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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3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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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
    
    这不是偶然的。
    
    但这也不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的那样“必然”。
    
    这仅仅是因为,汉、唐的创立者刘邦、李渊,都是出身于秦、隋的官僚系统:刘邦是个“泗水亭长”,李渊则为“太原留守”。
    
    前人论及刘项争锋,多从项羽代表“没落贵族”,刘邦代表“流氓阶层”着眼,又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做沽名学霸王”的谋略分析,来总结刘胜项败的历史,认为项羽不及刘邦厚黑,所以最终失利。……这些当然都是比较皮相的阶级分析、权术研究。这些阶级分析、权术研究很少注意到,刘邦的胜出多少还是因为他参与了秦朝的统治机构,虽然地位低下,属于基层组织的领导,但毕竟由此获得了基本的治理经验。李渊父子也是如此。汉唐的开国者们之所以能在秦末、隋末天下大乱中脱颖而出,击败各路豪杰英雄,不仅得力于他们的敢于造反;还得力于他们的“秦隋经验”。这一经验也使得他们的“反秦”、“反隋”并不具有项羽那样“报仇雪恨”的革命性,而主要以“抓权”、“控制局势”为目标。所以汉、唐统治集团对于秦、隋统治集团,都采取了宽大和吸收的政策,而不是项羽式的斩尽杀绝。因为他们汉、唐统治集团,本来就是秦、隋统治集团的组成部份,自己人对自己人,手下留情是合乎人性的。这一点在李唐集团的身上,比在刘汉集团的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李唐在隋朝的地位,远远高于刘汉在秦朝的地位。
    
    按照同一个逻辑,毛泽东集团在夺权过程中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就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党头面人物,都曾经是国民党员。如果把国民党全盘否定了,岂不是把他们自己也部分否定了?那样一来,他们的“国民党历史”岂不成了历史污点。为此必须保留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花瓶包养起来;而且还需要把国民党创始人孙文,当作自己的革命先行者供奉起来。
    
    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普京现象”。
    
    至于欧美国家的过去历史上,这类例子也不胜枚举。
    
    大家不会忘记,就连“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将军,也曾经作为英国军官参加了著名的“七年战争”,并获得中校和上校的英军军衔,不但由此积累了军事指挥的经验,并且进而跻身北美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如果华盛顿没有参与英国统治阶层的治理经验,很难想象他能获得北美独立军总司令的职务,更难想象他能战场上击败英军、完成独立战争的工作,并有足够的威望和底气出任一个新国家的第一元首。
    
    和华盛顿的“英军背景”相似的,还有一个古老的日耳曼人领袖的“罗马背景”。在罗马鼎盛时期的公元9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条顿堡位于现在德国西北部的利伯郡,这个地名保留到今天。其森林是一块高地,其中河谷纵横。地势起伏很大,不少地段道路在峡谷中穿行。这里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橡树林,灌木很少,人马可以在林中穿行无阻。条顿森林的地貌到今天都没有多少改变,地图上显示的一些地名,比如“胜利场”、“白骨巷”、“杀戮谷”等,让人依稀看到当年血战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而是一个深入罗马帝国、并在帝国军队中服役长达六年(公元1—6年)的罗马公民。他在返回日耳曼祖国后仅仅两年就发动了反对罗马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解放,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
    
    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刘渊和石勒,完全是西晋人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击中西晋人的要害,让北中国落入了五胡的铁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到中共的未来了。
    
    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这类来自中共内部的人物所开创的新局,很可能走向那个继汉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唐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而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2011年1月18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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