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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龙将军:英国是南京大屠杀的先行者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28日 来稿)
     1841年10月中旬,英军占领宁波城,退走时还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此后,英军攻陷镇江,极尽报复之能事,造成了“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的惨状。过了一个世纪,如此惨状竟在南京重演。
    
     《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内容简介: (博讯 boxun.com)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十年一变,乃最为动荡之非常时期。其跌宕变幻,又非主流历史和庸常经验所能概知。编者着眼于历史表情的碎片,以细节折射本质,以小事管窥人物……正是这些微观举止,才引发了一场场变革,导致中国之百年遽变……在这本书里,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不见了,有的只是小事件、小人物,甚至小道消息。
    作者:朵渔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01-06]查看《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的评论
    《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第一卷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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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风第一(1) ·悲风第一(2) ·悲风第一(3) ·悲风第一(4) ·悲风第一(5) ·悲风第一(6) ·悲风第一(7) ·悲风第一(8) ·悲风第一(9) ·悲风第一(10) ·悲风第一(11) ·悲风第一(12) ·悲风第一(13) ·悲风第一(14) ·悲风第一(15) ·悲风第一(16) ·悲风第一(17) ·悲风第一(18) ·悲风第一(19) ·悲风第一(20) ·悲风第一(21)
    第二卷
    1886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上举行“大操”,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李鸿章和奕■之间的主检阅官,竟是上无须下无器的大太监李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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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暮第二(1) ·迟暮第二(2) ·迟暮第二(3) ·维新第三(1) ·维新第三(2) ·维新第三(3) ·维新第三(4) ·维新第三(5) ·维新第三(6) ·维新第三(7)
    第三卷
    1910年10月3日,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和周震霖均提出“剪辫易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非剪除辫发……不足灿新天下之耳目”。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剪辫运动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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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第四(1) ·共和第四(2) ·共和第四(3) ·共和第四(4) ·共和第四(5) ·共和第四(6) ·启蒙第五(1) ·启蒙第五(2) ·启蒙第五(3) ·启蒙第五(4) ·启蒙第五(5) ·启蒙第五(6)
    第四卷
    中共“一大”召开时,12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游。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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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枭雄第六(1) ·枭雄第六(2) ·枭雄第六(3) ·枭雄第六(4) ·枭雄第六(5) ·枭雄第六(6) ·枭雄第六(7) ·枭雄第六(8) ·枭雄第六(9) ·革命第七(1) ·革命第七(2) ·革命第七(3) ·革命第七(4) ·革命第七(5) ·革命第七(6)
    第五卷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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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难第八(1) ·国难第八(2) ·国难第八(3) ·国难第八(4) ·国难第八(5) ·抗战第九(1) ·抗战第九(2) ·抗战第九(3) ·抗战第九(4) ·抗战第九(5) ·抗战第九(6) ·抗战第九(7) ·抗战第九(8) ·抗战第九(9) ·抗战第九(10) ·解放第十(1) ·解放第十(2) ·解放第十(3) ·解放第十(4) ·解放第十(5) ·解放第十(6) ·解放第十(7)
    
    
      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胡林翼乃湘军悍将,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在长江水道中遇一艘英国火轮。火轮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将一条船都掀翻了。胡林翼登时昏厥,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西方多国领事特备了西餐宴请林则徐。在吃冰激凌时,因为冒着气,林大人以为很烫,便张嘴吹了吹才放进口中,遭耻笑。事后,林盛宴回请。几道凉菜过后,端上来芋泥,芋泥颜色灰暗,不冒热气,乍看犹如凉菜,实则烫舌。果然众领事一见佳肴,纷纷舀起来就吃,满嘴粘着,烫得唔唔直叫。
    
      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后,写道:“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鸦片战争之前,许多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洋人若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只要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就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1841年,英军出兵广州。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马戛尔尼曾邀请清朝大将军福康安观看他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福康安却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清军炮台守将居然与英军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此书在中国很少人能看到,更谈不上影响。但传到日本后,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阅读人数以千百万计。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离奇有如神话: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位白衣女神,展袖扑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云云。
    
      1841年10月中旬,英军占领宁波城,退走时还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此后,英军攻陷镇江,极尽报复之能事,造成了“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的惨状。过了一个世纪,如此惨状竟在南京重演。
    
      1841年,杨芳作为参赞大臣赴广州防剿英军,看到英军炮火几乎炮炮皆准,认为其中定有邪术,他竟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竹排之上,抵抗英军进攻,结果惨败。当时有人写诗嘲讽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关天培殉难前,曾派人给他的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书。关天培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他的几颗落牙和几件旧衣服,老夫人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
    
      林则徐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但也有人说,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也许就不会爆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惟君乎!”临别,林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林则徐饱经忧患,为国家殚精竭虑,外国人对他也敬畏三分,但在国内却沉浮宦海,身不由己,无法施展抱负。临终时,林则徐悲慨地留下遗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公等当鉴之。”
    
      林则徐去世后,咸丰皇帝挽林则徐曰:“报先帝而忠陛下,两朝开济属宗臣,表续出师,千古英雄同下泪;佐天子以活百姓,万口欢呼起司马,家传画像,四方妇孺亦知名。”
    
      左宗棠23岁成婚时,曾在新房自拟一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来左宗棠远戍新疆,出嘉峪关时,沿途插柳,初不过为标示归途也,而积久成荫,风景一变。有湘人某游士拜谒左于塞上,献诗云:“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左大悦,优礼待之。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1857年2月12日,美国驻华使节伯驾向美国国务院呈议,要对台湾 “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显而易见,这些岛屿并不会长久隶属这个帝国,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就显然应该据有它,特别是因为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的缘故”。觊觎之心可谓久矣。
    
      赫德在其日记中记载:“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位英国媳妇。这么一位妻子在这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丽、纤弱、极需关怀、医疗,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国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买到一位,供养费每月只需2到3美元。孤独使我们非常渴望女性的温柔。考虑到这些,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充满了诱惑——而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一位英国海关职员在清末的中国就可以轻松雇用6个仆人:一个汉语老师,只需4先令的工资;一个“侍童”,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每月的工资是1先令;几位苦力,打扫庭院、准备洗澡水、抬轿子,再加上马夫和马,正好全班……每月不超过20先令,“花这点钱就能过帝王般的生活,两三种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鱼、蔬菜和水果,连考文垂花园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在是个物美价廉的国度“。
    
      柯可在《中国》一书中对一所监狱的描述:这是一些没有外墙的小院落,囚室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双层门一打开,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经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堆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是骷髅,不是人。
    
      一个外国人眼中凌迟处死的场面:刽子手们砍完33个人头后,开始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由于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到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4到5分钟……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喊叫,我还敢说那33个被砍头的人,在刽子手走向他们时没有一人挣扎,也没有一人喊什么口号。
    
      清末,戴眼镜仍颇有忌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星沅为陕西巡抚,下属吴子俊拜会李星沅,因为眼疾,故戴着眼镜。李心中不悦,指责吴狂态不堪甚。
    
      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华美的轻舟载着他外出造访……他身着白色亚麻、蓝丝和缎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茶碗。即便你没注意到他白皙的手及病态的外表,你也会注意到他的皮肤与健康的下层红褐色皮肤截然不同。
    
      口岸一开,“君子固穷”的观念已难维系。为了巨额利润,清朝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们开始想尽办法打破律例和矫情,去“外企”充当代办和口岸商人。办法由来,无非“四书五经”,比如“子贡货殖”之说,还说“季氏之聚敛,陈子之螬李,俱为圣贤所鄙弃,由其矫情也”。
    
      1847年的某个时候,两位中国绅士来到广州一个传教士家中,表示渴望学习基督教。其中的一位很快便回家了,不过另一位学习了两个多月,其间他学习了经文并接受教谕,很是不耻下问。此人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他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约为2∶1。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一个外国人如此写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并起,其中却也颇有俊杰。石达开文字优美,洪秀全临命时仍吟咏自若,而李秀成临难前,在监狱中起草口供,洋洋数千言,众人皆知。
    
      太平天国有一个神圣家族谱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后来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兄弟兼妹夫,辈分有点乱,只好称“帝婿”、“贵妹夫”。
    
      洪秀全率领50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破南京。在这战志飞扬、军书傍午之时,洪在“龙舟”中写一谕旨,其内容竟然只是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
    
      东王杨秀清令全城13至16岁少女统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者罪及父母。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女儿的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就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杨秀清至少有老婆60余人,却仍不满足,四处搜集佳丽。1856年,北王杀掉东王之时,杀尽后宫有孕美女,殉夫而死的美人有54人。
    
      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恍如仙境。至于那几座银山的去向,他则三缄其口。
    
      1864年,洪秀全身染重病,留下遗嘱:“朕托付已毕,归天去了,望尔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国。”
      1865年5月,翼王石达开兵临大渡河,陷入绝境。翼王不忍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以救全军,终被“凌迟处死”。
    
      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占领广州内河各炮台。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兵,闻讯笑曰:“日暮,彼自走耳!”并下令广东水师不得应战。待英军攻克广州城时,他犹自坐在房子里“镇定自若”地吟哦诗书。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此后三年一直控制着广州城。新赴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为了不卷入广州的是非中,一路极尽拖延之能事,走了四个月才到达广东境内,而同是这一行程,十余年前急于上任的杨芳只用了半个月。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咸丰和他的妃子们匆匆逃往热河。才走了80里,禁军们因饥饿难耐大有溃散之势,护驾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抱头痛哭,最后派人从北京买回数千斤食品才安稳了军心。逃到热河后,咸丰又开始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还雇了戏班天天看戏,并在声色犬马中病逝于热河。
    
      1860年10月5日,当法国将军孟托班率军进入圆明园时,想像中的猛烈抵抗并没有发生,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随后,英军首领格兰特下令,让每个军团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圆明园抢掠,另一半下午接着去。就这样,一群穿军服的强盗洗劫了圆明园,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发户,抢劫的财富足以让他们享用终生。10月18日,为消灭罪证,联军司令部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1861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雨果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抗议书。“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他说,“两个强盗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最后还说:“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将受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1862年,对于借洋兵助剿苏州的提议,曾国藩表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后来,崇厚提出调印度兵助剿,曾国藩亦表示“中华之难,中国当之”,“岂轻借洋兵而贻讥于后世”,“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军时曾得洋人支持,他写信给曾国藩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又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自清同治二年(186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建议朝廷修筑铁路,一直拖至光绪十年(1884年)终获朝廷批准。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经李鸿章斡旋,法国新盛公司还特意为慈禧太后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这些洋玩意轻易就打动了太后和皇上的心。
    
      19世纪末,当欧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的时候,中国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却依然是马车。1879年,英国传教士马根济乘马车从天津到北京,80英里的路,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才到达。他抱怨说:这些马车笨重而难看,里面空间很小,只能坐或躺一个人……由于没有弹性,路面上满是车辙,颠簸得十分厉害……
    
      马根济记述19世纪70年代的汉口:……街道非常狭窄以至于货车或马车都无法通过。苦力用一根竹竿可以挑起很重的东西,竹竿两头吊起货物,中部放在肩上。他们也这样用桶从河里挑水。富人坐轿,大家都得给他让路。你会相信我所说的,从中国的街道上穿过是一件讨厌的事情。……今天我看到一位男子从另一位男子的牙齿里掏出小虫子,治疗牙痛!
    
       咸丰帝与太平军乱相始终,其临命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咸丰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闻者愕然,而不知实有先见云。
    
       同治朝,夏子松常在宫中伴读。某次,他私下取出一钟表赏玩,被同治发现,取而碎之,曰:“没有此物就不知道时间了吗?”同治以热河之耻,切齿恨洋人,曾让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去其头,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
    
       同治帝常常步出内城寻欢,并自称为江西拔贡陈某。有一次,与大臣毛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同治点头微笑,昶熙色变,赶紧出去告诉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密随左右。数日后,同治再见昶熙,责怪其多事。
    
      某次,同治由后宰门出游,来到一湖南举人会馆,此会馆与曾国藩寓斋相对。同治翻看了案上的文稿,提笔涂改一遍,匆匆离去。举人问仆人来者何人,仆人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国藩归,举人述其长相,国藩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大惊,竟不敢再应试,即日束装而归。
    
      同治私自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被大臣看见,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终致染病。太医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见效。同治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
    
      慈禧喜欢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
    
      《清鉴》说慈禧“内行不谨,时逾防检,及光绪朝而益甚”,但具体如何“内行不谨”并未言明。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初九,长春宫忽抓出一瞿吧?交刑部审讯,盖自中正殿角门入宫也。此门系慈禧宠监安德海所开,成为私入禁宫的捷径。翁同龢光绪七年正月二十的日记又言:“上于昨日如长春宫请安,未语,仅赐糖一包而退。”小字注曰:“五日未见,盖自去岁非召不往也。深宫禁闺,有无淫乱行为,大可怀疑。”翁同龢这两则寥寥数语,词旨含蓄,个中究竟,不言自明。
    
      文廷式《芸阁偶记》载:壬午(光绪八年)春,由琉璃厂卖古董白姓者,有太监李莲英引入大内,并得幸于慈禧。旋慈禧有疾,慈安密察之,乃知有孕。据王闻韶日记,光绪六七年间,慈禧曾疾病缠绵达一年之久,怀孕之说,于此有证。慈安也因为察觉慈禧隐私,被慈禧毒死。
    
      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下,曾对其要求十分严格,每日早上必6点钟吃早饭,而李鸿章往往很晚才起,于是曾国藩让一桌人等他。李鸿章无奈,只好从此之后早早起来洗漱,自此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光绪初年(1875年),翁同龢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
    
      左宗棠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运于虚”,而外国之聪明则“寄于实”。所以,“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李卫乃朝廷最受宠之汉臣,传闻其识字不多,凡章奏稿案,皆由他人代劳。一日,奉诏出使,李正患痔疮,欲陈所苦,其幕僚恐痔字不庄,久之不能措笔,李曰:“何不云‘坐处不安’耶?”闻者翕服。
    
       周天爵任广西巡抚,屡立战功。其入都时,不接朝贵,不受馈赠,敝车羸马,彳亍于长安道上,风骨峭厉,人目为怪物。惟与黄树斋、汤海秋二给谏往还,谈议终日,樵苏不爨,一茗相对而已。
    
      1861年,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咸丰九年(1859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无不称快。十年过后,夷人复至,于是京师不守,几丧天下。这大概也是“中国一味蛮”的例子。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张之洞和李鸿章素有芥蒂,李主和,张主战,二人在朝廷上时相攻讦,私下里也互不相让。庚子年,东南互保时,李居京当外交之冲,日与德将瓦德西周旋,南皮贻书讥之,合肥语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语闻于南皮,乃仇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以为天然无缝之联。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在北京,张之洞既没有送挽诗祭文,也没有送挽联,仅仅送了祭帐一悬,当中只有一个“奠”字。
    
      张之洞早岁登第,名满都门,诗酒宴会无虚日。一日,在陶然亭会饮,张以“陶然亭”三字命作无情对,李文田曰:“若要无情,非阁下之姓名莫属矣。”众大笑,盖“张之洞”也。
    
      张之洞督鄂,巡视纺纱厂,遇一卖茶少女,“美色也”。属下会其意,商之女父,诡称入衙门事奉三姨太云云。该女夜入督署,之洞纳之,流连两月。后得疳疾而亡,即后墙舁出。章太炎改唐诗讥张之洞:“而今梁上无君子,终古文昌唤卖茶。”
    
      张之洞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为楹帖,欲写一跋,但数易其稿,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早已支持不住,而张却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
    
      张之洞久督两湖,知名之士大半罗致,故幕中人才称盛一时。其尤契合者,每饭必召与同餐,幕僚自是肃然陪侍。然有时餐未及半,张竟倚着桌子沉沉睡去,诸幕僚不敢离去,只好整肃端坐,待张醒,然后接着吃饭。
    
      张之洞调督两江时,其在鄂任内亏空五百余万,张电致盛宣怀挪借二百万,以备弥缝,订期归还。盛复电“有心无力”,张阅毕怒曰:“杏荪原来是一个大滑头!”
    
      某日,张之洞正在午睡,忽召其与俄国订约。下人撼之不醒,只好替他穿上衣物,塞进车内。及至颐和园附近,张始醒来,询知其故,不觉大笑。
    
      张之洞在武昌时,日本伊藤博文将来游黄鹤楼,张交代江夏县令:“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总以豪侈为主。”伊藤来后,仅居两日就走了,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1909年8月21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语毕命去。
    
      清末名士王湘绮唁吊张之洞:“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初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晚清名臣里,曾国藩最为著名。曾以书生张空拳,创办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朝残喘了50年,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失和。
    
      辜鸿铭妙讽曾国藩:“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曾氏兵权在握,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辜氏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平生龃龉,人所共知。湘乡(曾国藩)薨,湘阴(左宗棠)作联挽之,款署“晚生”。联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胡林翼巡抚湖北时,最倚任严渭春,尝对严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
    
      左宗棠素以武侯自命,平时与友人书札常署名为“今亮”。某次,吴县吴清卿中丞督学陕甘,来到兰州,下车观风,即以“诸葛大名垂宇宙”题。左闻之甚喜。次日,见下属,左故意问新学使昨日观风,以何命题。下属具以对。左捻须微笑良久,徐徐曰:“岂敢!岂敢!”
    
      左宗棠微时尝以才智自负。曾国藩问他:“当今逆乱四起,需才甚急,既有大志,曷出仕乎?”左曰:“以吾之才,非总督一省,不能展平生之学问。”曾笑曰:“何自命之高乎!”于是戏作一联曰:“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对曰:“藩侯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究何曾?”
    
      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出来做官,授四品京堂,左半推半就曰:“吾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所用。”曾国藩诒书为贺,且曰:“四品卿衔礼亦宜之,何云腼颜耶?昔日之武侯纶巾羽扇,今日之武侯蓝顶花翎,遥遥相对。”
    
      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曾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李说他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靠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曾对李说:“依我看来,(办外交)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李鸿章挽曾国藩曰:“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俞樾挽联云:“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1875年,郭嵩焘建议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却未得到清廷任何回应。而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公司与美国对抗。
    
      1886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重建清漪园,并于1888年改名颐和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下《马关条约》。
    
      甲午战前,中国位列世界上第七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第12位。中国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4亿人口,日本只有37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千万人口……
    
      1894年,日本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旅顺全城仅36人逃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柏杨估计:“至少有3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从1840年至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走中国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史学家们异口同声说张之洞“殁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身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多年而又直言不讳的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说他 “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
    
      同刘坤一等许多清代高官一样,张之洞亦吸食鸦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写道:“他反对吸鸦片烟……可是他本人却从鸦片烟枪中寻找安慰,或者更确切地说寻找性的刺激。”“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1902年,张之洞上奏折提出“防流弊”三条措施:“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二曰不必早习洋文”,“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余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咸丰九年(1859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有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左宗棠、李鸿章即风格迥异。1874年,新疆事起,李建议放弃塞防,左极力反对,并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左曾以64岁的高龄,督办新疆军务。
    
      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断绝关系前,曾著《强学篇》,提倡变法。后风声日紧,便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张曾写信给幕僚梁鼎芬:“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梁鼎芬挽张之洞:“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唯我久,凄凉廿载,怀知哪有泪干时。”可谓概括南皮一生。
    
      王韬生于晚清末世,一心想建奇功以名天下,于是便有了三次献计之举。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向江苏巡抚徐有壬献策,以平外患;第二次是太平天国之际,向江苏布政使吴煦献计剿灭太平军;第三次是化名“黄畹”,向太平军首领刘肇钧上书,建议夺回安庆,缓攻上海。前两次是帮助大清朝廷,后一次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置身豺狼近,杀贼先结贼”的险计。然而此信很快被清军收缴,王因此险遭杀身之祸,寻得英人保护遁居香港,才躲过一劫。
    
      王韬周游列国,见过西洋美妇,亦知西方家庭生活。他一生虽素喜嫖妓,但对于挑选终身伴侣的标准颇为严格:“娶一旧家女郎,容不必艳,而自有一种妩媚,不胜顾影自怜之态。性情须和婉,明慧柔顺而不妒,居家无急颜遽色。女红细巧,烹饪精洁,倘能作诗作字更佳。薄能饮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对,茶香入牖,炉篆萦帘,时与鬓影萧疏相间,是亦闺中之乐事,而人生之一快也。”
    
      王韬对自己的传奇一生总结道:“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经学大师段玉裁告诫外孙龚自珍:“做学问,嗜好琐碎固然会被人讥笑,可是治学疏略也就不能成就高大。况且各种学问自有门径,不是同行就以为你不过是零零碎碎,一丘一壑。但是一旦进入其中,就发现都是泰山沧海,涉历艰苦,没有穷尽的。”“即使是贫穷家的女子,也会积攒针头线脑,何况是学者?”
    
      段玉裁一生著述,至死方休,“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已”。段死后,王念孙黯然道:“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戊戌变法失败后,黄隐归故里梅城,在人境庐将自己数十年来的诗篇整理为《人境庐诗草》,号称“晚清诗史”。庐近溪流,窗含山色,有一联云:“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梅江。”
    
      顾太清是个守寡的王妃,其诗名素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龚自珍仗着自己薄有诗名,前去勾搭,还特意写了马屁诗:“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再顾倾人国”,即顾姓也。此即曾引起京城轩然大波的“丁香花案”。此案一发,龚便一箫一剑飘然出京,留下家属子女,并终其一生未再入京;顾亦受他所累,被赶出了王府。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随身携带的俄国小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敦煌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敦煌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辜鸿铭刚回国时在张之洞门下做幕僚,其间曾受命处理一份出口国货的英文清单。辜刚看数行便暴跳如雷,提笔把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因native在语义上有“生番、未开化、野蛮”等意。张得知后,暗赞辜氏胆识。
    
      梁鼎芬在一次开学堂会上,准备了一份对“新政”和张之洞极尽颂誉的赞词。诵读者读得抑扬顿挫,兴会淋漓。读毕,辜鸿铭突然接口道:“呜呼哀哉,尚飨!”满座皆惊。而辜兀然高坐,神泰自得。
    
      1862年,上海赛马会成立,这项英式运动立即受到上海滩富人们的青睐,上海也取代香港赛马会而成为东亚首会。中国人去赛马场不仅为了好玩,还为了赌博,只要付钱就可以进入跑马场。
    
      1871年10月,洛杉矶华人内部殴斗,一名白人意外死去。一伙持枪暴徒打着替死者复仇的幌子冲入唐人街,吊死了22名中国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1877年夏,旧金山的暴徒包围唐人街达三天之久。1880年,丹佛市成百上千的白人暴徒袭击华人,当局竟以保护华人为名把华人统统关进监狱……国弱至此竟殃及侨民。
    
      19世纪90年代,“酿酒大王”张裕的老板张振勋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陈当时农村情状:“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食收取租谷,甚为不易……贫瘠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
    
      欧洲人谢立三来中国,一次在四川住店时看到一首“题壁诗”:“屋内有老鼠/至少几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许还不止。/夜里臭虫不计其数/臭气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点灯起来找。”他意犹未尽,又给这首诗添加了一个结尾:“里里,外外,浓烈的臭味/直冲鼻孔,防不胜防/后面,猪儿吱吱叫/让人无法睡觉/还有黑压压的小东西,嗡嗡乱闹/蚊子——如果你乐意这么叫/假如这些还不够/幸好,还有跳蚤。”
    
      御史胡家玉以南昌县为例给清朝县长的收入算了一笔账:土地税每年48000多两银子,知县按惯例每两可收取0.24两附加税,可获12000两;每年还需交纳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按惯例每担可征收0.3两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共18000两。但是知县的固定收入按规定每年却只有1900两!
    
    
       1886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上举行“大操”,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李鸿章和奕■之间的主检阅官,竟是上无须下无器的大太监李莲英!
    
       1891年,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约上“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东乡归语同僚:“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
    
      甲午战起,在北洋水师身陷危局的生死关头,“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舰长照常上岸嫖妓,结果两舰当晚即遭日军鱼雷偷袭击沉……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载:袁世凯曾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担任整治纪律的任务。有一天袁跑来报告,说军队里有人抢掠朝鲜村民。话未说完,吴指着袁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赶紧回答:“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
    
      1896年3月,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国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国皇后出于礼貌,向他伸出手来。李鸿章不知吻手礼,以为是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给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将戒指戴上之后,说了声“谢谢”,再次将手伸出来。李认为皇后太贪心,而此时他又无礼可送,只好愣愣地站着,情景十分尴尬。
    
      李鸿章到德国拜会铁血首相俾斯麦时,得意地说: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意思是,自己手中的鹅毛笔从未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座前盛香槟酒的小玻璃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一口浓痰,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1886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上举行“大操”,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李鸿章和奕譞之间的主检阅官,竟是上无须下无器的大太监李莲英!
    
       1891年,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约上“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东乡归语同僚:“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
    
      甲午战起,在北洋水师身陷危局的生死关头,“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舰长照常上岸嫖妓,结果两舰当晚即遭日军鱼雷偷袭击沉……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载:袁世凯曾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担任整治纪律的任务。有一天袁跑来报告,说军队里有人抢掠朝鲜村民。话未说完,吴指着袁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赶紧回答:“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
    
      1896年3月,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国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国皇后出于礼貌,向他伸出手来。李鸿章不知吻手礼,以为是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给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将戒指戴上之后,说了声“谢谢”,再次将手伸出来。李认为皇后太贪心,而此时他又无礼可送,只好愣愣地站着,情景十分尴尬。
    
      李鸿章到德国拜会铁血首相俾斯麦时,得意地说: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意思是,自己手中的鹅毛笔从未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座前盛香槟酒的小玻璃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一口浓痰,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甲午海战中,“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因舰沉而坠海。邓的爱犬“太阳”游到他旁边,衔着他的臂膀要把他拖上岸,邓毅然将犬首按入水中,同爱犬一起沉入波涛汹涌的海水里,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1895年,李鸿章前往马关和日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这是其中一段对话:
    
      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丝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藤: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
    
      李: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屡次言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两件皆不能稍减,不能稍改。
    
      ……
    
      李: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
    
      伊藤: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忍辱蒙垢定约马关。一日宴会间,日相伊藤博文对李说:“有一联能属对乎?”因举上联曰:“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李仓促无以应,愤愧而已。翌日乃驰书报之,下联曰:“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
    
      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后,当时一批所谓“清流”上章弹劾李鸿章媚外卖国。李命运未卜。京中几个文士聚在一起议论此事,有人出了一道谜:牧童归去横牛背——打一字,说谜底就是李鸿章的前程。众人都猜不出,出谜人只好自揭谜底:“牧童归去,那么牧童不在了。”又把纸横将过来从纸背面看,即“牛”字横而又背,恰是一个“升”字。
    
      甲午战败,李鸿章深受苛责。李无以辩白,只身居住在北京贤良寺中,惴惴不可终日。一夕更漏三下,忽有旨令李鸿章入见。李鸿章闻命骇然,乃衣冠入朝,恰逢恭亲王出宫,道上拱拱手,连曰:“恭喜!恭喜!”旧例大臣被诛,执刑者亦每以“恭喜”为言,李鸿章闻之,愈加胆寒,自以为此命休矣。迨入见,见西后与光绪正秉烛以待,才知是要起用他为全权议和大臣。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时,不禁感叹道:“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1901年11月7日,离新年还不到一个月,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一个令她颤抖并失声哭起来的消息:李鸿章死了。一时间,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而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死后,他的好友黄遵宪为之写挽联叹息:“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严复挽李鸿章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
    
      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1895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是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谶言。  ◎ 1855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到本土,觉得“中国反倒像异乡”;1879年,严复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李鸿章:“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认准了一个道理不改。
    
      搞“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当年那批“文”字辈的清末名臣可谓槃槃大才: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葛兆光说,在19世纪末,特别是1895年以后,中国人在极度震惊之后,突然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虽然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还在,但是共同的信仰却开始被西洋的新知动摇,共同的历史记忆似乎也在渐渐消失。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在关于甲午战争一节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之前,清政府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光绪、慈禧及满朝文武均不知“奥运”为何物,未予理会。
    
      清末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举行就职仪式时,张致训词曰:“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训词一毕,仪式即告结束,可谓简短。
    
      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时,日人服部宇之吉授心理学。一次上课他解释记忆力,说中年人记不起幼年的事,是因为中年人事多,将幼年的事遮没了;及至老年,中年的事便淡忘,幼年的事重新浮现出来。恰逢管学大臣张之洞来查学务,听到服部此番话,以为是在讥笑他年老健忘,便借故取消了这门课程。
    
      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
    
      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删算学、体操和地理三门,理由是:算学自有账房先生料理;我辈是文人,因此不必练体操;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培养那么多风水先生呢?
    
      庆亲王奕劻是卖官鬻爵的老手,经他手卖出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邮传部尚书空缺,此是肥缺,奕劻示意售银30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劻知道其实力雄厚,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李莲英把守后宫,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均需交门费,皇帝亦不例外。重臣左宗棠入见皇帝,也要收“买路钱”,否则便百般刁难。袁世凯深谙此道,便一直在李身上下工夫,仅一次就送了白银20万两,所以很快爬上了高位。
    
      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竟然高达纹银4万两!如此费用,一年便可装备一支高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居然没告知当地官吏,当时经过黑龙江的程德全穿上官服,横卧轨道,俄火车才停止开入。此事传入宫廷,西太后特旨召见,遂官升数级,直至江苏都督。后有人问起卧轨之事,程某笑言:“不过兴之所至耳。”
    
      189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京师白云观,由于观中道士高云溪神通广大,旧时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高云溪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譞、载恬者,皆与之有深交。高也常出入官邸中,载不为怪。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皆前往庆祝。
    
      王韬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个老仆跟从,晚10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王氏曾致信伍廷芳,侃侃而谈,令人喷饭:“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对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竟然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庚子事发,两宫西逃。离京前,慈禧将珍妃投入宫中井内。据说珍妃素不孝老佛,离京前还劝皇上不必西逃,以议和为贵,才惹得老佛大发雷霆。出走至西安后,慈禧一日假寐,梦见珍妃,历数慈禧之恶。慈禧“醒而不语者半日,咽喉尽肿”。有记载还说:“回銮后,出妃尸于井,颜如生,胭脂尚好,只失去扎腿一飘带而已。”已近于里巷传说。
    
      按《辛丑条约》第一款之规定,钦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致“惋惜之意”。载沣到柏林后,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国亲王谢罪时须行跪拜之礼,载沣不堪其辱,据理力争,“若德皇强欲清使行中国礼,传之他国,反为德国之耻”云云。威廉始放弃原意,决定行三鞠躬礼。
    
      慈禧自西安回銮,沿途均需供应周全,地方官惟有含怒忍痛,转而嫁祸于小民而已。某县令因地小民穷,实在无法张罗,愤而摘下官帽,声称“干不了”而径去行辕坐地待罪。
    
       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光绪曰:“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慈禧却以诸臣之议为是,还召外优演剧。光绪小声道:“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被一小太监听到,怒曰:“你说什么!”光绪赶紧说:“我胡说,你千万莫声张。”
    
      袁世凯留京议订宪法,光绪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八字空言,耐人寻味。
    
       闻两宫回銮时,庆王奕劻由京迎驾于开封,临行前问李鸿章:“中堂有何话说?当为代奏。”李曰:“要说的话甚多,两宫抵京后,当逐细面陈。惟老且病,不能久跪,将来召对时,可否破格赐坐,以便从容陈奏,请王爷先以此意代达。”然未等两宫回京,李中堂已在京病逝矣。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太平天国禁娼甚严,“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当太平军于1853年3月20日攻占南京时,秦淮两岸的妓女就纷纷逃到扬州、苏州、上海,仍操旧业。太平军攻占扬州、苏州后,她们又纷纷逃到上海的租界。因此,在这个时期,上海租界的娼妓业飞速发展,达668家之多。
    
      有一次,慈禧对曾纪泽说:“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曾答:“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曾:“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此时曾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
    
      郭嵩焘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陈宝琛说,曾国藩在军营时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每日必读《资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冷眼旁观时政,觉得中国人似乎对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并不特别关注,只要自己能够统治,中国的政客们似乎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
    
      按照清宫惯例,凡新任命的人得到赏赐都要散发给近侍们,太监们会当面索要。庄士敦入乡随俗,答应如数给他们,但条件是,太监们必须给他开收据。他的这一要求让惯吃软饭的太监们又惊讶又沮丧,结果是谁也没有胆量给庄士敦出字据,只好眼睁睁看着一个洋人坏了他们的规矩。
    
      《天津条约》送达御前时,咸丰帝对真正丧权辱国如“内河航行”条款表现得相当温和大度,独对“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一正常国际交往规则怒不可遏,认为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他担心洋鬼子一旦进驻首都,必然得寸进尺地要求晋见皇帝。可洋鬼子的膝盖是“直”的,不知道下跪,叫他这个天朝大国的君王面子上怎么下得来?
    
      每逢出现日食或月食,清廷都要动员全国民众进行救护活动,因天象事关皇朝命相。直到1908年12月8日,又逢月食,清朝礼部遵循惯例奏请举行救护活动,被摄政王载沛传谕废止。
    
      1893年,做了20年童生的康有为最后一次提着考篮,与一群十余岁的嘻嘻哈哈的小把戏一起进入广州考棚,拼却老命,终于中举。两年后,又在北京会试中了进士,正如郑板桥所言“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郑本人则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1895年6月7日清晨,日军炮袭台北北门,城内清军不战自溃。日本军队大肆奸杀抢夺,听说台湾巡抚衙门有饷银100万,又纷纷抢进巡抚府,并互相开枪,自相残杀。此时,住在北门的老妇人陈法,迎着日军枪火,快步登上城墙,放下竹梯,引日军入城……
    
      1907年7月15日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时报》描述当时情景:“……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罗振玉一生撰著众多,学术研究遍及甲骨文、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汉晋简牍及敦煌学,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晚年他有一联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可谓是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溥杰厌倦紫禁城的刻板生活,一心想出国。“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溥杰开始偷宫里的东西。他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上是皇上赏给他的。溥杰说,他前后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400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溥杰说他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震怒,迅即将其捕来。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于是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
    
      1885年上海《外滩公园游览须知》第一条: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规章》:……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马、汽车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  ◎ 1909年的法国公园的规定: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则可入内……
    
      20世纪初,中国始有公园,然而却不准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园就规定:“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人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人游览。”
    
      曾国藩曾“效管仲之设女闾”,在南京发布弛娼令,并亲自倡设陆、李、刘、韩等六家妓院于清溪一带,“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曾国藩还亲临其境,买棹游览,召妓歌舞助兴,“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风闻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矣。”诗曰:“何顿风流久寂寞,青青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在1891年12月1日开始学英语,当然,中南海里学外语,ABCD,Good morning,不过摆摆样子。英国《泰晤士报》很快作了报道,在华推动“变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兴奋异常,马上著文《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说中国的“变法”大有希望。
    
      “康圣人”康有为常发怪异之论。鲁迅记载,康周游十一国,一直到达巴尔干,终有所悟——外国常有“弑君”之乱,皆因宫墙太矮!史学家蔡尚思说:“康有为的短处是太主观,太武断,太附会。”
    
      蔡锷说,孙中山得华侨款,悉用于革命,康南海(有为)则以之买古董。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就连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也是华侨捐资购赠的。而康在上海有游存庐,在杭州有人天庐,在香港亦有房产,可见蔡锷之言非虚。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每年新正都要接待外国驻京公使贺岁。翁同龢有一次参加了接待,他看到洋人衣着贴身,步履迅捷,庄严若赳赳武夫;反观同僚,一身袍褂,行动迂缓,摇摇摆摆,不觉发出了“彼则一对貔貅,我则一群鹅鸭”之叹。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为保全老师翁同龢,放他离任回家。翁在本籍谨言慎行,守口如瓶,自号“瓶庐”,绝口不提当年事,每月必禀呈当地县令,称同龢本月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
    
      翁同龢生前曾与李鸿章一起被人作诗嘲讽:“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在他临终前,曾自咏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1891年,康有为在众高足簇拥下,移居广州,正式挂牌讲学,是为“万木草堂”。康氏自封为“素王”,但他当时仅仅是个童生而已,他的头号门徒梁启超却是个新科举人,正所谓“秀才老师,举人学生”。
    
      1893年,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仰慕康有为,托好友转致结交之意。康氏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物,两人因此而缘悭一面。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后,改用西方礼节觐见皇帝,觐见地点改为文华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法国公使施阿兰觐见完毕退出时,未按礼节单从文华门左门出,而迳从文华门中门出,德国公使海靖亦随之,为执礼大臣敬信扯住衣袖。当时总理衙门中有人拟对法国公使的违礼行为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认为,事已至此,也不可能让法国公使再走一遍,遂作罢;而德国公使却因衣袖被扯之事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来华,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召见,但只是“立见”。德国公使海靖对此不满,认为慈禧接见时应该赐坐。双方交涉几个回合,最终也没有“赐坐”。
    
       光绪好摄影,与太后、皇后、妃嫔、翁同龢、汪鸣銮、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有合影,觉得好,就密赐之,不着墨,不钤印,惟照片反面有细微之“常八九”三字,意谓“不如意事常八九”也。
    
      维新事败之后,光绪皇帝也被慈禧软禁在瀛台。瀛台三面环水,冬天水面结冰,光绪常偷着溜冰出去,又被门卫阻止。后来慈禧干脆命人将冰凿开。有一次光绪看《三国演义》,刚读几行便掷去长叹曰:“朕且不如汉献帝也。”
    
      谭嗣同“好任侠,善剑术”,康有为说“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谭精通剑术,后从大刀王五学单刀。戊戌政变谭被袁世凯出卖,王五欲挟谭逃亡,谭不肯。谭嗣同、唐并称浏阳二杰。谭死后,唐大恸,挽谭七十二字,一字一泪,实一字一恨也。联云:“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两年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亦慷慨就义,临终遗诗“七尺微躯酬故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在刑部狱中,他在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1898年戊戌变法,康广仁力劝哥哥化装出逃,自己则替兄赴难。康死前留遗言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康被杀后,曾被暴尸两日,被义人收敛后葬于义冢。南海会馆曾为他立了一个简陋的墓碑,上面一个字也不敢写。直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才有人偷偷在上面凿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康广仁死后,康有为悲痛欲绝,说“余有折翼之痛”。写诗曰:“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伤神处,最是青山骨未收。”
    
       康有为生平得意门生,一为梁启超,一为谭嗣同。戊戌之役,梁得逃,谭遇难,康挽谭联云:“逄比孤忠,岳于惨戮,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随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汉唐党锢,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犹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寇飞来。”时人叹为绝作。
    
       人多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袁世凯在小站练的那支新军有7400多人——大多数是山东人。他们与湖南人据说是中国最优秀的士兵。贝思福在《中国的分裂》一书中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
    
      28岁那年,孙中山试图向李鸿章呈达8000字的改良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李鸿章将伍廷芳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伍虽“熟习西洋律例”,但“恂恂然有儒士风”,并根据伍在香港做大律师的收入水准,为他向朝廷申请“六千金”的高额年薪。
    
      1890年,美国檀香山华侨黄秉常等在广州长堤集资开办了第一家电灯公司,发电量可供1500盏灯照明用。当时用电量按灯泡亮度收费,灯泡分16支烛光和10支烛光(1支蜡烛亮度等于1烛光),每盏灯月收费1元和6角。因电费昂贵,整座广州城只有700盏电灯用户。
    
      张謇一度被称为清官,但这位清官的家庭开支却也庞大得很。家人写信向他要钱,仅食品支出的单子一年就列了2000银元。他回信要求家人勤俭持家,遂把食品支出缩减为1200银元。但当时张謇做官每年的固定收入只有85银元和30担大米。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年)嫖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子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1895年“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名彻神州。他就踌躇满志地投稿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但是评委们似乎没有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王韬是当时的评选主持人。
    
      据清廷官方说,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华学澜《庚子日记》载:“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
    
      1899年10月,法国人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历时11个月后抵达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这些照片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
    
      宣统登基时尚不足3岁,其父摄政王抱着他,接受百官朝贺。这3岁小童实在受不了一番折腾,坐在宝座上哭喊着“要回家”,其父赶紧哄道:“快完了,快完了。”果然三年后清朝玩完,人谓摄政王一语成谶。
    
      张之洞厌新学而喜旧文,一日见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新名词耶?”某对曰:“名词者,亦新名词也。”文襄既惭且怒,哑口无言。
    
      《睇向斋秘录》载:某学使以“西子”为题,命作文。一生写道:“夫东门则有东郭偃焉,南门则有南宫适焉,北门则有北宫敬叔焉,西门独无其人乎?两目而望之,两手而招之,曰:‘西子来矣!西子来矣!’”学使仿之曰:“夫一等则有一等人焉,二等则有二等人焉,三等则有三等人焉,四等独无其人乎?一笔而勾之,一牌而挂之,曰:‘秀才去矣!秀才去矣’!”
    
      辛亥革命一起,满清遗老纷纷出都,津、沪租界房价为之骤升。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国子监祭酒盛昱颇负才名,却为时所忌。其卒后一年,庚子乱作。有烧杀抢掠者进其宅,见图书狼藉满地,唯一老妪守之,说:“此读书人家也。”掩门叹息而去。
    
      康有为挽谭嗣同:“复生不复生矣(谭字复生);有为安有为哉。”
    
      新科进士康有为不过是个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职),只因首倡变法,“强学会”风行一时,便自大起来,有点舍我其谁的势头。其时,因甲午之败暂时失势的李鸿章愿出银二千元加入强学会,康有为却否决了李鸿章的申请。弄得十分器重康有为的翁同龢也在日记里说:“康祖诒狂甚。”梁启超也说他老师“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其后不久,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一纸奏章便将强学会参劾下来。
    
      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莼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
    
      某年,文庆、胡林翼主试江南,遭时人所讽:“何以文为?文理文心遭劫运;伊于胡底?胡言胡语得功名。”
    
      1905年,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便是光禄寺卿张亨嘉。人或问其中西学之优劣,张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
    
      蒋梦麟说,1898年的维新变法,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
    
      李鸿章宴客,谈及边事,某客问及北洋战兵可得几何?李对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客作色谓:“傅相安得为此言。”举酒笑曰:“谬耶?罚酒一盅。”
    
      易中实少负奇才,得名最早,八岁能诗文,十五通群书。张之洞开府武昌,延入幕。某日,易中实、樊樊山共游西山,樊对易说:“西山爽气扑人眉宇,雅人韵士时常眺望其间,独不见君抱琴至,何也?”易曰:“岂能对牛弹琴?”
    
      王照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卷进政坛激流后,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廖平为经学大师,当时,清人新注十二经,唯《谷梁》无人敢问津,廖平撰《谷梁古义疏》填补空白。书成之前,廖平颇为自负,张之洞为山西巡抚时,他曾去看望,席间不免自恃甚高,廖对张说:“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张之洞笑而不语。他还自署一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标榜自己的成就。廖辞世后,章太炎为他撰墓志铭,说他“言极恢怪”。其师王闿运也说廖平“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
    
      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谟曾有两语概括清末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说的是光绪不喜欢隆裕皇后(慈禧的侄女),因此与慈禧龃龉;因为慈禧厌恶光绪,清宗室载勋、载漪等人乘机密谋“废立”。
    
    
      1910年10月3日,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和周震霖均提出“剪辫易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非剪除辫发……不足灿新天下之耳目”。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剪辫运动席卷全国。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受挫,120名战士中72人英勇就义。黄兴以一首荡气回肠的《蝶恋花》,哭祭众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横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黎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声传到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时局,将巡抚衙门屋顶的瓦片挑落几片,同时把衙门的牌子一换,就以示“革命”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江苏都督。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其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众人纷纷揣测他从西方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孙却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相继执政,梁启超曾做过几任大官,康有为则誓不入仕。有一次康打电报给袁,开头为“慰亭总统老弟”六个字,足见他的倚老卖老了。
    
       康有为有一方印,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
    
       欧游回国后,康有为更加无以自处。他曾与张勋合作,号为文武两圣。勋败,又去依附吴佩孚,以吴知大义,不敢再言复辟。康曾至长安,见某寺中有宋本佛藏,借口翻印,载之而去;刚到潼关,即被人追还。有好事者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的父亲开了一家瓦窑,颇善经营,陶成章却偏执于读书和革命。有一次父亲问他:“你搞那些子革命,为的是个啥呢?”陶答:“为了要使得人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由着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他父亲曾对人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呢?”
    
      陆皓东曾亲手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旗。临刑前他痛斥清廷腐败:“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后被清政府五马分尸,年仅27岁。后来他的同志找到一部分尸体,将他埋葬于故乡。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在冯友兰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辛亥革命后,年轻人都喜欢穿洋装。樊樊山仍然穿袍子,就有人去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樊山反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答曰:“我穿的是外国服。”樊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民国初建,百姓起初欢呼雀跃,许多人家的门口都贴上“民国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旋即,军阀混战,官僚横行,政治黑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对联遂改为“民国万税,天下太贫”。
    
      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算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总统府设在南京旧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幢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房内居住。由于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没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
    
      《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宫、宗庙、私产、杂役均保留如初,且每年还有岁银4百万。可谓优厚。
    
      1912年1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退位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1912年退位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当时情形已经模糊,但有一人他却记忆清晰:“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概念。
    
      1912年8、9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是。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袁听后瞋目结舌,对其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1912年,民国开新纪元,断发易服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时说:“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袁世凯死后,有人在茶几上发现其亲书二语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王闿运长女出嫁之日,彩舆在门,王却令其背诵《离骚》,讹数字,王“以指叩其额”。
    
      王闿运的儿女儿嫁给黄十一后,黄诫之曰:“汝来吾家,不准看书写字,敢违吾令,挞楚随之。”其女不堪其辱,密函乃父,以诉心中之苦。王执笔批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辜鸿铭曾说:“吾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乃东南西北人也。”
    
      于晦若性诙谐,民国初成,他曾拟一联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于逝后,陈散原挽之曰:“寻常挟孤愤,滑稽评今古。”
    
      梁鼎芬以书报吴子修云:“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吴曰:“趣人趣语。”
    
      王湘绮出题让诸生作赋,某生赋中有“船中一支曲,曲中是何人”二语。王批曰:“是耒阳人。”问其故,答曰:“耒阳驶船人喜吹小笛,此生殆写实,非用典。”
    
      梁鼎芬与章太炎评当世之维新人物,梁曰:“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太炎对曰:“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某次,章太炎与黄季刚闲话,章问:“季刚汝试答我,妇人身上诸物,以何物为最美乎?”黄忍俊不禁,徐徐答曰:“未知也,先生之见何如?”章欣然曰:“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大笑:“人谓先生痴,据此以观,先生何当痴也?”盖先生晚年性气稍和,而态甚庄肃。
    
      陈散原与人谈诗必曰:“吾七十岁后已戒诗矣。”求其写字,虽午夜篝灯,必勤勤交卷。黄季刚曰:“是能用其所短。”
    
      民国元年(1912年),黄兴返湘,湘人为纪念革命元勋,欲改长沙一繁盛街名为“黄兴路”,叶德辉著文反对,谓长沙街名只有“鸡公坡”、“鸭婆桥”,不闻以人名街也。事实上,黄兴返湘不久,即辞谢了改名之事,叶德辉还意犹未尽,又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
    
      黄兴做了一辈子副手。他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罗家伦认为,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 “克强(黄兴)雄而不英,钝初(宋教仁)英而不雄。”
    
      有记者问孙中山对袁总统如何评价,孙说:“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问及袁某有无野心,他说:“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
    
      袁世凯《咏怀》一首:“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袁世凯要做皇帝,其子袁克文表示反对,曾作诗道:“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对人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只有三个半,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骧),再加上半个张季直(謇)。
    
      1912年10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又派人将委任状、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命人把其他东西悉数退回,却把马留下了。黄的儿子问:“为什么要留马?”黄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
    
      叶德辉爱臧否人物,尝谓:清末有四人讲公羊,王壬老,廖季平,康有为和我。我们各有各的公羊,内容绝不一样。
    
      1913年1月1日,东、西长安门及天安门广场正式开放通行,从此,昔日壁垒森严的皇城禁地成为普通百姓自由穿梭的公共场所。史景迁在他的《天安门》英文版的前言中说:“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迷金醉,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
    
      1905年,日本报界指责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日本《朝日新闻》公然丑诋留学生“放纵卑劣”。正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激愤不已,决定以一死而警醒国人,激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12月8日,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水自尽,时年30岁。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夕赋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吴稚晖年少时,读到《何典》的开篇一首《如梦令》中最后一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茅塞顿开,豁然领悟,从此骂人无拘无束,自由放荡。鲁迅在《“言词争执”歌》中讥讽道:“……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吴稚晖写文章骂人,酣畅淋漓,正言斜语,不痛快不收笔。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可谓无骂不用其极。
    
      1912年5月20日,23岁的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王国维论近世学人之弊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此三弊今人亦有。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公寓,他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夜晚,黄某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尿水如瀑布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黄盛气凌人,章更是生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称,“疯子”相遇,一场好骂。然而“不骂不相识”,一谈之下,才知道章的学问高深,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世称苏曼殊为曼殊大师,因其出家之故。苏曼殊性清至纯,心无旁骛。有一次,他从朋友处借得几十元钱,便跑到小南门买蓝布袈裟,不问价钱就付了20元。店伙计还没开口,他就已经乐颠颠地跑出门了,身上剩下的钱,全都掉在路上。回去以后朋友们问他拿几十元钱都干了些什么,他只是举起换下的旧袈裟和几包雪茄烟给他们看。
    
      苏曼殊好吃,一有钱就要吃个痛快,没钱了就卧床不起。为了吃,他甚至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成糖,所以又被称为“糖僧”。一日,苏曼殊的朋友胡朴安在去赴宴的路上碰到苏曼殊,于是问他:“君何往?”苏曼殊说:“赴友饮。”胡接着问:“何处?”答曰:“不知。”又问:“何人招?”还是答:“不知。”然后苏反问胡朴安:“何往?”胡答曰:“亦赴友饮。”苏曼殊说:“然则同行耳。”苏曼殊一到就开吃,也不问主人是谁。
    
      一旦苏曼殊有钱的时候,他一定会邀朋友做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对于自己招来的妓女,苏曼殊总是凝目对视,一句话也不说,可谓目中有妓,而心中无妓,自有几分出世与入世的定力。该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来自己原是个和尚,于是合十顶礼,毫不顾及身边那些妙龄女子,搞得人们不欢而散。
    
      苏曼殊曾经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苏曼殊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是“南社”两位著名畸人之一(另一位是弘一法师)。1918年5月,苏曼殊最终因厌倦一切,慢性自杀而死,时仅35岁。他曾有诗云:“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辜想把烟点上,但火柴正好用完了。他就用烟斗轻轻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轻声说:“请点上它!”那洋人被这种无礼吓坏了,竟懵懂从命。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交往最多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他们三人同租一屋,一起学习读书。有一次,三人断了炊。陈与章在家等饭,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换点钱买吃的。一直等也不见人影,陈、章二人不耐饥寒,就昏昏沉沉睡去了。直到午夜,苏曼殊才手捧一本书摇头晃脑地念着回来了。他俩一骨碌爬起来,问:“吃的呢?”苏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终在夜市上得到。”三人遂披衣阅读至天明。
    
      辜鸿铭对清廷模仿西洋立宪颇不以为然,并著文大加嘲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出洋看洋画罢了。  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2岁开始认字,15岁时(1905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但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活不过20岁。竺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曾任浙大校长、中科院副院长,72岁时加入共产党。有一次毛泽东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竺管天,毛管地。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爱开风气之先,他不仅把辫子铰了,还跑到天津租界,找个会做西装的日本裁缝,做了一身西装。铰了辫子无异于砍头!他不怕,还公然到大街上溜达了一圈,唯一的感觉就是西服不如长袍舒服。回家一看,原来把衣服架子也穿在里头了。
    
      “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怨天欤?悯人欤?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吾亦悲悯中人也!……啾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落之同胞……”这篇美文是于右任为《民立报》所写的发刊词,文采璀璨,气势如虹,传诵一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誉。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纵论天下大势。王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亟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师北上,推翻清政府。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王闿运曾为袁世凯重用,但终究深窥到袁某之野心,曾写下名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上联嵌入“民国”二字,讽刺民国南北分裂;下联嵌入“总统”二字,痛斥袁某人“不是东西”。
    
      王闿运晚年依然一副遗老打扮,对襟马褂,方领马蹄袖,缎靴荷包俱全,脑后垂小辫一条,长约一尺余。王本已秃顶,其发辫早已无复存在,但仍用红绳拈成两股,垂在脑后,形式与绳无异。有人戏问其故,王笑曰:“我之装束,亦西装也,难道他人可以着西装,我独不能着西装乎?”
    
      袁世凯称帝后,邀王闿运任职国史馆,王却之不暇,遂应付了事。《日知报》云:“王湘绮自膺特聘纂修国史到京,开馆以后,老趣颓唐,全持玩世主义,对于史事,搁置脑后。正如为混沌画眉,不知何时始有端绪。”某政界人士面晤湘绮老人,询以国史馆近状,王曰:“无事可办,吃饭而已。”
    
      马相伯、袁世凯二人在朝鲜相识,马是朝鲜国王的政治顾问,袁只是驻朝清军的下级官吏,所以袁视马为前辈。有一次马回国,袁请他向李鸿章保荐自己。马回到天津后与李提及此事,李说:“这个年轻孩子,何以堪当此任?”马为其力争,李才勉强答应。没想到袁从此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终于成为复辟帝制的窃国大盗。每忆及此,马总是追悔莫及。
    
      袁世凯曾向马相伯请教升迁之事,马半开玩笑说,只要厚赂宦官,结纳亲贵,便可越级提拔。袁如法炮制,果然也。事后袁问他:先生既然认识如此透彻,为何不为自己经营一下呢?马见他如此浅薄,只好嘲讽道:“我是只会说不会做,所以未免终为书生也!”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认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应该恢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包括古人的“深衣冠服”。他还参照《礼记》《书议》《家礼》等写了《深衣冠服考》,并身体力行,穿着这种奇怪的服装去上班,可惜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民国成立,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炎培),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袁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侯德榜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上学期间,他非常刻苦,结果第一学期考试结束,侯的10门功课每门都是100分,轰动了整个学堂。毕业时,美国的十几所大学向他发来通知书,后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1911年6月,上海成立劝戒纸烟会,汇集沪上各界名流,成为全国最大的戒吸纸烟团体,并编出《戒烟三字经》以示劝诫:“人之初,不吸烟;习相近,好新奇。窃香烟,外国造,害我民,实不浅。伤脑筋,损肺管,吸之久,瘾乃深……劝诸君,早省悟,既省钱,又除害……”
    
      1912年秋,北大正趋全盛,可谓名流云集,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回忆道:“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1912年,郭沫若由父母包办,与张琼华结婚。因对此婚姻不满,婚后五天郭即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直到1939年父亲病重才回家探亲一次。相隔27年后,郭回家看见老人由张琼华悉心侍奉,一切井然有序,尽管对张氏没有爱情,还是当着父亲的面,对张琼华表示了感谢。20世纪50年代以后,张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郭沫若供给。
    
      民国时期的秦淮河由于太脏,有碍观瞻,政府决定拨款修浚。警察挨家挨户地通知,不准大便,违者重责。于是各妓院、酒馆以及茶坊非常恐慌,纷纷贴出告示“奉警宪面谕,此处禁止大便”云云。某酒馆洗手间里写道:“照得河水污浊,多半由于大便。顷奉警官面饬,通知贵客知悉,解溲请待厕所,切勿自失场面。”
    
       1913年2月1日,中国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国际性比赛。在运动会上,足球居然获得了亚军。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宋教仁随着一声枪响倒下。临终前,宋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电报,真诚地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电报到京,袁世凯正和章士钊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宋教仁死后,有人送了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应夔丞是直接凶手,赵秉钧是总理,赵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主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对宋,袁一开始可谓极力拉拢,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只略取少许,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1913年7月1日,有人对中小学生“最崇拜的人物”搞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孔子(157人),孟子(61人),孙中山(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仲淹(8人),岳飞(7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陶侃、大禹、华盛顿(4人),程德全(3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2人)……
    
      孙中山到日本宣传革命,先自剪了头,换上和服,改名中山樵,还蓄起日本式小胡子,宣称要中日一体。他请日本的政客和财阀们出人、出钱、出枪,帮他推翻袁大头,私下谈好的条件是把东北割让给日本等等。
    
      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做事,孙中山让王写封信,介绍自己到天津,或可一见李。时值1894年,中日正在开战,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幕僚把孙先生的《万言书》拿给李鸿章,并告知孙的求见之事。李说:“仗打完以后再见吧!”
    
      袁世凯称帝后,手下袁乃宽奔走尤为得力。袁乃宽的儿子以此为耻,遂改名“袁不同”,以彰显自己与父亲趣味不同。
    
      蒲殿俊清光绪年间得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曾留日。1915年,袁世凯想拉拢蒲殿俊,在交谈中,袁不由自主地自大了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没给袁留一点面子。
    
      1915年,李大钊在日本求学期间,得知袁世凯已秘密接受了《二十一条》,遂拍案而起,写下了血泪文字——《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中有句:“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文东武西排列,向袁行三鞠躬礼。袁用极浓重的河南腔发表演说如下:“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记录袁世凯登基仪式:“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称帝时,为有辅佐,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久负重望”,与自己为“道义之交”,称其为“嵩山四友”,以期仿汉“嵩山四皓”,并各颁嵩山照片一张,均计不称臣。但事与愿违,四人均不为所动。
    
      1915年,袁世凯过生日,延请京城京剧名角来演戏贺寿。孙菊仙、谭鑫培不愿去,但还是被挟持前往。寿戏演完的时候,孙菊仙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赏赐”,将200银元沿途丢撒,边走边喊:“袁头银洋,都落地了!”出得新华门,200银元刚好撒完。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倡导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被迫离开政坛后,他跑到天津做寓公。临终时,他还说“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当是知人之言。
    
      袁世凯在企图恢复帝制时,对借助孔教正统的支持可谓煞费苦心。1916年1月1日,袁称帝的第一天,即下令封孔子后裔孔令仪为“衍圣公”,这个头衔最早是1055年宋朝皇帝封给孔子直系后代的。
    
      徐世昌说:“项城(袁世凯)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但吾更爱真理。”
    
      1915年,北京嫖赌之风日炽,不仅贩夫走卒、纨绔子弟、政府官员成了嫖客赌徒,连青年学生也沾上了嫖赌恶习。据当时一位医生统计报告,北京大约100名学生中,就有90人受染花柳病。
    
      黎元洪上台后,给李烈钧颁发一枚大绶勋章,以示拉拢之意。李将这枚大绶勋章挂在他豢养的哈巴狗的颈项上,让他的儿子牵去大街溜达,以示对北洋政府的鄙弃。
    
      1916年,有“中国革命之拿破仑”之称的黄兴病逝。病榻上的蔡锷悲伤地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章太炎给黄兴的挽联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史学家们多认为,袁世凯在大清帝国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郑孝胥谈及富国强兵之计,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然而过了40岁,他还活着,而且白白胖胖,膏厚油多。另外,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和他关系疏远后,写过《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蔡年仅29岁。梁任公对蔡从戎曾力加反对,认为他天资聪颖,身体瘦弱,不如研究学问。蔡不为所动,并说:不做个出色的军人,就不再来见梁师。
    
      护国军兴,让袁世凯恼羞成怒,责令湘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不想一查吓一跳:将军为官多年,邵阳老家却仍然寒素贫微,“实无财产可查封”。蔡病逝后,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历史学家李剑农说蔡松坡“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报人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聘请有争议的人物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守旧派反对蔡的此项任命,他们认为,陈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任教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则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梁漱溟在蔡元培逝世二周年时写道:“譬如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属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蔡元培自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老北大有“偷听”之传统,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小说家许钦文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深情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1916年11月8日,护国将军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4岁。孙中山称赞他“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的红颜知己小凤仙在闻得将军辞世的噩耗后,奉上一副挽联以寄无限哀思:“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
    
      段祺瑞有一个奇怪的生理特点,一发怒,鼻子便向左歪斜,人称“歪鼻将军”。因此,他身边常带按摩医生。“鼻子都气歪了”,此说难道源于段某?
    
      北洋时期,大小军阀玩鸟逗鸟成为一种时尚。徐世昌养一只八哥儿,通人性,会奉承,远远瞧见徐,就“大总统、大总统”地叫个不停,逗得徐大总统喜上眉梢。
    
      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复辟。当日早晨,警察命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早无此物,只得用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见的清朝袍褂也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并首次使用了飞机。当飞机出现在紫禁城上空并扔下三颗炸弹时,张的复辟美梦便彻底破灭。溥仪回忆说:“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和谈,鼓吹尊孔读经。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世昌去职。徐被迫返回天津,避居英租界,过起了寓公生活。徐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退隐后,曾有一联以表心迹:“此心平静如流水,放眼高空看过云。”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觔斗的。”
    
      杨度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闹剧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曾赢得了“筹安会长”之“雅称”。袁氏死后,杨也辞归故里,闭门读书,颇有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之意。不久,杨氏为其母生日祝寿,一个宾客送来寿联曰:“海屋添筹,安琪天使;香山盛会,长乐花开。”全联十六字,寓“筹安会长”四字。家人知其有讥笑嘲弄之意,欲撕毁之。杨阅后,胸襟坦然,并频频称赞此联不仅辞藻秀丽,对仗工整,而且用典恰到好处,不失为上乘佳作,立命家人将其悬挂于中堂显眼之处。
    
      杨度与夏寿田是好友。1895年,他们同年参加会试,夏中榜眼,杨却落第。一日,二人同游陶然亭,杨写道:“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杨衰草。”夏对曰:“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后来杨纵横天下,夏却黯然许多。某日,二人旧地重游,杨写诗曰“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则是“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杨度与蔡锷均是王湘绮的弟子,王曾对比二人之不同:杨度“憨直”,不圆通,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杨合作,则成就将不可限量。
    
      杨度曾向袁世凯“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袁未从,结果袁的皇帝梦还是终结在蔡松坡手里。袁临终时还说:“杨度误我!”杨度则在挽联中说:“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1917年,山东某报刊登的一个17岁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的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室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
    
      1918年夏,上海一个议员致电江苏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据说,此种着装属违法行为,胆敢着此类“妖服”招摇过市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
    
      梁巨川即民国大儒梁漱溟之父。1918年深秋,梁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于自己生日前三天在北京积水潭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临行之前,梁巨川问儿子:“这世界还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父亲说:“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从容赴死。
    
      梁巨川在遗书里如是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梁巨川临行前,为了不留下遗憾,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才安然投湖。
    
      古文家林纾在其奄奄一息之际,仍然抬起虚弱的手,颤抖着在儿子的手心写下最后的叮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冯国璋临终前在病榻嘱咐长子:“我们的财产,除去在南京烧了五百七十万元,张调表这个小子侵吞了三百万元,王克敏这个小子骗去了四十万(贿选),此外都与账上相符,并不短少,你要好好保管。”冯氏一生聚敛钱财,富可敌国。
    
      章士钊晚年曾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
    
    
    
      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1917年北大开始改革时,陈独秀刚满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蔡元培41岁。同年,林纾已经65岁,严复63岁,辜鸿铭60岁,段祺瑞53岁。北大的新旧之争也就不奇怪了。
    
      罗素说,正是由于中国学生既非没有力量又不感到舒适满意,于是便成为改革者和革命家,而不是犬儒主义者。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快乐依赖于公共事业,但是即使被处死刑,他们也很可能比舒适满意的愤世嫉俗者感到更真实的快乐。
    
      1915年9月,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发言:“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盛传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此文引的是蔡元培的原话,可见当时妓事之盛。
    
      辜鸿铭在北大开课时给学生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准坐下。并称这三章受得了的便来,受不了的干脆提早退出。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1917年,负笈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这是吴稚晖的诗,题名《论房事》。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曾经借住在吴承仕(简斋)家里。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叫他搬家。在搬家的时候,黄心有不甘,爬到房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黄侃在北大讲课,每逢要紧处,往往要卖个关子:“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竟与自己女儿的同学发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有美一人,怡然自乐。并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
    
      黄侃认为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治学之弊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曾劝黄著书,黄却说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50岁生日,章送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没想到联内暗藏了“绝命书”三字,黄看后愕然。一联成谶,当年10月8日,黄即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章太炎学问极好,但似乎生活能力比较糟糕。据说他平时不记路,自己出门常迷路。且对钱没有概念,有时让仆人出去买东西,买包子给10个大洋,买车也是10个大洋。
    
      章太炎一生颇多自诩,至死依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寅恪留学海外18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20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的时候,校长认为陈既没学位又没著作,觉得“这就难了”。梁很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课堂上用的参考书一定是用一块黄布包裹,而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绝不假手他人帮忙。
    
      钱钟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张恨水年轻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
    
      陈独秀对新社会的描述:“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此后还曾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1916年,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写信回家索钱赎身,一匪看到他的字,惊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于是,张就做了一阵土匪师爷。
    
      蔡元培掌北大不久,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中学毕业,于是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来,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梁不再推辞。
    
      有一次,北大评议会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闹风潮成瘾的学生们马上集合示威。蔡元培站出来对着示威学生大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在这头愤怒的老狮子面前,学生们便如绵羊般四散了。
    
      民国初年,北京八所国立大学的教员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讨薪。一次,他们强迫教育次长马邻翼一起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走到教育部门口时,天下起雨来,马邻翼借口雨大,不肯继续前往。此时走在他旁边的一位学生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喏,这把雨伞你拿去!”
    
      有一次杜威去拜见孙中山,席间谈到“知难行易”的问题,杜威对孙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方是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哥伦比亚大学设有丁良中国文学讲座基金。丁一生辛勤洗衣,稍有积蓄,临死时全部交给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情。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
    
      溥仪将自己的宫殿布置得颇像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中间是一张粗俗西式长桌,四周放着丑陋的椅子,桌上摆着一对粉色的玻璃花瓶,而那些美轮美奂的中式家具却被他弃置到后宫去了。
    
      李石曾与胡适为死敌,他想搞臭胡,故意把胡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某年夏日,胡适、蒋梦麟陪同杜威游玩西山,三人看见一只屎壳郎正在推一个小小的粪球上山坡,刚推上去一段,便随粪球一道滚下山坡,于是又从头推起,如此者不辍。三人看得入迷,各发议论。胡和蒋均说,此物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
    
      有一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问孙中山意见,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再三请求,孙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元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陈独秀是警察局的常客。有一次,蒋梦麟接到警察局一个朋友的电话:“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要不然大家都不方便。”蒋赶紧通知陈出逃。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于是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往天津方向出逃。当他们逃到某山村,李写一封信给蒋,中有“夜寂人静,青灯如豆”之语。
    
      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北大任教时,辜鸿铭脑后尚留着已经落伍的小辫子,一走进课堂,学生们便哄堂大笑,辜不以为然,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赵元任1910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最终却一生精研语言学,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还曾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有一次女儿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赵答:“好玩儿。”
    
      罗素应邀来华演讲,由赵元任做翻译。有一天,罗素在师大演讲,由于赵元任正和杨步伟处在热恋中,两人双双迟到,害得罗素只能呆坐台上。罗素看到赵偕一女孩进来,禁不住小声地对赵说:“坏人!坏人!”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老舍年轻时文稿常被编辑改动,后来他在书稿旁怒题:“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如此自视一贯正确,当不是老舍作风。
    
      知堂老人曾述及“马家列传”,即马鉴先生一家兄弟之事。马家兄弟九人,后留存五人。马大先生不在了,只留有一子;马二先生即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马四名衡,字叔平;马五名鉴,字季明;马七名准,字绳甫;马九名廉,字隅卿。这“宁波群马”不仅是名教授,而且是立德立言的学人。
    
      杨仁山(杨步伟的祖父)初到伦敦时,见每一卧房中均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花盖瓷锅放在床前柜子里,觉得稀奇。那年除夕,大家做了五样大菜,每人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来盛菜,摆在桌上,并邀来英国女同事一起吃。不料这些英国女子一到饭厅便大笑不止。大家莫名其妙,问其故,曰:“此物为英式尿盆也!”好在还不曾用过,于是照吃不误,且特意留了照片为念。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好友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鲁迅这首诗,心中郁闷不已。代主编刘勉慌忙过来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去《京报》编副刊了。《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接着编了下去,但亦不能与《京报》相比。
    
      1918年6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现在世道日衰,人心不古,教会和军政府都是强盗,一天到晚地抢。春光一刻值千金,你们多少春光被他们抢去了!……”台下学生们不禁会心大笑。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时候,由于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受到学校处罚。后来周恩来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南开并不爱我。”现在南开大学的南门立有周恩来像,高大,肃穆,端着手臂,并有他的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
    
      有岛武郎在《四件事》中说: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此人深得周氏兄弟推崇,大概是心有戚戚焉。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这本《或外小说集》共两册,1909年分别于东京和上海出版。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但是这本书上下两册分别只售出21本和20本。
    
      “她”字是古代“姐”字的异体,其读音、意义原本和现代汉语都不相同。1917年,刘半农恢复了“她”字,并倡议用“她”来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1920年,又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经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歌被人们广为接受。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教我如何不想她》,他便到赵元任家去,想请赵介绍他认识刘半农。碰巧刘半农来赵家,赵当即作介绍道:“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起立相迎,颇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半农颇有所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诗人康白情在北大念书时,选学了马叙伦先生的老庄哲学,每次上课,照例迟到。马叙伦授课颇为专注,对学生是否缺课,有无迟到,从来不大注意。一日,马叙伦开讲《庄子》,正讲得兴起,康又径自推门而入。这次马叙伦忍不住了,放下《庄子》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火气大发,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的邀请,任北大预科教员。后被人讥嘲学识太浅,于是愤而出国,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后在巴黎大学,于1924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博士却读得异常辛苦。刘留欧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夫人、孩子也跟着出了国。夫人一来就又怀了孕,还生了双胞胎。这样一来,一家三口突然增至五口。因为北洋政府财政竭蹶,公费又迟迟不来,一家人过着叫花子一样的生活。赵元任携妻子经欧回国时曾专门去看望刘,为其处境担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德、法尤甚。留欧学生中不少人都与洋女有过一夕之欢,其中不乏携洋妇归国者,如何思源、张道藩、谭伯羽、徐仲年等人。陈寅恪和傅斯年却洁身自好,从无绯闻。当时留欧的学子都称:“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位身穿长衫、神气落拓的先生,挟着布包来借书,请馆长准予借出。管古籍的人对金克木说:这位先生不在北大教书,要借的又都是珍本善本,借出去后如何收得回啊!便以馆长已换人为由婉拒了。金克木随后根据这张书单上的书名翻阅各书。多年后他回忆说:“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用一张书单给我上了一次无言的课。”这位先生即是陈寅恪。
    
      林语堂憧憬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其理想颇类似我们N年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辜鸿铭说:“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颇不以为然,“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说,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20年,劳工和大批留法学生回国,很多人担心这些回国的工人将成为“潜在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些人里面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赞、李富春、蔡畅、王若飞、李维汉、陈毅、邓小平……
    
      邓小平留学巴黎时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像许多留法学生一样,他也热衷于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并且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好,他曾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而这是他一天的饭钱。
    
      冯友兰北大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留念,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孙本文给陈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孙说:“这是先生您的脚。”陈仔细看过,哈哈大笑。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她对其作品很不感冒,于是改“音”为“因”,并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初版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据说在学位问题上,胡与《围城》里的方鸿渐共同之处颇多。胡一生虽得了35个博士学位,可惜都是后来授予的荣誉博士。据唐德刚考证,胡的博士学位其实没大问题,只是拿到得晚了点。
    
      金岳霖认为胡适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1917年春,青年毛泽东用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二十八划生”给《新青年》寄去了一篇稿子《体育之研究》,不久即刊登。毛在写这篇文章时,尚是一个斯巴达式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
    
      杜威在游历中国后发表感言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要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像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罗家伦曾致信蔡元培,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回信云:婚姻自主,父母无权干涉;况小女未达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自1902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1919年5月4日,北大、高师等学校3000余人冲往赵家楼曹汝霖家,兴师问罪。高师学生匡互生和余慎初当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匡见到院内有军警守卫,便凭着满腔热忱,居然说服军警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拖出来一个像是宅主的人,大打出手,事后方知此人是章宗祥。
    
      余慎初先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匡互生,游行队伍闹一阵后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运动也许就会改期了。”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
    
      杜威来中国访问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6月20日,他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时,郑振铎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被徐世昌解了职。蔡留下一封启事后便悄然离去:“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少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张大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4页。”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冲击波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了丁。
    
      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
    
      直系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1920年,张竞生留学归来,见广州内外饥民如蚁,人满为患,痛感中国之贫弱与滥生滥育有关,遂上书陈炯明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认为应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每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过受罚。不料,此提议却戳中了陈炯明的痛处:陈不仅妻妾成群,孩子也有20多个。陈因此对左右笑道:“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的太太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1920年,胡适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送了一本给章太炎,扉页上题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旁各画了一条黑杠。太炎先生尚不知新式标点为何物,看见自己名字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后来看见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方才作罢。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陪杜威在上海访问。唐德刚认为杜东来,胡“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是“何其懦哉”!“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
    
      《胡适文存》初版于1921年,八年之内印行了12版,47000部,1930年又重排第13版。1920年,《尝试集》出版,两年之内增订4版。章士钊把“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归罪胡适,其实不知道这实在是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
    
      唐德刚形容胡适初到北大之得意状:“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可以想见,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起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从20世纪30年代始,胡适迅速倒向蒋政权,并失去了在青年中的地位和影响,成为半官方的学者。瞿秋白嘲讽曰:“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从实验传。”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被捕以后著文高呼“我祝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君万岁”;在与斯诺谈话中,毛说“他影响上比任何人更大”;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毛再次讲到,“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指普)。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
    
      鲁迅:“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1920年,毛泽东在《与黎邵西书》中说道:“可惜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辜鸿铭好嫖,他搬出《大学》、孔夫子为自己辩解道:“《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时,领到300大洋,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
    
      闻一多曾盛赞郭沫若的《女神》:“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辜鸿铭翻译水平一流,和林纾、严复齐名。但辜不服林、严两位,认为他们都属“大可鄙薄”之人。一日三人同赴酒席,辜鸿铭大骂他们是大清和中国之罪人,当杀之而后快。事后有人问辜何以如此激烈,辜道:“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不知有公理,于是兵祸连接、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所译《茶花女》,使人只知谈恋爱,不知礼教是何物。不杀这两个,天下哪能太平!”
    
      “五四”运动时期的两大诤攀?ldquo;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他就把民主的英文“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 “Demon”是“魔鬼”的意思,而“crazy”是疯狂的意思,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胡适曾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后来遂改变初衷,积极议政。
    
      1921年春天,少年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写道:“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有段时间胡适对墨子很感兴趣,于是见到黄侃就大谈墨学。黄等他说完,骂道:“讲墨子的人都是混账王八蛋。”胡知道黄素有“黄疯子”之称,便没有理会。谁知黄接着大骂:“胡适的父亲,也应是混账王八蛋。”胡大怒,黄则缓缓道:“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考考你。你知道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心中无父,而你心中有父,故不是墨子标准信徒。”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提议:“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当年9月,王宠惠即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和汤尔和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组成了“好人政府”,并存在了72天。
    
      1922年,王宠惠做了国务总理后常常大发牢骚,“我是一个穷人,国务总理没有比我更穷的了……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哪能有功夫做计划?”并冲胡适大嚷:“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好人”哪能做官啊。
    
      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罗家伦对清华学子的要求颇为严格:“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当时,陈寅恪曾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21年春,章士钊得到黎元洪资助,到西方考察,访问了威尔斯、萧伯纳、潘悌等人。在德国,章提出了农业立国的主张。章于次年回国后,便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当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严复很赏识吕碧城的卓荦不群,遂收为女弟子。两人常有唱和,严有“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之句,隐喻吕的高雅情操。吕多年守身如玉,无意谈婚论嫁,严无奈,叹曰:“此儿不嫁,恐不寿也。”吕后来落发为尼,1943年圆寂于香港九龙,终年60岁。
    
      梁启超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虽具才干,但“气性太涉狂易”“负气太盛”(郭嵩焘评语),李鸿章也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因此严身在官场多年,终难得重用。
    
      严复早年仕途不顺,可能也与其吸食鸦片有关。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就劝说严:“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后来严决心戒烟,但屡戒屡吸,无一次彻底革除。直至逝世前一年,严在致熊纯如信中对吸烟悔恨不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
    
      1905年,严复赴伦敦,恰逢孙中山在英,两人晤谈中国前途。严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侯官(今福州)郎官巷去世,只次女严谬送终。严复在遗嘱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虽是遗嘱,却也是对其一生之总结。
    
      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晚年分别为自己取号“癒野老人”“天游化人”“中华民国遗民”,中晚年后无一例外地“渐入颓唐”。
    
    
    
      中共“一大”召开时,12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游。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
    
      1922年6月,中共“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
    
      张国焘说:“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东西。”
    
      1924年年底,吴稚晖造访陈独秀,郑重其事地问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什么时候可以成功?陈答:大约需要30年。吴听了这句话,惊骇地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
    
      冯玉祥出身行伍,却酷爱读书。这引起了战友们的反感,大家都是粗人,他却偏要装成文化人,于是就借口“晚上点灯睡不着觉”,想让冯玉祥死了读书的心。冯玉祥干脆找来锤子、凿子,在紧靠自己铺位的墙上凿出一孔,放上油灯,拉上布帘,照常读书不辍。
    
      1921年,紫禁城养心殿里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一个电话本,于是17岁的溥仪兴致盎然地开始给人打电话。他先学着京剧道白给杨小楼拨了一个,随后出于好奇,想要会会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留洋博士胡适,又拨通了胡的电话。胡接到电话后激动不已,果然去拜见了溥仪。回来后,胡连夜给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如下: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
    
      辜鸿铭尊孔崇儒,但不喜欢康有为,也从来不和他联系,在很多场合都公开大骂康有为和陈焕章,常常对人说:“康有为是乱臣贼子,自命‘康圣人’,其实是康小人。”辜鸿铭得知徐世昌办了个“四存学会”,讥之曰:“‘四存’就是‘存四’,正可以对‘忘八’。”
    
      1921年11月,蒋介石写信给元配夫人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与毛福梅离异。述说自己十年来闻其步声,见其人影,即成刺激,搞得夫不夫,妻不妻,人生之乐趣全无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1921年4月21日,来自德国的露娜小姐在洛阳见到了吴佩孚,一见倾情,秋波频传,无奈吴就是不领情。回去之后,露娜小姐对吴大帅下了“最后通牒”—— 一句话,译成中文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佩孚看后大笑不止,提笔在原信上批了“老妻尚在”四个大字,命译员将此信送回。
    
      1922年,盲诗人爱罗先珂访华,在北大讲演,魏建功讥刺“不要‘盲’从”,鲁迅当即愤而回击,直斥魏品性不正。谁知果然魏晚年大节有亏,加入“梁效”,也算是一语成谶吧。
    
      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按读者投票列出中国的12个大人物:孙中山、顾伟军、冯玉祥、王宠惠、吴佩孚、蔡元培、张謇、阎锡山、余日章、王正廷、黎元洪、陈炯明。胡适推举的12个大人物则是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吴稚晖、张謇、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
    
      吴佩孚的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给了个上校副官。王不满足,称自己“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要求到河南当县长。吴批了个“豫民何辜?”原件发还。此公居然是笨伯一个,不识时务,又梦想当旅长:“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大帅批复:“且去种树。”
    
      1923年,曹锟以5000银元一票买下了几乎全部选票,顺利当选大总统。舆论一时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
    
      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了“左”“右”之分。左舜生回忆说,当会员们最后一次进行激烈争论后,邓中夏在离开左的屋子时激动地握着他的手,斩钉截铁地说:“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再见!”
    
      王大祯说,一个好的外交家,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一是脑舌并存,第二是情痴,第三是老寡妇,第四是老道僧人,第五是贪官污吏。脑舌并存即有头脑又能说洋话;情痴就是对祖国要一往情深;老寡妇守业,不会充大方,把祖上财产抛尽;老道僧人方可在利禄美女面前能不动心,不被人收买;贪官污吏者,是贪污知识情报也。
    
      1923年,李苦禅从山东来到北京,投奔齐门,拜白石老人为师。因家中贫苦,生活拮据,李不得不在学课之余拉洋车糊口。但李每次拉车都尽量远离白石老人的住所,以免被人撞见,丢了老师的面子。一日,李拉车到王府井,不巧与老师撞个正着。白石老人大喊道:“苦禅,快过来,送我回家。”李下意识地“哦”了一声,转身请老师上车,话也不敢多说,拉起就走。途中老师问他:“你生活艰苦怎么不告诉我啊?”李答非所问,道:“我给老师丢脸了。”
    
      “丢什么脸,我是当木工出身的,也算丢脸吗?都是凭力气挣饭吃,是正当的。”此后,白石老人给了苦禅很多资助,使他能够安心学画。
    
      齐白石比梅兰芳年长30岁,时正寓居北京。梅向齐学画,为齐磨墨铺纸、舒笔取砚、执弟子礼甚恭。有一次,梅在一个堂会上演出时,发现齐坐在后边,立即亲自将齐搀扶到前排。齐为此很受感动,回去后为此事作诗留念:“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一反往常积习,对自己的要求甚严:喝白开水,发型和士兵相同;除了开会以外,不穿皮鞋;吃饭都在大食堂;而且早起巡视。蒋校长的早起最让顾祝同、刘峙他们伤脑筋,因为他们贪睡,经常为此挨骂。直到后来抗战时期,蒋介石要打电话给第三战区时,都会交代侍从室晚一点,因为怕顾没有起床。
    
      北京汇丰银行华人账房邓君翔用银行钱款做公债投资,亏空达300万。他托人找张作霖帮自己外逃。张听说亏空的是洋款,大笑着对所托之人说:“历来是外国人骗中国人的钱,你的朋友能骗外国人的钱而且数目不小,是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你叫他暂时在你家住着,我马上派两个兄弟到你家站岗!”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舆论一时哗然。尽管反响不一,然而对皇室无限同情者居多。上海《华北先驱报》称:“我们——中国人民的代表——曾同清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整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参加,总参议胡汉民代表孙总理宣读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篇总理训词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座右铭,为历届学员所熟诵。
    
      冯玉祥曾是吴佩孚属下的高级将领。吴坐镇洛阳时,冯对他提过许多意见,吴深为不满,对冯的建议总是不屑一顾,并极尽嬉笑嘲弄之能事。一次,冯向他提议注意对日本的外交。吴哈哈一笑说:“日本问题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移民,说话带有很浓厚的吴音。如果万一中日有什么交涉,我只要打个电报给日本天皇,告诉他这段历史渊源,就可以解决。”
    
      北洋军阀时期,官场宴会很多,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赴人宴请,宾主招来妓女20余名,嬉笑取乐。冯看不过去,找来一个老乞妇到席前乞讨,啼哭呼告,每啼呼一声,冯就给银元一块,使得满座雅兴尽失,不欢而散。
    
      1924年,冯玉祥进行“首都革命”,推翻了曹锟直系政府,组成了新内阁。任总理和部长的都是当时政坛资深人物,冯自己的人一个也没有。内阁名单公开后,有人说整个内阁都成了南方人的天下,将来北方人还吃饭不吃!冯听到后,驳斥道:“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么?”
    
      冯玉祥率部队进紫禁城,赶走了还住在里边的溥仪。段祺瑞想为溥仪说情,冯玉祥讥讽道:“段先生是想留着皇帝,好让自己去过磕头瘾吧!”
    
      冯玉祥思想进步,为人朴实,但一生反复无常,颇有不近人情处,实为可敬而不可爱者。加之家长作风严重,因此手下军官多有反叛者,如韩复榘曾任冯的文书,后反出山东;石友三原是冯的马夫,也是三年四叛;吴化文更是16岁就当了冯的传令兵,深得冯的喜欢,后因赌博输钱,冯扬言要活埋他,他便投奔张自忠部下,再入韩复榘部,步步高升。
    
      吴化文投奔韩复榘部当上了手枪旅旅长,骁勇善战,与韩关系极好。1948年,他又在此关键时候投靠了共产党。有一次跟部下开会,他说:“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现在咱们算是‘从良’了,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这时副军长杨友柏拍案而起:“我们跟你半辈子,你却骂我们是妓女。走,不开会了!”后来吴率军一举拿下王耀武,再拿下南京总统府,得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后他还当过某省交通厅厅长。
    
      韩复榘到高宛视察监狱,监狱里空空如也,便对县长赞许道:“你办得对,案子随到随判,或杀或赦,不要老关着。”到了博兴,同样空空如也,没有犯人,像是被捉弄了,韩不禁大怒:“妈拉个巴子,这么大一个县,连一个犯法的都没有,你是不是把犯人都给卖了!”
    
      有一天,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卖包子啦!”张大帅吓了一跳,不禁暴怒:“给我抓起来,毙掉!” 大帅亲自执法,砰!一枪射向天上,将小贩吓得几欲瘫掉。大帅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张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张作霖手黑”。随从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墨’字写错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拉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
    
      张学良评其父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
    
      民国政客兼诗人梁鸿志曾有名言云: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龌龊,一是政治,一是女人的×,但男人最喜欢搞。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孙博士”之称在国际上甚是流行,有人指出,孙文一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孙中山1892年以最佳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毕业,有文凭而无学位。有传言,这可能是Dr.(医生)一词的误译。他是医学院毕业生,也行过医,老外叫他Dr.没错,但和“博士”到底还是不同的。
    
      1923年,时年42岁的冯玉祥与28岁的李德全举行了婚礼。婚礼仪式非常简单,礼毕后全体来宾不分职位高低,均在南苑街头摆设的长桌旁入座。每桌四个菜及馒头、小米粥。四个菜即肉炒白菜、炒鸡蛋、炒豆腐及半只烧鸡。次日早操,冯将军偕新妇骑马来到操场,向全体官兵作了介绍,并要求大家可以称夫人的姓名,但不要称太太。
    
      胡适有一首无题诗:“隐处西楼半已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思意,为恐东厢泼醋瓶。”据说在1923年,胡适和浙江女师学生曹佩生相恋,并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胡适向妻子江冬秀坦陈了一切,并提出离婚。但江女士坚持不从,并且持刀威胁,最后胡适不得不让曹堕胎,并让她到美国留学以平息这场风波。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每周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到3点,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见怪,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1923年,北大建校25周年之际,朱务善等人作了一项“民意测量”,题目是“你心目中的大人物是哪几位”。被访者大部分是青年学生,结果年轻的教授李大钊排第9位,在他前面的有列宁、孙中山等人。
    
      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
    
      1924年,泰戈尔由徐志摩等陪伴游杭州,并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拜晤了陈三立。两位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的。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欢迎演讲,其热情之洋溢让人发毛:“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徐志摩更是万分崇拜,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胡适也与泰戈尔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等则攻击甚力,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也是略带嘲讽:“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而《纽约时报》甚至在1924年5月15日就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未免太心急了一些。
    
      颜惠庆曾历任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及驻外公使等职,手段圆滑老到,辩才也甚好,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有一次,颜与记者会谈,一个小时里颜说话占了45分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者非常高兴,以为必定有料。待伏案起稿时,却想不出颜究竟所说了些什么。颜虽无话不说,七拉八扯,其实言之无物。这也正是他的看家本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但梁启超却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邵力子悼念孙中山的挽联:“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孙中山病逝北平后,吴稚晖受孙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教育国民党高干子弟。学生20余人,其中就有蒋经国,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吴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干的事。日后,吴在会上大发感慨:“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1925年,蒋经国在北平曾跟随吴稚晖读书,吴稚晖还曾顶着压力把蒋经国送去苏联。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跑去劝吴搬到成都。吴本来就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不满,现在他看到连蒋都对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信心,火气更大:“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
    
      梁启超子女九个,竟有三个成为院士。其中,梁思成(建筑专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忠是火箭专家。梁启超的继室王桂荃与外孙闲话家常时,曾经妙语评价三个儿子:“你们二舅思成学建筑,要造房子;四舅思忠学军事,免不了要毁房子;房子毁了,埋进地下,三舅思永又要去挖地底的房子。他们一造,一毁,一挖,三个人都出在一家,你们看多有意思。”
    
      梁漱溟对梁启超非常尊重,认为任公是对自己一生影响较大的几个人之一,对其评价极高:“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桂植是个老名士,风流倜傥,曾做过中国驻菲律宾领事。他卸任后回到广东,曾应岭南大学之邀前去演讲。刚上讲台,学生看他长袍马褂,以为古董,不合新学口味,都不加注意。桂植聪明人也,一开口便是惊人之语:“我是一只老夜壶了,可是这只老夜壶也曾经用花露水洒过的。”意思是,我虽旧学出身,却也受过新文化洗礼。学生大笑,遂用心听讲。新学之盛,如是。
    
      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说这话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
    
      高君宇赠给石评梅的一张照片上题有:“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1925年3月5日,高在协和医院病逝,安葬在陶然亭,墓碑上便刻有这句诗。1928年石病逝后,与高合葬。1952年陶然亭修建公园,周恩来指示留住高、石的墓地,并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于是决定前往。
    
      鲍罗廷是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时由苏联派到广东的顾问。一时间广东人崇俄风气过甚,将俄国顾问奉若神明。1925年李宗仁前往广州,敦促国民党北伐,对广东崇俄的风气大为不满。李在鲍宴请他的欢迎会上讽劝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俄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
    
      陶成章、章太炎等组织的光复会素与孙文不合,陶更是在财务问题上抓到了孙的把柄,两人结下梁子。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派年仅24岁的浙江青年蒋志清(介石)安排谋杀。1912年1月14日深夜,蒋携同光复会黑道人物王竹卿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射杀陶于病房。吴稚晖后来写“蒋总统年表”时,说陶要谋刺陈,破坏革命,“公(蒋)怒杀之”,嗣后,蒋辞掉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德文。陶一死,孙文便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1925年9月,蒋介石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讨伐陈炯明,结果被围。蒋惊恐万状,危急时刻,准备吞枪自尽,陈赓见状夺下蒋的短枪,大声道:“校长气短!”蒋哭诉:“我何以回广州,只能杀身成仁以报中央!”陈斥道:“为丢一个师而自杀,这划算吗?我们有黄埔军,训练好了军队再来打!”说完,背起蒋,穿过人丛,找到一只船后将蒋救回广州。
    
      1925年,王实味和胡风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两人成为同班同学,后来却命运各殊。
    
      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刻板守旧的;时刻面临的失踪和牺牲,也使婚姻家庭难以稳定。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者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托洛茨基曾做过一个判断:“陈独秀不是理论家。”
    
      郑超麟评价中共“四大”时的几位核心领导人: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从学生群众走向工人群众的先锋,多次罢工的领导者,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蔡和森是旅法勤工俭学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勤工俭学运动,也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瞿秋白是“五四”文化运动参加者,北京名记者,聪明,博学,在学生群众中有地位。彭述之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陈独秀被捕后,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20年秋,李大钊同张申府共谋发展新同志,两人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闯将刘清扬。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张申府认为自己1925年退党并非意气用事,“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说,“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
    
      有一次郑超麟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忙于北伐,不以为意,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半个月后,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有一次闲聊中,罗亦农对周围人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且言之凿凿,消息源自莫斯科。
    
      毛泽东回顾他的北大经历时,曾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1926年4月,上海市市长危道丰著文反对刘海粟雇用人体模特,说:“先生愿以金钱势力,役使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君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位之人也,而禽兽之不若矣!”4月17日,《申报》发表了刘海粟的《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予以反驳。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主持人介绍:“请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三次见到列宁的瞿秋白先生作《关于如何做好北伐战争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请大家欢迎”。瞿秋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听众:“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讲毕,走下讲台。全场千名听众愕然。瞿整个报告二十六字,比主持人介绍词还少。
    
      中共“五大”召开时,汪精卫突然要来演讲,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去墙上的旧标语,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在正中。汪精卫上台时,掌声雷动,比陈独秀享受的分贝还高。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陈独秀的地位。郑超麟回忆瞿在上海的住处:“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1926年,徐志摩在《晨副》上撰文道:“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差不多同时,陈西滢也在《现代》第63期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对此,鲁迅在《无花的蔷薇》里评论道:“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他推荐的十部著作包括:胡适《胡适文存》、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古史辨》、郁达夫《沉沦》、鲁迅《呐喊》、郭沫若《女神》、徐志摩《志摩的诗》、西林《一只马蜂》、杨振声《玉君》、冰心的《超人》。在文后说明中,陈西滢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同时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等虽好,但“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清华教授朱自清也在游行队伍之列,当他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躲避之间,朱被人挤倒,此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朱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写道:“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苦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朱自清很为自己“三一八”当天的表现觉得可耻。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自觉已无法收拾,匆匆赶到执政府,对段祺瑞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据说当时段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李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若不能,我便撤你,换你,枪毙你!”也有人说段闻之详情长跪不起,后终生食斋。
    
      朱自清说:“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李鸣钟)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在悼念刘和珍烈士的追悼会上,周作人作了一副对联:“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和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并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章士钊说:“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据报道,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提到段祺瑞,不能不说“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写下了流传长久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但段祺瑞在事件中的表现却堪称人性闪亮。“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自己没有房产,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并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和抵制袁世凯称帝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段祺瑞临死前,写下“八勿”作为遗言,信哉斯言,内容如下:“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1926年,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写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
    
      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吴清源回忆说:“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段看吴还只是个孩子,就想欺负他,最后却被一个毛孩子赢了,于是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再也没有出来。但最后还是如诺给了吴100块大洋,送他去日本学棋。
    
      鹿钟麟追随冯玉祥近40年,因其人足智多谋,故有“鹿小鬼”之绰号。正是他带着弁兵20人,将溥仪赶出了故宫。他将溥仪带至后海甘石桥的醇王府邸,突然拔出枪来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鹿遂与之握手为别。
    
      闻一多在《唁词》一诗中写道:“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盛着他固然是好,泼掉了更有用。……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
    
      1926年9月,张季鸾开始主笔《大公报》,并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成为《大公报》20年生机的命脉。
    
      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的运气》一文,猛烈抨击军阀张宗昌及其部属潘复,当天深夜即被宪兵逮捕。就死之前,林白水给女儿写下一份遗嘱:“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谈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次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白崇禧素来自负,敢作敢为,连蒋介石都让他三分。而杜月笙作为上海青帮首领,也是万人畏惧。1927年3月,白崇禧作为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抵上海东郊的龙华,来到杜的地盘上。杜想投机革命,亲自前往求见白崇禧。白崇禧不屑与黑帮头目为伍,于是拒不理睬。有人说:“杜曾捐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有功。”白说:“他捐四万八,革命军可以还他五万,名器不可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冯玉祥平生读书甚勤。担任旅长时,冯驻军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 “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周作人看到一则《争看女乱党被裸胸问斩》的报纸消息,大怒道:“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对于这种看光着膀子挨刀的民众,他甚至觉得孙中山开口闭口讲三民主义也“实在迂阔得可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1927年3月8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上,张灵甫、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日后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们站在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有五个,他名之曰五个魔鬼:第一个鬼是帝国主义,第二个鬼是军阀,第三个鬼是买办资本家,第四个鬼是国民党右派,第五个鬼是“戴季陶鬼”。鲍罗廷说:“自杀是怀疑的结果,而戴季陶这个人连自杀都怀疑,所以他是个最大的魔鬼,也是共产党的敌人之一。”
    
      戴季陶是民国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才智过人,文笔优美,曾被蒋介石称为“笔杆子”,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还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史馆馆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等职。戴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但旋即成为强硬的反共中坚。他生性多愁善感,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逢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
    
      1927年,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已是草木皆兵。此时,任教清华的王国维虽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处,说王国维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众人寻到颐和园排云殿鱼藻轩,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水中有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淤泥中,而后背衣衫尚未全湿——正是王国维!
    
      王国维的学生刘节记载颐和园一园丁的现场说法:“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尤未湿也。”家人从其口袋中寻出4块多钱和一纸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第三子王贞明)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反对,住进协和医院,施行割肾手术。不料,所割除之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尿血症也未见康复。于是医生又说病因在牙齿上,拔取牙齿七枚,而尿血症依旧没好转。医生们只好又改称毛病在饮食,把梁饿了数日,尿血症更甚,最后溘然长逝。虽未被西医救起,然而临死前,梁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
    
      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义无再辱”的遗笔自沉后,梁漱溟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蒋介石掌权后,多次要吴稚晖出山。吴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吴一生有许多官衔,但多是虚职。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倒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并未到职。
    
      1927年底,蒋介石娶宋美龄而舍陈洁如。与其说蒋与宋美龄联姻,不如说是同江浙财团联姻。据载,蒋介石为了与宋家挂钩,在孙中山去世后,一度还曾向宋庆龄求婚。宋庆龄在一次与斯诺的谈话中披露了这件事,斯诺在文章中写道:“孙文于1925年逝世后,蒋介石透过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就一口回绝了。”
    
      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我们的今天》一文,以表革命、爱情两不误之意:我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从今开始我也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深信人生若没有美满姻缘,一切都无意味。所以,革命应当从家庭开始。我们今天结婚,就是为了建筑我们两人革命的基础。
    
      结婚前蒋介石曾登报声明: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称“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云云。蒋、宋婚事,党政要人争送厚礼,而李宗仁认为:“我们革命军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因此,唯独蒋的拜把子兄弟李宗仁没有送礼。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了安庆惨案。郭沫若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讨蒋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介石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80岁的外交总长伍廷芳逃出火海后,坚持登上“楚豫”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几日后,伍在陈炯明的炮火声中因惊愤成疾,亡故于广州。孙得到噩耗时,伤心不已,对左右说:“陈逆叛乱,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
    
      陈炯明死后,吴稚晖写的挽联是:“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叶德辉最后一次向世人显示他的存在是1927年。当时北伐军胜利推进,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戏作一副对联给农协:“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尖卡傀”。竟然骂农民协会是杂种、畜生,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之东西。农民兄弟自然饶不了他,将这个不与时俱进的大地主给结果了。
    
      “前门送走老虎后门来了狼,齐燮元赶走卢永祥呀,又来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接着又是孙传芳,走马换将,鸡鸭鱼羊一抢光!”军阀混战时期,瞎子阿炳经常如此自编自唱。这也是一介草民的历史观。
    
      一次吴稚晖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谈笑,他毫无架子,所以人家也不知道他就是吴稚晖。忽然一个人认出了他,说:“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老?”他说:“无锡老头子,面孔都是一样的,你不要看错人哟。”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称,“独裁制度是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破坏者”“无论在开明或黑暗的独裁制度下,它最大仇人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重新铸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独裁制的结果,是使“国民成为绝无思想的机械”。
    
      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执全国出版界之牛耳。张元济任商务总经理。商务系股份公司,不明真相的人却以为是他的私产。社会上还谣传他女儿出嫁,陪嫁就达银元30万,所以他一直是绑匪心中的大肉票。1927年,几名绑匪劫持了张元济,索赎金30万。几经周折,弄清楚张的经济情况后减为4万,最后以1万赎出。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为农民办的学校。他在礼堂前撰写一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还有一副对联是他赠新安小学同志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28年,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慈禧墓和乾隆墓。孙东陵盗宝的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要求严办。孙见形势严重,于是多方设法,打通了宋美龄的关节。他送上一批稀世珍宝,其中有慈禧凤冠上的特大珍珠。抗战期间,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将此珠缀在鞋上,使白宫总统见了都大吃一惊。同时,孙又把乾隆墓中的九龙宝剑和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送给了蒋介石,蒋还特意找文物专家鉴定真伪。送给宋子文的是慈禧头枕的翡翠西瓜。送给孔祥熙的是慈禧鞋子上的宝石。阎锡山、徐源泉等高级官员也都各有所赠。如此这般,孙大盗竟化险为夷。
    
      周淡游是蒋介石读书时候的换帖盟兄,也是介绍蒋认识陈其美的人,故蒋之飞黄腾达与之有莫大关系。蒋回故乡奉化,发现盟兄已逝,墓修得非常简陋,旁边却有一座非常豪华的坟墓。蒋介石打听到那是贪名甚著的南京军需署署长朱守梅为其父所修,然后就找到朱,不动生色地问他修墓花了多少钱。朱唯唯答道需五千钱,蒋就问朱借钱五千以修周先生墓。朱只得自掏腰包为周修墓,并在旁边修建了纪念碑和庄园。
    
      清华早期实行军事化管理,早操尤其抓得严。张岱年192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因成绩优异,可以免试直接升入师范大学。但他慕清华之名,报考了清华,并被录取。他刚到清华报到入学一两个星期,觉得受不了早操,幸而师范大学的入学期限还没有过,他就退出清华上师范大学去了。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之时,因安徽大学闹学潮被蒋介石召见。刘在去南京前便发牢骚:“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一见面,刘便称蒋为“先生”,而非“主席”。蒋不爽,大骂“无耻文人”,并以治学不严为由,当场拘押。
    
      刘文典先生上课时,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顺便说了一句“鲁迅当时也参加了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一笑置之,也无人发问。
    
      1928年5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国民政府希望护士等学者出来做些建设工作,胡适提出三项要求:“一,给我们钱;二,给我们和平;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1925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潮,许寿裳去任校长,就职演说用的是英文。徐其实并不擅长英文,事先拟好了讲稿,背了好几天,演讲时还是结结巴巴的。
    
      1928年10月8日,天津《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闸北太阳庙文安坊内,有年轻妇女尹王氏,于昨日傍晚骑乘自由车,在大统路一带大兜圈子,更有多数工人随后拍掌胡调。四区巡长么万钧正率警在该处检查行人,以尹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遂命将尹连人带车拘送至区署,经署长判罚5元以儆。
    
      1928年末,北京东珠市口开明戏院,杨小楼邀当时京剧名伶言菊朋、高维廉、俞鳞仙等人及女演员新艳秋,合演《长坂坡》和《霸王别姬》。由于这在北京是第一次男女演员同台演出,开明戏院里座无虚席,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也一同前去观看。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有一次冯正准备吃晚饭,《大公报》的徐来访,于是邀他一起用餐。菜是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徐铸成问冯:“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来没有?”冯用筷子一指火锅,笑着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看徐不解,便以讥笑的口吻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失利了。我屡试不爽。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说罢,放声大笑。
    
      华罗庚幼年家贫,经常辍学。多年以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学数学设备简单,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而已。1929年,华罗庚19岁的时候染上了极其可怕的伤寒症。由于没钱根治,导致左腿残疾,他走路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戏称自己走路是在做“圆与切线的运动”。
    
      1929年,上海大中华、百合影业公司摄制完成古装宫闱历史片《美人计》,这是中国第一部古装宫闱历史片,改编自《三国演义》,由朱瘦菊编剧,陆洁、史东山、王元龙、朱瘦菊联合导演,总计拍了24大本。但因耗资过大,公司竟没有捞回本钱。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厘定官员薪级。冯玉祥当时任军政部长,级为特任,月薪800,公费1000。冯认为太多了,只要200,余款1600捐充图书馆费用。其实国府委员乃是拿钱不做事的官,800一月还有人提议要加薪。冯知道后说:“日本人出兵山东,没有人敢说句话。我们连猪也不如,猪吃了主人粗糙饲料,还生肉长毛!我们凭什么要拿主人许多钱不做事。”
    
      1928年,蒋介石夫妇到开封会晤冯玉祥。冯玉祥夫妇率各机关公务人员往车站欢迎,冯带头高呼:“欢迎蒋总司令来领导我们!”“欢迎蒋活财神来救济我们!”他称蒋为“活财神”,含调侃之意,同时还暗示河南很穷,不要指望河南向南京交纳钱款。
    
      1929年,陈寅恪在《北大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1929年,张宗昌挟直鲁联军总司令之威,进入北京,先杀《京报》社长邵飘萍,继杀《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以威慑批评军阀的北平新闻界。各报对暗杀行为敢怒不敢言,唯《世界晚报》成舍我以头条大字新闻揭露军阀。成当晚就被捕。与邵、林被捕当晚即被害不同,那天正好是张娶姨太太,无暇顾及杀人。成舍我夫人求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保救。经孙说情,成得免一死,由张的副官持名片押解,名片上写“送去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也回以“收到成舍我一名”。
    
      张宗昌本是一介武夫,数学学得极差,人称其有“三不知”:不知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不知腰里有多少银子,不知房中有多少小老婆。据说此人爱好诗文,还出过一本诗集,这首《咏泰山》就是他写的,不知是真是假,如次:“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真是个天才!
    
      1923年秋,张作霖派郭松龄到张宗昌部校阅部队,实则要遣散张宗昌所部。郭到后便大挑其刺,张憋了一肚子气,对着参谋长骂郭“真是个傻”,不意恰巧被郭听到,就质问:“你在骂谁?”他反应敏捷:“傻是咱的口语,不是骂人。”郭愤然道:“我操你亲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搞得张龇牙咧嘴。
    
      刘玉章,老粗也,却也不失为至性之人。有一次部下认为不公,有怨言,他挺身而出,大骂道:“我爱你们,我是鸡巴,你们是鸡巴毛,拔哪一根我都疼,我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都是他妈鸡巴毛给我下去!”这一骂,将部下骂成了下部。
    
      张宗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周转不灵,军饷发不出,部下闹,他大骂:“混账!王八蛋!发不发饷能闹吗?我爱你们,我是嫖客,你们是婊子,嫖客会欠婊子的钱吗?饷会发的,都他妈的婊子给我下去!”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蒋的中原大战。阎、冯两部预定在豫、晋交界处的沁阳会师,以求一举聚歼驻河南的蒋军。谁料想,冯的参谋在拟制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泌阳”,正巧河南南部的泌阳一地,与沁阳相隔百里。结果冯部误入泌阳,贻误了聚歼蒋军的有利时机,使阎、冯联军处处陷入被动,一撇之误,导致反蒋失败。
    
      北伐时,孙传芳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得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曹聚仁说吴佩孚是山东蓬莱的秀才,在北京城外摆过测字摊,“他的学问再好也是有限的”。吴佩孚向秦德纯解释易经“亢龙有悔”,亢即过也,离开了法度,一定会陷于悔。他举张勋为例:“段合肥继袁项城掌握北洋兵权,门生故吏遍中国,假如其公忠体国,一秉大公,则直皖战争就不会发生。但合肥后来闹参战借款、扩充军队、铲除异己,就是‘亢’;我们挥师北上将其摧毁,就是合肥的‘悔’。”
    
      1928年7月15日,胡适谈《贞操问题》:“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失身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娶一个被污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何区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吴宓恐离婚有损名声,想娶两个老婆,以此求教于陈寅恪。陈告诉他:“应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陈先生在美国初识吴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开始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1928年,唐生智派出代表宴请胡适,想请他出山。胡坚辞不就,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这样勾搭我,是没有用的。”
    
      徐志摩为《新月》所写的发刊词开头引述了两句话,一是《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二是雪莱《西风颂》中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28年2月,李叔同因政界失意,在杭州灵隐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后到浙江慈溪伏龙寺做客师和尚。次年,他把一生诗作精心挑选,认真誉写,汇编成册,藏于高柜中。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史良、邹韬奋、沙文汉等人屡上伏龙山拜见法师,希望能将诗稿付梓,但遭到弘一的断然拒绝。于是丰等人就用食物贿赂一个叫小玲的小姑娘,叫她帮忙把诗稿偷了出来。这姑娘年方8岁,深得法师疼爱。丰把弘一法师的每首诗都配了画,由邹负责,交商务印书馆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书名为《护师录》,并将新出的集子及稿费18700元邮寄给弘一法师。法师十分恼火,写信把丰臭骂一顿,使丰再不敢上门。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据说对西安事变他晚年心生悔意,说自己对不起蒋先生,后来中共再三邀请,终不履故土。
    
      1991年5月,邓颖超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正在纽约的张学良,邀他回大陆来看看,信中有云:“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张学良回复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话虽如此,但终未踏上故土半步。
    
      1932年6月,汪精卫指责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其时汪精卫民族气节犹在。
    
      金岳霖谈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
    
      王国维号“观堂”,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号“彦堂”,三人均为精研甲骨文的名家。后来郭沫若在日本潜心钻研甲骨文,自号“鼎堂”,其意就是表明自己要赶追王、罗、董“三堂”。
    
      曾约农在长沙树德中学兼课时,养有一只狼狗,高大威猛,他天天带着狼狗安步当车前去教课。讲课时,此犬就蹲伏在讲台旁边,对着学生,一动不动,宛若文殊、普贤菩萨法座前蹲伏的狮虎,据说课堂纪律颇好。
    
      陆征祥四度出任外交总长,正是他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也使其外交理想彻底破灭。退出外交圈后,陆皈依基督教,入布鲁塞尔圣安德鲁斯修道院当修士。一次,国民政府驻日内瓦国联代表颜惠庆专程去拜访这位老上司。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此时的陆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简直和街上穷困潦倒的老人没有区别。颜马上拿出钱送给陆,陆婉言相拒,称自己立誓安贫从教,如收钱也将交院长。1949年1月,陆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1929年春天,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谭延闿偶然向唐生智流露了自己的为官心态:古人所称“允执厥中”的“中”字是第一要诀,此外还有个“混”字是第二要诀。谭死后,胡汉民送去的挽联是:“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在眼中。”
    
      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罗颇有一些抱负,开始招收女生,淘汰了一批教授,大量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当时蒋廷黻正任教于南开大学,颇有名望,罗有意请他,遂亲赴天津。而蒋在天津住惯了,不愿走。罗左右搬不动他,只好耍无赖:“先生若不去清华,我就不走了,一直坐在你家。”说完就坐在蒋家熬了一夜。蒋被搞得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去清华。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志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这话让胡适极为不受用。
    
      沈尹默大师多寿,84岁才谢世。他做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2000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蛛丝精楷。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教授张弓在报刊发文,指北大教授郭绍虞所著《修辞学》一书,系抄袭他的旧作。郭闻之,乃在津报登大幅广告,列举两书之不同,说明绝非抄袭,最后称:“君名为张弓,亦不应无的放矢。”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了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无一天中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共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自称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京各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北大的学生年纪一般都比较大,而且书生气十足,老气横秋;师大由于是免费入学,所以生源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辅仁大学学生比较严肃,没有恋爱气氛,像座和尚庙;只有清华和燕京比较让人满意,学生青春活泼,家里又有钱,毕业又大多留洋,是择婿的最佳选择。
    
      北大洋教授和土产教授的收入区别很大。金克木回忆说,有一位40多岁教师讲的“公共英语”,此公讲得飞快,下课铃一响,一句话还没说完,抓起书就冲出门去,转眼不见。原来这位教师没有留过洋,只能做讲师,拿不到教授一堂课两块钱的兼课费,只好多兼课,忙得像京剧角儿赶场一样。
    
      陈立夫对林育楠说:“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这帮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陈独秀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朱德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陈认为朱德曾是国民党员,还是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的成员,且结了四次婚,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罗家伦去职后,阎锡山派乔万选去清华做校长,却被师生坚拒。1931年蒋介石将吴南轩提拔为清华校长。吴声称“奉党国命”,要“恪遵蒋主席整顿学校意旨”以治理清华。他一上任就独断专权,受到师生一致反对后,竟然携学校印信和重要文件,跑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妄想依托外国人维持校长地位,后被革职。
    
      潘光旦在清华时说:“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
    
      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去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酷刑。但他每次醒过来,总是这样一句话:“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别的一概不知。”临刑前,李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绞死李大钊的那个巨大阴森的绞刑架,还是段祺瑞政府刚刚从德国引进的死刑工具。李受刑22年之后,解放军进北京,一支小分队迅速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寻找绞死李的那个绞刑架。现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它被列为001号文物。
    
      李大钊一生节俭,疏财助人,妻子又卧病在床,致死家人竟无钱为他买棺殓尸。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因无钱下葬,遂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1933年,李大钊逝世六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10元。在上海的鲁迅捐了50元,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五四”时期,他的朋友是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后来分了手,陈走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他的朋友变成了周佛海、李达、施存统、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后来又与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庐隐丧夫后一度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常常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还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开口求婚,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轰出门去。后她在师大附中教书,认识一个清华学生比她要年轻十几岁,颇负异才,庐主动架起丘比特箭,与其结婚。
    
      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蒋光慈找到南国社主任田汉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于是,田汉把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他。两个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喝了一点酒后,兴奋地对吴说:“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上一辆出租车开到吴似鸿的学校里,把她的行李一股脑儿地塞上车子,拉上吴就去他的家里。当晚,两人同居。
    
      1930年10月,“革命加恋爱”的创始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理由是不参加组织生活,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夏志清说“他确实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其实蒋是很大方的一个人,据亚东书局的人说:“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吃、吃、吃,大家吃!’”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18岁时,羡慕侠气之士,改号蒋侠生。北洋时期,愤而想当和尚,又自号“侠僧”。1922年第一次署名蒋光赤,“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暴徒耳”。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鲁迅则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蒋光Z。
    
      有一次,沈从文去北京香山的小屋中去看丁玲和胡也频,发现二人生活实在拮据,除了一张床,别无值钱物件。后来连雇来的奶妈也因主人太穷而换主。尽管如此,二人依然浪漫,往往是胡去山下买东西,两人反复吻别后,丁还是奔去与丈夫同行。回来时,两个人会跑到什么地方去疯玩一阵,像一对小男女。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徐悲鸿与宜兴望族18岁少女蒋碧薇私奔。蒋家觉得很不体面,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小姐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他人起疑心,还在棺材里放了石头。后来徐悲鸿遇到了女学生孙多慈,而蒋碧薇则给时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写了一大堆情书。
    
      徐悲鸿与蒋碧薇结婚时,二人各写一联以表心志。蒋写的是“言出必行,行必不改”;徐写的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还是泰山经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二人之殊,实如谶言。
    
      傅抱石和夫人罗时慧都爱好绘画。结为夫妇后,傅对罗说:“你我对书画都是半瓶醋,你要是把你的半瓶醋倒进我这半瓶,我可能就不再是半瓶醋了。”罗领会丈夫深意,从此不再写字作画,一心操持家务,让丈夫全身投入绘事。傅果然有精进,直至与齐白石齐名,号称“南傅北齐”。
    
      徐志摩出国之前即在北京见过林徽因,那时徽因尚小,但已经很动人。林徽因欧游,梁公子(思成)去送她,她还是两个小辫在头上甩来甩去的。蒋百里说:“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很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了尤物,到世界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此时恰遇徐志摩,于是“好极,好极,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成就了一段佳话。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执意请老夫子梁任公证婚。梁任公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梁令娴,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赓的夫人。与志摩爱上才和王赓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郁达夫说:“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
    
      一个徐志摩的段子:徐诗人好动,近于顽皮。有一次半夜,徐乘兴去看梁实秋,见其窗尚有灯光,便想吓他一下。徐突然把门打开,谁知,徐拔腿便跑。原来徐看到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从一个单人沙发上受惊跃起!其时,梁某已在楼上熟睡,受惊的是楼下的一对男女和徐某人自己。于是,徐转身朝另一位单身朋友家走去。徐从后门溜入,径自登楼,看寝室黑黝黝,心想吓他一吓,顺手打开电灯,不觉又失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着两个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踉跄下楼跑回家去,乖乖睡下。曹聚仁调侃说,“这位诗人,才知道黑夜并不如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弘一法师曾作诗《春游》:“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有一个叫翁端午的苏州人,人风流,善推拿。陆小曼常常要翁为她推拿,后翁又教会陆吃鸦片。这样,两人一会儿上下其手,一会儿吞云吐雾,连旁人都看不过去。然而徐志摩仍以赤子之心为娇妻辩护说:“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罗襦半解、妙手摩挲,这是医病;芙蓉对枕,吐雾吞云,最多只能谈情,不能做爱。”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胡适论《信心与反省》:“我们近日之所以还要郑重指出八股、小脚、扳子、夹棍等等罪孽,岂是仅仅宣扬家丑?我们的用意只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脊梁上驮着那二三千年的罪孽重担,所以几十年不十分自觉的努力还不能够叫我们彻底翻身。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历史的知识上获得一种坚强的信心:三四十年的一点点努力已经可以废除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还不够使我们更决心向前吗?”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补充说:“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鲁迅说:“……所谓‘黄祸’……那时候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去做欧洲的主子。……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碍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1931年9月,胡适曾写诗曰:“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胡适就在那时打算从权门清客成为政坛要人。
    
      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并邀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2月8日,爱因斯坦给蒋介石发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他摆出了三条反对国民党的理由:一、现在的国民党正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却只知敛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三、全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却步步退让。
    
      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老友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陈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1933年,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在监狱与陈独秀见面,两人谈笑风生。刘对陈说:“你伟大!”陈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刘向陈索字留念,陈命笔赠刘一副对子:“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1月,刘从黄山归来,再去探监,以《古松图》与陈共赏,陈触景生情,为画题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一些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立即处决”。陈作为要犯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在沪宁车上,陈酣睡如常,一时传为佳话。陈获刑13年,后减为8年。来狱中看望陈独秀的人很多,胡适和他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往迎接的林语堂说:“今天天气真好。萧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见到这么好的太阳!”不料萧伯纳答道:“不是萧伯纳有幸在上海见到太阳,而是太阳有幸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南京市民张钧霖想开办一家婚姻介绍所,呈请内政部立案,内政部批斥不准,理由如下:“我国婚姻素重媒妁之言。媒之言谋,妁之言酌,合二姓之好,正人伦之始。历来为媒妁者,率亲戚故旧,未闻以媒妁为职业,等人道于驵侩。至于周礼设媒氏之官,所掌皆国家之法令,所司如现今之登记,自由政府筹统一之办法,决非人民所能私自仿效。且现在男女订婚,以当事人自行订定为原则,又岂能执途人而与之为媒,使之任介绍之责?……”总之,“揆之古义,按之新制”,概不批准。
    
      1931年,一家报纸发起“如意郎标准”征集活动,结果搜集标准共八条: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若和蔼。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三、高尚的人格。四、丰姿潇洒,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服饰洁朴。五、对于女子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七、没有烟酒赌等不良嗜好。八、有创造的思想和保守的能力。
    
      20世纪30年代,胡适有“五鬼乱中华”之说,五鬼者——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之类。李泽厚认为胡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都极其浅薄,如“五鬼”之说,“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
    
      戴望舒喜欢上了一个名叫施绛年(施蛰存的妹妹)的女学生,因为自己长得丑,所以追得很苦,迟迟不能到手。有一次,戴望舒把刚写情书误作诗稿寄了出去,却把诗稿寄给了施小姐。报馆编辑接到情书后,看写得文采飞扬,情感浓丽,遂照发不误。这件事使施家很是羞窘不安。施小姐一方面觉得面子攸关,另一方面也为戴的诚意所感动,最终和戴结成伉俪。
    
      杜月笙曾对一知己说,自己就是河浜里的一个泥鳅,先要有1000年修行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能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做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譬如说我们两个都垮下来,你不过还是你的鲤鱼之身,而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了。”
    
      潘光旦脾气好,遇事好商量。在一次清华迎新会上,话题说到“世界上最丑的东西”时,就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乃是潘先生的牙齿(潘吸烟多年,满口牙齿黄得发黑)。潘光旦毫不动怒,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的确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
    
      1934年,周作人作五十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得号“苦茶先生”。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一次鲁迅和曹聚仁、林语堂等聚餐,林借着酒劲讲了一个笑话:他留洋回来从广州下船时,看见码头上几个工人正用粤语谈天,他便故意凑上前去,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搭话,唬得那些人愣住了,他就得意地走了。林讲完又哈哈大笑一番。没料到鲁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登时愣住。
    
      鲁迅与林语堂本是朋友,但因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两人就渐行渐远了。有一次,一位友人在上海大观楼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转天写了一篇《天生蛮性》登在报上,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对其成见之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真是好雅量,只是鲁一个也不原谅。而后来陈丹青谈鲁之相貌:“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冯友兰1933年游历英国后,发现英国人惯于将传统改造一番,“旧瓶装新酒”,认为是其一大优点。“中国常有一些人用这句话嘲笑讽刺一些改革不彻底的事情。我想,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有什么不可以?”
    
      闻一多在《论郭沫若的学术精神》中说:“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国民党元老林森自称一生有“三好”和“三不”—— “好佛”“好古瓷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食素”。林偏好风景,捐资修建了庐山山道,并在路旁修建了不少石凳,并且在每条石凳上刻上“有姨太太者不许坐”字样。林森和林夫人成婚虽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恩爱弥笃,素来讨厌纳妾之人,固有此古怪之举。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蒋廷黻与翁文灏、吴景超等著名学者弃学从政,进入官场后,胡适曾用杨万里“在山作得许多声”的诗句,劝他们回来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蒋廷黻说: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事已去矣”。这多少有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况味。
    
      革命第七(12)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曰:“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做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去世前,曾著有一篇文章,油印了几份分寄给朋友,论及世界局势,他认为:“此次若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班上有个叫做张兆和的学生,虽然长得黑些,但不失为一位美人。沈从文爱在心里,毫不顾忌地写了一封信给她,单刀直入说“我爱你”。张不胜其扰,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却大赞沈是个天才,并言沈对她“崇拜到极点”。沈最终抱得美人归。后人问及何以被沈攻破芳心,张一言以蔽之:“他信写得好。”
    
      谭延闿接人待物非常谦恭圆滑,喜怒不形于色。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以谭为内政部长。一天,某湘籍人士向孙力言谭不可靠云云,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孙未置可否。避在后室的谭延闿、胡汉民均听得清清楚楚,谭始终面不改色。之后胡汉民非常钦佩他的“休休有容”。人家说他久居官场,靠的就是一个“混”字,而谭自己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还说过“混之用大矣哉”,于是在他死后,上海某小报登出了一幅对联:“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1930年,蒋梦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甫一上任,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开始重振北大。
    
      1936年2月,蒋介石与竺可桢单独谈话,希望他能“允任”浙大校长一职,竺表示“尚须考虑”。经过慎重考虑,特别是与蔡元培等人一再商量,竺才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但有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得到允诺后,竺走马上任,没想到一干就是13年。
    
      竺可桢在《常识之重要》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
    
      竺可桢在浙大任校长,深受师生的爱戴。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一项。竺感到在联欢会上来个“训话”,实在不妙。于是,他在讲话时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巧妙遮掩过去。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课前两分钟,陈总会笔挺地走到黑板前;下课铃一响,话题正好打住。为此陈的讲堂经常爆满,而且前几排总是挤满了女学生。
    
      潘光旦和罗隆基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批评罗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反唇相讥:“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1923年4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先生曾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饭毕,侍者过来收费,郁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他。朋友非常诧异:“郁兄,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呀?”郁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一下它!”
    
      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梁写诗一首:“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梁漱溟自称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从事于乡村工作。
    
      丁文江生活极为规律:睡眠必须8小时,在外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不喝酒,却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中浸20分钟;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嘱咐他赤脚有效,他就常年不穿袜子,穿多孔皮鞋,在熟朋友家就赤脚聊天。所有科学化的原则,常人往往难以坚持,但丁终生奉行,且不顾别人骇怪。
    
      丁文江厌竹,1935年他写道:“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咏物以言志也。罗素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1933年,在回答《东方杂志》关于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时,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柳亚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他还特意编了一首《新生活歌》:“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转移风气,同声应,纲乃正,教化明,复兴民族新基础,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1935年,上海有妓女10万,相当于妇女人口的10%。当时上海有10%—15%的人口患梅毒,50%的人患淋病。1927年,苏州、北京、上海军队、警察中性病的感染率是35%,商人31.8%,一般人19.5%。
    
      1935年,23岁的朱生豪在上海担起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重任。直至1944年,朱译《莎》10年,贫病交迫,心力交瘁而死,时年33岁。在写给朱清如的信中,他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1935年秋天,长征途中的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而《大公报》上陕北红军的消息,均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所写。于是毛与范开始书信交往,彼此称兄道弟。毛还发电报说,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后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举行欢宴,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谢觉哉在其《文集》中回忆长征:“有人喜欢说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煮皮带如何艰苦等等,谈起来有点使人色变。……翻过一架雪山,不过几十里,鼓一把劲就走过去了……草地比较长,要走几天或十几二十天,但是我们有准备……没有听说哪个单位没有干粮。真的像传说那样,干粮袋是空的,那倒毙的岂止一人,何况那时还要打仗。”
    
      鲁迅在《隔膜》写道:“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1935年,罗念生与梁宗岱在北京一见面,便就新诗的节律问题进行辩论,结果因各不相让,竟打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罗回忆说。
    
      吴稚晖在《官气与洋气》中说: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忍气、下气;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大发脾气,又要小气。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特地走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但章与此三人却至交适中,秘密就在于章的“无争”。但有一人之“无争”更甚于章氏,那就是黄兴,因此章说:“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20世纪30年代,上海妇女杂志《玲珑》介绍一个舞女的生计:房租25元、饮食30元、应酬20元、衣服54元、供给家用(此系虚账)200元、储蓄25元,按月总计支出354元整;每日工作5小时分得舞资洋8元半,按月总收入255元整,收支相抵尚欠款99元整。李欧梵点评说:“此种欠款如何解决,哑谜而已。”
    
      梁实秋的“雅舍”座落于山城重庆北碚。梁回忆道:“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在当年雅舍的聚会上,谢冰心是常客之一,并给主人留有题词:“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一位临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之后,在刀枪环布之下,瞿秋白手挟香烟,缓步走向二华里多外的刑场。作为《国际歌》的翻译者,他用纯熟的俄语,沿途唱《国际歌》……到达刑场,他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便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瞿秋白狱中留言:“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连豆腐都留恋,可见其恋世之深。
    
      瞿秋白绝笔:“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瞿秋白是“龚(定庵)迷”,他认为定公的诗意义含糊,正可利用来表现我自己的思想。他曾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句“忽闻大地狮子吼”。他在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而且把“莫抛心力贸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
    
      1936年,艾青出狱后回家。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在他父亲的意识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 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一次,唐生智请蒋介石检阅部队。乐队鼓乐齐鸣,金号金光闪闪,把蒋介石的坐骑惊得一跃而起,将总司令掀翻于马下,使蒋大出其丑。素来迷信的唐就此放出话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的关。”搞得李宗仁等人大笑其迂。
    
      戴笠是浙江江山人,其地盛产火腿。戴有一次回家,一买几千只,送何应钦400只,送蒋介石4只。如此送礼,深得送礼之妙。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评价胡宗南: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有一副对联讽之曰:“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中正不正”。
    
      1931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癖匚盅纤嗾蚓仓取?rdquo;
    
      九一八事变后,一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时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
    
      九一八事变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被日本关东军扣押,软禁三个月后,他不遵母命,投降日本,任伪奉天省长。据传其母为他送饭,碗底暗藏大烟膏一块,试图让他吞烟自尽,以保全名节,可臧还是把碗送回了。其母失望至极,投缳自杀,以身殉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拉拢张宗昌,但张毅然从东京返国,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召开记者会宣布:“咱家可不会钻烟囱(做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蒋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举国大哗,蒋决定让张学良来充当替罪羊,便对张说:“你我现在同坐在一条船上,忽然狂风大作,船不稳,必须跳下一个人。是你跳,还是我呢?”张会意,遂出国。
    
      傅斯年说:“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另两件是世界大战、俄国革命)
    
      1931年底的一天,留学法国的艾青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法国醉汉走过来,向他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艾青好像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转年他便回国,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改绘画为写诗,有诗句:“为何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朱湘虽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多种文字,却无处就一教职;虽然在文坛上负有才名却无处发表它们。1932年夏去职后,他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1933年12月5日凌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他喝下半瓶酒后,纵身投江自杀,其地点就在李白投江时的采石矶。
    
      弘一法师填写的骊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1932年初,林森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实则无一点实权。时人对林森的挂名主席不无讥讽,南京一家报纸就公开出联征对,上联为:“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不久,便征得下联:“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易君左是当时的一个文人,曾著《扬州闲话》一书。
    
      费正清描述上海的惨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环卫车每天早晨在马路上捡走已死亡的女婴,因为溺杀女婴对许多穷苦人来说似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城市里只好靠工部局来履行其收敛的勤务了。”
    
      费正清来中国后,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成为朋友。他似乎对梁启超更感兴趣,并对其评价极高:“梁启超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譬如说美国的律师和政治家埃利?胡鲁特、小说家海明威、哲学家兼教育家约翰?杜威和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合在一起的作用。”
    
      1928年前后,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逝世前,曾撰联自挽云:“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1933年1月,由陈蝶衣发起组织的“电影皇后选举大会”共收到选票数万张。明星公司的胡蝶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一届电影皇后”,第二名为陈玉梅,第三名是阮玲玉。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住宅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死前留言“人言可畏”。消息传出,上海10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先生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到海外考察,代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夕,上海《大晚报》呼吁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因此而暂行停止,并把77岁的萧伯纳称为“和平老翁”。
    
      1933年,溥仪的弟媳跟着一位厨师,卷了3万多元钱从伪满洲国逃到关内。结果,中华民国的法庭把她缉拿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
    
      针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何香凝长叹道:“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梁寒操《题南京鸡鸣寺》:“在甚么地位说甚么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梁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储安平在《观察》发刊词中说:“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民国金融界流传曾流传一则民谣:“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此四人分别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财政部长。
    
      1933年,王宠惠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会上,日本代表问:“你是代表南京中央政府呢,还是东北满洲国政府?”王答:“我代表贵国所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   
    
      冯玉祥因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争斗而隐居泰山。日本情报部门头子土肥原贤二数次拜访,冯玉祥根本不予理睬。土肥原也是个固执之人,往往一坐就是数小时。一次,土肥原知道冯生活俭朴,常年以大饼为食,便故意带大饼前往充饥以示同道。冯先让他枯坐了两小时,自己却独自看起书来。又过了两小时,冯对土肥原说:“今日精神不佳,请改日再谈。”即令卫士送客。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蒋廷黻认为,中国近20年的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文人在一处不得志,往往群集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1935年,韩复榘视察临沂县,审问一个仇杀案子,唐姓一家民国14年(1925年)被王家杀死6口,民国19年(1930年)唐家复仇,又把王家杀死7口。韩稍知大略,便问唐家:“你家有多少人?”唐家说,有11口。韩略假思索说:“把姓唐全家全部拿下,一律枪毙!”县长一旁说:“主席,王家也杀人了。”韩说:“民国14年我还没来做主席,王家杀人我管不着。民国19年我才做山东主席,唐家敢于乱杀人,那是不成的。”吓得县长没敢做声。此事近于传奇,不知是真是假。
    
      1935年,东北军一个团长高福源被红军所俘,受到优待,主动要求回去宣传红军抗日主张。高回去后向当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说明了红军的诚意。经高穿针引线,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内秘密会面。一夜长谈之后,双方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当即以私有的2万银元支援红军,随后张又送法币20万。
    
      张申府早年毕业于北大,初读哲学,后改数学,据说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张在清华教逻辑学,课堂上常宣扬反蒋言论,听课的学生很多,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有学生赠他一幅漫画,画上是两个人同时举手枪朝张射击,题曰:第三党。张曾在1925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张说:“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因为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是我要说明,在认识邓先生以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最后他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张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他奋斗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没能够逃脱“被斗”的命运。
    
      张国焘回忆:“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
    
      鲁迅《算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鲁迅称郭沫若式的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成纯文学家了。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川中军阀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商讨内战后安靖之策。然拥兵者各为私谋,纷纷不决。书家赵尧生甚为不爽,戏书一联贴在门外,拂袖而去:“‘善’无如之何,‘会’放狗屁; ‘后’来更不了,‘议’个鸡巴。”
    
      吴佩孚喜欢养鸟,尤其是下野之后,日日以逗鸟自娱。1935年,日本特务头目土肥贤二原登门拜见吴,请其出山。吴托辞不出。土肥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死心,一语双关地说:“笼中之鸟,困于斗室,若不投林,终此一生,岂不悔恨。”吴顺手抓起一只画眉,置于掌上,只见鸟儿呼唤跳跃,终不愿飞开。土肥原见状,深知吴决不肯出山,只得怏怏而退。
    
      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吴佩孚做五十大寿时,将领和政客们纷纷送厚礼,当时还算其下级的冯玉祥却只送去一坛清水,以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阎锡山面目复杂,他深谙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抗日初期,他一方面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他说:“中央军、共产党、日军,我们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
    
      冯玉祥最恨部下吸烟。一次到一幕僚房内,闻烟味甚浓,便以八股声调朗声诵曰:“您的屋子,又薰又臭,又臭又薰,既薰且臭,既臭且薰,薰而又臭,臭而又薰,薰薰臭臭,臭臭薰薰,亦薰亦臭,亦臭亦薰。”念毕一言不发而去。
    
      冯玉祥反蒋失败后居住泰山读书反思数年,1935年下山到南京后,白天走进主席府,却手持点燃的灯笼,见旁边的人惊奇,便连连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1936年10月,鲁迅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此时距鲁去世不足半月,依然一个也不原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曾写过三副挽联,其中一联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孙伏园挽鲁迅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孙时任《晨报》副刊编辑,鲁的不少作品都是经孙所编辑发表的。此联甚恰。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清末才子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1931年,溥仪瞒着陈宝琛潜往东北。出于对故主的眷恋,陈跟踪而至,但在郑孝胥的排挤下,陈已失势。被逐出东北时,陈泣不成言,只说“愿皇上保重”。1932年伪满成立,陈又前往东北探望溥仪,与友人对酌时作一对联曰:“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岂察外犹强。”讽刺日本入侵者。
    
      1935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师陈宝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他给溥仪的遗折上写道:“衔悲以入地。”
    
      1936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的《我之奋斗》为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之一,并作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1935年冬,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开枪打死了阴谋策划政变的孙传芳。施剑翘的父亲,山东省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于20世纪20年代被孙传芳杀害,枭首示众。剑翘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得手。打完三枪后,剑翘自己打电话报警,投案自首。入狱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多方努力,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和舆论对剑翘的同情与支持,对她做出了特赦决定。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有人拿华北的“汉奸三大王”,比做科名里的状元、榜眼、探花:状元是王克敏,榜眼是王揖唐,探花是王荫泰。
    
      张学良以敢作敢为著称,其做派连戴笠也为之胆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见戴,就问:“雨农,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西安这样大的行动,事前竟丝毫没有察觉。”戴回答说:“对副司令我们不敢做特务工作。”
    
      张学良胸怀坦荡,用人不疑。骑兵团刘桂五是东北军中的神枪手。张学良临潼拘蒋,就是用他打头阵。为了使刘熟悉地形并认识蒋介石,张头一天便带了刘去华清池见蒋。张托词说刘一心想抗日,自己说服不了,请委员长亲加教训。刘后来回忆说,副司令胆子可真大,把我介绍给蒋后,径自去邻室和蒋的左右闲聊,竟不怕我告密!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仲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道:“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至遭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也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得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曾引用李白诗《塞下曲》中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长江黄河流域海拔四千米处不但无夏也无春秋。
    
      戴望舒代表作《雨巷》为叶圣陶赏识,始发表于《小说月报》。叶称赞其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由此得“雨巷诗人”雅号。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甚恰,曾被收进《英国谚语》。
    
      唐人卢纶《塞下曲》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写诗质疑道:“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但也有学者说:“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个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锁铜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对于议政,周作人说:“有话未必可说,说了未必有效,何况未必有话。”
    
      鲁迅熟知其弟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叫三弟周建人转告他:“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1932年回北京省亲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但大哥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曾多次引用《东山谈苑》一典: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在晚年他更是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激赏不已,并多次表示“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1938年,已经随校南迁的叶公超回到北平,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周作人说:“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还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叶听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不禁愕然。
    
      1936年12月8日,叶公超写下了《鲁迅》一文,对鲁迅作了全面的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其中有:“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回国之初,曾被闻一多戏称为“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陶希圣说叶“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叶公超曾对学生讲:“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
    
       1937年2月,孔祥熙由南京政府派遣访英,作为特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私邸设宴为孔饯行,孔在席上要蒋颁给他文职最高勋章,以增加他当特使的体面。蒋便对旁边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说:“何先生,你就关照一下,给孔博士颁勋章吧。”勋章颁发,受勋者须有功勋。孔凭空索取,蒋即口谕照办。何认为:“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国音字母,大多是从陈望道那儿学来的,而陈又是从吴稚晖那里学来的。有一次,吴与国语学家王璞为了国音字母的事争辩起来,各不相让。王气急,拍案大骂:“王八蛋!”吴缓缓站起,说:“鄙人并不姓王!”
    
      吴稚晖生活清苦,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住在小旅馆,像个土老儿。他在北京时,有人送他一辆人力车,他就拿锯子将两条长把手锯掉,搬到书房里当摇椅!在陪都重庆时期,他住在一家小商店的后房,睡在一张双层的木板床上,房间又黑又小。蒋介石到那里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
    
      曹聚仁说,一个瘦诗人若再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一定会经常闹牙痛,甚至离婚。郁达夫和王映霞便是一例。郁瘦得可怜,王却丰满,结实,也妩媚。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于是瘦诗人和胖美人闹翻,郁还特意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缉拿逃妇王映霞》,开头一句便是“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据说郁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正合卓别林大师所言:“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
    
      郁达夫《乱离杂诗》之一:“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范爱农性格倔强,脾气古怪。鲁迅诗云“白眼向鸡虫”。最后被排挤得穷极而死。周作人哀范爱农诗曰:“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生,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何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顾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块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他的朋友钱穆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熊十力通脱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他家拜访,正巧他在沐浴,让朋友进去,熊坐在澡盆里与王谈话,颇有点魏晋人风度。废名亦是怪才,十分尊重其同乡前辈熊,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他争执不休,有时双方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扭打,废名往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两人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
    
      有一次,熊十力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将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称为“三圣人”。熊的学问做得很出色,性格却怪得出了名。他说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发生了争论。熊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乘梁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1933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辛亥革命后,旧派人物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此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他的好友曹禺,鲁迅愿意在自己的寓所里会见巴金。巴与鲁见过面,但那通常只是在宴会上,巴还从来没有去过鲁的家。现在,这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家中拜访兴奋不已。19日早晨8点,当巴同他的两位好友曹禺和靳以来到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主人却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约定等候他们,鲁迅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巴金成为其中的一位抬棺者。他后来说:“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1936年5月,巴金在散文《忆》中忏悔道:“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充满了黑暗。”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所有作品重新读了一遍,称赞道:“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吴湖帆嘲讽汉奸梁鸿志、吴用威曰:“孟光轧姘头,梁鸿志短;宋江吃败仗,吴用威消。”
    
      1932年,程砚秋(字玉霜)收荀令香为徒,时人以联贺之:“玉润霜青,辉映程门三尺雪;砚池秋水,平添荀令一分香。”
    
      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对毛泽东的诗词不以为然,认为连“薛璠体”都不配称,却对其散文作品充满肯定:“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徐志摩紧追林徽因时,妻子张幼仪正怀着身孕。一听说张怀孕,徐便说:“把孩子打掉。”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要求林徽因“许他一个未来”,林徽因乖巧地回绝了,并说:“你能帮我扛心里的重担吗?它会像千斤重担压我一辈子。”但徐依然不舍,追问:“就为了成就那虚无飘渺的道德?”林答道:“道德,不是枷锁,而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最后加上一句——“我不是没有来,只是无缘留下。”
    
      梁实秋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梁、鲁对骂多年,梁更被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帕咳舸恕?
    
      梁实秋为鲁迅写的简历中有这样一段:“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梁实秋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梁实秋说:“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抗日期间,梁实秋躲在雅舍大写悠闲文字,被人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梁实秋说。
    
      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
    
      1938年,为使《鲁迅全集》顺利出版,鲁迅昔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邵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和林徽音在山西五台山中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在这一天,历时八年的中日战争爆发。
    
      蒋介石《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牺牲”二字继续发挥:“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汪说得很动情,后来却第一个投降做了傀儡。
    
      西安事变时,国民党军政大员住城内的“西京宾馆”,蒋介石住城外的华清池五间厅。12月12日清晨事变起,东北军捉蒋,西北军捉中央大员,邵元冲跳墙逃跑,士兵喝止,开枪,弹自股部打进,送医不治。陈诚据说是躲在地下室的一个面粉箱里,有记载说:“某大员被搜出,面粉满头满身,极狼狈。”将他捉到的是杨虎城部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宋讽刺说:“军人嘛,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这样藏在里面,成何体统?”陈羞愧难当。事后,杨虎城训斥了宋文梅:“抓人就是抓人,说那些话干什么?搞人身侮辱也不是军人所为。陈诚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你一言既出,传到他的部将的耳朵里,他以后如何为将?我们抓委员长,不是为了个人私怨,而是民族大义。”
    
      陈诚退居台湾后,晚年甚是消沉,曾对赵耀东说中国官场就是忌才。连李敖也被他找去谈话,其言也哀,可见他心中仍有不平。 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解禁后,有人安排他与陈诚之子陈履安见面,但陈不见,陈或是秉父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介石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作为大独裁者,蒋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
    
      蒋介石视西安事变为奇耻大辱,每年12年12日,日记上都记上一笔,12月15日则记说是脱险的日子,然后就写些反省感谢上帝之类的话。
    
      一次,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面向蒋介石忠告: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否则人心思治,后果将不可收拾。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能多用压力,多压可能发生激变。而蒋大发雷霆,训斥邵书生气十足,不识时务,不安内怎么能攘外呢?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邵十分感慨地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委员长当时能接受他的意见,毅然改变做法,又何至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杨荫榆早年留学美国,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古怪。20世纪30年代任北平女师大校长时,因开除激进学生而制造了“女师大学潮”。由于鲁迅等人的口诛笔伐,杨无法立足京城,返回家乡苏州中学任教。其时,杨已年近花甲。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苏州中学被迫停课,杨赋闲在家。1938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杨买菜途中目击自己的女学生被日本宪兵轮奸并残忍杀害,悲愤难平,连夜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于翌日清晨闯进日本驻苏州领事馆,要求日本人惩办杀人凶手。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忆及杨荫榆之死:“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1937 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战,这也是八年抗战中最为惨烈的战役,历时3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死伤5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70余万人,伤亡达10余万人。“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说。
    
      “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内主战主和莫衷一是。淞沪之战开始后,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电报军情云:“日人所放之炮乃空炮。”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则云:“日人放炮半小时,各处均遭袭击,损失甚重。”两军电情大异,延误用兵。
    
      曹聚仁说:“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8年5月9日,日军16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抗日战争期间,驻守热河省城的庞大军队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一枪未发就全军逃窜。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127个人的日本骑兵小队……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说,日军当着祖母强奸未成年的孙女,当着丈夫奸淫其妻女,都是最普遍现象。一个南京少女藏在不到两三尺高的天花板夹层里,过四个月,居然躲过了浩劫。而他本人则躲在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一位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说:“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新闻’了。”
    
      日本兵冈崎茂回忆道,在南京,他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
    
      1938年8月24日的《大公报》报道:日本兵吉田在中国奸淫了302个妇女。占据扬州时,他去军部为他们特备的慰劳所寻欢,没想到他的第303个却是他久别的妻!
    
      汪精卫在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之时,大权旁落,心下颓唐,加之日军攻势日盛,便组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1938年4月,汪视察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
    
      1938年10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主战主和人心惶惶。陈嘉庚作为参政员从新加坡发来十一字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据说主持会议的汪精卫脸都白了。邹韬奋在回忆录中称这十一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汪精卫出走前一星期,去访问老蒋。蒋介石正感冒在床,见汪来,便叹口气说:“汪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时候接受投降的条件,连喝杯开水的自由都会没有呢!”汪氏一听,和平无望,走为上策。不久,蒋氏去西安督军,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日本公使有吉归国,汪精卫前往车站送行,还哭了一场。随即报上登了两首诗,讥讽汪氏,其中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伪送我情”一句。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褚民谊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据说其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褚担任汪伪“外交部长”后,周佛海曾语人曰:“外交部长,就是办日本一国之外交也,且由他去。”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死后,日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5吨碎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了。
    
      汪精卫客死在日本名古屋时,陈寅恪正在成都存仁医院看眼病,吴宓去探望时,“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诗曰:“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汪精卫早年曾经谋刺摄政王载沣,准备和载沣同归于尽,未遂被捕,入狱后作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义凛然。后经人营救出狱,追随孙中山。1938年,汪投敌叛国,有人在他这首当年广为流传的诗中每句前各加二字:“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做楚囚,恨未饮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后者出卖。杨被重重包围,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突然有个声音大喊:“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临死前说:“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韩复榘在抗日初期为保存实力而带头逃跑,致使京埔路正面大门洞开,日军乘虚而入。韩曾言:“如今这个世道我他娘算是看透了,没有枪,什么也玩不转。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咱们还不如一群要饭花子。”
    
      1938年1月21日到24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在浚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但韩始终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信以为真,刚下楼梯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韩知道不妙,想开溜,对那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往回走,刚迈出一步,枪声就响了。第一枪没打准,韩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这年,韩48岁。
    
      抗战期间,何兹全问其师陶希圣:“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抗战,汪则去谈和,是这样的吗?”陶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抗战爆发后,刘湘接受蒋介石所委任的第七战区司令,率部出川。1938年1月,与日军在南京接触溃败后,病死武汉。2月,灵柩运回成都。刘出川前可谓四川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国民政府命令成都百姓沿街摆列香案迎灵。川中人物刘师亮以垂危病躯写了一联:“有薪人如丧考妣,这件事要问神仙。”暗指刘湘既死,其下属亲信失掉了依靠和后台,如丧考妣;“神仙”是指江湖骗子刘从云,每有要事,刘湘必让他预卜吉凶。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急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所部徐昆匆忙下令放火,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三夜不熄,许多地方烧为废墟,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为息民愤,当局枪毙了徐昆等三人。1939年2月,张治中引咎辞职,离开长沙。
    
      孙连仲挥军血战台儿庄时说:“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光了,老子就来填!”
    
      张灵甫是抗日虎将,江湖上有两句话:三李(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不如一王(耀武)。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灵甫)。可见张是名将中的名将。他曾给家中兄长写信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张灵甫在战役中右腿曾两度被炸伤,在香港疗伤期间,见报上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之规定,不顾劝阻,重返战场,并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
    
      抗战时期,有记者问一个军人:“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张自忠实乃抗日第一名将,他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1939年11月23日清晨,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此时郁达夫正在新加坡,闻讯为哥哥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道:“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庆祝会上,作曲家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迅艺术学院100多人的合唱团首次正式演唱《黄河大合唱》。大河咆哮般的旋律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观众,人人都变得热血沸腾。在中国正受到日本侵略、人民奋起抗战之际,这首大合唱表达了压抑在黄河子孙心头的愤怒。冼星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空前的……”
    
      1942年3月,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1947年,王被杀害,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在他死后40多年,这些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
    
      青年书生王实味曾是“革命圣地”的明星,他写的壁报《矢与的》轰动一时,连革命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前去观看。“《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李维汉回忆说。
    
      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即被押往南京囚居。直到1936年,丁才逃离南京,随后经西安,来到陕北。丁到达保安后,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凯丰等都参加了为她举行的欢迎晚会。欢迎会后不久,毛问丁玲有什么打算,丁回答:“当红军。”毛似乎被感染了,随即写下了一首《临江仙》送给丁:“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左权曾留学苏联,学识丰富。有一次,左给学员讲射击原理,不少学员总觉得子弹打出去应该是一条“直道道”,不理解弹道的弧形原理。左便举例子说:“你们都看过顽童撒尿吧。他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众人点头大笑。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后,白崇禧看后深表赞同,并将此文浓缩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拿去给蒋介石看,蒋大为赞赏,即以此语令发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最高战略方针。
    
      1940年12月,毛泽东对从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说:不习惯蹲窑洞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可是全国人民不听他的。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的拒绝。吴还亲笔撰写一副长联,以表心志:“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确是吴的所为。
    
      民国名士吴獬曾写“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一联赠予吴佩孚。广平侯系指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名将吴汉。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如丧考妣。张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表现在: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第四,对中央所作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组织上的对立。”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于右任评价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张五十大寿时,于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学林旧人伍光建于抗战期间在沪上去世,张元济为他撰挽联曰:“天既生才胡不用,士唯有品乃能贫。”这大概也是张先生的夫子之道。民国初年,张即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每逢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一生廉洁,律己甚严。
    
      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陈香梅见到飞虎将军陈纳德时,仅19岁,而将军已经50岁了。有一次,她大姐陈静怡问她:“他很好,是不是?”陈香梅说:“他该得一个比‘好’还要好的形容词。”“那是什么字呢?”“哦,就像,‘伟大’,也许是。”这即是这段爱情的开头。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唐德刚在自传小说《战争与爱情》中描述:抗战时期,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Q、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即所谓“风月不忘报国”也。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几年后,冯玉祥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1939年,黄仁宇在成都中央军校聆听了蒋介石的演讲。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
    
      1940年,早已视死如归的陈独秀在狱中与妻子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抗战时,李达在武汉,周恩来派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表示:去延安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后来有人把这话报告给了博古,博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李受此奚落,辗转去了桂林。周恩来知道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能讲吃饭?李达同志这句话,就是表示无条件的意思嘛!
    
      冯玉祥对何应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称其为“人口丁”。冯主张对革命有劳绩的应作安排,何说:干革命不应讲劳绩。冯反驳道:不讲劳绩,为什么给总理修陵墓?蒋先生为什么当主席?你为什么当训练总监?我为什么当军政部长?
    
      抗战期间,有人报告冯玉祥说他的大公子冯洪国正和一个日本女子热恋,冯令人把儿子抓来,严厉训斥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正在遭受日本强盗的欺凌,你难道不感到痛心吗?可是你却和一个日本女人勾勾搭搭,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后经鹿钟麟、邓鉴三等人求情,冯洪国写了悔改书才算完事。
    
      抗战时,冯玉祥到重庆歇台子村居住,他穿着随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结果被不知就里的老百姓选为村长。一日,一个国民党上校强征粮草,遇冯阻拦,冯劝其到军需处想办法,不要扰民。上校大怒,冯遂出示名片,上校一看“冯玉祥”三字,立即回身就跑。冯笑言:“一张名片就吓成这样,如何能上前线。”
    
      胡适本有20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毅然出阁做了中国驻美大使。胡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一天,胡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中国大使邀请,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中国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胡适受蒋介石之请出任驻美大使,消息传出,日本方面倍感压力之大,有舆论建议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方可抵抗住胡适。此三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1939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在越南谅山休养时,胡愈之来访,马仍以抗日救国为重,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是没有把中国叫醒。”胡听了,亦唏嘘无言。
    
      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客厅里就挂着润笔单:“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一次,有人请他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走了样,毫无生气。那人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要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
    
      齐白石对大客户非常重视。据齐白石孙女婿说,每天早晨,白石老人吃完早饭走到画案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荣宝斋的订单?如果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张画就给荣宝斋。
    
      张大千曾率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传说张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了壁画一角。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对于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评论很多,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有祖传的王羲之《曹娥碑》帖,张母病危时,把他叫到病榻前,询问为什么很久都没有看见《曹娥碑》帖?张惶恐至极,因为此宝物被他赌博时输掉,早已不知辗转到何人之手。张生怕慈母赍恨以殁,自己将终身负咎,后悔不迭。恰遇叶恭绰与王秋斋来访,张述及《曹娥碑》之事,没想到叶恭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个么,在区区手上!”张大喜,表示愿重金购还。叶慨然说:“这是什么话!?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但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志。这碑帖是大千祖传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意欲一睹为快,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愿意将原璧返还,再不要说偿还原值或以物易物了!”
    
      徐悲鸿论张大千:“盖以三代西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淫浸其中,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
    
      1937年,赵萝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荒原》全文翻译成中文。若干年后,查良铮(穆旦)也翻译了《荒原》。有人问查:“你的翻译和赵萝蕤的比起来如何?”查说:“还是她译得好,你们应该读她的。”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辞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据说现在北大某教授,搞人类学研究的,愣把孟子从外文著作中翻回来,翻成“门修斯”。不学无术至此矣,有愧乃师!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见后大怒,认为是唐突了林黛玉,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但仅一个“潘”字还不足以让他想起自己是谁,藩于是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还是记不起来。
    
      抗战前,金岳霖与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氏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一次,陈诚与客人闲谈,说到某些大公馆如何富丽堂皇,宴客时一掷千金,陈顿时怒形于色,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何得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后来有好事者向朱家骅报告,朱气极败坏,大骂陈:“在我头上拉屎,欺人太甚!”扬言要找总裁讲理。又有人向陈诚劝告,陈说:“他读过杜甫的诗没有?‘朱门’是指姓朱的吗?他出头认账,很好!我就是要说给他们那帮人听的!”
    
      朱家骅任广东民政厅长时,认为女人乳房的自由是现代中国人所必须争取的自由之一。于是大力提倡“天乳运动”,惹得守旧的老广们大骂这个“外江老”败坏广东地方的风气。
    
      胡适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他曾气极败坏地道:“墨子简直就是共产党!”
    
      胡适曾笑言:“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马老果然生命力顽强,活到了百岁。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37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然是“教员”中最高档的,但仍属“贱物”之一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3月5日病逝,享年73岁。10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蔡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陈蝶仙在杭州西湖筑有蝶庄,因喜欢照镜子,因此廊门多置长镜。但楹联入镜,字作反形,颇以为憾,陈便取正反同形字为联以张之。1940年2月8日,陈卒于沪寓,62岁。曾自题墓联“未必频年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想必亦是豁达之人。陆澹安挽联云:“公真无敌;天不虚生。”朱莲垞亦有联挽之曰:“齐物逍遥,一夕仙踪圆蝶梦;儒林货殖,千秋史笔属龙门。”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他说当时快乐得把铺盖都忘在了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汪精卫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大意为: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当时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到了1942年3月1日,汪却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演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观点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
    
      张学良九十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1941年5月30日,重庆一帮诗人商定,每年这一天定为“中国诗人节”。参与发起工作的诗人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200余人。据说5月30日为屈原祭日。于在会上致辞说:“诗人为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可惜此节不传。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遂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抗战期间,在上海定居的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约请,情急之下打了一剂预防伤寒的针药,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0度,终得免。
    
      1928年,蒋介石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被蒋看中。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捉笔。1941年,周恩来托人传话给陈布雷:“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先生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1942年早春,蒋廷黻与陈之迈之间有过一次谈话。蒋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答:“我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说:“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陈闻之感佩不已。蒋自1935年开始从政,前后逾30年。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此话费正清写于1943年,当时他正在成都旅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蒋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1943年5月宋美龄寓居纽约,正好丘吉尔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有意促成宋美龄与丘吉尔的会晤,邀请宋到华盛顿参加午宴,宋托词早有安排。罗斯福为此将午宴改期,宋仍然拒绝了。宋美龄的真正用意是,丘吉尔应当移身去看她,她不能前往华盛顿去迁就丘吉尔。孔令侃曾对顾维钧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丘吉尔去拜访她比较合适。”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唯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唯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4年9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寓曾家岩张治中家,在渝之民主人士纷纷前去拜晤。当时章行严老先生也在重庆,他与毛可谓多年旧交,当然也要前往相会。谈判拖延,久久未决。章先生晤毛时,于手心书“走”字示毛,暗劝三十六计,走为最上。
    
      《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是个狷介的人物。1943年陈布雷亲自竭力劝徐加入国民党,徐婉言谢绝:“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历来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苏门答腊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中。事实上,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就一直受到日军的监视。职是之故,郁对自己最终可能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每年岁者,例作遗言,以防不测”。
    
      湖南多怪人,易培基即是一例。有一次,易的弟子陈子展来看他,一进门便听易说:“见到田老大(田汉)了吗?”子展期期不能作答。易又大声说:“田老大还是那么糊涂混蛋吗?”子展又默然。易氏于是大方言论,大骂湖南人,从王壬秋骂到叶德辉,说:“湖南没有一个好人!”子展从容说:“老师,你这一句话,倒没有例外!”易氏愕然久之,拂袖而退。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别有心得。据说马夷初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骆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2年,萧红于香港寂寞地英年早逝。后来,戴望舒来到埋葬萧红的浅水湾,为她题了墓铭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聂绀弩和“二萧”(萧军、萧红)都有深厚的交情。“二萧”婚变的主因是性格的不同,副因是第三者的介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他在一篇追忆萧红的文章中说:“我知道她是讨厌D?M(端木蕻良)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因此他劝告萧红:“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
    
      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多不胜数:杨振声、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浦江清、陈梦家、吴宓、冯至、沈从文、卞之琳、陈铨、金岳霖、雷海宗、潘光旦、陈岱孙、钱穆、梁思成、周培源、黄子卿、陈省声、肖公权、柳无忌、陈序经、汤用彤、贺麟、罗常培、魏建功、郑天挺、叶公超、钱端升、赵西抟、施蛰存、吴晗、林同济、楚图南、华罗庚、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尚钺、华岗、向达、唐兰、闻家驷、刘文典、姜亮夫、许烺光、余冠英……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学者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补贴生活。王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这部书的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
    
      闻一多有五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因而生活很窘困。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描述道:“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指闻一多)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闻会刻图章,好友浦清江专为闻挂牌治印作了一则小启,贴在一家书社门口。闻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有一次儿子闻立鹤说,你的图章这么贵,不就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听后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立鹤,你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的。”1946年,闻一多父子遭国民党特务枪击,父亡子伤。
    
      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有时会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学生讲点什么。金岳霖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只跳蚤。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他公然赞美“云土”为鸦片之上品,又因为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之称。传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元,他因留恋“二云”,甘愿留在云南大学了。后来李广田当了云南大学校长,对刘甚是尊敬,口必称“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
    
      海宁(王国维)自沉,任公(梁启超)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溥心畬谢世后,周弃子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畬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画完了。”
    
      刘文典乃谔谔之士,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当时就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当时,沈从文在联大中文系讲授语体文习作,当他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
    
      张奚若曾给国民党政府下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还说如果共产党是“赤匪”,那国民党就是“黑匪”,连“白匪”都称不上,因为“白”字太纯洁,有辱这个汉字。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且多为庚款留美学生,如: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
    
      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芩,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蒋又将担子压给了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甚至常年不到昆明。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身上。为了节省经费,梅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同意就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者“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1942年6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断然拒绝续聘教授刘文典,原因是刘为赚钱给人写墓志铭,远赴磨黑,结果耽误了两个月的教学。闻以“不足为人师表,违反校规”之缘由坚决拒聘,并修书一封建议刘留在磨黑做商人的墨客算了。刘只能离开联大另择云南大学,后终老于此。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朱自清是齐名的好友,但两者性格却大相径庭,闻似狂者,而朱则是一个狷者。狂者性急,狷者性缓。1942年下半学期,朱在联大中文系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实际选课的只有两人,乃是清华大学的王遥和季镇怀。前者老实,做笔记一丝不苟;后者潇洒,只带耳朵不动手。但是后来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学术领袖,一直以来传为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学生就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足球比赛,时间是正午12点,大家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球,就把午炮提前给放了。”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汪曾祺和查良铮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且都是校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成员,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汪小有名气后,有个报社记者想去采访他,他连连摆手:“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
    
      傅斯年身宽体圆,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也。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与毛泽东是20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毛泽东他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自己是功狗。傅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把20世纪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罗、傅应为第三代。
    
      陈梦家年轻时放浪形骸,颇有名士派头。有一天,陈和老师闻一多到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处休息,正坐在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陈蓬首垢面,敞胸露怀,有一老者走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
    
      有一次,闻一多写了一封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师生之间,老师给学生写信可以说“某某吾弟”“某某贤弟”等等,仅是客套而已。没想到陈却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
    
      闻一多带领学生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两个多月没刮过胡子,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了美髯公。有一天到石林旅游,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他看了十分满意,放大了挂在家中自我欣赏。等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把胡子剃了以明志。满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拇指,说道:“顶好,顶好!”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告诫大家:如果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邀请马一浮来任教,马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坚辞不就。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据说当年陈毅造访时,正遇马大儒午休,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懂得师道尊严,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
    
      在闻一多的形象里,离不开那个大烟斗。传说闻先生在西南联大讲唐诗,先不讲课,却掏出烟斗来问学生说:“哪位吸?”学生们自然不敢受用。于是,闻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20世纪40年代初是日寇在北京统治最严酷的时期。物价飞涨,一日三跳,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据说一分钱的钢镚儿因为根本用不上,所以都被扎两眼儿当纽扣使;而一元一张的伪币则被姑娘们折叠成纸花戴在头上。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张用过的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丏尊的遗书:“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说:“我们已经等了40年。”他的意思是俄罗斯人要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复仇,而不是去帮中国人。
    
      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事件,且有不少中国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一面电告中央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要求苏军严肃纪律。苏军答复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在德国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卢冬生曾同刘亚楼等一起赴苏联学习,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在1945年12月14日夜,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苏兵顿时慌张。当卢冬生又乘车上路时,这个士兵怕被告发,在后面朝卢开了枪。
    
      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里面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民国时,教授的流动性非常大,也非常自由。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曾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流动于杭州一师、扬州第十一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
    
      杨振宁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时,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旁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学期完了没考试,令学生就《离骚》作一篇报告。陈梦家讲《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感,使大家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生活自由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陈答道:“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论语》都说了。”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记载,西南联大时,钱穆、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同处一室,这四人能凑在一起,皆因“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闻读《楚辞》,吴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第二天一早,吴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钱感叹道。
    
      钱穆说,四人中惟沈有鼎清闲自在,还常常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就训斥他:“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
    
      沈有鼎人虽聪明,却不修边幅,上课独来独往,终年身着一件布满污渍的长衫,且勿勿走路,常常自言自语,钱穆说“其为人极可鄙”。沈的另一怪癖就是“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殷海光平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对殷海光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殷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殷海光:“我这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当时云南多鼠,潘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请夫人做成菜。随即邀来同事及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公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箸共食。然咀嚼再三,竟莫辨是何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笑答:“鼠肉。”此言一出,众皆欲呕。
    
      李宗仁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中信提醒他:“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呢?!”李闻此大悟。
    
      云南一土司家中饲养一只奇鸟,引来八方来客。国民党一位重量级人物于昆明公干完毕,慕名前来。进了门,举目四望,看见一只硕大的八哥站立在一个鸟笼的横木上。这位大佬觉得奇怪,笑问:“西南珍禽无数,为何专饲一只八哥,且置于大堂之侧?”土司微笑作答:“你若朝它低头鞠躬,便会知晓。”大佬朝八哥深深一拜,只见八哥纵身一跃,扬头言语,竟将一大篇《总理遗嘱》一字不漏地背诵而出,洋洋洒洒,丝毫不差;有标点的地方,还会停顿换气。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毛泽东没有理他。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号上举行。当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们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现场只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吵后,大家商定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一位已80岁的亲历者回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情景说:“胜利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做工,发现身边的监工总是窃窃私语,不久就集合开会去了,接着厂里的机器就陆续停了。门口军营守卫的日本兵不见了,然后就听到楼外卖报纸的小孩喊:‘号外!号外!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觉得肯定是小孩把戏。可又想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不是,于是就有个人说要下去买报纸,当他拿着报纸上来时是哭着走上楼的。他磕磕巴巴地念给大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厂子里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我根本没缓过神来。好像时间停止了几秒钟,但瞬间就像炸了锅似的热闹起来。年轻人把手里头的工具都给扔了,蹦了起来,压抑太久,蹦的那个高啊……”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将率部乘美军军机抵达南京,成为战后最早进入南京的中国将领。当飞机到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又联想到总理陵墓,“别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部长的陈绍宽被夺去官职,回到故乡。1949年福州解放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曾两次奉蒋介石之命请求陈去台湾。第一次被拒绝后,第二次朱绍良携带蒋介石邀陈赴台“共襄国是”的函件,再度劝驾,于是陈对朱说:“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朱见不能勉强,遂悻悻而归。
    
      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代总统李宗仁并无军政实权,他上台后下的第一道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就行不通。他不仅指挥不了京沪线上的汤恩伯,就连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听命于正在溪口的下野总统蒋介石。因此当时的国共和谈也只能是白谈而已。
    
      当年的桂系人物,以李宗仁为首,白崇禧辅之。李之于白,辅车相依,基本上是一个鼻孔出气。当年重庆曾流传一个灯谜:“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谜底便是“李白”。李者李宗仁,白者白崇禧。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
    
      张政烺,博闻强记,有“小王国维”之称。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古代史。张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往下巡视了一眼,整整三分钟没有出声,脸和脖子憋得通红。正在学生们为他着急的时候,张开口了,用他的山东腔说:“兄弟俺不会教书。”台下哄然。由于张的知识太丰富,又对学生毫无保留,以至一个学期的古代史,到学期结束,上古三代还没讲完。
    
      国共重庆谈判时,《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记述毛泽东:“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1957年反右时,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12月26日,毛生日当天,上海和重庆《大公报》同时发王影射“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的文章,遭郭沫若猛烈抨击。后来王被重重地算了一笔旧账。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6年,国共鲁南战役中,薛岳指挥失利,丢了两个师。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但陈的表现比薛还要差。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撤了薛的职,改易顾祝同统一指挥。粟裕在得知薛被撤职的消息后,欣喜道:“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
    
      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曹辛之有一个笔名叫杭约赫,看似有点洋味,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一诗中交代,这个笔名是长江船夫号子的谐音,在江边、山上、野外都可听见。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刘文采在家乡建学校征地,用两亩地换农民一亩地,用两间房换人家一间房。某位农民在学校地址上有10亩地,刘家此时最小的田契都是40亩,最后干脆用40亩换了人家10亩。那家人本来10亩地,是中农,没想到得了40亩,后来土改时被打成地主。
    
      1946年10月,马歇尔向蒋介石指出:“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你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蒋不以为然,他的计划是:摧毁共军应在8到10个月之内就可完成。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40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战事迫近,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解张伯苓去台湾,但张只是低头不语。张夫人便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见劝解无效,起身告辞。张伯苓送至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竟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解放前夕,于右任被蒋介石挟持到了台湾,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诗,为老友写墓志、墓表上,他日夜思念大陆,并写下了悲歌《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1949年1月29日,南京派飞机接大学教授,各校均列了一个名单,北大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开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杨绛回忆,20世纪40年代他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钱钟书溺爱之。为防备自己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钱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常常怕钱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1946年,钱钟书《围城》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很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杨绛回忆写作过程,则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的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位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个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得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老师此举也让其他学生大受鼓舞。
    
      1947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创始人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江苏江宁板桥镇之岱山。此公生前著有《政治情报学》一书。
    
      金岳霖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鸡,是云南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他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还到处搜集大梨、大石榴,和别的教师的小孩子比大小,输了就把梨和石榴送给小朋友,自己再去买,并乐此不疲。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说:“金先生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44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这话真像谶语。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司法部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法国18世纪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牙科学,而在中国,20世纪初牙医依然是走江湖混饭糊口的手工业者。1947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牙科医学会承认中国为其会员国之一,并邀请了两位中国博士与会。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账:“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百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0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据说黄炎培珍藏一幅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曾借去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但仅过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毛让身边工作人员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再致电,毛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命人小心送还,并对黄的再三催还评价道:“不够朋友够英雄。”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宣布:全国以汉奸罪被起诉的共30828人,其中死刑369人,包括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村和川岛芳子等人。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于南京。一天深夜,警察从贡院街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校长吴有训找那个学生来谈话,训导一番之后,提笔写了“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将其开除。
    
      解放第十(8)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年仅45岁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小城之春》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殷海光说:“一个人不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那样,就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中国人谈革命总带有很浓的打倒主义意味。”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傅与蒋介石有私交,蒋曾写信给傅,希望傅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而已。“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陈垣潜心治史,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不问政治,与历史无关的书籍,摒不寓目。1948年冬,北平被围时,陈有意读了许多新书,“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促使他思想大变的书中有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曾盛赞此书。蒋介石曾派专机要接一批著名学者去台湾,其中就有陈垣,但陈留下不走。他还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说那不是陈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陈寅恪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世道变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后,对弟子们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者台湾。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走的大都是中年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殷海光临终留下遗嘱,说生平所憾有四件事,第一件就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执螅改昀淳饷炊嗉柘眨芄敲炊嗳说墓セ鞴瓜荩芫∥游薨刖湓寡浴?rdquo;许多“后‘五四’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殷先生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冯友兰一生都与哲学有关,但他的生命历程却与20世纪动荡的中国一样,充满了坎坷与矛盾。为促使他转变思想,“组织上”曾派金岳霖去冯家说服动员,一进门金就大声问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待呀!”说着说着,两个人扑上去抱头痛哭。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
    
      台湾曾流传一则政治笑话:孙中山问:实行宪政了吗?蒋答:实行了。问:第一任总统是谁?答:是我。问:第二任呢?答:余右任(我又任)。问:第三任呢?答:吴三连(我三连)。问:第四任呢?答:伍子胥(吾子续)。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氏者,但胡只是摇头。劝得急时,他甩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给胡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李宗仁评价胡适:“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胡没有那“终使参差,苍皇反复”的脸皮,“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已在死亡的边缘,他勉强睁开眼睛,看着守在身边的三个孩子,握住坐在床边的夫人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在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名文《别了,司徒雷登》中,郑重颂扬了他,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许德珩挽朱自清说:“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河南安阳的考古图书馆里,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引起了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的兴趣。但他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他询问工作人员,回答是:“陈梦家。”Peter Hessler问:“陈梦家还活着吗?”回答是:“在文革中自杀了。”又问:“为什么要自杀?”回答是: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男女关系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
    
      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位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的著名医生,看到满身尘土的人民解放军为不惊扰市民而露宿街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宁愿血洒苏州河桥头,也不使用重武器,他感慨万分,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回不来了!”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充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傅病逝于台湾,生前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和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经常能向蒋介石要到很多经费,他也经常半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郭沫若在1949年9月24日写诗《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州,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巴金与冰心解放前就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二人均高寿,冰心享年99,巴金享年101。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事实证明他没有赶上,最终客死他乡,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做了邻居。
    
      王明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团长,1949年9月投降共产党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催竺可桢赶赴台湾。竺只身赴上海,准备见机行事。有一天,竺可桢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梁肃戎问阎锡山,蒋退守台湾后该怎么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
    
      在20世纪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解放后,陶孟和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据当时的负责人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20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7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在20世纪初,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清华,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1957年三人全部成了右派,又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
    
      1949年,贺麟决定留在大陆,但特别表明:“不公开责骂蒋介石。”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巴特菲尔德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
    
      解放第十(17)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毛泽东对胡适盖棺定论的一段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同光三老”之一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于是有人评论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李慎之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马寅初做北大校长后,每逢做重要报告时,总是笑容可掬地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这“兄弟我”,虽是老式的自谦,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陈独秀一生沉浮,晚景甚为凄凉。流寓四川,潦倒江津,在落魄的乡居生活中,有皖籍同乡程里鸣经常串门为他调治疾病,二人相交甚笃,陈曾写一联以示答谢:“美酒饮到微醉止;好花看在半开时。”
    
      1949年11月,在天安门前躬逢其盛的胡风写出了一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云: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传统艺人修养若此。
    
      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曾直接提携沈从文,使他从一个乡下人直接成为大学教师,可谓对沈有恩。解放后,批判胡适时,沈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有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四位学生评价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
    
      汪曾祺说,解放初期曾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识字。当时全国正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
    
      老舍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隙,只要喜欢均买来摆上。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玩,看了那满架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
    
      施蛰存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因此总爱光顾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逛旧书摊,碰上了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还差一元书钱。施于是掏出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另做车钱,让其满载而归。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上海刚解放时,周恩来向夏衍交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夏衍曾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
    
      黄炎培对新政权充满了由衷的赞叹,他有一题为《改造》的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柳亚子到了北京后,颇感失落,不免牢骚满腹。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首,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1949年4月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1949年春,徐铸成等一帮文化人自南方北上。一路行来,“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在烟台上岸,徐在一家书铺看到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等到了北平,他在六国饭店受礼遇时,又获赠皮面精印本的《毛泽东选集》一套。
    
      在1949年的政协讨论会上,张元济明确反对采用西历,理由:“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
    
      1949年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吴奇伟发言完毕,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举座皆惊。大概吴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的老习惯,于是脱口而出了。徐铸成说“此‘精彩’录音,定不能编入广播矣”。
    
      徐铸成在1949年的日记中感叹:“1928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21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1949年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高岗18分钟,陈毅5分钟,黄炎培11分钟,李立三16分钟,赛福鼎连翻译16分钟,张澜11分钟,程潜9分钟,司徒美堂(华侨代表)连翻译13分钟。
    
      1949年10月1日,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女记者杨刚在通讯稿《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中写道:“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他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杰出的戏子。”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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