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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只有大范围还权于民才能继续执政/木然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转载)
     目前的政治体制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体制,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体制,也有别于威权体制,它是党国体制。治国的方针既不是依法治国,也不是以德治国,而是以党治国。党国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既掌握世俗权力,又撑握精神权力,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囊括整个社会,这一体制的极端后果是使整个社会失去生机和活力。

     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党治国取代了依法治国,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法和法律尤其是宪法形同虚设。

     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也可能对宪法的重要性认识有所帮助。宪法是宪政的基本内容和标志,宪政的本意是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其主要标志是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这是自从清末宪政化以来中国宪政化的方向成果。即使在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军权政治时代,宪法的这一特征在形式上也保留着。但是,孙中山强调以党治国之后,在党权政治时代,使宪法的这一特性在以党治国及其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被抹去了。以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党权时代的公开丧失来看待党权时代的宪政化历程,这一时期宪政化的基本结论是宪政化的倒退和退化。孙中山“企图以国家权力来改变一片散沙局面,在实践中便很难避免使国家权力重新蜕变为社会的支配者”。(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292页。)而导致这种倒退和退化的关键因素是孙中山思想深处因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理论。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与实践,至今影响甚大。比如说,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就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实际上,执政党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比如说,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的时候,学习贯彻的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的时候,学习和贯彻的是科学发展观。不但如此,宪法里的不同指导思想在逻辑和实践中互相矛盾,比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与邓小平之后的思想相矛盾,前者是革命的思想,后者是建设的思想,革命就是破坏,就是告别建设,建设就是告别革命,这一矛盾又解决不了,宪法中又不能公开剔除这些矛盾,否则就会失去了执政的理论合法性,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只有超越宪法,在宪法之外另谋出路,最终使宪法失去权威性和神圣性。在实践中指导思想都可以置之不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就更难以保障,言论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受到侵犯,任何言论可以随时随地视之为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罪可以随时随地启动。国家权力的各个部门可以随时随地以维稳、追求GDP、爱国、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名义肆无忌惮侵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国家权力部门这样做表面上是维护国家的权威,实际是维护党的权威,是为永远执政打下坚固的基础。

     第二,以党治国取代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党凌驾于政府之上,使政府成了党的从属部门。

     邓小平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主要集中在党,所以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十三大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但是党又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对党的忠诚取代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忠于党最终的结果是忠于某个人,如毛泽东时期就定位于忠于党忠于毛泽东,忠于党的实质是忠于个人,使党沦为个人政治斗争的工具。再加上党又形成了其本身的既得利益,所以实行党政分开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使党政合一的体制僵硬化、凝固化、封闭化,使得本来大量由政府解决的问题由执政党解决,党的领导变成了包办一切的领导,政府成了党的一个下属或准下属的执行部门。比如说,本来市长和市委书记是一个级别,但市委书记实际比市长的权力大,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结果是造成了书记与市长互相扯皮、相互牵扯、互相制约,没有效率。这种关系造成了中国普通公民的政治视线模糊,有事不知找市长还是找书记,不知找行政部门还是找党委部门,又由于执政党处在永远正确的位置上,一旦出了问题,担当责任的都是行政部门的官员,一旦出了政绩,都是市委领导的好,出了事故责任下移,出了政绩好处上交。

     第三,以党治国取代了社会基本职能,党凌驾于社会之上,使社会组织政治化。

     公民组织是公民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自治组织。但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官化、党化特征十分明显,使得社会组织难以发挥自身的职能。比如传统的工会、妇联是非政府组织,但工会有着行政级别,小到科级大到部级,而且工会里面还有党组织。伴随市场经济产生的新兴组织也与传统的社会组织有着同样的特征,比如律师协会本来是一个社会自治组织,律师协会里面成立了党的组织,这使得律师这个忠实于法律的群体还得忠实于党,在党国体制下,忠实于党高过忠实于法律,成了权力大于法律的新版本,使律师沦为执政党的工具,沦为权力的工具,使得公平正义难以落实,我们从重庆的李庄案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更为严重的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案使得律师无所作为、无所事事、无可奈何,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失去了律师的辩护,公民就会受到权力的任意宰制。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在要求成立党支部、党委,使非公有制经济受制于党的领导。

     第四,以党治国取代了政治自由,使政治自由流于形式。

     以党治国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灌输执政党的思想,而对于非执政党思想都采取打压和挤占的方式。毛泽东时期有一个说法是思想是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黑白分明的两极性思想模糊化,出现了黑白相间的大量灰色地带,经济上的各种观点和思潮相互渗透,但政治思想方面的两极对垒仍然存在,执政党对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政治基本常识、普世价值仍然采取大拒绝的方式,“绝不主义”甚嚣尘上。政治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其它自由即使存在也会随时消失,这些政治自由就包括思想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由于执政党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使得上述列举式的自由成为政治摆设,在实践中成为泡影。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内想推动政治自由的人不是被打压就是被边缘化。改革三十年就有两任书记非正常离职表明体制运行逻辑不是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谁改革谁下台,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就是在任的温家宝总理也深受其苦,比如温家宝9月23日在接受CNN的专访时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在体制内几乎成了绝响,相关媒体集体不是断章取义就是集体失声。他说:“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可惜党国体制使他的言说成了笼子里的呐喊。

     第五,以党治国取代了民主,使民主成为遥远的理想和口号。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民主成了执政党的一个基本口号,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民主的认识从手段论到目的论,从权宜之计到上升到战略高度,都表明对民主认识的深化。但这一口号深受以党治国的约束,民主的路线也就变成了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路线,这条路线貌似合理,实则大谬。如前所述,无论民主走什么样的路线,都有一个动力。民主的动力来自于精神层面的追求,更来自物质利益的需要,追求民主如果仅仅来自于精神,就走不出邓小平论证的怪圈。邓小平说,追求理想短时期可以,长时间不行,进一步说,追求民主如果没有物质利益的推动,短时期可以,长时间不行,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制度,首先就是解决利益问题。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明确指出,人们在合作中有利益一致的地方,也有利益冲突的地方,利益冲突才需要公平正义,才需要民主自由,利益是建立民主自由的原动力,没有利益追求的民主是不牢固的民主,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民主。

      即使是发展党内民主,也需要物质利益的推动,没有物质利益的党内民主也只是兴得了一时,兴不了一世,仅靠信仰去推动党内民主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假党内民主。问题在于,搞党内民主的动力在哪?基本事实是,搞党内民主只会使党内失去利益、失去部分权力,而不是获得利益、巩固权力,搞人民民主更会使党失去利益和失去权力,在没有利益的前提下,党内民主搞不成,人民民主也搞不成。从其它国家发展民主的经验教训来看,也在证明这样的道理,台湾实行民主,国民党失去了利益和权力,日本自民党1994年之后也失去了权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搞民主也失去了利益和权力,当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政党在失去利益和权力之后又重新获得权力,只是这个时期的政党已经失去了原来政党的本来面目。顺便提及的是,仇恨也是一种动力,但成就不了民主,民主会因仇恨而断送,永久性支撑民主大厦的惟有理性和利益。

     第六,以党治国用经济绩效取代政治绩效,造成了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严重流失。

     执政党合法性有四个,一是革命暴力合法性,二是领袖魅力合法性,三是意识形态合法性,四是经济绩效合法性。这四个合法性具有历史上的阶段性特征,也会有重合的地方。前两个合法性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合法性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经济绩效合法性在一段时间取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同,这一合法性几乎维持了近三十多年的时间。三十年之后,经济绩效因没有带来公平正义,其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两极分化的大趋势使得人们不得不把目光由经济投向政治,要求变寡头政治为民主政治,这一要求遇到既得利益者、政治寡头的顽强抵抗。这使得人们对政治由信任转化为失望,由体制内政治转化为街头政治,由和平政治转化为冲突政治,由清官诉求转化为权利诉求,使得本应执政党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机会丧失,使得执政党与民的矛盾不断激化。

      上述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以党治国造成的,问题的解决也必须由以党治国开始,党权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必须大范围地还权于政、还权于社,让宪法成为宪法,让政府成为政府,让社会成为社会,让思想成为自由思想,让民主成为民主,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即还权于民。惟其如此,才有长期执政的可能性,社会才能有活力,人民才有创造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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