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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連綏仁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26日 转载)
    
    作者:連綏仁
     (博讯 boxun.com)

      在物质生活方面国人全盘西化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很难找出几样国粹──除了吃和麻将。从洋火、洋烟、洋布、洋服、洋油、洋灯、洋楼、自来水、自行车到电话、音响、相机、电视、电脑、互联网、空调、冰箱等等器,都打着洋字的烙印,更不用说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了。就是吃的,烹饪食物用的器,舶来的技术也占了上风。
      
      把国人西化了的那些器,它们的制造,就说表面组装罢,有哪道工艺,哪道工艺上用的器是我们的“土特产”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
    
      史学家们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过辉煌,不止是四大发明,直到公元十五世纪,在科学领域,中国比西方先进。然而中华文明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  
      为什么?
      
      笔者认为中华文明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内在原因或根本原因或直接原因是中国士人群体缺乏探索自然的兴趣。外在原因主要有:中国古代帝王对天文学的垄断、采取的政策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对于近代科学的诞生,古代天文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士人群体没有成为能独立思考、持批判态度、思想开放的阶层──他们是统治者的附庸,他们的命运由统治者的意志决定,没有也不能有独立的思想。中国的文字狱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将中国人愚化和奴化。八股取士和围绕八股取士的教育扼杀了中国人天赋的创造能力──士人学问空疏,八股闭塞民智。
    
    两小儿辩日
      
      《列子》记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段记载证明古人有探究自然现象的兴趣,并尝试用已知的知识来解释。
      
      既然古人对这样的自然现象感兴趣,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同样感兴趣,会问为什么。会问为何苹果或者松果不往天上飞而是落到地上。屈原的《天问》有一百七十多问(一说是一百五十多问),其中很多是问自然现象。
      
      对于日初出如车盖沧沧凉凉,及日中如盘盂如探汤,这些有规律的现象,古人尝试用已知的知识来解释,并不诉诸鬼神。对于偶发性自然覝像,如雷电风雨,古人解释不了,以为是神秘的力量如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使然──这也说明,古人有了解和解释这些自然现象的欲望。
      
      今人遇到新的物理现象时,不是用已有的知识来解释吗?在己有的知识解释不了时,或者出现矛盾时,便会对现有的知识产生怀疑,会提出新的假设(也会想到神秘的力量,例如宇宙人或者UFO),通过观测和实验,修正之,因而人类的知识宝库得以丰富。笔者相信,古人今人都是这样做的,今人这样做是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笔者还相信,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过程和规律,古今中外,是一样的。
      
      史家们告诉我们:僧一行在公元723年已经制出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欧洲人到十五世纪才有,1090年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中便有机械钟;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就提出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而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在五百七十多年后(1819年)才提出同样的方法;中国古代的农业是很发达的。笔者认为,它们的出现或发展不可能离开这个认识过程。
      
      史学家们还告诉我们:古人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就有581项彗星记载,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467年记录到哈雷慧星,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特别是光学,例如论阴影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等等。在宋代,沈括在1080年描述了磁针并指出磁偏角,而欧洲人到十五世纪才知道磁偏角。
    
      史家们说: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国的科学比西方先进。后来,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己的进程中,欧洲人走到了中国人的前头,距离越来越大。中国人落伍了。
      
      科学、技术毕竟是人去做的,是人做出来的,尤其是士人群体做出来的。对于有兴趣的事,就会“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进而“众里觅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两小儿辩日的记载,古人的成就,证明了古人有兴趣有能力认识和了解自然。然而在后来,中国的士人群体探索自然的兴趣暗淡了。为什么呢?
    
    士人群体缺乏探索自然界的兴趣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探索、探险、发现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广袤沃野发祥,在几千年前就完成了对周边的地理大发现,创造了发达的中华农耕文明。以汉人为主的后代在祖先留下的家园上,建立了汉人国家,经过征服和被征服逐渐演变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为了争夺主宰祖先留下的这笔巨大财富的权力,一次又一次出现了血腥的窝里斗,将家园投入周期性的大破坏,重复“ 乱─治 ”的循环。
    
      在“乱─治 ”的循环中,不论赢家还是输家,他们需要士人们的谋略、计谋和忠心。士人们的最大抱负,是给皇帝打工出谋划策抢天下,从事“劳心者治人”的事业──这是上乘的飞黄腾达大道。
    
      诸葛亮通天文、察地理,在国人眼中是智慧的化身。然而刘皇叔看上的,或者说对他有用的,是诸葛亮的成霸业之谋略、挫强敌之计谋,对主子之忠心。
    
      对皇帝对众士人来讲,最紧要的是会玩谋略、耍计谋,玩出霸业,耍得黎民百姓俯首帖耳。探讨苹果为什么是落到地上不往天上飞,研究十斤重的物体落地是否和一斤重的一样快,毫无意义。他们不需要这种学问。樊迟请学稼,孔子说他没有出息,曰∶ “小人哉,樊须也!" 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臣关系、官民关系,也是为官之道。在孔子看来,为官“焉用稼!"如果樊迟问孔子苹果为何往地上落,孔子会说什么?
    
      两千年来,我们的民族崇拜的是谋略家、计谋家,“与人奋斗”的佼佼者,士人们走的路是读书-科举取士-做官,他们的前程拴在帝王的腰带上,帮他们抢天下、坐上权力的宝座、“治国平天下"──虽然用孔孟之道,或者别的什么思想,治国治了两千年也没把国家治理好,周期性的大破坏一次又一次发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样的思想陶冶下,士人们把智慧用在谋略上,计谋上,怎么会对探索自然、认识社会、发明创造抱有兴趣呢?更不要说探索自然、探索社会、发明创造之兴趣受到的人为摧残了。
    
      自秦汉以来,在赤裸裸的利益驱动下,士人做官“治人”的心态至今犹存:网上载,在深圳一处长职位出缺,竟引来四十教授角逐──处长职位能够得到的利益远高于教授,处长职位的权力虽然不大,却能带来教授不可能有的利益。
    
    帝王对天文学的垄断
    
      对于近代科学的诞生,古代天文学起了重要作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端是天文学的革命。在古代中国,天文学是帝王的统治工具。自秦起,中央政府设有司天监或钦天监戓类似机构,也是古代唯一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天文官员的职责按官职大小划分,是非常明确的,越权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政府严禁天文官员和非天文官员交往,防止天象外泄。
    
      中国古代天文学有“观天象而知未来"的内容。古人的观念是,知天学,可知天下运势,是以历代帝王严禁私习天文,惧布衣百姓一旦知天文,便于造反,因而严禁私学。明“开”国功臣刘伯温,为子孙避祸,死前以《天文书》授子琏曰: “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
    
      中国古代帝王对天文学的垄断、采取的政策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士人群体没有成为能独立思考、持批判态度、思想开放的阶层
    
      历史上中国的士人群体是统治者的附庸,是依弣在统治者这张皮上的毛,没有成为能独立思考、持批判态度、思想开放的阶层。他们的命运由统治者的意志决定,没有也不能有独立的思想。梁启超说:“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他又说,“必是摆脱……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建立一家的学说。"( 梁启超:《思想解放》)。在中国,加在士人头上的思想束缚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长期钳制思想自由,学术焉能不衰落?进步焉能不停顿?世界上主义、学说、理论多得不得了,就是没有在这片黄土地上产生的。
    
    文字狱对思想的禁锢
    
      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政治现象。按《汉语大词典》,文字狱是“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字狱是“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仅乾隆年间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三十多起。因言论获罪,中外都有,但就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而言,中国当数第一。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审判信奉不符合天主教正统教义的思想、学说、规范和礼仪的教徒或者对罗马教廷所阐释的教义持怀疑否定的教徒。史学家说,五百年间,宗教裁判所杀害了六千人(http://www.davidmacd.com/catholic/inquisition.htm)。然而中国历代皇帝设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上千人。例如,1663年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案,牵连七百家,斩首一千余人,发配的不计其数。凡参与编书的、组织的、刻书的、装订的、印刷的、买卖的以及有书不上缴的,都处死刑(《概说千古浩劫:清朝三代“文字狱》, http://news.hunantv.com/x/w/20090224/151190.html)。在中国,这还不是最残酷的文字狱。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禁锢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和奴化的历史。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已亥杂诗》中《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投入训诂、考据的故纸堆或者写诗填词、制灯谜、对对子之中。四亿或者更多亿神州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 “万马齐喑"的境地。
    八股取士和围绕八股取士的教育扼杀了创造精神
      
      中国的科举制度大约滥觞于隋,历经唐、宋、元各代,成为国家取士之途。宋代继承隋唐五代的科举制度,并且在这基础上有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使得科举制度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到明代,制定了一套以羁糜牢笼士人的八股文体。1370年即洪武三年,明代建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1487年即宪宗成化二十三年规定以八股文取士。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命题,而士子的文章也有一定的格式。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共八段,士子作答时,必须依照题义,揣摩古人的语气,“代圣人立言",不许发表个人见解。
      
      明设立科举制度,清承袭明制,而且变本加厉,割裂四书五经的字句以出题,士人学问空疏,八股闭塞民智。
      
      八股文成为衡量才学的标准,科举取士变成了八股取士。学校的教育则围绕八股取士进行,训练学生读八股文、作八股文,不仅思想受束缚,甚至连史书、算学等知识的传授都被废弃了。
      
      终于,八股取士扼杀了国人天赋的创造能力。中国文化被桎梏了五百余年之久。
    
    后记
    
      写这篇文字是抛砖引玉。笔者希望引来玉,也引来批评。在文中,笔者说,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过程和规律,古今中外,是一样的。有人会批评,“你怎么知道古人认识自然的过程和规律,与今人是一样的?"或者,批评这篇文字太过武断,逻辑混乱,太过学究气,满纸荒唐言。
    
      笔者孤陋寡闻,知识浅薄。这样的批评,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只是这样的批评,笔者会觉得,没有白写这篇文字。
    
      本文轉自《表面組裝技術》二零一零年第四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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