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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困境——北京发展模式错在哪里?/牟传珩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1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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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
     (博讯 boxun.com)

    当今时代,全球民主化和平演进日新月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艰难,社会腐败加剧,民怨沸腾,执政者至今都在坚持两个“绝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官方始终固守于已是千疮百孔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窠臼难以超越。
    
    作者曾在《“雅尔塔”格局大崩溃》一文中,揭示了作为资本世界扩张反题存在的“共产主义幽灵”,注定被社会文明演进所埋葬的历史宿命;又在《北京发展模式”何去何从》一文中,得出了“中国特色”30多年的改良试验已经走向了死胡同的现实判断;更在《中国别与世界现代化整合主流叫板》一文中,完成了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现代化进程所整合的逻辑推演。而本文旨在运用科学证伪方法,将当今“中国发展道路错在哪里”这一根本问题,押上澄清原则建构起的认识论手术台,以进行还原追究的理论剖析与普世价值的再审视。
    
    一、马克思主义开错了药方
    
    马克思是德国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中产阶级犹太人,毕生以批判哲学为价值依据。马克思主义则是人类对抗历史时期反映阶级斗争思潮的一种集大成的烟筒围墙工业政治学说,诞生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后期的工业社会。那时社会矛盾异常激烈,资本的扩张不断吞食大量土地,迫使众多农民沦为无产者,进而刺激了工业社会的两级分化与劳资冲突。这种尖锐对抗的社会现实,成为马克思这位革命派理论家思考、批判的对象。然而,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资本化社会的铜臭与血腥,和揭露私有制的罪恶与腐朽,并借用了费尔巴赫式的推理方式,得出了文明化的社会本质就是阶级斗争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占有条件下的价值增殖过程,就是把劳动者变为人格化工具,把资本家变为人格化资本的过程,私有制扭曲了人性,使人变得自私、贪婪、虚伪、肮脏。因此,他以教主的身份,宣布要彻底消灭一切私有制和剥削者,埋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以“解放”全人类。然而,怎样消灭私有制和剥削者?《共产党宣言》给出的药方就是进行暴力革命,实行共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共产主义幽灵”,其实就是一种用暴力掠夺一切私有财产为实现方法所推行的主张及其运动,并由此形成了暴力革命国家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在这类国家中,政治上以阶级专政名义取消了人人平等与个体自由;在经济上以主体虚置的“公有”幌子,取缔了财产私有的合法性;在文化上,则用分裂对抗哲学割断了“人本主义”的普世化发展。
    
    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主张在一国,特别是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这样的掠夺革命,但马克思主义偏面夸大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关系的腐朽,而忽视了他所称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文创造精神的自由发挥,社会财富的丰厚积累,为许多无产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为他们最终成为有产劳动者提供了条件,为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这种“资本主义”社会还由于经济上的自由交换,平等互利原则,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发展,使劳资妥协与合作成为现实,政府可以借维护平衡企业劳资双方利益,使阶级冲突不断淡化。今天可以断定,世界上愈是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国家,其劳资关系愈是具有合作性和建设性,反之,越是当今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劳资关系越是紧张、对抗,工人地位与待遇也越是低下。
    
    基于上述,共产党人处于主观性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垂死”(列宁语)的武断是多么荒谬。 共产党人用暴力掠夺、“输出革命”建立起来的主张及其运动,最终被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历史演进和全人类共同捍卫的普世价值所埋葬。如今,仍有人发出苍白无力的辩护,声称那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然而,无人能够否定,要暴力消灭私有制、剥削者的政治信念,正是来自于原始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尽管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是以经济发展条件为前提的,认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偏执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不顾其经济发展条件。其实这两者都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发展条件论与暴力革命推动论的结合。否则既无法说通马克思“一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也无法解释《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巷战”的肯定与支持。
    
    中国在如此落后的农业社会中,搞“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半个世纪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中,以“公有”的名义侵占一切私有财产,为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家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其精神依托据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道路,并被武断为是“中国人民的必选择”,竟然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宪法。结果这种道路被社会实践一再验证,不过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于是,中共开一次党代会,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把资本家再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而且土地包给农民,国家成为地主,“社会主义救中国”变为“资本主义救中国”。于是,中国特色的“北京模式”,开始了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的;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发展道路。
    
    二、退守到“邓小平理论”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主义开错了药方,毛泽东思想误之太远。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能拍着胸膛说他们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剥削者吗?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入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于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跳楼自杀了。在理论上,那些养尊处优的官方御用文人再也不能为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拿出新东西来。民主老战士范子良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我正写此信时,听到自由亚洲台一则消息:中国社科学院副院长罗迅(音同)率领一个中国哲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作哲学演讲时一派陈词滥调,毫无半点新意,受到听讲者一片唏嘘声,出现尴尬局面。出席听讲的王丹、王万顺为不使演讲者难堪而未发言,在美的哲学界前辈新儒学代表杜惠氏教授也对中国大陆哲学领域里的倒退深表惋惜之情。看来共产党不光在政治、经济,且在哲学等学术领域里也创造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了。”
    
    今天,中国社会已全面陷入旧理念瘫塌的危机之中,人们精神迷茫、麻木、恍惚, 本能地厌误政治,任何“革命情结”、“理想主义”都难以唤醒人们的热情,以至于道德滑坡、教育污染、贪污腐败,拜金主义、反理性主义等泛滥,人们的思想、政治、伦理乃至生活方式各领域都缺乏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来适用时代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互不信任,关系松懈的不谐和状态。迫于此,官方搞出“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并将“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都放进这个筐子里。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个适用主义者,有的仅是片言只语,现说现用的政策口号,有什么经得起推敲的指导性理论体系可言,充其量不过是“猫论”“石论”“不争论”。
    
    所谓“猫论”,也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市绘哲学,大凡唯利是图者都深谙此道;所谓“石论”,是典型的盲人思维,中国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指导下进行岂不可悲?所谓“不争论”,不过是理论上的逃跑主义,这充分印证了邓在理论战线上既不是被称之谓“右”的对手,又无力回答“左”的辩诘。因为他既要打社会主义这面招牌,又要进行偷梁换柱的修正。因而,这种理论当然也就难免被马克思主义左倾弟子们批的体无完肤了。前些年来,紫禁城里禁不住连续炮制的极左“万言书”,以及如今的“毛左”兴起就是例证。由此可见,当今执政者退守到“邓小平理论”,意味着理论上的贫穷与精神支柱的倒塌。
    
    三、执政者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处于尖锐冲突之中
    
    既然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已经瘫塌,必然导致执政者的行为错乱。中共本来是以实现公有制为立党之本的。他从诞生那天起就自誉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其进行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所有政治行为,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他们今天却在“四项坚持”的政治行为下,开始动摇赖以执政的经济条件——公有制。“邓小平理论”30多年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进行以“经济人”(亚当.斯密用语)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对公有制进行股份化或私有化的蚕食性改变,和鼓励剥削,保护发展民营企业家利益,并使权力与资本结缘,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向官僚特权阶层。由此导致社会两级分化,分配体系紊乱,造成社会不公的严重后果,进而激化了劳资关系,使大批工人失业,无产者论为无饭者。这导致了眼下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从校园血案到富士康员工连跳,特别是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群体揭竿而起的局面。这中发展道路,当下被官方称之为“北京发展模式”。正是如此“发展模式”中依然坚持对抗哲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陷入了其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尖锐冲突中,陷于了是代表工人利益还是代表资本家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两难境地。然而这又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解决不了的。
    
    中共一方面需要新生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等价交换观念和对利润的自由追求,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压制他们的民主自由要求;一方面声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方面又把他们伦为社会最低层的人。曾有一位独居慧眼的英国记者在的《星期日电讯报》上挖掘了中共在外资企业中的态度:“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还在的资本家”。由此可见,在这个国度里“工人阶级的政党”竟然剥夺工人的抗争权,可见其认识颠倒,行为错乱到何种地步?无情的历史最终将迫使中共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坚持以“经济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改革,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信条?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放弃市场经济改革?在这样一种逻辑公式中,按共产党人的旧文明思维定式推理,不可能既是A又是非A ,更不可能“三个代表”。
    
    总之,中共政治权力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正在逐步瓦解,其政治行为无可力转地将进一步萎缩。从逻辑上推理,公有制的改变,必然会导致以推行这一制度为已任的执政党丧失执政资格。
    
    四、人性自由与产权私有不可剥夺
    
    自然人是拥有共同本质规定,但不能互为附属或联体实现自己的单元智能生命存在物。由于人是单元存在的,所以人与人是互为独立的;由于人是不能附属或联体的,所以必然是相互平等的;又由于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智能生命物,所以人又必然是自由的。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质,也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理性。由此可见,独立、平等、自由三点成圆,缺一不可,是存在对一切自然人生命实现圆过程的规定性。
    
    人的独立属性必然产生社会意义上的个体意识;人的平等属性必然导致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意识;人的自由属性又必然发展为社会意义上的创造意向。因而人的独立、平等与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人要求、民主要求和创造要求,不是意识形态确认不确认的问题,而是一种天然的法理。人与人之间只有来自自然意义上的体力强弱、智力高低之分,或其存在归属意义上的种族与国别之分,而没有本质上的A与非A之分,或观念上的尊卑等级之分,以及财富占有法权形式上的主奴之分。任何从意志出发,主观性地将共同享有独立、平等、自由本质的人分割为敌友对抗关系的理论,都不仅是对人性本质的背叛,也是反自然的逆动。
    
    对抗社会那种阶级斗争观念,不过是人类使用简单工具,认识能力尚未达到全圆思维过程,采用了简单、对立、直线思维方式,才模糊了人与问题的界线,导致了从意识上分裂自己的结果。因此对抗文明的社会史,就是一部分人运用暴力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独立、平等与自由的历史。而新文明社会就是一种捍卫人的本质,更符合自然过程的人本社会。
    
    “私人合法财产不可侵犯”,是人的独立、平等与自由本质在经济生活上的实现要求,是人类早期“圈地已有”转化为社会法权的自然结果。它最初只是来自没有暴力介入的社会约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也都是这个社会人在满足需求,使用特定水平的工具,结构特定关系的经济结果。它总是伴随经济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任何主观超越性推动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都不可能对其进行超前改造。中国历史上众多以“均田”为目的的暴力活动,都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本质。可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只是对抗社会以力量对比争夺利益与权力的政治反应形式,而不能理解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恰恰相反,由于它是一种经济之外的力量介入,具有较大的破坏性,违背了社会“节约发展”法则,因而干扰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常常导致社会进步的中断、延误或扭曲。这也就是新文明圆和思想认为,激化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原理。
    
    结束语
    
    用还原论的科学主义思维看问题,一切真实的因果关系,都可以还原于它的发生根源。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把人的自然客观性,放进了主观世界的“主义”性里解读,用结果代替原因,用现象代替本质,因此,必然导致违逆自然,分裂人性的社会政治实践。其实,产生人类社会联系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性质,社会活动的所有规则也都可以还原到人的性质里去解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能在人性的发生原理里获得印证。因为它们都是人的性质在相关方面的展示,阶级性也是。而那些深陷马克思主义理论巢臼喋喋不休的所谓“学术争论”,就如同中世纪经验哲学为一根玫瑰上能站几个神而耗费精力一样,离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越来越远。
    
    其实,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就是自由,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社会制度就是民主。正如自然不能不自然一样,人类不能不自由,社会也不能不民主。普世价值之所以能普世贯彻,正在于它的人本自由主义:尊崇天赋人权,倡导民主自由,体现包容合和。如此价值可以直接还原于人类内在要求本身,在本质上体现了人类类化文明和社会和平演进的客观理性。而其他一切不能还原于社会真实的伪真理,和一切借观念、立场、阶级性等分裂人类共同本质的主观性学说,都注定要走进历史博物馆。这已经为人类发展至今的社会实践所证实而毋庸置疑!这也就是本作者在《走向新文明——后对抗时代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一书封面用语所言:“自然节约发展、圆和运动作用下通往自由道路的人性伸张,是导致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的根本原因。”
    
    今天,中共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经济现代化转型有了初步成果,但政治正当性资源却在大量流失,国家政治结构已经越来越依靠官僚科层制度,而逐渐失去了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官方“软实力”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应对,开始出现所谓的世界史的叙述危机,而不得不退守到“北京模式”的“特色主义”中,并试图另立一套世界史语话表达,来对抗普世文明的世界叙述模式。但是,这种努力最终会与狭隘民族主义合流,从而激发出新对抗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上,中国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与参与国际合作,但是从其“核心价值”的逻辑发展来看,只要狭隘的“北京模式”不被检讨,“绝不”思维坚持下去,政治民主问题将会继续在“中国特色”中搁浅,导致北京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合流,最终演变成特色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新的对抗结果。如果中国走向了这一步,那不仅是这个民族的悲哀,也将是全世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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