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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政局的最新演变及反对派的策略(二)/曾节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2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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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节版)
     (博讯 boxun.com)

     中南海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于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后表现得愈发明显:五中全会前夕,《财经时报》和《北京青年报》出人意料地无视胡锦涛、李长春的封锁令,公开报道刘晓波获奖的消息;继而《潇湘晨报》、《南都报》等一批国内媒体,公开报道温家宝的政改讲话,完全打破了顽固派对温家宝的封锁;在胡锦涛的中办严令国家机器镇压诺奖庆祝活动、再次掀起倒退寒流的时候,去年紧跟胡锦涛强硬反对普世价值的周永康、吴邦国、贾庆林,出人意料地无一人跟进表态,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访朝回避(指挥镇压)工作,访欧的温家宝,甚至临时安排与反共色彩鲜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以推迟归国时间,抵制的姿态更为明显。而稍早时候提出“权为民所赋”口号、力挺温家宝讲话的“接班人”习近平,则默不作声...可以看出,坚持镇压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运动的胡锦涛一伙,已经在中共高层陷入孤立。
     为了挽回颓势保住权力,胡锦涛更加需要提拔和安插亲信,同时更多地耍弄法术和阴谋诡计,以保障其罪行和错误不被清算和追究。这就注定了十八大之争会更加激烈难测。
     顽固派的动作和法术在五中全会的前夕就开始实施:胡锦涛故伎重演,以打压零八宪章那种人人传唤、家中软禁的精细手段,对异议人士“防微杜渐”,高压“维稳”;对访民,则再行大扫荡;以成熟周密的特务治国手段布控,严防任何公开悼念赵紫阳的活动。
     胡锦涛还从历史垃圾堆中翻出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反人权、反法治极左教条,用作新形势施政指南,反映出其顽固抗拒普世价值、妄图笼络愚民,以集中力量将刘晓波等自由派民运异议人士当作敌我矛盾,施以更左更硬专政的险恶图谋(但可笑的是:胡锦涛的倒退讲话,居然被某些异议人士视为“政改信号”之一)。
     眼看掩盖刘晓波获奖的做法纸包不住火,胡锦涛一伙急忙祭出新招:五中全会的第一天,顽固派强令国内媒体统一口径,集体批判和丑化刘晓波,中共利用中国愚民民族主义昏热劣性,把诺奖委员会对刘晓波奖励,歪曲为“西方反华势力阴谋”,煽动愚民愤青对民运的仇恨;同时,冒险煽动和纵容民众上街反日示威,进一步煽动民族主义昏热,以转移民众和国际舆论对刘晓波获奖的关注,企图化解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宪政冲击波。
     某些个潜藏在美国民运阵营中的中共高级特务,先后在温家宝政改、中国人首获诺贝尔奖引发热烈关注的当头,煞有介事地跳出来大声疾呼关注钓鱼岛、竭力煽动民运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其人与中共宣传系统配合得天衣无缝,起了中宣部起不到的作用。
     更为阴险的是,在国外,中共通过披着民运外衣的战略别动队,不惜以人身攻击手段竭力诋毁刘晓波,继把零八宪章打成“中共阴谋”后,再次把刘晓波获奖编造为“中共安排”,中共海外势力利用某团体的局限性、利用某些民运异议人士的狭隘阴暗心理,与之结成反刘晓波反《零八宪章》同盟,借用之影响力,分裂民运、搞臭法轮功、抵消诺贝尔奖带给中国的宪政冲击波,情势表明:这些人已经挑起了新一轮民运激烈内斗和大分化、全面败坏了法轮功、严重破坏了民运和法轮功的反暴政盟友关系,起到中共起不到的巨大破坏作用。
     但是,中共顽固当权派此次耍弄法术,却未能竞全功:此次煽动民族主义昏热,虽然在国内一些城市制造了反日游行,但总体来说没有2005年及奥运会前那样成功;对此次民族主义煽情,中共地方官僚普遍持冷淡态度,政治局委员中,目前只有“唱红”野心家薄熙来积极跟进。如今国内的愤青、愤老的规模和狂热度,已经远不及2005年以前,这反映出民众的觉醒:在野蛮强制拆迁、征地、强迫结扎、强迫上环、高通胀、低就业、毒奶粉、毒疫苗、信息封锁、高压噤声等等胡记“特色优越性”的教育下,近年来国内民众加速觉醒,愤青愤老冲天“爱国”热情不再。
     中共当局所派出的、冒充海外民运、信仰人士的战略别动队,虽然利用刘晓波获奖大做文章,加剧了反对派阵营的分裂,但客观上对民运产生了大浪淘沙的效果,此次诺奖纷争,象一面反射灵魂的镜子,一些目光短浅、人品低下、嫉妒抓狂、丝毫不顾大局的民运人士,其丑陋的灵魂在此次分裂中暴露充分,其人显现的真实素质,让人们前所未有地看清了: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根本无能领导中国民运取得成功。
     在此次分裂当中,多数资深民运异议人士,如陈泱潮、徐文立、王军涛、张英、胡平、林大军、李志友等人,和国内的大多数民运异议诸公,能够放下个人恩怨、一己得失,顾全大局、主持公道,表现出成熟的民主社会政治家风范,由于他们坚守公正的立场,中共别动队利用刘晓波获奖、彻底搞乱海外民运的图谋迄今未能得逞。
     此外,由于多数民运异议知名人士秉持中道稳健立场,不为共特别动队反日煽情所动,中共顽固派煽点民族主义昏热,以在海外抵消刘晓波获奖影响的企图,至今亦未能实现。
     而中共顽固派始料未及的是:为抵挡诺奖冲击波而紧急压给别动队们的重任,迫使其透支表演,其向来对中共避实就虚,而集中力量对有为民运异议人士求全苛责、狠力挞伐、甚至赤膊上阵,大搞人身攻击,其紧密配合中宣部的可疑嘴脸,异常清晰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引发了广泛的怀疑和警惕。
     在党内,顽固派亦遭到开明派和求变派的抵制:胡锦涛企图于五中全会上统一思想“反自由化”的计划落空,其阻挡习近平进军委的目的也未能实现,顽固派和开明派和求变派之间的较量,陷入胶着状态。
     这种斗争的胶着,这从五中全会的内容和公报上可窥一斑,五中全会在国内官民冲突全面激化、温家宝政改讲话、钓鱼台事件、货币战、贸易战、中美冲突、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等系列重大事件背景下召开,却未能对上述事件做任何表示,可见中共高层在会上争执之激烈。
     五中全会公报不见顽固派惯用的强硬字眼,亦不见政改内容,却不起眼地带了一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见政改与顽固派的相持不下。
     五中全会之前,李锐、胡绩伟等二十三位政改派中共元老集体上书,要求宪政,但此次不再上书中办、而是上书吴邦国,可见其对胡锦涛之失望。
     五中全会的事前公报,并无增补军委的议程,但会上习近平突然加冕军委副主席,反映出胡锦涛十八恋栈遭遇强大阻力。
     中共顽固派与开明派和求变派斗争的胶着状态,为中国民运的成功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民运有望获得八九年之后的最佳机遇。
     但是,如果胡锦涛极权专政派抢在十八大之前战胜了开明派和求变派,成功复辟毛式一派独大、一人独裁,或民运未能把握新和平演变的历史契机,致使中国陷入分裂内乱,则中国民主化遥遥无期,而国家民族崩溃瓦解就不可免了。
    
     当此危机和机遇都双双巨大之际,民运如何化解危机、把握胜机?
     首先不要上中共煽动民族主义之套。须知中共的“爱国”向来是最虚伪的:中共出卖给缅甸的江心坡、出卖给印度的藏南、出卖给俄国(法理确认)的东北领土,相当于多少个钓鱼岛?
     再请问:钓鱼岛问题今天的被动局面是谁造成的?是谁有足够的实力,却放着钓鱼岛不去守卫,不去争讨、反让“小日本”从从容容地占领和建灯塔的?恰恰是中共当局!
     中共是最善于煽动民族主义以逞其奸的,七十年前,中共正是煽动并利用了中国人的抗日民族主义,转危为安,并最终渗透搞垮了中华民国政府。这次,中共又极力放大钓鱼岛问题,企图借之以转移专制统治危机。
     民运人士应该明白“攘外必先安内”的真理,要捍卫民族利益,必须首先瓦解惯以出卖民族利益自肥的中共专制,丢着中共一党专制不去抗争,去舍本逐末地争一个钓鱼小岛,完全是扬汤止沸;而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结束了党专制之后,一个真正代表民意的中国政府,才会真正为中国争夺钓鱼岛等领土的权益。否则,舍弃反专制的大局去钓鱼岛,结局是再次为中共所忽悠,钓鱼岛的权益也不可能争取得到。
     民族主义祸国的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当年蒋介石虚荣心发作,对中共讲诚守信,作出了“联共抗日”的民族主义决策,结果中共不仅“不打日军,专打友军”,还利用合法地位,大肆向国民政府安插共特匪谍、煽动国统区反美,最终将大陆中华民国渗透搞垮。本来,若国民政府拒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在当年国际形势下,照样能够将日本拖垮,而且还足以防止中共窃夺江山。
     民运人士亦须明白: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不一样,中国远没有亡国的危机,钓鱼岛问题亦非牵一发动全身的紧要战略问题。等到专制结束、宪政新政府站稳脚跟之后,向日本再行争讨亦未为迟;须知,时间在我而不在日本,日本是个严重缺乏生存空间的岛国,中国必然超越日本,中国只要结束专制政治,综合实力全面超越日本,是须臾之间的事;届时,日本既不敢、也无力不归还钓鱼岛。
     在历史上,日本一贯是中国的灾星、中共的救星,民运要汲取历史教训,现阶段千万不要再去纠缠对日问题,否则,就再次上了中共套,就是帮助中共专制延年益寿。
    
     那么,民运该如何瓦解中共一党专制呢?
     首先必须明白:暴力革命现在已不可取。一是现今根本不具备民众武装起义的条件和国际环境:现今中共政权的专制控制力,远非晚清可比,中共武装也未如满清武装那样地方话;现今中国没有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形成的暴力革命缝隙,在成熟极权的数字化技术的监控之下,不要说筹备武装起义,反对派自身就连私房低语都被窃听无遗;“井冈山”的年代早已过去,民众武装起义即便侥幸发动起来,在中共特种部队和高科技精确制导武器面前,无异以卵击石、驱民送死,只会徒然刺激中共国家机器的杀人兽性;再则,在当前反恐主题的国际环境里,民运若搞武装斗争,徒授中共“恐怖分子”、“恐怖组织”的口实,不仅得不到国际同情和援助,甚至会遭到外国政府的打压。
     有人认为可以发动解放军起义,并以武昌起义为例。这在理论上虽有可能,但迄今没有可行性。因为中共当局对解放军的监控,其严密程度是当年满清对新军的控制所望尘莫及的。
     暴力革命现今不可取的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暴力革命无可避免冲垮现存社会秩序,而当今的中国社会,秩序的自我维持力量——道德,已经全面垮塌,社会秩序全靠一个强权在勉力维持,这是不同于晚清、民国社会的重大差别!晚清、民国社会尚有儒家道德维系社会秩序,因此国家政权的崩溃不至于引发社会的崩溃,而今中国社会完全一个无道无德、笑贫不笑娼、假冒伪劣毒大泛滥的危机社会,其之所以还未崩溃,是因为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强权在勉强支撑,一旦这个强权被突然去除,而宪政政府又无法短时间建立的话(不可能短时间建立)信仰真空、仇恨空前的中国社会,注定陷入大仇杀、大抢劫、大动乱、大逃亡...的无底深渊,最终全民皆难民,国家民族彻底沦亡,更遑论建设宪政民主的新中国了。如果中国不幸而发生暴力革命,王力雄先生所著的《黄祸》,则决非戏言!明眼人从幼儿园杀童这样疯狂歹毒的惨案血泊中,不难窥见中国社会失序之可悲可可怖!
     其二,必须坚持朝野互动、里应外合的方针。古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结束专制的最便捷方式,莫过于专制统治者自身转变,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的经典。而且,要结束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专制,更是离不开统治者本身:由于共产党极权国家无一例外具有极强地对内镇压能量,因此民众的暴力革命几无成功可能,在极权国家机器严密地监控下,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的机会都微乎其微。
     迄今为止,除了红色高棉政权为侵柬越军推翻外,还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政权为外力推翻过,徐水良先生不厌其烦地举前罗马尼亚革命成功的例子,但实际上罗共政权并非亡于人民起义,而是亡于其高级将领的集体倒戈,倘若当年罗共高级将领象解放军将领不敢背叛邓小平一样、不敢背叛齐奥塞斯库,则罗马尼亚革命必然如中国“六四”运动一样,被剿杀于血泊中(至于为何关键时刻罗共将领和中共将领表现迥异,则是民族文化差异的另类话题了)。
     其他和平演变的前共产党国家,无一例外地未能绕开统治者让步之路,如,前捷克和东德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统治者,其变天看似完全由人民游行示威成就,其实前捷克和东德的极权政权,并非失去了镇压民众的能力,而是丧失了镇压民众的意志。当年面对本国汹涌的示威民众,捷克共产党政府集体放弃了权力,东德主席昂纳克虽然试图效法中国“六四”经验,调兵镇压,但国防部长、德军高级将领、众多党政高官甚至警察总长都坚决反对向同胞开枪,昂纳克顿时成了孤家寡人,被迫辞职下台。历史关键时刻,欧洲古老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传统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它使得极权统治者选择了同反对派良心互动之路,拒绝效法中国“六四”镇压的前东欧统治者,他们自己主动选择了失败。从这点说,前东欧统治者虽然倒台,但并不可耻,他们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他们并非真正失败者,而是良知上的伟大胜利者。
     比起许多东欧国家反对派,中国民运四分五裂,至今凝聚不成大的力量,无论是民运还是法轮功,现在都远不具有推翻中共能量,因此中国民运要想成功,更绕不开与统治者互动的关口。
     诚然,中国有着朝野互动的特殊难度:一则中国没有欧洲的人道主义传统,单靠良知,很难消减统治者的镇压意志;二则因为民族的传统,许多民运异议人士缺乏人道观念和博爱精神,骨子里含有大量的专制文化毒素,某些团体和个人,其行为方式比共产党还像共产党,自己却浑然不觉,比如:煽仇斗恨、绝对化、极端化、不容妥协、一味激进:面对开明统治者,不依不饶、死缠烂打;面对顽固派暴力镇压,鼓动别人去死,自己提前外逃,赚取六四血卡,或躲在美国隔岸观火...民族的劣根性,大大加深了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难度,这是中国在辛亥近百年后仍摆不脱专制的内因。
     既然暴力革命在中国已不可取、和平抗争又难以以良知打动统治者,那么中国民主化岂非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了?非也,虽然单凭良知,很难打动中共统治集团,但是利益的争夺,却必然推动中共统治集团的成员倒向中国民运阵营,届时只要民运把握住机会,结束中国专制政治的伟大历史时刻就来临了。
     随着强人的空缺和江泽民的衰老,中国高层的利益争夺必然愈发激烈。此次五中全会习近平入掌军委副职,固然反映出胡锦涛势力的无奈,却亦非常有可能是胡锦涛麻痹政敌的缓兵之计,目前有两股急迫的力量推动着胡锦涛谋求一派独大、一人独裁:
     一是胡锦涛个人防清算的需要。胡锦涛一贯奉行极权高压政治,屠民血债累累,且其上台八年政治、经济、外交统统一塌糊涂,无半点成绩可言,其家族亦贪腐劣迹斑斑,胡锦涛的罪恶比江泽民远为巨大;胡锦涛还一反中共后毛时代“五湖四海”的规矩,竭力谋求一派独大,因而树敌众多。在巨大的清算恐惧驱使下,胡锦涛拼死也要抢在十八大之前打造防清算权力盾牌:最高目标是自己不退;最低目标是退而不休,扶持亲信上位,架空习近平,并效法邓、江,为习近平隔代指定“接班人”。一般以为李克强或汪洋是胡锦涛属意人选,但诸多迹象表明:胡锦涛对李克强和汪洋均不放心,他真正中意的是屠夫左棍胡春华,因为胡春华不仅与胡锦涛左味相投,而且与胡锦涛同为西藏平暴之屠夫,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对任何一个屠夫统治者而言:手上沾血的人才是最可靠的接班人!
     二是中共党内极权专政派防止“改旗易帜”的需要。中共高层按年龄退休的规矩,客观上已经造成了独裁的弱化——因为独裁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构筑强势独裁,进而导致整个专制统治集团的权威流失。现在中共党内谁说了也不算,胡锦涛的倒退指示之所以被遵行,不过专制机器的惯性使然;而整个统治集团在民间威信扫地。这样下去,即使没有革命,中共专制也会在纷争内耗中瓦解。要保住“社会主义红旗不倒”,要重树领袖权威和党的凝聚力,以胡锦涛为首的极权专政派,就要进一步政治学朝鲜,为此,就要在专制的基础上、加紧复辟类朝鲜独裁政治,就要加紧十八大的“人事安排”。
     胡锦涛的十八大安排,必然与习近平、江泽民和其他常委发生激烈的冲突。胡锦涛有可能于十八大前夕,出其不意发动政变,迫使江泽民、习近平和其他常委接受其十八大人事方案,政变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其掌控的军队发起“特别动议”。
     胡锦涛新独裁的威胁,迟早会迫使习近平、江泽民和其他非胡派常委、地方诸侯,转而支持民运,和温家宝一起,打“政改牌”、“民意牌”以自救,他们甚至会找刘晓波谈判,以颠覆旧格局、开辟新天地、获取新的政治生命。这个时刻就该争取妥协双赢,须知妥协并不可耻:坐失历史机遇才真正可悲。但妥协必须坚守的底线是:求变的当权派势力必须实施宪政——最低限度,必须开放新闻自由、党政分开、司法独立、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对异议人士的特务骚扰。
     这时候民运就可以和维权人士联合起来,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实施宪政,并将矛头牢牢对准顽固派。这个时候,严重分裂、且无强人的中共统治集团,就彻底失去再次“六四”平暴的意志了。
     但在这个关头,民运领袖一定要汲取“六四”血的教训,牢牢秉持“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胡平提出)”对正在积极运作的中共政改派,民运应该见好就收,这样就会成就政改派的权威,减少民主化的阻力和损失;而对死不悔改的顽固派,民运应该坚决斗争,这样就会鼓励政改派出头。这是“六四”鲜血换来的宝贵真理,现在民运中一些可疑分子和糊涂人士对胡锦涛等顽固派不置一词,对多次倡言政改的温家宝却求全责备、猛力挞伐,这种“哪个开明搞哪个”的荒唐做法,只能使中共顽固派窃喜而开明力量畏惧,从而大大增加民主化的阻力。对可疑分子,务要警惕;而民运此种“柿子挑软的捏”、“对恶棍服软,对绅士撒泼”的劣根性作风,一定要摒弃。
     遥想八九当年,倘若民运能够于赵紫阳“五.四”讲话之后,见好就收,主动复课,则赵紫阳政改派不仅不会下台,还会威望大增,下不来台阶的反倒是李鹏、姚依林、陈希同一伙,他们必然会被邓小平推出作“激化矛盾”的替罪羊。如是,中国一定会九十年代和平演变成功,台湾大陆现在早已统一了,达赖喇嘛尊者也已经返回故乡。
     二十一年前历史大机遇的错失,让人唏嘘不已,俱往矣,最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把握下一次机遇。在中南海内斗未至临界点的现阶段,民运宜下力与国内维权运动结合,要启蒙维权人士和团体,并利用维权事件提出宪政要求,这样才会壮大维权运动。维权人士亦不应太自私、太短浅,须知,人皆有私心,你太自私,只求解决你的个案(甚至中共给两块豆腐立即洗手上岸、撇清关系、忘恩负义),会有几个人理你(或者再理你)?而维权诉求一旦上升到宪政层面,立即关乎所有中国人的利益,会有更多的参与和支持。维权人士也不要害怕提宪政诉求会沾上“反动 ”罪名,在意识形态早已崩溃的现今,中共官僚维护私利的积极性很强、但镇压普世价值的积极性很弱,他们内心更加尊重有素质的维权者,而鄙视高举毛泽东的维权者,因为符合其长远利益的,是普世价值、而非毛泽东思想。
     海外的民运人士,应该虚心学一学法轮功的某些“讲真相”的方式,试想:如果泰国的民运人士都能象法轮功信徒一样,每天跑到旅游点,向如云且络绎不绝的中国大陆游客发放《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奖的传单,会有何等巨大的效果呀!远比单单望中国大使馆站一站有用得多。现在李志友夫妇就在泰国做这样的事,李志友先生为新民运立下了表帅。
     综上所述,总结起来,新形势下民运的策略应该是:趁热打铁、朝野互动、借力打力、和平演变、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曾节明 于2010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于曼谷流亡寓所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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