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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乡一体化反思;群体事件持续半月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08日 转载)
    
      中秋之夜,雨打屋瓦。查建华仍躲在借住的蜗居里。亲人在几条街巷之外,近在咫尺又远如天涯。
       57岁的查建华是苏州高新区浒墅关镇大新村农民。七年前,因房子被强拆,他和众多失地农民一起,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29次进京上访、两次自焚的经历,并没有促进问题的解决。在多次被截访、两次被拘留、三次被打之后,他在家被人24小时看守着,不得不躲进朋友的空屋里。 (博讯 boxun.com)

      这是9月22日的苏州浒墅关镇某村。窗外,气温骤降,不远处京杭大运河上波光荡漾。由此东南方向,浒墅关镇的拆迁安置小区新浒花园门口,已无大批警察值勤;西北方向,通安镇的安置小区华通花园,依然挂着维稳的红色横幅;再往西北,东渚镇的龙景花园万家灯火,曾经封堵马路的人们,似乎还沉浸在中秋节日的喜庆中。
      两个多月前的7月15日,一场因征地和拆迁补偿引起的风波,由通安发轫,波及苏州高新区浒墅关、东渚、枫桥等地,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持续半月方止,朝野震动。
      7月28日,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被免职。此前,通安镇镇委书记王军、镇长孟晓瑜也被免职。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成功创办乡镇企业著称的苏州,目前是江苏省惟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试点区。这个经济发达、自古民风温柔敦厚之地,何以发生如此大规模群体事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处理失地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保证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受侵害?在依靠基层政府强力推进工业化的“苏南模式”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值得探讨?
      如苏州一位政协委员所说,通安事件给人们留下诸多思考空间。
    苏州“新机遇”背后
      政企联手强力推进,强政府和大资本优势互补的开发模式,在苏州盛行一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通安事件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七年之前。
      2003年10月,通安严山村62岁的农民戈兴根,收割完水稻之后,发现种了几十年的地不让种了。
      这年10月24日,通安镇政府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工业启动区耕地种植和其他耕地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为高新区在西部进行大开发、大建设铺平基础,为了加快动迁工作进度,现在正在动迁的13个村,涉及9905亩耕地在秋熟收割结束后,一律停止种植。
      严山村名列13村之中,但戈兴根并不知拆迁后要做什么。此前的6月,戈家在镇上买的商品房已被拆迁。
      拆迁并不止于通安。6月12日,浒墅关镇大新村农民查建华,从动迁大会上知道,为给一个叫大新工业园的项目让地,住了50年的村要拆了,尽管家里的土地是承包到2028年。
      6月15日,浒墅关镇莲香村的俞根元,从村里下发的《征地动迁政策汇编》看到:苏州高新区浒墅关工业园建设,涉及杨安、牌楼、永安、青灯、莲香五村2000余户……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拆迁,如骤雨一样降临。
      这一年,三镇乃至苏州高新区,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通安镇,位于苏州高新区西部,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4.1万人,行政村25个,其东为浒墅关镇;以西是东渚镇。
      在苏南模式如日中天之际,这三镇大部分区域,仍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落后地区。处处小桥流水,碧绿的稻田间散落着农家白墙黑瓦的楼房,一派江南水乡色彩。
      在严山村,戈家有三亩地,每年种一季水稻,一季小麦;养猪十几只,鸡鸭几十只;年入3万多元。日子平静悠长。
      2002年9月,苏州市区划调整,浒墅关、通安、东渚划入苏州高新区。当年12月,39岁的王竹鸣,从昆山市长任上调任苏州高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这一年,如王竹鸣后来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所说,苏州高新区成立已历十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0家落户其中,吸引外资7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居全国53个高新区之首。然而,首期开发的52平方公里已用尽,苏州市决定把虎丘区与高新区合并。
      合并后的高新区,面积扩为223.36平方公里。
      2002年底,高新区做出“北扩西进”部署,浒墅关、通安、东渚被纳入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车道。
      这一年,苏州正经历着从乡镇企业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2003年7月,江苏省委提出“到2010年左右,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20年左右总体上基本实现现代化”。苏南被赋予重任。
      这时,发端于21世纪初, 被叫作“农村三集中” (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的模式,正在苏州推广。
      像大多数村民一样,戈兴根们并不知道“三集中”意味着什么,他们被裹挟在政府高效率的拆迁进程中。
       在浒墅关镇,2003年6月25日,高新区管委会全资公司苏高新集团总公司和浒关镇政府,共同出资成立了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开发沪宁高速公路浒墅关镇路段西侧,规划总面积18平方公里的路东地段(浒关工业园),以打造一个集聚钢铁、能源、造纸、化工等产业的现代工业重镇。
      成立后的新浒公司,“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边拆迁、边招商”;6月底,路东一带40米宽的7公里主干道全面开工,3200户农户的动迁初评结束;8月28日,首批动迁房新浒花园开工……
      这种政企联手强力推进,强政府和大资本优势互补的开发模式,后被称为新浒模式。
    冲突之源
    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安置面积缩水
      在苏州新发展机遇中,通安镇也在行动。涉及9905亩耕地的停耕通知,反映了这个2002年全镇工业总产值仅为7.5亿元的苏州落后地区,发展“通安产业园”的强烈愿望。
      2003年8、9月,在浒关工业园高速推进时,俞根元收到了评估报告:俞家房子390平方米,被评估为楼房281.99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470.78元;平房22.14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270.58元;简易房88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212.06元;装饰及覆着物补偿92754.80元;搬家补助费300元。共补偿250462.82元。
      “价格实在低得离谱,铝合金的门只有100元一个。”俞根元愤愤不平。
      戈兴根在后来的评估中,把评估人员赶了出去。“一个铁门2800元,他们说200多元,我们拿到废铁站去卖,也要卖五六百元。老百姓的房子就这么不值钱?”
      当时,当地的商品房已逼近1平方米3000元。
      村民了解到,拆迁执行的政策《苏州新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苏州市政府第16号令)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而在高新区2003年下发的相关通知中,列出了该区农村房屋基本重置价格:混合结构每平米342元到441.80元;砖木结构每平米338元到 563.01元;简易结构每平米125元到209.42元。
      村民们认为,上述规定,“只给予了房屋的建造成本补偿,对土地使用权是没有补偿。”
      2007年虎丘区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苏虎府查[07005])称,该区征用土地方面的补偿费包干定为每亩11000元,其中土地补偿不分耕地和非耕地,统一按每亩4800元补偿。
      在补偿标准过低之外,村民们不满的还有安置房问题:家里不论房子多大,一律每人安置30平方米;基准面积之内的安置房价格,按楼层从350元到580元不等。而在富裕的苏州农村,不少农房都在三四百平方米。这一安置标准,使不少农民住房面积大幅缩水。
      在通安镇,戈兴根家在严山村387平方米的的祖宅,评估价仅15万多元。
      浒墅关镇宏图新村57号的陆志良、王华英夫妇,2007年住宅(被评估为主房254.755平方米,辅房37.662平方米)拆迁后,房屋补偿价不到13 万,安置房仅210平方米。她家于1996年买地自建,位于宏图新村义桥头的408平方米楼房,也被认为属于一户两宅,只按实评估,不安置动迁房。
    强拆风波
    地方政府主导制定拆迁规则,并调动行政资源强力拆迁
      在2003年开始的拆迁中,一些村民因补偿标准过低拒绝签字而遭遇强拆,甚至酿成极端事件。
      接到评估报告的第二天,俞根元就去了区信访办,又去咨询律师。回家后,镇里的干部找他谈话。这以后,工业园区陆续开工,俞家先后遭遇多起怪事:灶台被拆、门锁损坏、家里断电。
      2003年11月的一天,他因家门口泥土堵路问题,和修路工人发生冲突,被打断两根肋骨。后来,在村里做干部的两个亲戚先后来求他,“如果不拆,我们的饭碗都保不住了。”他无奈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北京市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廖辉,自2005年起在苏州代理过20多起拆迁案,对苏州拆迁鲜明的地方色彩印象深刻:地方政府主导,制定拆迁规则,调动一切行政资源,公安、城管等权力机关强力配合。
      2003年12月30日晚9点多,查建华家的房子被强拆掉2间。此前,查家有平房5间,250平方米,评估时量了三间,共150平方家,赔偿价是6.4万元。查没有答应。2004年元旦中午,在嘉兴做生意的查建华赶回家,打电话给村支书,对方称,“你的房子被‘偷’了,现在被‘偷’的也不是你一家,多着呢。”
      2004年10月30日晚上,剩下的三间又被强拆。查建华在老宅基上建了简易房。2004年11月5日9点多,几十名城管、警察、联防人员,开着铲车包围了简易房。在争执中,查建华把两瓶汽油浇在身上,当场点燃……
      查建华自焚受伤后,在医院躺了10天。镇里先是答应三天给他答复。“他们三天不来,六天也不来,十天也不来,我就到北京去了。”2004年11月16日,查建华走上了上访之路。
      更早从2003年起,苏州就不断有动迁户逐级上访,由镇、区、市、省,直到北京。
    法律之门紧闭
    村民们提起的行政诉讼长达5年不能立案
      至2006年,苏州高新区二次创业已两年多。1月18日,时任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在《人民日报》发表《“三集中”促高新区和谐发展》一文,配发“编者按”称:苏州高新区以占苏州市2.7%的土地、3.4%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市9%以上的经济总量,经济社会环境取得了全面发展。这与高新区加快“工业向园区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努力密不可分。
      一个多月后的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苏州高新区又被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轨道。
      2006年3月16日,全国“两会”期间,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做客央视,细解新农村建设中的苏州“新思维”。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改变现有土地的利用方式,甚至让农业的土地永久地离开农业领域,这个趋势在任何国家、地区都难以避免。关键是,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王荣还提到,新农村建设,不能搞运动,更不能搞拆房或建房等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否则,新农村不但搞不好,还会带来负面作用。
      就在这时,俞根元们还在艰难维权之中。
      2005年6月30日,俞根元、丁佰英、陈建国、朱法明、宣卫明等20位被拆迁户代表,向虎丘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确认高新区国土局颁发给浒墅关镇政府的拆迁许可证不合法,并予以撤销。
      在2003年的拆迁中,浒墅关镇的村民们并没有看到征地公告。
      2004年10月14日,在莲香村村民周福兴收到的浒墅关镇政府发出的裁决申请书上,村民们才看出由来:浒墅关工业园区总规划面积约15821亩,涉及杨安、牌楼、永安、莲香、青灯五村村民房的拆迁。
      15821亩?俞根元等的代理律师,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平说,“这远远超过了高新区的审批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由国务院批准。
      对于浒墅关镇获批的苏新国拆字(2003)第25号《苏州新区房屋拆迁许可证》,律师李金平认为,该许可证属于国有土地拆迁许可证,以此来征集体的土地不合法,且村民没有看到拆迁公告。
      然而,在提起诉讼之后,俞根元们没想到长达5年竟然不能立案。“我们当时去找立案庭庭长,他不收。”俞根元说。
      无奈之下,他们当天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虎丘法院提交了起诉状等。
      7月1日上午,他们从邮局了解到,法院已收到相关材料,但仍未答复。
      7月13日,俞根元们又向苏州市中院起诉,仍无法立案。
      7月27日,俞根元、宣卫明等来到江苏省高院立案庭。在他们一再坚持下,法官留下了材料,但未出具收据。
      此后一年多,俞根元们奔走于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之间。每周二是苏州中院的庭院长接待日,他们前后去了不下一百次,但都无济于事。
      在俞根元们为立案奔走的同时,苏州的其他村民也在用法律维权。2005年12月25日,北京市兆君律师事务所提请部分法学家,就苏州市相城区、工业园区、新区的24户村民提起的拆迁案进行了研讨。
      在研讨会上,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应松年、杨小君,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等表示:当地制定的拆迁管理办法,逾越了上位法的规定,不具备法律效力且补偿标准偏低,应予纠正。
      这份建议意见由《检察日报》等发表后,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廖辉也给当地政府发过文件,但无回音。
    “非常待遇”
    2007年的信访学习班,堪称地方当局维稳工作的一个“独创”
      除了无法立案,俞根元未曾想到,用法律维权也会遭遇非常待遇。
      2007年3月20日上午10点20分,俞根元在通安镇树山村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时,被警察带到镇湖镇西太湖边一幢别墅。
      在别墅里,他被三人看管。其中一人说:这是全国范围内大的行动,带你到这里来,是学习16号市长令及江苏省信访条例。
      21日早上,俞根元被带进另一个房间。有个领导模样的人发给他16号市长令和两本信访手册。俞根元问:此次学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否可以强迫他人进行学习?你们这是非法绑架。
      在“学习”期间,俞根元多次遭到殴打。他曾企图自杀,也曾绝食抗议,直到3月27日被放出。
      俞根元至今还记得,那个关他的地方是江苏省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太湖旁。
      被关期间,俞根元收到一份通知:“按照中央、省、市要求,为进一步增强信访人的法律意识,引导群众正确合法地进行信访活动,我办于2007年3月19日至4月3日举办第二期专题学习班。”
      结束“学习班”后,俞根元们先后向苏州市公安局报案,并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
      2007年10月11日,虎丘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苏虎府查[07005])称:整个集中教育学习的方式、过程等没有出现非法拘禁、人身伤害等违法行为。
      2009年5月5日,俞根元、陈建国、朱法明、宣卫明、沈小弟、张海明、薛素珍,就“信访学习班”非法拘禁问题,向虎丘区法院提起诉讼,未获立案。
      俞根元的遭遇并非孤例。2007年2月25日,戈兴根被从通安严山村的家里带走。几十名警察、城管进门的阵势,吓坏了他89岁的母亲。16天后,戈兴根才被从三山岛放出来。没几天,母亲去世。
      这是戈兴根第一次被关。此后,这个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又被关了6次,达260多天。
    
    消失的耕地,集居的农民
    土地被集中后出现抛荒;农民在集中安置点生活,甘苦自知
      进入2008年,苏州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年,苏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水平超过60%。9月,苏州被江苏省确定为全省惟一的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苏州的探索路径包括: “一张图” (科学制定规划)、“三集中”、 “三置换” (即以承包土地置换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宅基地置换商品房、集体资产置换股份,实现城乡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四对接” (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和城乡社会管理的对接)。
      拆迁,伴随着发展仍然在进行。
      2007年5月30日,枫桥街道戈觉平家的房子,被两辆工程车吊起两块几吨重的混凝土石块砸坏;7 月25日凌晨3时,家里剩余部分被大型机械推倒。
      2008年4月23日,枫桥街道朱雪坤的房屋被强拆。
      2008年11月7日清晨,王华英、陆志良家门被撬,他们位于宏图新村义桥头的楼房被强拆。
      2009年12月20日上午,戈兴根在京上访期间,祖宅被强拆…….
      至2010年,苏州高新区的大规模拆迁已历七年。2010年8月20日,在“浒关工业园”,本刊记者看到,工厂已成规模,但在永莲路与浒青路交界处,安杨路与华桥路一带,仍有大片草地。
      在杨安村13组的废墟上,一对60多岁的开荒夫妻称,这里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在拆。老夫妻的窝棚以南,是16万平方米的浒新金榈湾花园;以西是均价8000元的丹景廷小区;以北是40多亩的草地。种草被村民们认为是在掩盖抛荒的事实。
      通安镇以西抛荒现象令人惊心。平王、严山、中桥村一带,嘉陵江路、昆仑山路等气势磅礴的阔大道路间,荒草间掩着一两栋孤房,开荒者的窝棚时有所见。
      2010年8月24日,在严山村五组的荒草间,本刊记者看到,50多户人家拆得仅存一户,全组180亩地,复耕的不到1/3。隔一条马路的严山二组,一村民在房子废墟旁搭了棚子,开荒十几亩。
      在平王村种田的巢湖人小王,向本刊记者描述了2005年刚来开荒的情景: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黄花开得有一人高,他们雇了挖土机,先后开荒50多亩。
      在通安镇,像小王这样的巢湖种粮户有三十多户,仅他们耕种的土地就达三四千亩。实际抛荒的土地远高于此。
      在东渚镇绞里村四组、五组,茅山村14组、3组一带,本刊记者同样看到大片荒地,有的已由种粮大户承包。
      土地被集中的同时,农民被快速地集中到安置点。在通安,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的华通花园,整齐划一的六层楼房,从通安镇东一直延伸到数公里之外的G312国道。在浒关镇,上百万平方米的阳山花苑与惠丰花园、新浒花园各据一方。
      戈兴根是2004年7、8月住进华通花园的。与年轻人较快适应环境相比,他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一开门就是几十块钱。菜也要买,米也要买。上个厕所用水,都要花钱。”
      俞根元和几乎所有的维权者一样,丢失了工作。房子被拆后,他们搬进了简易过渡房。2010年4月16日,最后一批14户过渡房也被强拆,剩下的3户被断电断水。
      查建华仍住在出租房里。7年了,他仍没有拿到任何补偿。家徒四壁,一捆一叠的上访材料分外显眼。亲戚朋友都不敢跟他来往。儿子是在他自焚那年登记结婚的,如今孙子都6岁了,全家还是住在每月300元的出租房里,父子经常争吵。2006年5月,老婆实在抗不住了,想去签字拿房。这对苦命的夫妻吵了起来,甚至立了离婚协议书。
    
    通安事件教训
    自2003年以来高新区大规模拆迁征地引发的问题仍在发酵
      在2010年7月群体事件之前,通安乃至高新区似乎并无异常。
      5月5日,江苏10多家媒体深入浒墅关镇,集中采访宣传“新浒模式”的建设成果:“二次创业”以来,高新区经济总体上保持25%左右的增速,以占苏州2.6%的土地和4%的人口,创造了全市1/10的经济总量……
      7月13日,苏州市政府全体会议透露,苏州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三集中”、“三置换”已见成效,82%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61.3%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35%的农户迁入集中居住点;5.5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农保转城保。
      这些当然是事实。但与此同时,自2003年以来高新区大规模拆迁征地引发的问题,也在发酵。
      7月初,华通花园有村民在新一轮拆迁中发现,附近一村庄同等面积的被拆迁住房补偿金额比以前多出很多,其中包括每户近40万元宅基地费,而此前并无该项补偿款。村民们怀疑被干部私吞。
      至7月15日,前来镇政府的村民不断增加。晚上七八点,镇政府附近已聚集数千人,三四百村民把镇委书记王军围困在会议室里,要他拿出拆迁文件,验证有无私吞宅基地补偿。至16日凌晨,大批防暴警赶到,与村民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江苏本地媒介所发的新闻通稿,将事件描述为:7月15日以来,虎丘区通安镇等地部分老动迁村民因对该镇拆迁补偿政策变动不满,多次聚集在镇政府和集镇上,要求当地政府对他们前几年的拆迁以现行政策给予差额补偿。群众聚集人数包括围观者一度达1000余人。7月15日傍晚,少数村民情绪激动,行为失控,与通安镇政府工作人员发生了言语和肢体冲突,通安镇政府一会议室桌椅、大楼门厅的门窗等办公设施也被损坏。
      16日白天,通安居民继续聚集,在G312国道附近聚集几千人。当晚,警民数次冲突,又有群众受伤。
      这一天,俞根元等20位被拆迁农民,向江苏省人大法制委提交《规范性文件审查建议书》,建议撤销《苏州新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
      建议书称,《暂行办法》越权制定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制度,越权设定了行政许可,设定房屋拆迁许可的条件违法,造就了大量的先占后批的违法建设,规定的补偿安置不合法。
      7月17日,数千群众再次聚集在G312国道上,被警方驱散。风波很快波及浒关、东渚等地,新浒花园的居民聚集到浒关镇政府,东渚龙景花园的居民“散步”到了太湖大道等地。
      7月21日,高新区(虎丘)区委、区政府决定,暂停通安镇今年动迁工作,并就地免去通安镇党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的职务。
      28日,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被免职。
      至8月底,通安镇一带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似乎什么也未发生过。浒墅关镇的墙壁上,还贴着虎丘公安分局的维稳通知。此前,《苏州日报》头版刊发的评论员文章让人印象深刻: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苏州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苏州经验”可圈可点,这是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最好体现。
      这时,查建华仍躲在朋友家里;俞根元们的诉讼仍未立案;浒墅关镇法律维权户们的过渡房前,用竹竿挑起的国旗,已褪色成红布,迎风招展。
      而俞根元说:“我们仍相信法律。”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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