇!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说:其实早在60多年前中国军民就已经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打败了日寇并把挑起战争的日寇战犯送上了绞刑架已经报了仇的时候,
    
    愤青又改口说:抵制日货可以打击日本经济!
    可当人们罗列出数据说明一旦断绝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更大的时候,
    
    愤青又改口说:抵制日货可以振兴国货!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没有日货可依然会有美货欧货况且在闭关锁国的年代虽然没有任何洋货可国货也并没有因此而振兴起来时,
    
    愤青又改口说:热血就是爱国!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其实热血只是动物的原始本能而只有头脑和睿智才能够振兴中华时,
    
    愤青又改口说:日本声名狼籍!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国际社会竟然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都在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时候,
    
    愤青又说:日本女人被美国大兵强奸!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不要总对下半身感兴趣因为只要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女人和老外之间的丑事也不在少数所以还是不谈为妙时,
    
    愤青又说:日本人是武大郎的后代日本文字都是汉字所以小日本没什么了不起!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这种言论其实是在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同文同种”的谬论在摇旗吶喊时,
    
    愤青又改口说:爱国无罪!
    可当人们提醒愤青:当年发动对外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民众和当年进行种族灭绝的德国纳粹民众其实更爱国,所以任何抛却了人性的所谓爱国之人其实就是一伙祸国殃民的“爱国贼”时,
    
    愤青又改口说:反正你们是汉奸!
    可当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那些与日本右翼分子狼狈为奸连手挑起新一轮中日仇恨、妄图颠覆抗战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成果、把人民重新推入到血雨腥风的战争深渊中去的行为才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行径时,
    
    此时此刻,愤青们彻底哑口无言了,稍微正常一点的,开始向理性靠拢,开始用头脑思考;
    而稍微不正常一点的,就只是×急跳墙,要么偷发小纸条、要么公开谩骂,用污言秽语对人们进行人身攻击,蜕变成了粪青一族。
    
    脑子不好使不要紧,可脑子不好使的所谓“爱国”,十有八九会堕落成祸国殃民的爱国贼!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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