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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今日策 共和百年夢》(1-5)/李东澄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5日 来稿)
——“辛亥革命百年 共和薪火相傳” 萬裏行記 完整版開篇

    [于西元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紀念中國辛亥革命九十九周年]
     (博讯 boxun.com)

    今天是西元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第九十九個國慶節,即雙十節;前十天,也就是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一周年,即十一國慶節。完全符合“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但是對于一個中國人來講,這是一件多麽苦澀和心酸的事情啊。就像人的一個家被分成了若幹的兩兩個,一個是理想上的大中華,一個是現實中的兩岸;一個是承襲明清至民國百年舊夢中的“秋海棠”,一個是“祖國江山一片紅”大公雞右下角的一小片陰影;一個是延續幾千年所謂封建王朝中央集權卻膽敢名曰“人民共和”的專制國家,一個是百年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遺留下來好像已經改名叫台灣的中華民國……
    
    天知道,中國人得罪誰了?難道說,天降大任于斯國,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分裂其身塞障其路、汙染其境墮落其民……這到底是什麽天大的“大任”?
    
    今天是辛亥革命成功九十九年的紀念日,明年的今天就是辛亥百年、民國百年的紀念日。對于辛亥革命和他的成果“中華民國”,我們中國人和我們中國人的朋友已經紀念快一百次了,似乎我們都喜歡紀念什麽事情,總算找個碴兒搓頓飯,有條件的開瓶兒茅台五糧液啥的,一般的就是二鍋頭燕京青島什麽的。當然,還有像筆者這樣的,趁機寫個帖子冒個芽兒揚揚小萬兒而已,其他更多久經文場的專業人士自是思如泉湧、下筆如神、洋洋灑灑而長篇大論。學而優則仕,先天下憂後天下樂,是儒家傳統中文人最重要的責任和義務,當然也包括“紀念”各類周年,例如五四、六四、七九、八九等等諸多運動多少周年;129、315、512、918、911等等等等發事的日子;這革命那革命多少周年;誰誕生誰逝世、誰登基誰倒台、誰獲獎誰發財、誰生誰誰殺誰……
    
    紀念就是曆史,曆史就是記憶,記憶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幻夢,幻夢就是現實,現實就是紀念;如果現實並不理想,甚至很痛苦的話,爲什麽人們不能選擇部分時間生活在幻夢中、生活在記憶中、生活在“紀念”中呢?在紀念中,我們“統一”了中國、“統一”了曆史、“統一”了民心……,真的嗎?管他呢!
    
    “一國兩制”好像已經六十多年了,又似乎也近一百年了,一國的這邊是“共産公有制”,一國的那邊是“資本私有制”,當然啦,並非表面上的水火不容,交叉感染的重叠部分還是有的,比如說:“國庫通黨庫通家庫制”; “一國兩治”在技術上應該比較成立,這邊是“號稱法治的人治”,那邊是“經常人治的法治”,重叠的部分就是“一國兩邊的互治”;比“一國兩名”更貼切的表述應該是“一國多名”,中華民國或中華共和China Republic可以簡稱“民國”,也就是“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簡稱“共和國”,但是“決不可以”簡稱爲“民國”,爲什麽,避諱!萬幸的是,兩邊都可以簡稱爲“中國”;不幸的是,還有一個“大陸”和“台灣”的選擇;不幸中的萬幸是,國際上所有老外都管這一國嚴肅地叫作“秦國(Chin-)”,他們只有開玩笑的時候才戲稱我們秦國叫“中央帝國”或“中華帝國”,當然,偶爾我們也許會感覺到部分國際友人的輕蔑和嘲笑:“嘿嘿,世界中心的帝國?”
    
    自從“國家”(或民族或國族或族國,都是Nation)這個西方概念更替了 “天下”那個東方的主體概念之後,在東方“天下一家”或“天下我家”的主流思想之體系,特別在機械工業化、科學數術化及非冷兵器戰爭化的威脅與沖擊之下,分崩瓦解,蕩然無存。那時,這個主張天下一統的泱泱大國實際上並非囿于“國家”或“民族”概念的“國家”成爲了一個不合時宜的“老古董”和“小綿羊”,任人上市買賣和魚肉宰割,當然這個“任人”的“人”裏面也不乏“自己人”。而“天下一統”的過時主張在如今洋文爲國語的世界裏面又重新獲得了認可和推崇,改名叫“閣樓巴裏賊深”Globalization的全球化。
    
    全球都快“天下一統”化了,百年前的那個民國至今還不知何處歸程,長亭更短亭也該到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曆史循環往複的宿命,人命在天,國命在哪?人運系地,國運系何?我們都等到花兒也謝了!
    
    全球化之新版“天下一統”到底統于怎樣的基礎?一定是基于什麽共同點才會産生統一或一統的可能性。民族國家的概念從西到東盛行之後的趨勢又是怎樣?以國家地理邊界爲一般性標准來劃分的世界爲我們所熟知,但是我們的這個世界也曾經以其他各類標准、借其他各種理由被劃分成不同的“世界”。
    
    在毛氏創導的“三個世界”的理論中,中國屬于光榮的“第三世界”,還自稱是那個“世界”的領袖;將全球以意識形態對差爲主,包括各自不同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體等因素爲標准,粗略劃分成一個世界的東西兩方,一方是東方的共産社會主義世界,另一方是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世界,東西雙方的對峙以持續幾十年的冷戰爲標志,冷戰的敵對主角是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共産中國那時則作爲極具個性的“超然大國”,在折騰國內“不食人間煙火”的老百姓之余,不惜賠巨本拉攏“第三世界”水深火熱中的難兄難弟;冷戰之後的“東西世界”劃分方法漸行式微,而以經濟水平和貧富差距爲標准的“南北世界”劃分方法占據主流思想和理論的視野,然關于中國的定位卻衆說紛纭;進而,如今或也許就在不久的將來,以是否適合人類生活居住繁衍的環境標准將替代現實中任何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標准,將世界再一次毫不留情地劃分爲“生”和“死”的兩個世界,那時,中國是在“生地”,還是在“死地”呢?
    
    存乎,亡乎?此乃極問也!,沙氏英譯版: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無論戰略也好、陰謀也罷;公正也好、偏弊也罷;平衡也好、失衡也罷,全球化是一個幸福而殘酷的現實。就像中文“和平”一樣,全球“和”了,世界就“平”了;表達同樣意思的日文的“平和”也有道理,大家都“心”“平”了,“氣”自然就“和”了。只可惜,一衣帶水親如八家的中日兩國人民在兩國社會精英的領導下,好久沒有練這兩個大字了。全球化誰主刀(主導)?誰挨宰?誰和了誰,誰平了誰?誰被整合了?誰被煎餅了?誰被河蟹(和諧)了?誰被剩失(盛世)了?……
    
    To be honest說正經的,崇尚人權和信奉民主是“自由世界”一統天下的基本價值觀,幾百年來,特別是對于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歐洲來講,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這樣的理念,並將此作爲他們建設和發展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基礎。看來,全球化的趨勢就是自由民主化!社會法治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全球化的核心構件,全球化的其他核心構件還有經濟市場化、信息公開化和言論自由化以及民間自治化,其中關鍵要素包括符合基本人權和正義要求的憲政及其所保障的選舉、被選舉、集會、結社等等公民權利。
    
    幾千年天朝大國的中國一向認定自己是化內“毛豆”(Mode模特,典範),也就是文明的典範甚至文明起源。現如今不知道國人有沒有一種“化外”的感覺?無所謂,麻木也是一種幸福的錯覺。南蠻北夷、東戎西羌(包括東邪西毒和南帝北丐等)曾屬于澤被萬裏恩及天下的中央帝國“大一統”下之“化外”。而今,這些“化外”的蠻夷之地已經是領導全球歸化民主的自由世界,而泱泱之大的文明古國,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其文明衰退和落後的程度表明已經被“化外”多年了。請看最最近的例證,一個以近代因發明炸藥的洋人命名的國際性和平大獎頒發給了一個文明古國如今監獄中的一位標准國人,催革(triggers扳機)了多少國人利益的角逐,震撼了多少國人投機的心靈,顛覆多少國人軟弱的信仰……什麽時候,一個洋國會因爲它的一個國民獲得了中國頒發的“老莊”平和獎而如此心靈激蕩呢?
    
    順便谏一句,此時此刻,劉曉波博士本人以及所有積極于褒貶、投身于契機、真假于奉迎的朋友們,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淡定”,即理性,獄中的劉博士先做到了,所以有了“功歸六四亡靈”之言。冷靜之後才能“行動”,否則,國家、國族、國人將會再一次自絕斷送了千載難逢的重建共和的大好良機!《功夫熊貓》烏龜師傅的口頭禅就是“沒有巧合和偶然”(There is no coincidences.)辛亥革命與民國九十九年,和國人榮獲政治好萊塢的奧斯卡大獎,即諾貝爾和平獎,其間一定存在著機緣而非巧合的必然。理性的行動應是長期的,簽名解救劉曉波是政治正確的行動,那麽,劉曉波同學被解救出來之後呢?
    
    世界大同與全球一統並無實質差別,關鍵在于同在哪裏,統于何處,其終極目標均爲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諾貝爾和平獎的存在和影響意味著世界遠非和平,其影響越大,就說明世界越不“和平”、越需要“和平”。百年前中國辛亥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民主共和的民國,而共和的終極意義也是在于國家和社會的和平與繁榮,即“和諧盛世”。和平與繁榮是基于林肯之民有、民享、民治的“西三民主義”和孫文之民族、民權、民生的“東三民主義”,後者的思想理論之形成是在接受前者影響的條件下結合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當時現實的産物,其實質精神是中華民國和中華共和的立國之本,雖然曆經失敗,但是對中華國民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産生了至關重要的深遠影響。自西元一九一一年農曆辛亥發生的民主革命運動以來,就是中華國家與社會再一次走向世界大同、參與全球化新階段的百年曆程。
    
    今天我們作爲秦國人(Chinese)也需要回顧大秦國的曆史,便于展望大秦國的未來。追溯到兩千兩百多年前,在廣大的大家今天叫做“中國大陸”的地區,各國正處戰國時代,七大諸侯國及遠近大約三十六小國、一百零八個小小國、成千的部落和上萬個山寨交通互動、好賴並存,正好地處這個所謂遠東次大陸中央的一個國家就是秦國,所以後來誤稱或故稱我們秦國叫“中國”(中央之國),也許說明部分原因吧。秦王贏政的名字起得好,運氣自然也不錯,以和平絕戰之名凶猛殘暴地武力煎餅了各個大小諸侯國,車同軌、文同字,統一了貨幣和度量衡,秦王贏政通關升級,登基成爲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皇帝,史稱秦始皇,創立了以郡縣制爲管理構架的中央集權制,結束了中國曆經千年的封建社會,完成了本地區範圍內的全球化的曆史使命,在當時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秦一朝雖只有15年左右的短命,被楚三戶一勁兒折騰就壽終正寢了,然而它卻開創了直至兩千多年後仍然盛世和諧的中央集權專制的體系。
    
    據傳,中國秦的稱謂在西方文化中始見于古希臘後承繼于古羅馬時代的西文Cino或Sin-之詞彙和詞根。如今已是世界國語的英語大家都知道是China“拆啦”,日本後來居上得勢後不再用“中國”(求夠苦)了,而改用日文洋泾浜外來語“支那”稱呼甲午戰爭的手下敗將。俄語的中國據說聽起來叫“契丹”,不知爲什麽會以訛傳訛成這樣。還是德文和法文的“中國”聽起來比較有意思,德語和法語中國都叫“吸納”(China/Chine),或有表彰中國文化兼收並蓄的優點;法語的“中國人”最有意思,是“息怒啊”(Chinois),但是法語加冠詞的中國就太離譜了:“拉稀呢”La Chine。暗喻中國政府一到關鍵時刻就腸胃犯病經常La Chine拉稀,中國人民氣得沒轍了,只能互相勸告“您老chinois息怒啊”。
    
    書歸正傳,seriously, 英文Sino-不僅有中華國的意思,還有漢族漢文化的意思。關于“漢族”,那真是一訛傳訛,加之政治需要,最後弄假成真了。族,人也。漢族,漢人也。漢人,漢朝之國人也。漢族是自漢朝中國九九八十一個種群民族合而爲一至今的政治名詞,乃曆史人爲精加工的模糊概念,久經海內外狹隘民族主義者(或種族主義者)的炒作和利用,制造隔閡、矛盾和沖突乃至戰爭。只有強調文化概念而淡化政治概念的“民族”觀才有利于國內和國際各民族的和解與融合。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政策應該是平等互重的,所謂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既是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同時也是對所謂占國民人口絕大多數(“漢族”)的歧視。國父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建立多民族共和的理論基礎,其主張本民族融合自強,國內及世界各民族平等互惠並濟弱扶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的民族政策本質中也存在同樣基本元素。
    
    現代歐洲就是一個相當理想的例證,由幾十個多爲單一民族國家構成的歐洲大家庭日益趨于統合。盡管各民族國家在文化傳統上各自相差比較大,曆史上因經濟和信仰等原因武力沖突頻發,侵略、分裂和兼並構成了歐洲好像中國春秋戰國的史實,數度出現過類似秦國一國兼並數國的短暫時期,特別是近現代的兩位贏政式的歐洲人物:法國的拿破侖和德國的希特勒,他們與贏政的粗略不同是,嬴政贏了成了一統中原小天下的秦始皇,而他們在歐洲卻輸了,勝者王侯敗者寇。暫不論意識形態的正義性,假設之前的拿破侖或後繼的希特勒成功了,恐怕今天整個歐洲不是叫“法國”就是叫“德國”了,和今天的中國被叫做“秦國”是一樣的道理。However,然而幸虧這兩位暴君沒有成功,今天的歐洲,這個民主、自由、人權和憲政共和的發源地,仍然是現代多元之政治文明的聖地和多民族共榮之自由世界的典範。
    
    之所以有“共和”的追求,是因爲存在差異。Republic由前綴re-“瑞”和詞根public“怕布雷客”組合成詞,簡音直譯大概意思是:祥瑞的和平就怕沒完沒了埋地雷的那些家夥!多麽有深意啊,日內瓦聯合國萬國宮廣場的大椅子斷腿就是被地雷炸折的。Public的本意指公衆、大衆或民衆,還有“公開”的含義,把人民大衆“瑞”在一起就是共和,中文同義詞叫“民國”,而“人民共和國”的造詞蠻有意味的,不知是故意重複強調的自嘲版呢?還是否定之否定的搞笑版!唯恐“共和”不是人民之國,再加一道保險,不得簡稱“民國”。從文字遊戲到文字獄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傳統特色政治對文字的管理和應用。
    
    人民大衆,中國人再熟悉不過了,我們最不缺的就是這個。因此,這裏的關鍵是怎麽個“瑞”re-法?
    
    正如各位看官所知,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的方向就是建立民主憲政的共和,還沒聽說哪位高明的民運人士反對共和,非得公開主張“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的帝制王朝,哪怕是曾由高人提出“君主立憲”,估計也是目的在于矯枉過正的玩笑話。因此,可以初步確認,“鏟除極權專制築建憲政共和”是民運的共同綱領,那麽,民運內部就應該首先實現“共和”,哪怕是小型共和,爲中國民衆樹立“共和”樣板,告訴大家說“我們中國人可以的”,使廣大公衆看到“共和”,産生或加強對中華共和之未來的信心,進而支持和參與將“小共和”發展成“大共和”的民主憲政運動,爭取執政團體內部的開明力量,推波助瀾而最終實現徹底的變革。民運“小共和”其實就是“同盟”,同盟就需要“內部憲政”和“自身民主”。
    
    如果希望中國走向共和的“民運”自己還離自身共和十萬八千裏,那麽民運這只搖搖欲傾的小舟如何依仗利好的風浪到達共和的港口。現實中逆風航行的民運之舟不是特別再需要新的“偉大舵手”,而是現有和不斷更新的所有各級各職能的船員同心合力,不應再期盼掌控方向和決策權力是任何一個凡人,無論他獲得怎樣的大獎和殊榮,無論他曾經入獄坐牢多少年,無論他過去爲民運作出過多少貢獻,他們自己也應該明白,偉人首先是凡人,一個“人治”的民運如何能結束另一個“人治”的極權專制而建立“共和”呢?即使成功了,那麽一個新的“共和”到底是“人治的人民共和”呢?還是“法治的民國”呢?
    
    作爲民運草根級的參與者,有時讓我感到海外民運仿佛是中國人文化大革命的海外版,各類政黨團體林立,新生組織不斷出現,民運結構生態日新月異。民運物種多樣化,形態各異,五光十色、豐富多彩,而且變幻莫測,奇聞怪事層出不窮。新入夥兒的眼花缭亂,中度迷戀的(如筆者)戰鬥正酣,老資格的見怪不怪,部分高人早已“羽化成仙”,反觀圈內如精神病院。領袖情結也許不同于帝王情結,但是文化的負面因素使兩者關系無法厘清,無數次盼星星盼月亮追捧領袖人物,帶領我們向前進,結果如何呢?
    
    民運黨團之間既有互相合作又有相互拆台;既有肝膽相照也有勾心鬥角;既有光明磊落也有陰謀詭計;既有真憑實據也有造謠誹謗;既有真心擁戴也有阿谀逢迎……。民運領袖之間、組織內部領導者之間、組織內外成員之間,眼見不乏爭名奪利、猜忌構陷、中傷誹謗等等置民運大局利益于不顧的事件,更不用說那些有空就鑽、有利就貪、有機就投、有名就沾的流氓小政客s,以及混迹民運江湖,職業趟渾水、專業攪糊粥的特殊工作人員s。在這樣的非正常“運動”的常態中,能夠不爲追名逐利而變節、不因名高望衆而變質,真正潔身自好而非隨波逐流、保持清譽而非假義僞善的領袖人物可謂是鳳毛麟角。
    
    反對共産黨不等于就是反對獨裁與專制,反對他人的獨裁與專制不完全證明自己肯定就是追求民主與自由。一九四九年之前,甚至稍後的一段時期,中國共産黨作爲在野的反對黨或敵對黨,勇敢正義地發出了“曆史的先聲”,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主張民選政府和多黨議會、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和軍隊國家化等等,無論是實力還是對正義性的宣揚力度,未上台的共産黨的宣傳機構就遠超現在的法輪功大紀元和新唐人,更不用說結團成亂麻一般的民運了。身爲民運中人,這樣描述民運的現實畢竟會傷害自己傷害民運同志們的感情,家醜不可外揚但是誰不知道,反省剖析卻有助于醒悟和變革.
    
    關于中國民運同盟會(新同盟會)之倡議:民運藉由辛亥百年難得之際的確應該認真考慮新的出路和戰略,民運體系實現內部之共和需要以立法結盟的形式來促成。作爲黨齡八年的中國民主黨人,筆者一貫積極主張中國民主黨的內部團結,有必要的情況下建議比較正派的民主黨黨部派別的負責人坐在一起商討聯合或整合的辦法,這需要各黨部領導人爲中國民主黨和民主運動大局考量,放下個人的架子、面子,忘卻恩怨、擱置歧義,相互諒解和包容,誠心誠意地相互交流和溝通。在堅持正義的原則基礎上,各方有必要進行退讓和妥協,身體力行地訓練和實踐民主政治的協商,表現出民主運動中領導者個人成熟的胸懷和非凡的遠見,理性和專業地制定統一綱領與議事、決策、複核及監察和獎懲的具體規章制度,依法立黨、依法治黨、依法建黨。否則,人治民主黨的情況會延續下去,不斷發生黨員個人崇拜、愚忠盲從;領袖獨斷專行、黨同伐異的惡性循環,致使民主黨不民主、民主黨不團結、民主黨不進取的惡性結果。
    
    中國民主黨有責任參與組織民運大範圍的聯盟,即中國民運同盟會——“新同盟會”,目的在于後繼辛亥革命主導力量“中國革命同盟會”。民主黨人組織和參與的“辛亥革命百年 共和薪火相傳”歐洲萬裏行第一階段基本結束,成果和問題兩方面都比較顯著。而在明年辛亥百年紀念活動將進入實質階段,筆者認爲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民主黨應連同民運所有黨派團體開始策劃和實現民運統一戰線大同盟——“新同盟會”!簡要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1-于辛亥百年之際,繼承前輩同盟會壯志,民主革命尚未成功,民運同志仍須努力,再創新同盟會;
    2-昔日同盟會爲當時民運多個黨派擱置歧義、團結一心結合而成,成就大業,我輩需步其後塵方可成功;
    3-消除民運內部割裂,建立民運法治,確立民運大憲章,建構民運三權分立的核心模式,革新劃時代的民運大業。(請參考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42&htm=02-058-0678中國同盟會.htm)
    
    筆者經過歐洲萬裏行三個月的觀察、學習和鍛煉,認真總結了自八九六四到九八組黨乃至今天的心得體會,雖然設想並非成熟和具體(這也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但是筆者明顯感覺民運當中應該消弱個人領袖之間恩怨矛盾的負面影響、積極鼓勵中下層特別是年輕的領導幹部以及草根型的民運基層成員參與決策、在同盟大旗下團結民運各部組織的集體力量。無論這樣的意見多麽幼稚與不成熟,甚至曆經失敗和挫折,但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是,這是唯一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和正確的發展大方向,最大的障礙就是所謂民運參與者在在民主自我教育、自我訓練和自我完善方面的欠缺,特別是個別領袖見利忘義的私心雜念作祟,是他們之間不顧大局爲爭名奪利而明爭暗鬥,在這樣一個扭曲的環境中,在怎樣的良知和善念也會很容易扭曲和變形。百年前的民運先輩已經用血肉總結了一條簡單的結論:“制度問題”。
    
    如果追求共和的人們無法建成一個包容異己的同盟,無法達成一個自覺遵守的合約,就是章程和制度,那麽如何築成一個有尊嚴有自由的共和呢?簡言之,辛亥革命、民國創建已至百年,負有使命感的國人均有責任和義務參加百年紀念活動,先由各地各類各派組織團體和德高望重之個人組成“辛亥百年活動組委會”,繼而考慮和設計這樣的活動組委會再往“新同盟會”這一方向發展,民運,包括維權,只有團結而不是結團,才有能力和資格承載民主化在下一個十年或十幾年的艱巨任務。筆者個人淺見,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同和關注,群策群力才能達成這一美好的願望。 實現這一基于中國民主化大局利益的計劃和行動並非易事,也並非Mission Impossible (無法完成的任務),如果我們能夠克服心理障礙和消極主觀因素,以政治正義和程序正義的方式確保精誠團結,求同存異,走向共和的道路將不再漫長無期。
    
    共和乃君子所立之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走向共和的民運同盟需要心胸寬廣、氣度非凡的領導者,而不需要自命不凡、心胸狹隘的領袖,後者無論在曆史上有怎樣的貢獻,對今後的發展,尤其對民運結盟運動都會産生嚴重的阻礙作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地低成海人低成王,真正的領導者是把自己當成人對待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自己犯過的錯誤只有認真檢討和道歉才能避免重犯類似的錯誤,領導著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決策與行動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謹慎周全只顧大局,如是則同盟有望。
    (……待續)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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