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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共和与独裁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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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共和与独裁 (博讯 boxun.com)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六、结束无道
    七、附录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现在遭到各种党派控制的舆论圈,常把“共和”一词与“民主”、“自由”相提并论。这其实大谬不然。
    
    揆诸世界历史,“共和”与“专制”、“独裁”紧密联系的时候,一点也不比“共和”与“民主”、“自由”紧密相连的时候来得少。而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清楚。
    
    比较久远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其前三头、后三头的军事独裁,就是在“共和制”的名义下进行的。至于“法兰西共和国”,更是雅各宾专政的温床、拿破仑独裁的苗圃。至于列宁主义国家,从苏联到它的各个卫星国包括中共国,也都是共和制的,并且在“人民”的名义下做绝了一切罪恶的勾当。
    
    外国的不说了,就拿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八十年(1911年—1991年)来说吧,除了袁世凯、张勋、满洲国恢复帝制的几个月时间之外,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共和”的,前三十八年号称“民国”、后四十多年号称“人民共和国”,但是,这里面有几天是民主的?又有几天是自由的?恐怕没有几天,有的只是政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一统天下”。其实,这只不过是“分裂国家”罢了。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现在,有些人打着八九民运的旗帜,为“联俄容共”的始作俑者孙文(孙中山)招魂,这是非常缺乏逻辑的──八九民运并非受到孙文感召的,这是其一;其二呢,镇压的八九民运的凶手们,却被册封为“共和国卫士”……你想,如果再用“共和国”的名义去纪念八九民运,是不是是对死难者们的愚弄、亵渎甚至“恶搞”?况且六四屠杀正是“联俄容共”的恶果之一,孙文因此对六四屠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打着八九民运的旗帜为联俄容共孙文(孙中山)招魂,不仅缺乏罗积,而且极为荒谬。
    
    共和制经常不是民主自由的,那么君主制呢?说来奇怪,君主制也不经常都是专制独裁的。
    
    现代中国人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同时避免“共和专制”、“共产贫困”的陷阱。
    
    僭主时代的人们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两千多年来的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那个游牧成性的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才失去了基本的人类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因为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仪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人类的基本尊严。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
    
    ──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这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但却不现代极权主义理解的全面专政、领袖独裁式的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现代独裁者那样的“君主专制”?
    
    钱穆说得不错,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不信可以继续观察,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法无天、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毛这个无知的现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的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刚刚升起的朝阳是金色的!它冲破一隅红霞,但本身却不是红的!文革中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是个伪君主,他也不敢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族。如果他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残暴许多,无法带来长期和平。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残暴的红太阳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彻底毁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死亡。
    
    毛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他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它的“改造中国”只能祸害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会忍受毛的暴虐?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衡。结果毛就趁虚而入了,但中国并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所以毛死之后,其政熄灭。
    
    可以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作为“中国的心”,他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灾,让名为公仆、实为窃贼的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轮流坐庄甚至垂帘听政(蒋介石、邓小平)。为了免除毛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就会升起一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六、结束无道
    
    保衡者即将结束无道昏君的专政。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憾、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保衡者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这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有人正在鼓吹恢复倭王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只是国家的象征。这样一来,“日本天皇”就与“周天子”的功能更加相近了。
    
    1991年10月26日
    
    
    (附录)
    
    有一篇文章《读〈美国宪法原理〉、〈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有感》,深入地阐述了“共和与独裁”的关系,同死了也破解了人们对于“共和与民主”的误会,值得一读,特此援引如下:
    
    
    一、美国国父们遣责“民主”是一种摧残自由的罪孽
    
    1、国父们眼里的“民主”与“共和”
    
    在今天的人看来,“民主”与“共和”的意思都差不多的,但是在费城制宪会议期间,代表们却非常在意两者之间的不同,特别强调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制宪者们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民主:是指以制度的方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治理国家;
    
    共和:共和的底线是国家禁止权力的世袭继承方式。
    
    为何美国的国父们会如此强调“民主”与“共和”的区别?这是因为在当时,依照《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各种动乱势力都打着“民主”旗号来发动骚乱,“民主”这个词已经被搞得声名狼籍,充满暴力色彩。
    
    2、制宪会议上,国父们高声炮轰“民主”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总是把拟议中的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者“自由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通常所使用的“民主政府”。翻阅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总统就职演说,他们都提到“自由政府”、“共和政府模式”或者“自由的共和政体”,却从未提到“民主政府”或类似字样。这是为什么?制宪会议的一个背景就是——谢斯起义,起义者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民主”已经成了粗暴蛮横、贪婪无耻、巧取豪夺的代名词了。所以制宪会议代表中有很多人对民主没有好感,对人民也不信任。制宪会议的骨干分子们更是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
    
    制宪会议主要的活跃分子之一汉密尔顿就指出,“当年抓住共和主义紧紧不放的人,如今也和大家一样,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还强调“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任期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谢尔曼代表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格里代表更是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一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就连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代表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
    
    “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们如此反感民主,但们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彻底地把人民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他们仍然坚定地主张共和政体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这个政权、使各种权力最终奠基于人民之上。
    
    不过要想指望这样一群对民主非常反感的美国国父们能制订出一部保障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新宪法,用制度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在政府制订政策时能插上话和施加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推翻邦联的民主制,大胆创新,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政体
    
    1、削弱议会的权力,降低议会的政治地位
    
    美国的国父们要建立的是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的特点是“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行政权和司法权则属于从属的地位。立法权是属于议会的,议会是国家机器中的民主机关,是一个国家里的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机关,最能反映民意。
    
    美国国父们对民主是非常不感冒,他们对议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对议会就有这么一段非常负面的评价:“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国父们对议会的反感和排斥可见一斑,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建立一个由议会主导的政体,而是要建立一个行政主导型的政体。
    
    要把通常是议会主导的共和政体改造成行政主导的共和政体,首先就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国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分割立法权,“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参议院相当于“政府中精选而稳定的组成部分”,以牵制更受大众控制和影响、意见多变的众议院。立法权一分为二,让他们互相牵制,便于行政首脑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第二个措施是,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引入,非常巧妙、非常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立法权至上、议会主权,也就是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
    
    第三个措施是,赋予行政首脑“帝王般的权力”,使行政首脑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制宪会议的代表大都非常熟悉英国宪法,在代表们的辩论中,直接提及英国制度多达111次,间接提及的有24处。迪金森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就反复重申他对英国宪政的热烈歌颂,认为“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甚至说“任何共和制的政府形态,都永远不会得到与此同等的祝福”。
    
    2、加强行政首脑的权力,使行政首脑获得主导地位
    
    美国总统的权力设置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原型。就权力的集中程度而言,美国国父们非常坦率地承认,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有“行政权”、“军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总统有效压制议会内的反对势力的权力,使总统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比议会明显高出一截。
    
    强而有力,高度集权,是国父们在总统的权力设置时遵循的原则。他们强调,“一切通情达理的人无不同意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权力集中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
    
    美国新宪法的反对派们最反感的就是总统权力太大,他们对新宪法的的反对意见几乎全部集中在总统的权力设置上。在随后的新宪法的全国性辩论中,总统权力设置成了双方攻防的全部焦点。反对派群情激愤,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他们预言,总统集中太大的权力必然使美国的共和政体逐步解体并滑向专制独裁的帝制;但是美国的国父们非常坚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们强调,把大权集于总统再加上实行任期制,不仅不会导致专制独裁,反而能断绝一切野心家在美国建立专制独裁制度的念头。辩论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双方都不再顾及斯文,在报纸上相互破口大骂起来,反对派大骂国父们妄想“冕旒加额”、“紫袍罩身”、“宠臣嬖姬”;国父们则痛骂反对派“拨弄妖术”、“毫无廉耻、男盗女娼”。
    
    国父们把能否坚持集大权于总统这一新宪法的重要原则,上升到了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们反复向美国人民强调,“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
    
    面对反对派强烈批评总统权力太大,使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时,国父们客气地反击:“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国父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正真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还指出,行政部门软弱无力通常都是民主政体的通病,“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可见,在国父们的眼里,民主政府多半都是坏政府。
    
    3、建立不受民意影响的具有非常浓厚贵族色彩的法院
    
    宪法赋予法官以更大的独立性,以保证司法独立(之前美国的法官是由议会任命),也是美国政体贵族制的体现。作者们明确指出,“按照制宪会议草案规定,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以行为正当作为法官任职条件无疑是现代政府最可宝贵的革新。……同样,在共和政体下,也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
    
    更为重要的是,“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
    
    宪法还对法官的薪俸加以了肯定、明确的规定,使司法人员在财源上获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所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权的地位。贵族精神以新的形式在美国宪法中延续下来了。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
    
    三、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
    
    “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分存在的人民”,这是国父们在介绍美国新政体时所强调的。《美国宪法原理》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来确保总统的独立性,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宪法只赋予人民间接选举总统(先选出选举团,再由选举团选出总统)的权力,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总统只有在严重违法并且被议会逮住了把柄,并且还要弄到连议会中本党的议员都众叛亲离之后,才有可能被议会赶下台。
    
    美国的国父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已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所以他们主张,设计美国的新政体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自由于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国父们还主张,政府不但要服务于人民,还要有能力教育和训化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
    
    四、国父们对美国新政体的评价
    
    美国德高望重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注:主贴中引用的文字出自《美国宪法原理》和《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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