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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望身后的足迹——第一次成为“思想犯”/牟传珩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7月29日 转载)
    牟传珩更多文章请看牟传珩专栏
     记忆旋转的感觉
     走向年轮漫延的故乡 (博讯 boxun.com)

    梦在明明灭灭的街巷里游晃
    游晃着视野里的回响
    灯火燃烧着日历
    落叶枯黄了岁月
    足印化作覆了巢的飞鸟
    鸣啼着哪是去向
    人物在情节中荒诞
    荒诞成时代的徽章
    故事在背景中断裂
    断裂是历史的创伤
    理性就那样默然
    我张望着文化了的远方
    
    1971年春,我被“知青下乡运动”裹挟到山东建设兵团。1973年,我结束了两年兵团生活,乘坐火车,在雾蒙蒙的夜色中缓缓驶进了青岛车站。我们四个兵团战士,怀着一种喜悦、躁动的心情,拎着各自的行李,四下张望着走出青岛那德式建筑的火车站,在灯光映亮的沸腾人群中,一眼便看到有人举着“迎接山东省建设兵团独立二团战士”的牌子。我们心下一阵喜悦,一同奔向前去,迎我们那矮个子军人,是兵团带队来青岛的连指导员。他带领各师调来的战士已先期到达。我们相互介绍、寒暄了几句,便被让上青岛印染厂派来的一辆“大解放”货车。那是我首次来青。对我来说,夜色勾勒出的岛城,是个全新的世界,火车站那高高的尖顶钟楼和乌龟似的辆辆缓缓爬行的有轨电车令我记忆犹新。
    
    我们一行四人和接站来的几个人,一同站在敞蓬货车上,顶着凉晾的海风,从火车站转向中山路,途经黄台路、辽宁路直到台东。一路上地势起伏,建筑错落,奇光流彩,甚是洋气。我眼里的夜青岛,那么新鲜而神奇,陌生而亲切。汽车大约行驶了20多分钟,便停在了“大光明”电影院对面的台东旅社门前。那年从兵团各师团选调青岛纺织系统从工的兵团战士有40多名,女生都分配在青岛国棉四厂,男生20多人分在青岛印染厂。
    
    当时我们临时被安排在台东旅社暂住。当晚,我们面对全新的环境和骤生变故的命运,谁也没有睡意,不时地跑上马路东张西望,感受那充满鱼鲜味的夜青岛气息,直到天亮。我们在先来几天的战士指引下,到台东旅社后侧的饭店,用了顿风味早点:肉包加甜么粥。粥里有花生仁、豆腐块、粉丝和青菜,咸味的,甚是可口。我最先便是从这甜么粥里品出青岛特色的,但不知为何,近些年来,青岛市面上到是罕见了。
    
    用过早饭,指导员带我们进了辽宁路80号参观。这80号大门内,分了两家:青岛印染厂与青岛丝织厂,两厂之隔是条排污的河道。我刚走进印染厂时,印象还满不错。两棵高高醒目的雪松,耸立在一座挺洋气的办公楼前,院内小花坛中竟也有棵丁香树,尽管初冬季节,满树的曲折枝条脱尽了叶子,但凭我的直觉,一眼就能认出那能招唤我童年梦幻的丁香,这厂区的院子顿时便有了种亲切感。但当我们一入车间,便被一种原始、污浊的景象惊呆了:车间里热浪滚滚,臭气熏人,入厂时那种的亲切感荡然无存。
    
    我一入厂便被分在染色车间,学轧染,“三班倒”,分早、中、晚班,每周一倒,倒得我晕头胀脑,长期失眠。那生活,使我从激情满怀的渴望中,陷于了沮丧与无奈。从此,蒸笼般的厂房,每天把我捆缚在没有自由的机器上。那种刻板、繁重、充满污浊的机械性操作,丝毫没有使我体验到那些虚伪教育中的劳动快乐;那种毫无选择性的工业强制,使我感受到另一种人性的扭曲、精神的压抑和内心的苦闷。
    
    我在人生沮丧、无奈的转折中渡过了两个月,便迁入寿光路25号印染厂宿舍大楼。宿舍楼共五层,顶层楼头几套房子,便成为我们兵团战士的单身宿舍。那时我已喜欢独处与沉静,追求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便选择了一间不足6平米的侧室。最初我与一个从农业师调来的战士刘成通合住,但不久他便嫌小屋狭窄、西晒,搬入正间。这小小的陋室,便从此成了我沉思与写作的浓缩宇宙,一个仅属于我的生命“寄居屋”。我从家乡拉来了简易书桌、书橱、悬挂字画,培植盆栽,搞的雅典有致,书韵十足,与那令人沉闷、压抑的工厂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衬,借以调节心态,陶冶情趣。从此结束了我18年来的孩提时代,开始了成年男子汉的单身工人生活。
    
    当时,我为摆脱那种单调、乏味的工厂生活,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上夜校学习,先后在台东干部职工业余学校跟扬春霞老师、宫肇智老师学写作,跟吴老师学《资本论》,后来又到四方夜校跟金又新老师学古典文学。与此同时,为了发泄自我,在寿光路25号五楼顶端那盏不倦的灯光下,借儿时那丁香树招换的灵感,走向上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把理想溶进了构思,把人生价值挥洒在方格纸上。记得那年我征得厂工会的支持,与其他两位文学爱好者候光国、王善栋,共同创办了厂内诗刊《激潮》。我们几个经常凑在一起,甚是认真地满厂组稿,亲自编辑,亲手油印、刊发,且乐此不疲。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发挥自我的价值与创作的乐趣以及生命自由伸张的渴望。尽管那诗刊很幼嫩、粗糙,但却使我真正体验了为兴趣而奔忙的冲动与热忱。我追寻的工作境界,本该是自由的,忘我的,富有创造性的。
    
    正值此时,一场波及全国的“人民民主思想解放”运动,孕育出西单民主墙及民刊运动。这运动与我骨子里故有的自由天性合流了,聚然便激发出生命内存里蓄积已久的潜能,并驱策着我情不自禁地告别了我自幼崇尚的文学创作道路,全身心地投入了争民主,要人权的民刊运动激流中。从此一条充满荆棘的自由之路,便在我脚下开始了。如果说这路是由信念规导的,倒不如说是人性自由扩张与文化交融使然,更为准确。人是要有爱,有恨,有尊严,要自由的;生活是有波澜,有冲突,有挑战,又有机遇的。这一切加在一起,便注定了一个人命运的内容、走向与归宿。
    
    在这里我汇集《志友学社》成员,共论国家大事,主办《理论旗》与《志友论坛》两个民间刊物,问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处五层楼上的小屋,容纳过多少天南海北的朋友,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慷慨激昂,忧国忧民。
    
    1981年初春,邓小平在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之后,又以下达中共文件的极荒唐而非法的形式,公然凌驾宪法之上,将全国民间组织与刊物定性为非法,要求所有民间组织与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并要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交待问题,而且他们还要查清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和事。那时单位领导已受命监视我,甚至不批准我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各地形势都突然紧张起来。全国民刊多数已被迫停办,有的转入地下。青岛民主志友学社也无法公开活动,她是否还能存在下去,已成为人们的悬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81年清明“四、五”运动纪念日。
    
    4月5日前,我在思考采取什么方式向社会传递信息,以证明志友学社仍然顽强地在活动,并将继续坚持下去。“四、五”纪念日的到来,猛然启示了我。于是我找来一米长的大白牌子,用大字毛笔写下这样的诗句:“有胆方敢言,无私才献身,英雄且暝目,不绝后来人。”落款为“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同时我还写了一幅挽联:“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当晚我与邢大崑一起,在大字牌周围扎了一圈纸花,做成一个巨大的花圈。1980年4月5日,天不亮,大崑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撑着那大牌子花圈,我俩顶着倒春寒,一步三晃地把那个大型花圈运到青岛烈士陵园——湛山寺。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志友学社依然故我,特意登上陵园前的一座青砖六角塔,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以至于我们走出很远,都能看到那塔上的花圈,在半空中忽悠。做完了这件事,我们似有一种欣慰之感。谁知我刚回到宿舍不到一个小时,便遭到公安当局的传讯。其实那时,当局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场全国范围的搜捕行动了。
    
    记得那是1981年4月12日晚9点左右,当时四方业校金又新校长深知时局的严峻,又几天没有看到我,便托诗人栾新建来印染厂宿舍看望我,叮嘱我注意安全。我们约计谈了半小时,新建即离去。其实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宿舍所在的马路两端已经戒严。我不知当晚栾新建是怎样走出去的,但他刚走不一会儿,公安当局便封锁了我们宿舍整个大楼,楼下竞然兴师动众地停放着包括电视录像在内的多辆公安专用车。楼里楼外所有人都不得进出,包括上夜班工作的也不行。为首的几个刑警,带着武警冲进我的房间,直接向我出示了逮捕证和搜查证,并给我带了手铐。至此,他们终于摘下了假民主的面具,对全国的民运人士下手了。当时我是单身,自己住一间宿舍,屋内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便满是书籍。墙上有我用大毛笔书写的王安石“三不足”横幅,格外醒目,即“天变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一个年青的武警看了看,操着浓浓的乡音说:还想变天?是不是要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遭二差罪,让地主老财再回来。
    
    我斜视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真是哭笑不得。我心里明白,这就是共产党人暴力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基础。
    
    当晚,公安当局要提审我,所以找来居委会主任和我们同宿舍的邻居见证,搜查我的房间,要带我走。但我声明谁也不信任,一定要亲自监场,以便对他们搜去哪些证据心里有数。谁知他们对我仅有六平方米的小屋,足足搜查了一夜,而我一直坐在屋角,静静地看着他们,脑里写下这样一首散文诗:
    
    我走了
    远暮,一盏熄灭的灯,缭绕的烟雾,大泼墨似地涂抹,涂抹着沉积着风。
    
    马路像一条僵死的蛇,一头铁链,一头封条,橡皮图章是个不会思索的大脑。
    
    一条漆黑的街巷,戒严中驰来的囚车,捎来了“大墙”里发来的“请贴”。于是,黑洞口下快节奏地查抄,象秋风在翻弄树叶。
     龟头缩进了甲壳,一切的门户关闭了,关闭了一个时代的幽默。
    
     闪亮的獠铐嚼不烂握管的手,眸子里尽是一幅没有人物的木刻。
    
      我走了,从道具走向背景;从方格走向溃烂的夜;走向中世纪异端审判所;走向没有人物的木刻。
    
    天刚破晓,印染厂宿舍里的居民都还没从梦中醒来,我就在灰蒙蒙的晨雾中被押上囚车。当我踏进青岛常州路看守所那沉沉的铁门时,一条狭长、阴森的走道迎面展来。在我的感觉里,那就是一条通往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时间隧道。
    
    附件:《理论旗》《志友论坛》
    
    1、《理论旗》
    
    
    《理论旗》
    
    当时,全国各地几十家民刊,力鼎中共打压,不屈不挠的维持下来,一改中共建制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的人民以清新的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在于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化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当时我自己做了封面设计,图案是一面围绕地球的旗帜,刻板人是我夜校的同学王海滨,油印发行陈增祥。(《理论旗》原件)
    
    我把我那仅有6平方米的单身宿舍作了编辑部,每天这里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待探访者。整日忙得乐此不疲。
    
    《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发表了我的长篇专论《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全面分析、阐述了陈尔晋撰写的十余万字的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的《论》,曾在《四五论坛》被删节发表,他便带原本交我保管。
    
    今天看来该论尽管未脱对抗社会思想窠臼,但在当时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体系,还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民刊《四、五论坛》,不惜代价刻印出版如此大部头作品的目的所在。而《理论旗》所作的工作,则是全面论述、评介了该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价值及社会作用,同时也对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此尔晋同年10月30日也给我来信谈到:
    
    传珩君:
    
    十月初,吕朴君因事赴青岛,我曾请他前来看您。他回来告诉他去时适值您已回烟台,不巧未遇。近日我到屹峰处,看到了您给他的信,即关于和他讨论的那封信,深感您写得很好,对《论》文思想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很好,亲切感人,说服力很强。屹峰赞叹不已。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未看到《理论旗》,屹峰处虽有,我因当即离开,未来得及让他从别人那里取来一读。回京后,又听王仲同志(原《四五论坛》主笔之—)对您那篇文章十分称道。他是去文立处看到的,我因近日无暇去文立处,望你接信后速给我寄几份来。来信请寄北京东郊三间房生物制品研究所刘迪收。刘即天安门事件那位“小平头”。我现住在他们家里。而且恐怕要住相当一段时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联合筹建中国青年研究所,十月十四日已由青年报总编钟沛璋亲自通知我,决定借调我来参加筹建工作,并于十月十八日发函联系。所以我现住在他们家一面等候回音,一面看书学习,准备写点东西。你经济上如方便,有空的话,可来京一叙------。
    
    2、《志友论坛》
    
    
    《志友论坛》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正巧青岛建工学院有位学生张贴了几份小报,定点在栈桥讨论问题。我基于好奇前去了解情况,未发现有人出面,但我却结识了几位新友,如邢大崑、胡海东、张宵旭等。这时,我认为发起筹组一个组织来推动山东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也就是这年9月,正式发起组织学社。大家几经协商,达成共识,学社全称定为“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亲自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并经大家一致认可。
    
    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在坚持公开、务实、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所有社员深入社会,贴近生活,并利用《志友论坛》为喉舌,抨击时弊,伸张正义,传递民主信息,促进人权发展,以扩大学社的现实影响力。(《志友论坛》原件)
    
    学社成立后,为提高大家的认识,加强理论素养,每周都要用专门时间组织理论探讨与学习。我当时经常给大家选讲一些有见地的民运理论文章。同时,学社还以组织名义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例如,通过公开申请学社注册活动来推动当局承认(至少是默认)的方式,强调民间建设性反对派组织已经存在的事实。当苏联陈兵苏波边境,虎视波兰独立工会运动时,学社成员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并以学社组织名义走上街头,张贴抗议小报。记得当时学社分成多个小组,分头行动,四下张贴标语,声援波兰独立工会。大家当时都有工作,仅是利用业余时间开会、写稿、收集信息、油印、出版、发行刊物。在极其艰苦,特别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懈地奋斗。此外,我们相当重视建立二线工作,学社背后还有朋友资源,以确保民主运动延续不断,故在此暂不提及那些朋友。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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