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行在饮鸩止渴中破坏市民的幸福感/李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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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行在饮鸩止渴中破坏市民的幸福感/李骁飞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06日来稿)
     正当上周的新闻没有去深究4月11日以后的事情，进而让群众以为媒体没有造势而限行就会自行终止的时候，北京市如西方政府的坏消息习惯于周末发布那样，在清明假期前“突然”宣布了以继续尾号限行为主的所谓交通综合治理措施，而且不容商量的把期限定为了两年。我的数学不好，我不知道下一次再延续限行，究竟是三年还是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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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行能不能解决交通问题，显然不能。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该跑的衙门还是要跑，该送礼还是要送礼，该去机场还是要去机场，该做秀还是要及时赶到合适的场合，该婚丧嫁娶更不能不办。有资源的，什么都不怕也不怕限行；有钱的，买两辆车、三辆车的在增加；腻烦的，周周闯限不在乎罚款还淡薄了法制精神的大有人在。住的远且工作压力大的，基本不开车也没法保住饭碗。限行在短期内可能缓解一下路面上的压力，但是导致的车辆超过自然增加规律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如此下去，只能搞单双号，进而再导致更多的家庭增加购车，如此下去，汽车把主干道都停满都可能。到那时，就不是缓解交通的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是城市管理的崩溃。

     在解释为什么限行的时候，提出的理由是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环境。这些固然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宪法》的精神和《物权法》的主旨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背离了法制精神，就是再有效的举措也应该被制止。否则，短期内我们可能被麻醉，但是几年后恶性循环的结果，却必然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最可怕的是，如果行政部门带头可以忽视法制，迷醉于不受节制立杆见影的行政指令，那老百姓就更会变本加厉的蔑视法制。当行政权力过于强盛、法制尊严逐步沦丧的时候，我们也就失去了平衡社会矛盾的宝贵场所，让行政部门进一步站在各种纠葛的风口浪尖上。那时，行政权力可能就变得不那么有效了。

     还有一点，永远比交通是否畅通更重要，那就是人们的幸福感。幸福感最首要的就是自由了，否则，为什么一切犯罪分子都要通过失去自由去惩罚呢？显然，无论你是贪污的高官、渎职的干部，还是强奸犯、抢劫犯、诈骗犯，一般都是通过把你限制在牢笼里去加以改造，在铁窗里的人们会感叹自由的宝贵，这正是裴多菲理解的生命和爱情不足以相比的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而限行呢，无论你是有一辆车还是三辆车，那种每天算日子的痛苦和烦闷是一种悲哀，那种心灵上的困扰和劳累是一种煎熬。人们还应该有一种自由，就是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首先是知情，我们说人民要监督行政部门，如果行政部门干什么、想干什么人民都不知道，又怎么去监督呢？限行从决策到出台，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人讨论决定的，如何制定的。

     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兼顾当前和长远，考虑各种因素。想问题、办事情要控制成本，要重视人的感受，要注意各方面的协调协同。有效的管理从来应该是刚柔并济，以用弱守柔为上，进而以柔克刚。如此循序渐进并非谨小慎微，只是一种表象，关键是在统筹兼顾中有所作为，在整体推进中抓好着力点，控制好力度、速度、角度、深度，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一刀切、强有力，追求立竿见影、刀刀见血，实际上呢，副作用很大，成本很高，不可持续。技术含量低的东西如果能够超过有技术含量的东西，那这个世界就前进不了了，也是没有必要前进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